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一帶一路”的認知與應對

黃鳳志 劉 瑞

（吉林大學行政學院 吉林長春 130000）

日本對“一帶一路”的認知與應對

黃鳳志 劉 瑞

（吉林大學行政學院 吉林長春 130000）

編者按：“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初，日本企業和政府大多對“一帶一路”持抵觸反對態度，認為不利于日本的經濟發展，打破了其在亞洲的經濟主導權。這種應對措施，既有島國心理作用下的歷史文化情節，也有現實利益上的考慮；既有對失去市場機會而引發的焦慮，也有來自現實國際關系方面的制約；既有對地緣政治變化和市場環境的恐懼，也有為將來的政策轉變留有余地?！耙粠б宦贰钡耐菩薪o日本帶來一定的危機感，日本政府加快了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出訪與合作，在亞投行和南海諸多方面加強了與中國的競爭。隨著“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順利推進，日本政府和企業中相當一部分人的態度發生轉變，希望政府考慮加入“一帶一路”及其配套的亞投行?！耙粠б宦贰焙蛠喭缎薪o各參與國帶來的經濟利益不斷加大，將來日本政府有可能會參與“一帶一路”、加入亞投行。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作為東亞地緣競爭對手的日本將其視作重大挑戰，并出臺了諸多應對措施。日本認為，中國“一帶一路”意在為本國經濟發展尋求出路以及構筑新的東亞國際體系；該戰略將促進中國沿線經濟的發展，削弱美日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影響力；但其前景仍面臨許多不確定因素。日本通過官方發展援助、加快與美國的TPP談判、加強“絲綢之路外交”以及攪局印太等多元手段阻截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中國應當立足于中日戰略競爭的現實，做好應對日本攪局的充分準備，以競爭求發展；同時在務實層面尋求與日本的合作，拓展中日間的良性互動，弱化日本的敵意，糾正其認知偏差；增強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競爭力，減弱日本對外援助與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惡性競爭的局面；強化海洋危機管控，緩減“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安全壓力。

一帶一路；中日關系；競爭；合作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沿線各國及域內外大國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對此倡議反響不一。日本作為現有國際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中國在東亞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主要競爭者，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心態復雜。準確把握日本政治界、經濟界及輿論界對中國“一帶一路”意圖和前景的認知，深入分析日本應對“一帶一路”戰略的手段，思考中日良性互動渠道及合作方式，探討中國的應對策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日本對“一帶一路”的總體認知及其原因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是互利共贏、合作共享的倡議。但是，在日本看來，中國的“一帶一路”具有濃厚的地緣政治色彩，“一帶一路”的提出意在整合東亞地緣板塊，提高政治影響力；隨著“一帶一路”的實施，美日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將受到削弱，并威脅到日本的國家利益。

（一）日本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意圖的認知。在日本看來，“一帶一路”是中國基于經濟與政治雙重考量而提出的戰略構想。從經濟層面看，中國不僅可以解決本國產能過剩問題，而且能夠借助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簡稱亞投行）的建立擴大其經濟影響力。日本認為，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不再維持，特別是地方經濟幾乎走向了崩潰的邊緣，在這種情況下，發展邊境貿易、加強周邊合作就成了中國唯一的出路。［1］中國打算利用“經濟大國外交”，通過與周邊國家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為國內過剩的產能打開新的市場，壯大國有企業的對外投資，多樣化使用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耙粠б宦贰睒嬒氲哪繕耸窃诮洕I域與周邊國家建立睦鄰關系。［2］日本媒體認為，中國對由美日主導的既有國際金融體系不滿，籌建亞投行是在故意制造與日美抗衡的新經濟體系。而且，中國在亞投行籌建初期就將亞洲主要國家日本排除在外，企圖借此增強其在經濟領域的影響力。［3］日本對亞投行的防備導致其在是否加入亞投行問題上保持謹慎態度。

