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與轉型：一座新建宗祠的調查研究——以鄂東英山段氏祠堂為例

文‖方圣德

復興與轉型：一座新建宗祠的調查研究——以鄂東英山段氏祠堂為例

文‖方圣德

本文運用藝術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探究新建宗祠信仰價值，透過圖像分析鄉村經濟建設過程中構建宗族網絡的方式和重要性，調試鄉村自治系統里宗族勢力與國家政權之間的博弈，促進宗族文化在“美麗鄉村”的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復歸；新建宗祠；宗族網絡；美麗鄉村

傳統中國村落社會的組織結構，是一種以鄉村精英為主導的、宗族式的自生秩序，其內部的平衡是依靠禮俗儀式等象征性的文化符號來維系的。這就使得宗族祠堂成為了各種鄉村公共文化現象的衍生中心。自近代以來，新興的國家權力實現了對社會各層次的覆蓋與重構，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末“全能國家”的政治模式，使前述傳統鄉村自生秩序逐漸從衰落走向隱現。改革開放之后，生產關系的調整以及國家權力的一定程度收縮，傳統以血緣為中心的紐帶再次復興，廣大鄉村又出現了修族譜、建宗祠的現象。然而，此時的鄉村文化結構卻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自治文化、國家意識形態和新興的市場經濟消費文化形成三股拉扯的力量，鄉村社會“自80年代以來，公共生活衰落，社會秩序惡化，鄉村社區也在解體”[1]260；同時，“再亂的村莊也有一種自然的規律在起作用”[2]303。30多年的改革開放，帶來了農村社會政治與文化結構的變遷，鄉村基層組織也已經不是簡單的政權組織，“政治力量一旦松懈，農民便迅速回到上溯千百年的老路子”[3]21。這條“老路子”的集中表現，則主要是修建宗祠和重修宗譜，特別是那些經濟實力較強的宗族，以及涉及到保護經濟利益的宗族。相對于傳統宗祠而言，新建宗祠由于受到各種條件的制約和限制，無論形式與功能，以及在鄉村建設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會隨著新形勢而有所變遷，也體現了傳統宗族觀念在當今社會的適應性轉型。

一、形式：從紀念性建筑到紀念碑

傳統宗祠屬于紀念性建筑，深邃的空間和二維的延伸所呈現出建筑群的形制，由于承載著除紀念性之外的眾多功能，使其紀念性特征并不明顯。新建宗祠一方面受建筑用地的審批的影響，占地面積不斷緊縮；另一方面族人們更愿意把現有的資金用于核心建筑的建造與裝飾上，因而新建宗祠多為單體建筑，遠遠望去就如一座高大、豪華的紀念碑。如新建的英山段氏祠堂，耗資150余萬元，由族內戶主和嫁出去的段姓女兒集體出資建成，是目前所在村中規模最大，耗資最多的建筑。

此外，新建宗祠在其他方面也盡量體現其紀念意義。在建筑裝飾風格上，段氏祠堂保持了傳統宗祠程式化的主要空間和莊重、整齊的格調。筆者在調查過程中，詢問了參與設計的族人，問他們有沒有想過在保留功能的情況下，為了節約成本或其他原因，按照現代建筑的樣式設計新型的宗祠，他們回答：“從未想過，如果做成現代的建筑樣式，那還是個祠堂嗎？！”他們擔心的是，沒有了傳統祠堂形制和裝飾的新型祠堂，其“紀念碑性”（1）會喪失。

進一步突出“紀念性”的是宗祠內外的匾額祠聯。費孝通在其《鄉土中國》中闡述了文字與語言的關系：“在鄉下，語言能充分滿足人的需要，所以，鄉下人只懂得語言而不識文字。他把語言排成語言——文字——語言三段式，認為無論是古老的語言還是未來的電子通訊，都是口頭性的、工具性的，比起作為間接的語言的文字而言，更接近于實用的技術，這就十分接近馬林諾夫斯基對于巫術—宗教—科學的論述，后者認為，巫術與科學一樣，是技術性的、理性的，而宗教則不同，這種高高在上的廟堂與經典‘大傳統’，與人的基本需要關系不大?！盵4]因而，當文字以“大傳統”的姿態進入宗祠時，凸顯出莊重的儀式感和紀念碑性。段氏祠堂內外共有匾額5塊、祠聯6副，皆為黑底燙金字。特別是門楣題匾“皇恩世祿”，在做工精致、裝飾豪華的門屋的襯托下，就像一塊牌坊式的紀念碑；進入祠堂后，每一根粗壯的大紅立柱上都懸掛著醒目的祠聯，內容皆為本族歷史、宣揚先人功德和訓勉后人的警句，在這類文字的感召下，使族眾迅速地進入到儀式的空間。

