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國制度環境約束下企業動態能力與國際化區位選擇

葉廣宇+申素琴+靳田田

摘要：通過整合制度理論、動態能力理論和國際化理論的既有相關研究，探討了母國制度環境對中國企業國際化區位選擇的影響機理。在中國具有演進性和分割性特征的制度環境約束條件下，企業將逐漸形成與之匹配的變革更新能力、資源整合能力和機會識別能力，這種異質性的動態能力使中國企業在相似的制度環境中能夠獲取相對于發達國家企業的比較優勢，從而中國企業在國際化初期亦應選擇進入制度環境同樣具有演進性和分割性的國家和地區。

關鍵詞：制度環境；動態能力；國際化區位選擇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11.13

中圖分類號：F742；F27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5）11-0061-04

Abstract：By integrat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or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evolutional and segment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China， Chinese enterprises will gradually gain the capability of update， 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this special dynamic capability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gainst other MNEs in simila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choose a host country whos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evolutional and segmental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dynamic capability； location choice

引言

國際化區位選擇由哪些因素決定？這是企業進行對外投資面臨的首要問題。目前，大部分既有研究均只關注了發達國家企業如何選擇對外投資區位，以及如何在東道國獲取競爭優勢。而對來自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企業應該選擇何種投資環境以獲得生存和發展機會的研究則相對較少。

與西方大型跨國企業相比，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相對薄弱，母國制度環境尚不完善。Peng認為引入制度因素將更好地解釋其國際化區位選擇機制[1]。然而，制度理論對中國企業國際化區位選擇的研究尚未形成獨立體系，甚至不同的研究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如Buckley通過實證研究表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制度質量呈正相關關系[2]。Kolstad和Wiig卻認為，中國企業的投資傾向與東道國的制度質量成反比[3]。之所以得出如此迵異的結論，主要歸因于以往研究多將不同類型的企業看作一個統一整體，以此來分析東道國及母國區位因素對企業投資傾向的一般性影響，卻沒有從異質性層面進一步探討不同企業對區位因素的偏好。

由此可見，既有研究對母國制度環境如何影響中國企業國際化區位選擇這一問題還知之甚少。換言之，對來自中國的企業是否會形成一種源于母國制度環境的特殊能力，這種能力又如何指導其國際化區位選擇等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解答。鑒于此，本文首先在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對轉型經濟時期中國的制度環境及其特征進行分析，探討母國制度環境對中國企業動態能力形成的影響機理，進而剖析具有異質性動態能力的中國企業如何選擇國際化投資區位。

1母國制度環境及其特征

盡管中國的制度環境在過去幾十年間已經得到了大幅改善，但處于轉型經濟時期的中國企業依然不得不在亟待完善且動態變化的制度環境中尋求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诖?，分析母國制度環境的特征并考察其復雜性與動態性，成為中國企業如何匹配制度環境的關鍵所在。

11制度環境演進性

近代中國宏觀制度環境的變遷是圍繞著經濟制度的更替進行的，并呈現顯著的演進性特征，即在原有制度的基礎上進行邊際性調整，逐步修改原有制度的內容，在新制度的比例逐步增加的過程中實現對舊制度的替代，最終建立適應新的發展需求的制度體系[4]。

與此同時，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制度形態的演變亦不是自發進行的，而是在政府與市場的雙重引導下逐步推進的。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改革過程中一直掌握著主導權，并通過制定階段性目標、實時轉換策略，推動改革從易到難、由淺入深不斷發展。不管是自東向西逐步推進的梯度發展戰略，還是先局部再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次序，均體現了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是漸進式的，具有時間上的長期性與空間上的漸次性特征[4]。另一方面，經濟效益的激勵、意識形態的改變以及置身國際市場的競爭壓力形成了中國制度形態不斷向目標模式轉換的強大推力。特別是加入WTO以來，與國際市場接軌的需求、與大型跨國企業競爭的壓力也成為中國改革和體制變遷的主要動力。