從政治層面看，中國試圖將該構想作為地緣戰略工具，構建新的東亞國際秩序。［4］在日方看來，中國的“一帶一路”是地緣戰略工具。在古代，對中國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中西部，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東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而現在習近平領導中國試圖返回到西部，從這一角度看，中國“一帶一路”外交是一種回歸型外交。中國推行“一帶一路”意在重構中國為“宗主國”、周邊國家為“朝貢國”的現代版東亞朝貢體系。［5］此外，中國推進亞投行也有明確的政治考慮，中國試圖通過主導新的地區金融秩序，以亞投行為戰略工具控制地區政治。中國提出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其實現海洋強國戰略的重要環節。

（二）日本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前景的認知。第一，“一帶一路”資金優勢明顯，將帶動沿線經濟發展。日本認為中國GDP總量居世界第二，并且擁有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具有強大的資金優勢?！敖z綢之路基金”和亞投行幾乎肯定會產生中國期望的效果。事實上，中國已經展示了其金融實力，在它的兩個“絲綢之路”倡議的帶動下，計劃投資400億美元于基礎設施的建設，這種以凱恩斯主義創造需求的方法必將導致貿易和投資的增長，在這樣的發展中，生產和銷售將更為有效也有潛力帶動整個地區經濟的增長。［6］日本經濟界學者指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似乎是‘鄭和下西洋’的現代版，為亞太地區的合作發展提出了新途徑，可以說是自由貿易區的延伸計劃，可以想象‘一帶一路’將成為一個超級宏大的自由貿易區?！保?］

第二，亞投行的成立將與日美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形成抗衡，并沖擊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削弱美日在亞太地區影響力。日本保守主義學者認為，中國不僅是設立亞投行的倡導者，也將是主導亞投行相關談判進程的“駕馭者”，甚至更可能成為今后亞投行運營過程中的“最高決策者”。［8］日本擔憂亞投行的快速發展將使日本主導的亞開行被邊緣化，進而削弱日本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影響力。未來在亞洲經濟一體化中哪個國家將發揮領導作用？從目前的情形來看，天平似乎向中國傾斜。此外，日本也擔憂“一帶一路”將對日本的海外市場形成挑戰，日本甚至感嘆其在亞洲的經濟優勢不在，而且預測中日在東南亞的基礎設施投資競爭必將加劇。

第三，中國“一帶一路”仍面臨諸多抑制性因素。日本認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融資、政治信任、安全環境以及項目投資方面存在不確定性。一方面，亞投行籌建的目標理念，組織運營的透明性，融資政策和條件以及資金提供者之間的協調方面還存在不足。［9］而且，亞投行和“絲綢之路基金”之間存在利益和原則操控的沖突，如果這兩個機構同時投資同一個項目，那么亞投行的貸款將會成為無條件貸款，使亞投行淪為中國制造商的附屬金融機構。而且，如果亞投行財政失控，那么每個國家將有可能失去任何參與亞投行的愿望。［10］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過度依賴中國資金存有疑慮，海洋爭端以及沿線國家政治經濟環境掣肘該戰略的推進。例如沿線國家對中國高鐵的需求密度較低，中國若試圖盡最大可能迫使整個線路開通，勢必造成不良貸款和投資。［11］此外，中國的海外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并不順利，中國在希臘、斯里蘭卡的港口建設以及在緬甸的投資都受到干擾。［12］

日本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存在認知偏差，是其地緣政治思想、東亞地緣格局及中日關系的演變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首先，有利于中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地緣戰略思想，目前在日本難以形成主流。［13］相反，日本政界一直受西方“海陸對抗論”地緣政治思想的影響，將中國作為日本在東亞地緣格局競爭中的戰略敵手，將陸權國家中國“一帶一路”的實施當做日本地緣戰略利益的主要威脅。而且，隨著日本“經濟神話”的破滅和中國經濟力量的崛起，尤其是2010年中國GDP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日本的戰略憂慮更加明顯，對中國的敵意與日俱增。近年來中日海洋爭端的升級更使兩國互信達到歷史低點，建立合作的信心受挫。此外，安倍上臺后不僅成為東亞地區安全的“麻煩制造者”，也變成了中日關系緊張和沖突的“危機肇事者”，［14］逐步推行政治軍事右傾化，使中日關系由戰略互惠走向戰略抗衡。