二、功能：構建宗族網絡的鄉村經濟發展模式

在段氏祠堂上廳的神櫥上，共供奉有7位段氏先祖全身坐像，高度均為120厘米，主神為段姓始祖共叔段公，其余六位分設兩旁，分別是創立英山段姓一支的始祖段朝立和對本族的發展有突出貢獻的先祖。主神位供奉姓氏唯一先祖的方式在當代新建宗祠中幾乎是共識，主要是強化“天下X姓是一家”的宗族觀念。祠堂中廳東墻設立有功德碑，為修建宗祠捐款5000元以上人士立碑立傳，并配有瓷板照片，共75人73塊碑，有兩塊為夫妻，其中捐款數最高為10萬元，這些捐款人大多在他鄉經商或工作，有些還做了較為詳細的個人介紹，甚至是廣告宣傳，如經營的主要產品等。另外，為5000元以下的捐款者立碑刻名，共有440人，捐款人大多數為本村本族人，有少數是本族人在附近鄉鎮或縣城工作，其中有三人為嫁出去的本族女性。另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視覺資料是，在神櫥的主神位“共叔段公”雕像的左右兩邊各有一塊祖先牌位，左邊為“段氏歷代故先祖父母之神位”，右邊為“段氏歷代故先姑祖父母神位”。這種允許外戚捐款修筑宗祠，并在祖宗牌位上供奉姑祖父母的做法是極為少見的。筆者在調查過程中，就此問題詢問了本族的修譜人員，他們認為，其目的是為了盡可能的籌措建祠資金和聯絡外戚人員，為族人開拓人脈關系。

“紀念碑”的重建，已經為敬宗收族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在進一步修譜、立傳、祭祖等形式的感召下，宗族人脈達到了自新中國以來最好的時期。30多年來，改革開放使鄉村人口的血緣、地緣和業緣相統一的生存模式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甚至解體，因此，人脈的聚集，不僅僅是敬宗收族的需求，更希望借助血緣的紐帶，重構血緣、地緣和業緣相互依存的現代農村經濟發展模式。

孫中山在《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第一講中說：“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贝擞^點到目前還能驗證，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依然還要倚靠家族主義。民眾重視家族的傳統具有高度的凝聚性，其行為準則表現為“情境中心”取向，人類學家許烺光認為，中國人在所關切的親屬和地方性組織的內部，他們相互黏附在一起就像最堅硬的粘土。[5]344這種以情境為中心的中國家庭，培養了中國人向心的世界觀，在人際關系中，表現為相互依賴，進而相互協作，“它使中國人能夠輕松自如地在向心的中國宗族結構中‘人與人之間關系完全調和’這一理想的框架內滿足其社交、安全和地位的需要”[6]39。新建宗祠所耗費的巨額資金來源，充分地體現了宗族相互協作的精神。另一方面，外出經商的私營業主、企業家在用人制度上，在信任管理機制相對缺乏的階段，往往會優先考慮本族人員，這一現象在家族企業中表現尤為突出。英山段氏祠堂自建成以來，每逢正月初一大祀，都會邀請在外“混得好”、“有頭臉”的成功人士回鄉祭祖，這不僅增加了族人的“向心力”，也擴大了本族企業家們的人才選取范圍和族人的就業輸出，搭建出鄉村經濟建設向外的宗族網絡。

作為宗族的族長或領導核心團隊，要想促進本族的經濟發展，改善本族民眾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構建本地經濟建設向內的宗族網絡。從農村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農村工業化是必經之途。在改革開放的前20年，中國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使鄉村工業成為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部分，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為9.5%，此期間，鄉村工業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則為27%，其比例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7.7%（國家統計局，1998：12，99）。近十幾年來，隨著國家工業化的發展，特別是對地方私有企業的大力支持，使鄉村工業在生產技術、經營管理和企業運作都有了長足的進展。在鄉村工業進一步深化的基礎上，許多原來只依靠勞力輸出的村莊，現在也開始考慮向工業生產發展，段氏祠堂所在的瓦寺前村正處于這一轉型時期。

