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責眾”與“法必責眾”

劉永平

浙江溫州高速路段哄搶大米事件10月3日有了新的進展，五名涉嫌參與搶米者被抓獲并拘留，警方仍在對其余涉事人員進行調查。據報道，曾參與搶米的陳某和謝某嬸侄二人表示：“我們以為只是點兒米，不值錢，沒想到這樣是要被拘留的?！?/p>

是的，如果從第一起哄搶事件開始，哄搶者就被拘留、罰款，就不會接著有哄搶的“連續劇”上演了。面對灑落在高速公路上的東西，以往是“不搶白不搶”，搶了之后也“無聲無響”，過后你抱怨公民道德低下，指責哄搶者“你缺米嗎？不缺，你法盲呀？”未必，可這有用嗎？

中國式哄搶三天兩頭就上演一幕，7月，廣東惠安東嶺鎮海有五百畝私人承包的油蛤養殖地遭哄搶，承包人損失約二十萬元；8月，數百輛摩托車集結在青海格爾木市東西兩側的交通要道，它們的目標是野生黑枸杞……網上有一幅近三年來“中國哄搶事件地圖”，竟有十八個省發生過哄搶事件，還有沒被曝光的。

這一回“大米保衛戰”是以法律懲處的狼牙棒，替代了道德指責的二指禪，給哄搶者當頭一棒，不說這是依法行政的開始，起碼是一種法不虛設的開端。

有哄搶事件發生，責任應該在執法者，更應該處理那些見利忘義的哄搶者。

社會心理學家塞奇在《群氓的時代》中說，當個體聚集到一起時，一個群體就誕生了，他們混雜、融合、巨變，甚至獲得一種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它帶來了智力的平均化、理智的停頓，及群體靈魂對個體靈魂的吞噬，出現典型性“集體瘋狂”，這也能闡釋哄搶的根源。而常被人們提及的“破窗效應”，也為哄搶常發場景提供了解釋框架。但如果有了“嚴法”，誰觸犯誰都逃避不了，那么，群體經常放縱的低劣本能有時就也會轉化為崇高的道德行為，比如大街上群體斗歹徒，群體救助一位臨產的孕婦。這些群體美好的意識在法制健全的社會基礎之上才更容易是自覺的行為。

不讓任何一個哄搶大米者逍遙法外，讓所有的公民都要知道：讓“法必責眾”的示例替換“法不責眾”的慣性——唯其如此，才會讓那些“不搶白不搶”的行為有所畏懼。

【原載2015年10月16日《中國紀檢監察報·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