其次，釣魚島爭端后中日陷入政治、軍事和外交對抗是日本反對中國“一帶一路”的中日關系背景，而國際體系的“美國因素”則對日本的抵觸產生了戰略牽引。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刺激了日本的投機心理，一定程度上推動其在釣魚島爭端中維持對中國的強硬立場。奧巴馬政府第二任期正式啟動后，美國繼續將亞太地區作為對外重點，戰略資源向亞太“再平衡”投放的總體趨勢沒有改變。雖然美國官方從未表示亞太“再平衡”戰略意在圍堵中國，但其在軍事、經濟領域的種種動作針對中國的意圖非常明顯。美國釋放出的信號使日本對其產生了過度期待，即認為可以借助美國的力量挑戰中國，反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可以獲得美國的支持。

第三，從地區層面看，當前中國崛起與日本謀求實現政治軍事大國地位同時出現在東北亞地區時空中，中日兩國在東北亞地區形成戰略對沖態勢，特別是中日對對方的未來均存有戰略疑慮，更進一步激活了兩國安全困境的螺旋上升，成為日本抗衡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主要原因。安倍再次擔任日本首相后伊始，即公開宣稱“日本回來了，日本不是也永遠不會淪為二流國家”，［15］希望終結戰后體制，實現“正常國家”化。中國崛起與日本尋求二次崛起，以及兩國間的信任赤字，加劇了中日問的安全困境。就日本而言，其國力上的優勢地位已經被中國逐步逆轉，正如“修昔底德陷阱”一樣，中國在東北亞的崛起引發了日本對中國的恐懼，這直接推升了日本在釣魚島爭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問題上與中國的對抗力度。

二、日本對抗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手段

針對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并籌建亞投行，日本迅速作出反應，采取多元化手段對抗中國影響力的擴大，維護日本的既得利益。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是日本阻截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最有力手段，日本通過戰略性利用ODA與中國在基礎設施投資建設上展開激烈競爭。此外，日本企圖借力美國，利用“跨太平洋戰略伙伴協定”（TPP）抗衡中國主導的亞投行，阻截中國構建新的經濟秩序。具體而言，在陸上，日本通過推動“絲綢之路外交”，擴大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實現抗衡中國的目的；在海上，利用海洋爭端，攪局印太，給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制造麻煩。

（一）戰略性利用官方發展援助，對抗中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日本ODA在中國“一帶一路”沿線具有較強的影響力，是阻截中國實現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最有力手段。1954年日本加入“科隆坡計劃”，開始對外援助。［16］在過去的60年里，日本已經向169個國家21個地區提供了ODA，［17］涉及基礎設施建設、人道主義救援、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經濟合作等多個領域。安倍政府企圖利用ODA阻截中國“一帶一路”的血絡經脈，從起步階段遏制中國“一帶一路”的推行。首先，日本加大對相關各國ODA投資力度。2014年，日本表示向緬甸提供260億日元的日元貸款，以支援緬甸改善配電網和建設港灣等基礎設施。安倍首相向柬埔寨承諾提供192億日元貸款用于提高其5號國道。［18］目前，在東南亞，日本ODA涉及道路、橋梁、機場、港口和電網等基礎設施，給中國互聯互通建設帶來巨大壓力。而且，日本轉變了傳統ODA資金來源方式，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和中小企業在國際合作中的作用，以擴寬ODA資金的融資渠道。其次，日本大力推動企業海外發展援助，與中國爭奪海外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安倍晉三充分利用外交出訪機會大力推銷日本的基礎設施體系和高科技技術，為日本企業爭取訂單，尋求投資機會。2015年4月，安倍利用訪美之機賣力推銷日本的高鐵技術，力爭贏得訂單。［19］日本四大鐵路公司聯合成立“國際高速鐵路協會”，攜手向海外出口日本新干線技術和設備。當前，日本插手中泰鐵路建設項目，與中國展開競爭。據泰國交通部長巴金上將稱，日本有意投資北碧—曼谷—沙繳府亞蘭縣—林查班和曼谷—清邁的復線鐵路，并且希望將曼谷—清邁升級為高鐵。第三，放寬ODA領域，支持國防建設。2015年2月10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的“開發合作大綱”指出：“如果受惠國軍方或軍事人員投入到旨在改善民眾生活和非軍事行動的開發合作，比如賑災，將逐個考慮這些個案并考慮予以這類援助的規模?！保?0］而且，將海洋、太空、網絡安全、反恐、掃雷、排除未爆照彈藥等都列入政府支援領域。新大綱解除了官方開發援助用于軍事的禁令，增加了日本支持與中國存在海洋爭端國家的國防建設的可能，必將激化南海爭端，給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推行帶來安全挑戰。

