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音樂的邊界：對西方民族音樂學的一種界定

■熊曉輝（湖南科技大學藝術學院）

文化與音樂的邊界：對西方民族音樂學的一種界定

■熊曉輝（湖南科技大學藝術學院）

西方民族音樂學學科自創建以來，一直處于不斷發展與探索之中，從19世紀80年代艾德勒（G.Adler）的比較音樂學到20世紀50年代梅里亞姆（Alan.P.Merriam）的音樂人類學，其經歷了長達100年的理論與實踐過程，同時也經歷了歐洲殖民主義興起和擴張的整個過程，“西方音樂中心論”的文化偏見深刻地植入了幼嫩的西方民族音樂學學科之中。20世紀初，所謂“美國學派”的民族音樂學學家們提倡從文化背景中去研究非歐洲地區及其各民族的音樂傳統，重視實地考察音樂與社會、經濟及文化方面的聯系，從強調音樂文化意義的角度，為民族音樂學學科做出了貢獻。后來，音樂學家們曾對于所謂后現代西方民族音樂學研究給予了相當重視，實際上，現代西方民族音樂學研究中心已移向美國，因為美國的民族音樂學學家博厄斯、赤爾佐格、內特爾等，在民族音樂學研究方法和思路上表現出了與眾不同的特點，他們的著作被公認為是民族音樂學的重要文獻?？缛?1世紀后，西方民族音樂學學科正在“縱深發展”與“橫向開拓”，觀點與方法論的更新已是必然；可見，西方民族音樂學不僅是學科的總體結構，還是具體的研究，都是新穎與鮮活的。

西方民族音樂學萌芽于18世紀中葉的歐洲，由于歐洲殖民主義的興起，人們把“非西方”文化當著研究對象，并形成了“西方音樂中心論”的文化偏見。到了19世紀20年代，人們熱衷于建構社會科學，1885年，奧地利音樂學家艾德勒首先提出了“比較音樂學”概念，并且指出音樂學的任務就是“比較音響產品”。20世紀50年代以后，“民族音樂學”取代了“比較音樂學”，逐漸成為音樂學領域內的主流學科，在此期間，梅里亞姆、胡德、內特爾3位重要人物對民族音樂學學科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后，民族音樂學學家們開始批評西方思想體系和歐洲音樂文化中心論，反對音樂文化的全球同一化，強調各種音樂自身的特點。21世紀初，人們不斷從文化背景中去研究各民族傳統音樂，認為當前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應深入到支撐著音樂背后的社會行為、社會形式、社會背景，把對音樂的研究擴大到音樂行為所能涉及和影響到的各個方面，及音樂行為所負載的文化現象。[1]21世紀西方民族音樂學是在多元文化、多中心和跨國、跨民族的文化研究思想指導下，對某一音樂文化現象進行社會、經濟、文化背景的多方面研究。邊緣與中心、強勢與弱勢、西文化與主文化等概念的提出，以及去中心、復邊緣、抑強扶弱的主張，體現了后現代文化研究特點，同時也帶給了西方民族音樂學研究的許多啟示。

學者們根據近4年來美國《民族音樂學》雜志所刊登的文章進行研究，結果表明了21世紀初西方民族音樂學研究具有“縱深發展”與“橫向開拓”兩大特點。其一，“縱深發展”指的是民族音樂學界原有研究課題的進一步深入探索，或是在新時代、新背景產生的情況下，對原有研究課題認知觀念或研究視角的改變，主要表現在“雙重音樂能力”內涵的拓展、關于“體裁”理論的研究、移民群體之音樂文化現象的研究和世界音樂發展態勢的研究4個方面。其二，“橫向開拓”指的是民族音樂學界新涉獵的研究領域或課題，主要體現在應用民族音樂學領域的開拓、“涉及暴力”的音樂表演行為與研究、音樂商品化問題的探討以及流行音樂的研究4個方面。[2]西方民族音樂學跨入21世紀后，其研究內容也觸及到了很多領域，在學科建設方面的理論和思想也逐步成熟。在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從理論上探討了民族音樂學的研究目的、必要性和研究方法，比如賴斯（T.Rice）對梅里亞姆三重認知模式的批評和重構，被視為是對以往民族音樂學修正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在21世紀初，西方民族音樂學的基本學術特點則是強調對音樂的闡釋，重視創造音樂的過程及創造者本身的體驗。關于21世紀初西方民族音樂學的許多理論方法和熱門課題，可以從《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的“民族音樂學”條目之四“當代理論問題”中觀其大概：如理論與文化、社群及其音樂、族群性、民族主義、離散群與全球化、種族、性征與性別、新歷史主義、實踐理論、音樂理論與分析方法等[3]。并且從中可以看出21世紀初西方民族音樂學研究的新視角和關注熱點。

目前，對“民族音樂學”的界定仍有爭議。西方在現有的“民族音樂學”研究中，“民族音樂學”的界定不可避免地涉及研究方法與對象，在定性研究方面，學者們多從民族音樂學的性質、地位作用方面來進行界定的。20世紀60年代，梅里亞姆與胡德分別代表了民族音樂學學科中“人類學”陣營和“音樂學”取向，針對“民族音樂學”是相關文化語境的語境還是以分析音樂形態為

主題進行爭論。21世紀后，在民族音樂學語境中，體裁（Genre）這個術語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其實，它一直是民族音樂學研究的焦點。體裁問題多是通過分類學方法得以界定，從而使得音樂作品能夠通過人們對其所屬類型的認識得以探討，也能對民族音樂學本身性質進行關照。根據人們對研究對象的拓展，可以窺視到西方學者們仍在不斷完善民族音樂學學科的方方面面，使其具有更廣闊的研究領域、更豐富的研究手段、更多元的闡釋視角。