瓦寺前村位于英山縣南河鎮大畈肥沃區的核心地帶，是英山白茶的主產區。南河鎮境內石材資源豐富，近年來通過招商引資的方式共建有16家采石廠，瓦寺前就有兩家。2014年5月耗資200萬元修復完成的瓦寺前段氏府是清代光緒年間湖北省候補知縣段昭灼府邸，現為湖北省文物保護單位，黃岡地區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群。另外，名人資源也是段氏家族寶貴的財富，民國總理段祺瑞祖籍就是瓦寺前村；英山第一任知縣南宋段朝立也為瓦寺前段氏，今墓址猶在。這一系列的農副產品、礦產、旅游和人文資源都是瓦寺前村工業發展的堅固基礎，此外，瓦寺前村地處南河鎮郊，毗鄰201省道，為英山、羅田和浠水三縣交界的咽喉，是大別山物資進出的要道。在“政府引導，村級主導，農民主體，個人投資”政策的引導下，段氏祠堂的重建絕不僅僅是為了敬宗收族和祭祀祖先，更重要的是依靠本族的人脈資源，通過自籌、引資和族內融資的方式，發展鄉村工業，搭建向內的工業經濟宗族網絡。并在此基礎上，通過外戚融資，促進與他族的相互協作，使家族工業向現代集團工業發展，進一步提高我國鄉村工業化水平。這也是段氏祠堂為外戚捐款者立碑，在祖宗牌位上供奉姑祖父母牌位的人類學闡釋。

三、調試：忠孝兩全的現代詮釋

傳統的宗族組織不僅是一個血緣共同體，它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這一點可以從各宗族的《族規》、《家規》、《族約》等條款的制定中可以看出，如清光緒年英山段氏《族規》告誡族人：“誡窩逃以免誅連，完錢糧以省催科，連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痹趥鹘y的宗祠里，也常常見到“忠孝兩全”的匾額。古代中國鄉村“雖有鄰、里、保、甲甚至鄉等設置，但它們并非國家行政區劃，也沒有行政組織，僅僅是一種地域單位，鄰、里、保、甲長皆為職役，而非官職”[7]585-586。至宋代始，“宗族就與里社保甲這種基層政治組織相輔相成，甚至兩位一體成為國家統治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由于其特殊的倫理道德規范的約束，它在地方上發揮的基層政權功能甚至為國家法令所不及”[8]130。而宗祠則是宗族發揮政治共同體的作用的平臺，它“是族人交際的場合，是族老政治的舞臺；公眾意見由此產生，鄉規族訓由此形成，族人無不以祠堂的教義為圭臬”[9]28。并以此作為與國家政權和地方政府交涉的籌碼，來維護與整合本族的權力和權益。

20世紀初，自新民主主義運動始，傳統宗族的政治共同體性質被各種運動不斷地沖擊和批判，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政權體制強勢地滲透到鄉村社會組織系統，使宗族體系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其物質形式絕大多數被毀壞，但運行的模式依然潛在于民眾的生活習俗和思想觀念里。因此，隨著國家政策的變化，在南方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充分發揮宗親的力量，擴大海外投資渠道，發展地方經濟。在鄉村工業化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南方模式”不斷刺激著傳統的宗族系統，宗族的復興與重建便隨著經濟體制的轉型應運而生。近幾年來，國家的新農村建設政策，更是進一步激活了鄉村發展的引擎，但也給鄉村的宗族自組織系統的運作提出了挑戰。

在封建社會中，由于國家行政基層組織的缺失，宗族權力在部分層面上會凌駕于國家權力之上?，F代國家政治體制中，宗族勢力也在不斷滲透到農村的基層政治領域，影響農村村民委員會的選舉與村干部的產生，但國家權力的權威與法律保障則是宗族政治共同體繼續發展甚至存在的底線。走進新建的英山段氏祠堂，門樓第二層建有一個戲樓，小范圍祭祀活動的演戲在此開鑼，也可以供雨雪天氣的演戲使用，戲臺的北面有中廳、祭廳和神櫥，每逢祭祀，就有“低頭祭祖，抬頭看戲”的景象。在戲臺的背景墻上，書有“弘揚中華文化，促進社會和諧”兩排朱紅大字。宗祠的西廂房是修譜和議事廳，南墻上掛著新設計的段氏族徽，族徽之上，懸掛著一面大大的國旗。這兩處帶有明顯國家政治權力形態的視覺標識，似乎時刻提醒著段氏族人在維護自身的權利與權益時，要處理好宗族權力與國家政權與法律的關系。

