追憶楊人 先生

馬克垚

最近因為寫一篇短文的需要，查過一些世界史前輩的行跡，感到很有必要懷念一下楊人楩先生，他和別的同代學者不同的是，一生講授、研究世界史，為發展、提高我國世界史地位做出不懈努力，而他的同代學者在講授世界歷史時，因為國內研究條件不好，往往同時研究中國史?？上液蜅钕壬鷮I不同，接觸不多，不能充分表述楊先生的學問人品，只能回憶一些點滴往事，寄托對楊先生的尊敬感念之情。

我大學三年級時聽楊先生講授世界近代史前半段，共計一學期。那時我們比較幼稚，認為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大概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系里楊先生最具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神氣。他上課往往還穿著西裝，神采飛揚，講到得意處時，脫去上衣，只穿著西裝背心，把兩個大拇指插在背心口袋中，更顯得意氣風發。他不像一般老師上課時寫有講義，而是只有提綱，提綱也不太好懂，依稀記得有些短句，“不為榮譽花一文錢”，“拿破侖的刺刀一刺”，“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等，大概都是出自馬克思的著作（當時我們也不知其來歷），但斷斷續續，聽了他的講授才能連起來，了解其中的意思，所以老給他反映問題。我大概是課代表（那時每門課有一個學生任課代表，負責反映同學意見），記得還開過一次會，給楊先生提意見。我畢業后留系工作時，他見了我就說：“你們班就是愛提意見?！笨赡芪覀內撬先思也桓吲d了。

我畢業后留在世界史教研室當助教，教研室主任是楊先生（那時全系只有一個世界史教研室），逐漸知道他生性耿直，有話就說，愛提意見。他不大管教研室的事，似乎在外面活動較多。有一次他曾經對我們說：“現在沒有條件研究世界史，你們最多就是搞點中外關系史?！边@可真是當頭一棒，其實他說的是實話。那時正值“向科學進軍”的號召發出，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到來。學校也大力改善對知識分子的待遇，在未名湖邊專門為教授開了小食堂、理發館（免得他們排隊等候），星期天學校派專車接送教授進城，甚至文史樓還為教授修了專用廁所。楊先生就更加意氣風發，他到處呼吁，要設立世界歷史研究所。因為那時中國科學院（還未建立社會科學院）有歷史一所、二所、近代史所，就是沒有世界歷史所。要求建立世界歷史研究所以推進世界史的發展，楊先生是我國第一人。他還奔走要組織世界史學會，創辦世界史雜志，編輯世界史資料叢刊等。他的專著《圣鞠斯特》這時也再版發行，還送我一冊?？上Ш镁安婚L，早春天氣轉瞬即逝。楊先生也因為要設立世界史所等言論“獲罪”，在全北京史學界和我們本系的會上，都受過批判。我印象較深的是本系的那次會，是在文史樓二層東北角我們世界史教研室開的，時間是晚上。揭發出楊先生的問題一是要設立世界歷史研究所，就意味著他要當所長，是向組織上要權;二是組織上曾經要他擔任歷史系副主任，他居然提出來要和翦老（系主任翦伯贊）分權，即要和翦老分工。似乎還說到楊先生在解放戰爭時期，在《新觀察》上寫文章，要走第三條道路。而楊先生在北京臨解放時，曾在傅作義召開的會上，力主和平解放，說你傅作義如果和平起義，我楊某人作為歷史學家，一定為你在歷史上大書一筆。批判的結果，沒有給楊先生戴右派分子帽子，叫作帽子拿在群眾手里。即如果你以后不老實，隨時可以給你戴上。他的那些呼吁、要求也都一風吹，不再提起。只有編輯世界史資料叢刊的工作已經開頭，以后還一直繼續下來，為世界史資料做了奠基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我下放齋堂勞動，回系后世界史分為古代、近現代兩個教研室，我到古代史教研室隨齊思和先生學習中世紀史，和楊先生的接觸很少，情況更不甚了了。只知道那時提出研究亞非拉美等第三世界的歷史，楊先生毅然改行，不再搞他研究多年的法國史特別是法國革命史，而開辟非洲史全新領域，篳路藍縷，奮勇前行。他開設非洲史課程，帶領助教、研究生，并且一方面為國家編寫《非洲手冊》，一方面著手編寫非洲史綱要。不久“史無前例”的日子來臨，楊先生作為“漏網大右派”，自然首當其沖，被抄家、批斗，關牛棚，我們歷史系的黑班還被放到昌平校區勞動改造。一九六九年秋，我們學校不少老師被下放到江西鄱陽湖邊鯉魚洲勞動，我自然在下放之列（我因為所教專業不重要，政治上也不怎么樣，所以每逢勞動、下放、四清等，必然首當其沖），奇怪的是工宣隊讓楊先生的夫人張蓉初先生也下放，卻把楊先生留在學校。記得那時楊先生年老力衰，行走已不方便，坐了三輪車到我家，為的是替張先生從我們這里花一元兩角錢買一個裝行李的袋子。我妻子耿引曾隨我一同下放，他們機關中國歷史博物館處理給下放人員一些裝文物的袋子，我們不用所以轉讓。