很顯然，政府與市場雙重力量的推動保證了中國制度環境變遷的方向和速度，從而中國的經濟體制實現了由“單一的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最終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演進序列。隨著市場的不斷發育，國民經濟體系中市場的比重不斷增加，計劃的比重不斷減少，計劃相對于市場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格局，最終有力促進了國內競爭市場環境的形成。與之相對應，改革邊界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科技領域及其他領域，整個制度形態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亦實現了轉換更替（如圖1）。

12制度環境分割性

中國的區域制度環境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性。從地理區位來看，中國已經形成了長江三角洲經濟圈、珠江三角洲經濟圈以及京津冀經濟圈，并且這3個區域間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差別顯著。除此之外，從行政層級來看，中國省、市、縣三級制度環境同樣存在較大差異，甚至出現了由地方保護而造成的隱形壁壘。

銀溫泉和才婉如指出，中國分割性的制度環境是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的產物，在傳統計劃經濟時期基本上并未出現類似現象[5]。一方面，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是以試驗方式由點帶面逐步展開的。在此過程中，東部沿海地區作為首選的試點享受了大量政府優惠政策。這種不均衡的制度安排使東部地區制度環境與市場環境的發展水平均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地區間的制度環境差異因此被逐漸拉大。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后，中央逐步將財權和財力下放到各級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成為責、權、利集合的財政管理主體。同時伴隨著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的經濟增長績效考核，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呈現出明顯的競爭態勢，甚至通過地方保護措施分割本地區與其他地區間的聯系，造成了制度環境逐漸分割現象（如圖2）。

樊綱和王小魯編制的《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報告》，以及世界銀行報告均對這種地區間的差異進行了評估與記錄，并指出制度環境分割性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間是普遍存在的[6]。盡管中央政府為縮小地區差異采取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戰略措施，但由于中國特殊的經濟體制以及歷史遺留等問題，使得我國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這一目標難以在短期內實現。

2母國制度環境與企業動態能力的形成

如前所述，轉型經濟時期中國制度環境具有顯著的演進性及分割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面臨外部環境的復雜性與動態性。根據戰略管理理論和演化經濟學理論的相關研究，企業有效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大多是依賴于動態能力對企業自身資源結構的調整[7， 8]。因此，為適應演進性與分割性并存的母國制度環境，中國企業需要形成與之相匹配的整合、構建和重組內外部資源的動態能力。沿用Collis、Eisenhardt和Teece等對動態能力的維度劃分標準，本文將企業動態能力分為變革更新能力、資源整合能力、機會識別能力三個構面[9，11]。

21母國制度環境演進性與企業變革更新能力

企業為適應不同制度環境的要求需要建立與之匹配的差異性能力體系，并由此獲得競爭優勢[12]。在中國動態更替的制度環境中，企業在原有制度條件下建立的核心能力被不斷侵蝕，在穩態市場中形成的競爭優勢被不斷打破。為建立新的競爭優勢，企業迫切需要更新和重建適合新的制度環境能力體系[7]。例如，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企業不具備獨立產權，資源分配以及產品銷售均由政府主導。在此階段，企業最有效的策略是維持現狀、按時完成政府制定的計劃指標。而進入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時期，企業被逐漸打造成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失去了“統收統支”的保護傘和“鐵飯碗”式的用人機制，企業必須在供大于求的環境中主動參與市場競爭以獲取更多的優勢資源。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后，減讓關稅、取消非關稅壁壘的舉措使中國企業必須面對更多來自國際市場的競爭對手。在此階段，中國企業需要學習西方企業先進的管理模式和生產技術以維持原有的競爭優勢。從而在中國不斷演進的制度環境中，不同制度轉型階段對企業的能力要求存在差別，這需要企業擁有一種持續更新核心能力的動力，這種動力則來源于企業的變革更新能力。由此可見，為保持與制度環境的協同演進，中國企業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應具備相應的變革更新能力（如圖3）。