（二）加快TPP談判，阻截中國構建新的經濟秩序。日本政界普遍認為中國籌建亞投行將在區域層面對日本的經濟地位構成實質性挑戰，“假如沒有TPP，亞洲將出現一個以中國為主導的新的經濟秩序”。［21］日本欲借力美國主導的TPP制衡中國。在全球層面，美國同樣擔憂亞投行對既有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金融規則制定的“破壞性”。美國國會提出一項“貿易促進法案”以推動TPP談判進程，防止中國在亞太地區主導經濟秩序。日美作為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既得利益者，都采取與中國主導的亞投行保持距離的態度，而且都認識到TPP在東亞經濟秩序的塑造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此雙方應當超越兩國間的利益沖突，將焦點轉移到亞洲，共同阻截中國構建新的地區經濟秩序。

日本將推動TPP談判作為其堅定不移的前進方向，并努力增強TPP談判的動力和靈活性。安倍晉三提出要從戰略高度推動TPP談判。［22］2014年6月30日，日美重新啟動TPP談判，此后，雙方通過首席談判官會議、部長級會議以及事務級磋商會議等形式展開了密集的TPP談判。日本為了盡快完成TPP談判，在牛肉進口、美國金融和服務業進入日本市場問題上不斷作出讓步。2015年10月5日，美日等12國部長簽訂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在全部30個章節中，涵蓋貿易、投資、金融、電信等自由貿易的各個議題，并對監管的一致性以及爭端的解決等做出規定，［23］TPP談判取得實質性突破。10月2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TPP談判結果的內容，所有9081個對外貿易品目中取消關稅率達到95%，是日本迄今為止簽訂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經濟合作協定。除大米、豬牛肉等5大重要農產品之外，51%農林水產品將在TPP生效后立即取消關稅，最終農產品零關稅率將達81%，99%以上工業品將取消關稅。而且日本媒體高度評價TPP的價值，“TPP的12個成員國之間貿易壁壘幾乎取消，由此誕生的巨大經濟圈將為日本國力的提升帶來機會，并極大推動亞太經濟發展”。日美TPP談判的成果給日本抗衡中國“一帶一路”增加了強大動力。

