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和《中國青年》

盛禹九

為《中國青年》確定辦刊方針

胡耀邦是1952年8月來團中央主持工作的。他一到團中央，就抓報刊工作。上世紀50年代初期，在《中國青年》辦刊方針問題上，團中央曾有過一些爭論：一種意見強調刊物的群眾性、通俗性和實用性，認為應為廣大青年服務，指導和幫助青年解決工作、學習、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各種切身問題，文章宜通俗短小，便于閱讀。建國初期，特別是1951年《中國青年》改為雙周刊后，就是這樣辦的。另一種意見則是強調刊物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權威性，認為青年的切身問題固然要談，更重要的是應針對青年在革命和建設中的思想問題，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要講究文章質量。為此，1953年，團中央就這兩種意見進行過一次討論，最后由蔣南翔書記作總結。南翔同志肯定了后一種意見，認為《中國青年》應“配合黨的中心工作對青年進行政治思想教育”，要幫助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因此，當時的《中國青年》除了配合黨的中心工作，如抗美援朝、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針對青年的思想進行一系列宣傳外，還發表了恩格斯《論自然辯證法》這樣理論性很強的論文。1952年，編輯科科長吳佩綸同志調離《中國青年》前，總結編輯工作，他把“緊跟兩頭（即中央和青年）”作為貫徹辦刊方針的最重要的編輯思想和工作經驗。

蔣南翔對《中國青年》編輯方針的確定，使刊物面貌煥然一新。1953年發行量由原來的15萬份上升到30萬份，很快60萬份、120萬份地成倍增長。盡管如此，一些人對編輯方針仍猶疑不定。特別是1952年團中央更換領導班子后，一些新來的領導，例如當時的宣傳部長項南，就正式提出“改進《中國青年》工作”的書面建議，希望恢復到原來“群眾性、通俗性和實用性”的面貌。當時，編輯部的一些同志為此曾一度苦悶，不知如何是好。

這個時候，首先站出來講話的是胡耀邦。我記得在一次談話里，針對那些主張《中國青年》要多談包括如何燒菜做飯、設計服裝、旅行照相等的見解，耀邦同志斬釘截鐵地說：“《中國青年》是個政治思想教育的綜合性刊物，應該具有思想的權威。首先要求每期要有兩三篇非常切合當前廣大青年政治生活中的問題的文章，這就是我們雜志的個性?！彼J為，“《中國青年》第一位的工作是抓思想”，“也就是抓那個時期的思潮”。

此后，耀邦同志又多次提出，《中國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