22母國制度環境分割性與資源整合能力

由于中國制度環境分割性的存在，不同地區的企業或企業分支機構在響應當地需求的過程中掌握了異質性的市場資源、政治資源以及技術資源，實現各種資源的有機融合將為企業創造價值，獲得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5]。但也正是由于制度環境分割性造成的技術標準、市場準入以及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壁壘，導致了中國不同區域、不同行政層次的企業之間甚至企業分支機構之間的資源流動存在障礙，因而處于不同制度環境中的企業或企業內部分支機構共享和轉移營銷技術、管理模式等資源的成本較高。為實現全國性的信息共享與資源整合，處于分割性制度環境中的中國企業需要開發創造性的資源整合方式和信息共享模式，從而形成相應的資源整合能力。如圖4所示。

例如，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在對自身優勢和市場狀況進行全面分析和周密策劃后，利用其核心優勢，走通過并購進行低成本發展的道路。在兼并大連、江蘇和上海等的多家集裝箱廠后，實現了對中國沿海地區集裝箱市場的整合，并借助中國市場規模、勞動力成本等的國家優勢成為本行業的世界一流企業。

23母國制度環境演進性、分割性與機會識別能力

中國制度環境的演進性與分割性共同促進了企業機會識別能力的形成。企業為感知機會、獲取先動優勢需要對政府政策可能的變化趨勢進行預測，同時從外部環境中收集相應的信息以掌握所在行業的發展運行規律[13， 14]。然而制度演進過程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使企業難以全面掌握制度演進的手段與方式，提高了企業判斷政策變化趨勢的難度[12， 14]。如果企業一味盲從響應政府政策而不對其中的機會或威脅因素進行分析與鑒別，則會面臨較高投資風險。其次，制度環境分割性阻礙了地區間的信息溝通，增加了企業跨區域收集政策、市場、技術等信息的成本，因而難以獲取有關本地區以外的商業信息。因此，演進性與分割性并存的制度環境使企業對外部環境變化規律和特征，以及變化可能產生何種影響的分析變得困難。為了與制度環境保持一致，企業會投入更多資源以獲取政策信息與行業信息，保持與政府法律法規以及行業發展趨勢的匹配，進而開發出較強的機會識別能力（如圖5）。

3企業動態能力與國際化區位選擇

如前所述，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中國企業依靠機會識別能力，在變革更新能力的推動下，根據企業感知到的外部機會進行資源配置與整合，動態地適應了復雜變化的制度環境，最終取得所擁有資源與知識和所處制度環境的動態匹配。

更進一步，具有較強變革更新、資源整合以及機會識別等動態能力的中國企業應該如何選擇國際化投資區位呢？國際商務領域的研究指出，企業國際化應從制度環境類似的國家和地區開始，因為在與母國制度環境相類似的國家和地區開展經營將更有利于發揮其在母國制度環境中所培養出來的能力和知識經驗的價值[15]。

31企業變革更新能力與國際化區位選擇

不同制度環境下企業變革更新能力的功效存在差異性[9]。當制度環境相對穩定時，較強的變革更新能力是缺乏價值的，甚至是破壞性的。因為在靜態環境中企業獲取競爭優勢所需要的核心能力不需要快速變更，也就不需要變革更新能力的推動。但由于能力的維持需要成本，因此具備變革更新能力的中國企業如果投資制度環境相對穩定的國家將有礙企業績效。相反，在制度環境同樣具有演進性特征的東道國，變革更新能力將發揮出更大的效益，彌補企業在生產技術等方面存在的不足，進而在與發達國家企業競爭的過程中處于優勢地位。因為習慣于在穩定的制度環境中經營的西方及日本跨國公司，容易被發展中國家頻繁的制度變更所束縛，而新興經濟體跨國企業在母國經營時已經適應了繁復的制度變更，因而能夠更好地根據不同的制度形態做出適當調整。因此，具有較強變革更新能力的中國企業傾向于進入制度環境具有演進性特征的、制度環境尚不完善的國家和地區。

32企業資源整合能力與國際化區位選擇

對中國企業而言，適應分割性的母國制度環境所形成的資源整合能力作為一種無形資產將使其在差異性較大的制度環境中獲得比較優勢。盡管制度環境分割性在所有國家都是普遍存在的，但由于地理條件、資源稟賦以及某些歷史性原因，不同國家的市場分割情況仍然存在較大差別。在制度環境分割性明顯的東道國，資源整合能力使企業以較低成本實現知識和信息共享。而在市場一體化程度較高的東道國，企業即使不具備較強的資源整合能力仍然可以以較低成本實現全國性的整合。因此，資源整合能力在制度環境分割性較大的東道國更能體現其優越性，具有較強資源整合能力的中國企業將傾向于進入制度環境分割性較大的國家。