（三）推動“絲綢之路外交”，遏制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1997年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經濟同友會會員懇談會議上發表演說，將中亞及高加索地區稱為“絲綢之路地區”，指出該地區是日本“歐亞大陸外交”的有機組成部分，要重視與“絲綢之路地區”的外交關系?！敖z綢之路外交”為此后日本對中亞高加索地區外交確定了整體方向：一是加強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政治對話；二是促進經濟合作和能源合作；三是推動核不擴散、政治民主化和地區和平與穩定。安倍政府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推行抵制政策，采取尾隨破壞的措施，謀求通過“絲綢之路外交”擴大在中亞及高加索地區的影響力，遏制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2012年日本向“絲綢之路地區”提供2191.3萬美元的ODA，投資領域涉及道路、機場、橋梁、發電站、運河等基礎設施建設。日本與中亞在教育、能源資源開發及區域經濟方面的合作進一步發展。2013年安倍晉三兩次出訪土耳其，除推銷日本的核電技術外，欲加強與土耳其的政治聯系，并利用土耳其與中亞各國的緊密聯系加強日本對該地區的影響力。日本要做新的“亞歐絲綢之路”的起點，要做亞歐新絲綢之路地緣政治的“操盤手”。 2014年，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訪問中亞五國，并以“遏制共同的鄰居中國”為目的舉行了第四次外長會談。2015年10月23～27日，安倍晉三出訪蒙古和中亞五國，目的是要激活“日本與中亞對話”機制，側重在運輸和物流等領域促進合作，它表明“日本針對中國的‘跟跑外交’策略已在中亞拉開帷幕”。日本推行“絲綢之路外交”將使中國面臨在新能源開發和利用、核電技術、資源加工及管理等領域與日本的競爭，而且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該地區國家對中國的戰略性疑慮，削弱對中國的政治信任，阻礙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實施。

（四）攪局印太地區，牽制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日本不斷拉攏與中國存在海洋爭端的越南、菲律賓刺激中國南海爭端的升級，積極聯手與中國存在邊界爭端的印度，推動日澳關系“同盟化”，平衡中國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影響力，牽制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日本通過加強與菲律賓、越南的海上安保合作，積極介入南海爭端。2014年4月日菲舉行外長會談，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將海洋合作視為日菲戰略伙伴關系的重要支柱，并承諾“除了提供10艘巡邏船和增強通信系統之外，日本將與菲律賓在海岸警衛隊能力建設方面加強合作，并在人力資源開發方面加大支持。同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借參加歐亞峰會之機與越南總理阮晉勇舉行會談，雙方確認繼續加強在南海問題上的合作，安倍提出“除了最近決定提供給越南6艘舊的巡邏船之外，日本將繼續討論提供新巡邏船”。

日本提出由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印度組成“民主安全菱形”的構想，該構想最為重要的使命就是遏阻“傳統大國與新興國家間的武力沖突”。為此，“民主安全伙伴”需要發展“離岸控制”戰略，使得任何敵對性國家無法使用海上通道，其目的旨在通過和平時期的拒止、攔截能力，威懾中國的“進攻態勢”。該構想意在構建對華“海洋包圍圈”。近年來，日本推進與印度的海洋伙伴關系，兩國建立了“日印海洋安全保障合作對話”機制，加強軍事技術交流，頻繁展開海軍和海洋警衛隊的聯合軍演。2015年3月，日印舉行防長會談，雙方同意為日本自衛隊救援飛艇“US2”對印出口事宜早日取得進展而積極展開磋商，并同意日本海上自衛隊繼續參加美印舉行的海上聯合訓練。此外，日本極力推動日澳海洋安全合作。2014年6月，日澳“2+2”會談就共同開發防衛裝備品合作達成了實質性共識。針對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活動，雙方也積極配合，共同牽制中國。

三、中國的應對：競爭中求合作

日本對中國“一帶一路”認知偏差及對抗措施干擾了中國絲路基金和亞投行的正常運行，增加了周邊國家對“一路一帶”倡議意圖的戰略性疑慮，影響了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輿論環境，同時制約了中日關系的正常發展。當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推行處于起步階段，合作構想尚在發展之中，而且日本政治界、經濟界、學界對該戰略的認知也尚在初始階段。中國應當抓住機遇，善加應對日本的對抗手段，為中國“一帶一路”營造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

第一，立足于中日戰略競爭的現實，做好應對日本攪局的充分準備，以競爭求發展。隨著中日實力地位的轉化，兩國圍繞地緣政治、海外市場和文化價值觀摩擦不斷，戰略競爭呈現多元化新特征。安倍上臺后將中國作為主要威脅和戰略敵手，鼓吹“積極和平主義”，推動日本政治軍事右傾化，加快修憲擴軍，大搞歷史修正主義；外交上通過加強日美同盟對抗中國，利用“價值觀外交”構筑對華海洋包圍圈，中日關系進入“冰河期”，戰略競爭加劇，并出現長期化態勢。但是，中日戰略性碰撞和角力的時代可能剛剛開始。日本并不甘心拱手讓位，對中國的崛起需要一個較長的適應期。