四、結語

傳統宗祠特有的功能性使其建筑形制一直保持著程式化的樣式，新時期以來，基于建筑本身的禮儀功能和精神訴求并沒有消失，它甚至是重建宗祠的誘因，因此，新宗祠按照傳統禮儀功能要求進行設計建造。另一方面，宗祠的信仰價值已然減弱，以致新建宗祠除門樓外在建筑內部裝飾上的投入很小，但也能從僅有的視覺藝術資料，探究其圖像背后的文化、經濟、政治因素。

我國的祠堂建筑可以上溯至周代，經過了宗廟——墓祠——家廟——宗祠的發展軌跡?！懊鞔尉甘迥?，明世宗吸納禮部尚書夏言上疏，詔令天下臣民祀始祖，遂使宗族祠堂遍天下，明清以及民國，成為中國祠堂發展的鼎盛時期?！盵10]18英山段氏祠堂所在的瓦寺前村，1968年以前有段氏總祠一座，支祠十余座。筆者在調查過程中，原打算把新舊宗祠的形制和裝飾做一些對比研究，然而，盡管近300年來段氏族譜的傳承十分的有序且完整，但關于宗祠建筑方面的可靠資料幾乎沒有，保存較為完好的“段氏府”建筑群應該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這已經超出了本文關于藝術人類學的研究方案，所以，在研究策略上，轉移到關注新建宗祠的“活歷史”上，來追溯宗祠功能在文化變遷中的原動力。事實上，這一圍繞宗祠展開的“活歷史”也一直在演繹。2011年8月，筆者第一次見到段氏祠堂時，正在建造其門樓，據建筑方講，門樓的建筑與裝飾耗費了一半以上的資金，當時在雜亂的工地上顯得十分的豪華和耀眼。當年11月竣工慶典的時候，幾乎吸引了全鎮的人來看熱鬧。段氏家族的“面子工程”刺激了同鎮王家道村的王氏家族，該族于2013 年11月集資開始建造“王氏祠堂”，相距段氏祠堂不足三公里。2014年8月筆者進一步調查段氏祠堂時，查看了王氏祠堂的建造進度，發現其建筑規模和單體建筑體量遠大于段氏祠堂，據建筑方稱，完成主體建筑和裝飾將耗資300萬左右。對于這兩個臨近的宗族而言，“族際競爭則成為家族凝聚力的源泉”[11]5，段氏族人表示將進一步集資在村口和臨近大道的路口建造兩座石牌坊，豐富段氏祠堂的建筑群結構。另外，段氏族譜的修撰即將完工，他們將以發布新譜為契機，盡量籠絡海內外知名族人，深化本村經濟建設向外和向內的宗族網絡發展模式，提升段氏家族的經濟競爭實力。

另一方面，“面子工程”的競爭還會引發政治權力和權益的競爭。盡管目前宗族勢力在鄉村政治權力上的訴求表現還不明顯，村民的參與熱情也不高，然而，一旦受到經濟利益的驅使，政治權力過于集中在宗族勢力手中，就會導致嚴重的后果。1999年福建廈門“遠華案”中的賴氏家族和2013年廣東陸豐博社村“制毒案”中的蔡氏家族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因此，當宗族勢力全面復興來臨時，依托鄉村宗祠開展社區文化建設，發揮傳統宗族文化在鄉村工業化和鄉村自治中的作用，在形式和內涵上實現“美麗鄉村”的建設目標，其現實意義是很顯然的。

注釋：

（1）關于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筑的“紀念碑性”的觀點與理論，主要見于巫鴻的《九鼎傳說與中國古代的“紀念碑性”》一文，“‘紀念碑性’和回憶、延續以及政治、種族或宗教義務有關，它的具體內涵決定了紀念碑的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等多方面意義?！彼J為，公共性的紀念碑藝術在漢代以后，隨著獨立藝術家的出現而轉化為個人行為，其早期中國藝術的紀念碑性隨之終止。筆者認為，宗族制度下的民間宗祠建筑依然還保留著強烈的“紀念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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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編號14YJC760009）：復歸與轉型——藝術人類學視野下鄂東祠堂興建現象的調查研究；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研究項目（編號13g410）：從敬宗收族到文化消費——鄂東地區新建祠堂的功能研究。

方圣德，黃岡師范學院美術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