一九七一年我們從鯉魚洲返校，世界史的全體教師在一塊政治學習，楊先生也來參加。他雖然身處逆境，仍然直言不諱。那時響應“學一點世界史”的號召，全系世界史教師編寫一部新的世界史，即后來出版的《簡明世界史》。編寫新世界史當然貫徹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并且強調第三世界的歷史作用，所以大綱充滿了階級斗爭的內容。在討論大綱時，楊先生就說，這大綱把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伊朗巴布教徒起義放在同樣的地位，無論從歷史意義和作用上，兩個都是不能比的。表示了對我們所擬大綱的不同意。不久他生病住院，我還去醫院看過他?！拔母铩睍r期的校醫院不照顧老教授，他和七八個病人住在一個大房間內，他抱怨說環境嘈雜，休息不好。后來即因為這一原因回家養病，因疾病發作救治不及而逝世。

楊先生的一生，是為推進、提高我國世界史學科奮斗的一生。他在牛津大學學習，所寫論文就是研究圣鞠斯特，回國后也一直從事世界歷史的教學與研究，特別是從事法國史、法國大革命史的研究。翻譯出版了克魯泡特金的《法國大革命史》、戈特沙爾克的《法國革命時代史》、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并把自己的論文The Political Ideas of Saint-Ju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譯成中文，題名《圣鞠斯特》，于一九四五年在重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前有緒論，內分四章，后有結論，后列參考書目，書目又分為原始材料和一般著作，使我們后學得一窺寫學術論文的要旨。受到批判后，他也沒有灰心喪氣，又從事非洲史的研究，致力于為世界史開辟新領域?？上姆侵奘肪V要手稿、材料等，在“文革”抄家時幾經損失，后來由他的弟子們整理成《非洲通史簡編》，由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四年出版，是我國自己編寫的第一部非洲史。

楊先生逝世后，張蓉初先生協助修改他的《非洲通史簡編》，并且把他們畢生的存款在系內設立“楊人楩獎學金”，獎勵研究世界史有成績的年輕教師、研究生等。她自己則投身到俄國史的教學、研究中去，帶研究生，參與編寫《沙皇俄國侵略擴張史》、《俄國歷史綱要》，參與翻譯克留切夫斯基的《俄國史教程》等工作。我和耿引曾因為在鯉魚洲和張先生相處很好，每逢過年過節，就到她那里走走，以慰寂寞，直到張先生也逝世。

現在，借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和首都師范大學聯合召開當今的老年世界史學人會議，回顧我國世界史學科發展情況之機，寫此短文，以緬懷楊人楩先生。并希望有心人共同回憶我國世界史學科的發展歷程，提供前輩學人的有關材料，以助擬議中的我國世界史學史的編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