中國“一帶一路”是大戰略設計，其實施也是一個長期過程。因此，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的過程中，應保持戰略耐心，把握大局，維護“一帶一路”戰略依托的和平穩定環境，清醒認識發展機遇的重要性。對日本攪局的行為應冷靜判斷，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雙邊爭端的升級和惡性競爭局面的出現，做好應對日本攪局的長期準備。中國仍要堅持以實力求和平，以實力保發展，對日本威脅中國核心利益的行為進行積極防御。同時在“中國夢”的引領下提振經濟實力，實現國內全面可持續的發展，逐漸拉大與日本的實力差距，中國就能掌握戰略主動權。面對外部干預和挑戰，中國越是發展，反制措施就會越多，對和平的維護也就越有利。另一方面，應對日本的攪局更需要長遠的外交準備。在中日兩國戰略互信缺失、戰略抗衡加劇的當下，兩國政治接觸的重要性更為突出。中國應當保持與日本功能性機構之間的溝通，為維護雙邊關系穩定尋求出路。在條件成熟的基礎上，逐步增加高層政治對話的機會，積累共識，管控分歧。同時，中國需加強與美國的合作。只要中美關系得到良性發展，日本攪局中國“一帶一路”的行為就會有所克制。

第二，在實務層面尋求與日本的合作，拓展中日間的良性互動，弱化日本的敵意，糾正其認知偏差。中國要弱化日本對“一帶一路”的敵意，應讓日本在經濟項目上有錢可賺。中日韓自貿區是中日合作的重要平臺，自貿區建設將有助于消除中國與日韓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壁壘，擴大中國對日韓的貿易和投資規模。中日韓三國應繼續充分利用“中日韓運輸及物流部長會議”機制和雙邊政策對話，推動東北亞運輸物流網絡建設，實現無縫物流體系?！皷|北亞海上絲綢之路”是中日經濟往來的重要通道。公元727年，渤海民族開辟了琿春至日本奈良的海上航線，打開了中日貿易新格局，以琿春為起點的“東北亞海上絲綢之路”得以貫通。近年來，日本積極支持地方政府和企業介入圖們江國際合作開發，重視中國東北地區在日本貿易與投資領域的重要地位。中國應當依托圖們江國際合作示范區建設，發揮琿春東北亞地理中心和“東北亞海上絲綢之路”紐帶的作用，復興“東北亞海上絲綢之路”，利用長吉圖開發開放先導區的邊境自由貿易區增進合作，加強環日本海各國港口的互聯互通，建立“環日本海經濟圈”。 糾正日本的認知偏差還需拓展中日間的良性互動。中日應積極推動首腦會晤和高級別政治對話，加強戰略溝通，增信釋疑，重塑合作信心。兩國應盡快重啟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傳達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合作誠意。中國的“一帶一路”并非將日本排除在外，“一帶一路”應該是網狀而非輻射狀。此外，要充分發揮公共外交的補充作用，有針對性地向日本經濟界及學界人士闡明中國“一帶一路”的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

第三，增強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競爭力，減弱日本對外援助與中國“一帶一路”戰略惡性競爭局面?！按蜩F還需自身硬”，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成功實施最終還要依靠中國自己，而不能寄希望于競爭對手的寬容和外部挑戰的自我消退。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確定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因此，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競爭力的增強尤為迫切。只有中國自身擁有較強的競爭力，方能在國際基建項目競爭中搶得先機，順利推進“一帶一路”沿線的互聯互通。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競爭力的提高應遵循市場導向，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同時政府應在政策上給予支持與配合。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國企改革已成為推動企業順利“走出去”的一步關鍵棋。國家應實施好海外企業聯盟、完善法制配套和完善分工制度等措施，融合國有資本和民有資本，建立“混合所有制”的企業結構新局，才能進一步激發社會優質生產要素，帶動生產方式革新，以及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為了應對當前日本官方發展援助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阻截，中國政府應將絲路沿線和周邊重點受援國作為未來對外援助的優先考慮地區，新增援外金額應協力“一帶一路”戰略重點扶持項目的開展。通過援助項目推動國內企業海外發展，為促進企業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創造平臺。