33企業機會識別能力與國際化區位選擇

中國企業具有在不透明的市場機制和政府管制下獲取信息、識別機會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是發達國家跨國企業所缺乏的[2]。因此，在動態變化且不確定性較高的制度環境中，中國企業的機會識別能力有利于其通過信息收集或根據已有經驗判斷行業發展趨勢及未來的政策走向，進而獲得先動優勢。相反，如果外部環境變化速度緩慢且變化方向單一，則企業將缺乏識別外部機會的訓練、逐漸失去對外部環境的敏感性，不利于其機會識別能力的運用與提升[14]。因此，具有較強機會識別能力的中國企業傾向于進入制度環境動態演進且信息共享存在一定障礙，即演進性與分割性并存的國家和地區。

綜上所述，與發達國家跨國企業相比，中國企業在面對動態性較高、市場分割性較大的制度環境時經驗豐富，容易在復雜制度環境中建立靈活處理制度問題的比較優勢，因而制度環境相似性是中國企業進行國際化區位選擇的重要決定因素。進一步，演進性、分割性的母國制度環境塑造出中國跨國企業特殊的動態能力，引導其對外投資流向制度環境相似的國家和地區。

4結語

本文通過整合制度理論、動態能力理論和國際化理論的既有相關研究成果，深入剖析了母國制度環境對中國企業國際化區位選擇的影響機理：首先，在中國演進性與分割性并存的制度環境約束下，企業會形成與之相匹配的變革更新能力、資源整合能力以及機會識別能力。其次，這種動態能力作為一種源于母國的優勢將在企業國際化的過程中持續發揮作用，特別是在一些與中國制度環境相類似的國家，動態能力將更有益于企業競爭優勢的獲得。因此，受母國制度環境的影響，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戰略實施應該先從發展中國家入手，在累積了大量國際化經驗以及技術知識的基礎上再考慮逐步實施全球擴張戰略。

本文的理論意義在于，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結合企業外部環境和內部優勢來研究其國際化區位選擇問題，是對新興經濟體國家企業區位選擇理論的有效補充。首先，既有文獻大多只分析了東道國制度環境或母國與東道國的制度距離對企業戰略決策的影響，對企業的內部能力因素并未進行更深層次的探究。其次，現有研究主要使用壟斷優勢、交易成本等相對靜態的理論去解釋母國制度環境與國際化區位選擇之間的關系，而忽略了其他動態的理論視角（如動態能力理論）[16]。最后，既有研究主要以全球治理指數（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籠統地概括母國制度環境，卻未對母國制度環境特征進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文認為，母國制度環境特征是企業行為的重要參數，企業在適應制度環境的過程中開發出的資源和能力則是決定其戰略選擇的根本原因。因此，深入理解母國制度環境因素將有利于解釋企業能力構建過程以及區位選擇機理。

本文的現實意義在于，為中國企業如何構建適應制度環境的動態能力指明了方向，同時為企業如何選擇投資目標國提供了理論指導。作為尚處于轉型經濟時期的新興經濟體國家，中國制度環境的演進性與分割性一方面給企業的生產經營提出了較高要求，另一方面也為企業動態能力的培養提供了有利環境。通過不斷適應中國演進性和分割性的制度環境，可以促使企業培養出與之匹配的動態能力，為其國際化戰略的順利實施奠定基礎。

然而，本文僅對所構建的理論框架做了初步的理論探討，尚未進一步收集數據進行實證檢驗。未來將實現將上述理論框架的可操作化，通過選擇合適的研究方法、開發相應的測量量表進行實證檢驗。此外，本文只關注了制度理論以及動態能力理論對中國企業國際化區位選擇的影響，下一步可整合其他理論以構建更完善的理論框架，以提高企業國際化區位選擇，以及國際化區位選擇與企業國際化績效之間關系問題的闡釋力和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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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