此外，作為對外投資后起之秀的中國必須看到，與擁有60年對外援助經驗的日本在絲路沿線展開競爭是歷史的必然。但是，中日經濟外交競爭不應是零和游戲。中國需要做的是扭轉雙方的惡性競爭局面，在競爭與合作中尋求平衡。以高鐵項目為例，中日兩國在產業鏈中各有分工，中國主要是承包海外高鐵建設，日本的強項是出口機車，所以中日的競爭并不完全是一個層面的競爭。由此可見，中國與日本并非零和競爭，合作共贏的機會仍然存在。而且，絲路沿線各國對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較大，投資市場廣闊，完全容得下中國和日本。中國企業和政府仍有較大的空間扭轉與日本的惡性競爭局面，尋求與日本的合作契機。

第四，強化海洋危機管控，緩減“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安全壓力。日本攪局印太，將對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周邊環境造成破壞，延緩其發展進程。同時，海洋非傳統安全威脅增加了“海上絲綢之路”的通航壓力。中國應以友好相處之道，堅持以和平方式管控海洋爭端。李克強總理提出：“我們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決反對海洋霸權，致力于在尊重歷史事實和國際法的基礎上，通過當事方直接對話談判解決雙邊海洋爭端和糾紛?！敝腥諆蓢运狞c共識為原則，加強防務部門海上聯絡機制，完善危機管控方式與手段，避免突發事件引發危機升級，引發兩國關系的全面性對抗。南海問題是當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面臨的最大安全挑戰，直接影響著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海上合作。在強化南海存在、獲取正當利益的同時，不影響中國—東盟關系大局，應該成為中國處理南海爭端的準則。中國應防止日本介入導致的海洋爭端南北聯動，降低島鏈圍困的地緣壓力，并與南海爭議方排除干擾，建立互信，全面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共同管控海洋危機。

航道安全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持續穩定發展的關鍵。印太地區是全球海上交通要道，但海盜、海上恐怖勢力以及海洋自然災害的日益凸顯威脅著航道安全。中國應積極倡導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觀，與印太地區各國共同維護海洋通道安全。日本作為海洋國家，對海洋通道依賴性較高，而且，日本的海上交通線絕大多數也集中于印太地區。因此，維護海上航線也是日本海洋戰略的主要目標。中國應在打擊海盜和海上恐怖主義以及海上搜救等領域擴大與日本的利益交匯點。中國應向東盟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海上安全公共產品，認真落實《關于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宣言》，建立海洋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伙伴關系，共同為海上通航保駕護航。只有保障海上通道安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互聯互通才能順利推進。

［1］［日］「習近平外交の中核飛躍的発展の可能性を秘めた中印關系のゆくえ」、『現代ビジネス』，2014，9:26

［2］Toshiya Tsugami，"The Silk Road Bubble:Impossible for China's High- speed Rail Plan to Turn Profit"，The Asahi Shimbun， http://ajw.asahi.com/article/forum/politics_and_economy/east_asia/AJ201503090071. 上網時間：2015 年6 月5 日

［3］［日］「中國、「日本外し」のインフラ銀行アジア16カ國と」、『朝日新聞』，2014年5月3日

［4］［日］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習近平政権の外交政策大國外交·周辺外交·地域構想の成果と矛盾」、http:// www2.jiia.or.jp/kokusaimondai_archive/2010/2015- 04_ 005.pdf，上網時間：2015年6月1日

［5］［日］「習近平外交の中核飛躍的発展の可能性を秘めた中印関係のゆくえ」、『現代ビジネス』，2014年9月26日

⑥"TPP Crucial in Shaping Asia's Economic Order"，Nikkei，February5，2015，http://asia.nikkei.com/magazine/ 20150205-Changes-in-the-air/Politics-Economy/TPP-crucial-in-shaping-Asia-s-economic-order.上網時間：2015年6月5日

⑦“日本經濟師江原規由：‘一帶一路’將成為超級自由貿易區”，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2/ 12/c_127489817.htm#pinglun.上網時間：2015年6月6

［8］ 轉引自陳友?。骸叭毡揪壓螌喭缎小艏慈綦x’”，《文匯報》，2015年3月27日

⑨［日］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習近平政権の外交政策大國外交·周辺外交·地域構想の成果と矛盾」、http:// www2.jiia.or.jp/kokusaimondai_archive/2010/2015- 04_ 005.pdf.上網時間：2015年6月1日

⑩Toshiya Tsugami，"The Silk Road Bubble:Impossible for China's High-speed Rail Plan to Turn Profit"，The Asa?hi Shimbun， http://ajw.asahi.com/article/forum/poli?tics_and_economy/east_asia/AJ201503090071.上網時間：2015年6月5日

（11）Toshiya Tsugami，"The Silk Road Bubble:Impossible for China's High-speed Rail Plan to Turn Profit"，The Asahi Shimbun，http://ajw.asahi.com/article/forum/poli? tics_and_economy/east_asia/AJ201503090071.上網時間：2015年6月5日

［12］［日］平和外交研究所「中國にょゐ海上シルクロ-ドニ」、http://heiwagaikou-kenkyusho.jp/china/594.上網時間：2015年6月7日

（13）劉江永：“地緣政治思想對中美日關系的影響”，《日本學刊》，2015年，第3期，第7頁

（14）朱鋒：“安倍參拜晉國神社與中日關系”，《現代國際關系》，2014年，第1期，第6頁。

（15）Shinzo Abe，"Japan is Back"，February22，2013，http://csis.org/files/attachments/130222_speech_abe.pdf.上網時間：2015年9月15日

（16）"Sixty Years of Japanese ODA"，Public Relations Office Government of Japan，August2014，http://dwl.govonline.go.jp/video/cao/dt/public_html/gov/pdf/hlj/ 20140801/06-07.pdf.上網時間：2015年6月10日

（17）"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hite Paper 2013"，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May 2.2014，http://www.mofa.go.jp/policy/oda/white/2013/pdfs/0101.pdf.上網時間：2015 年6 月11 日

（18）"Japan-Cambodia Summit Meeting"，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March，2015，http://www.mofa.go. jp/s_sa/seal/kh/page4e_000224.html.上網時間：2015年6月12日

（19）“安倍訪美將賣力推銷日本高鐵技術，力爭贏訂 單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04-25/ 7233128.shtml.上網時間：2015年6月12日

（20）［日］「外務省開発協力大綱につぃて」、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072774.pdf.上網時間：2015年6月10日

（21）"TPP Crucial in Shaping Asia's Economic Order"，Nikkei，February5，2015，http://asia.nikkei.com/maga?zine/20150205-Changes-in-the-air/Politics-Economy/ TPP-crucial-in-shaping-Asia-s-economic-order.上網時間：2015年6月10日

（22）"Policy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to the 187th Session of the Diet"，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nd His Cabinet，September 29，2014，http://japan.kantei.go.jp/96_abe/statement/201409/policyspch.html.上網時間：2015 年6 月11 日

（23）"TPP Final Table of Contents"，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November 5，2015，https://ustr.gov/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trans-pacific-partnership/tpp-issue-issue-negotiating-objectives.上網時間：2015 年11 月18 日

F268

A

2095-9923（2016）-04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東北亞地緣政治局勢新變化與中國的戰略應對研究”（13AGJ003）階段性成果。

黃鳳志，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際政治系系主任。主要研究東北亞政治與安全。

作者簡介：劉瑞，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國際政治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東北亞國際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