民族遷移、文化發展等必然會對民族音樂產生影響，其中社會和文化變遷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目前民族音樂學主要對研究對象所在地社會和文化變遷中所扮演角色進行探討，社區參與和傳統文化保存是其中兩個重要方面。如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研究對于屬于內部構造的織體、曲式、速度、節奏、重音、音色、音高、音域、音律、音節、旋律等，以及部分中間部構造的音樂家、樂器、歌詞、樂曲等方面已有豐碩的成果，而較少觸及屬外部構造的依存于自然界的程度，與社會生活的關系與各類藝術的關系、社會行動規范等方面[4]。在近百年的中國傳統音樂研究中，民族民間音樂成為主要對象，直到西方民族音樂學學科的傳入。近30年，中國民族音樂學研究迅速崛起，學者們雖普遍以本土音樂為研究對象，但其目光已放置于世界音樂范圍之中了。音樂民族志記載了民族音樂學研究實踐的具體成果，并占據西方民族音樂學文獻的主要部分，在對布魯若、內特爾、托馬斯、圖瑞若、賴斯、費爾德等學者相關文獻研究中，能了解到西方民族音樂學學者們對理論的理解以及具體方法的運用。

20世紀50年代，以梅里亞姆為代表的西方民族音樂學理論模式對民族音樂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梅里亞姆提出“概念—行為—聲音”的理論模式；洛馬克斯借助分析音樂風格測定社會基本形態的方法，揭示社會與文化深層的關系；賴斯從“歷史構建—社會維持—個人創造與體驗”3個分析層面與梅里亞姆的理論模式相結合，形成“四級目標模式”等等，這些民族音樂學理論模式的構建，為西方民族音樂學學科跨入新世紀的大門奠定了基礎。了解、掌握民族音樂學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是人們研究該學科的第一步，21世紀后，西方民族音樂學理論、觀念與方法出現了許多新的趨向，正如《新格魯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所歸納的那樣，西方民族音樂學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其最新理論研究可以歸納為：性別主義、本體與全球化、傳媒和技術文化、種族主義、空間·地點和自身、移民問題和身份認同如何在音樂中表達、社會和政策執行者等學術觀點。

民族音樂學在發展過程中同許多社會科學領域其他分支學科都發生著直接的聯系，其中與之最為密切的是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民俗學、地理學和語言學等學科[5]。西方民族音樂學學科與相關學科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民族音樂學不僅與音樂理論科學及音樂學中其他學科有著關聯，而且在社會學科領域非音樂理論科學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當今中外學者們一致認為，新世紀西方民族音樂學的基本學術研究走向應是側重多視角的觀察和思考，將民族音樂學研究與對象置于廣闊的人類社會環境中。民族音樂學作為一門與多學科有著緊密聯系的人文學科，應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應具有“時代精神”。

西方民族音樂學的個案研究對與民族音樂學理論研究的規范化、深入化具有重要作用。西方民族音樂學的個案研究作為民族音樂學學科總體研究方法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程序和環節，它能展示學者在案頭分析時是如何生成問題、解決問題、獲取理論的思維過程。個案研究也是文化人類學領域經常強調和廣泛使用的一個學術名詞，如今，受文化人類學深度影響而興起的民族音樂學便自然地繼承了這一科學方法論傳統。不同的民族音樂學研究課題，需要采用不同的形式去進行個案研究。然而，由于調查既可以從同一角度去觀察不同范圍或同一性質的音樂事象，這就使民族音樂學個案調查在對象范圍和性質上出現多元化形式。個案調查從來就沒有一成不變的類型模式，這主要取決于我們從什么樣的角度去進行類劃，如果按調查獲取材料的性質目的來劃分，就構成縱向分類的各種形態。如2007年5月，美國民族音樂學家布魯諾·內特爾在《北美印第安音樂研究中經常遇到的問題》講座中，以北美印第安音樂為個案，探討了什么是印第安音樂、印地安人音樂節奏和結構、印地安人如何思考音樂等3方面問題，提出了“音樂中的思維”和“音樂外的思考”的相互關系的研究視角。

21世紀后，西方民族音樂學研究視野逐漸擴大，它把關注西方之外的其他文明之中的音樂文化和重視“藝術音樂”之外的音樂現象作為當代音樂研究的學術走向，新的學術動向開始出現，如“當代音樂學術中的史實與價值”“社會語境中的音樂”“解構與音樂”“哲學、文學理論與音樂”“女權主義學術與音樂學領域”“音樂學與意識形態”“作曲家與性征”等都成了當代民族音樂學研究的范圍。在西方民族音樂學研究中，美國民族音樂學家內特爾始終堅持去研究世界所有地方的現代音樂歷史，指出民族音樂學的這類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去實現對整個音樂學的潛在的貢獻。盡管是這樣，以蒂莫西·賴斯為代表的部分民族音樂學家們認為，民族音樂學仍然是主要或專門研究與“當前”事象相關的學科，比如當前活著的音樂家的表演和這類表演在當前社會中的角色。因為民族音樂學關注一般情況下音樂以什么機制和規律發生的變化。

歷史跨入21世紀后，美國民族音樂學家蒂莫西·賴斯指出了民族音樂學發展的新動向，他把近年來民族音樂學研究的新趨勢分成了九類：其一，針對全球化、跨國主義、海外移民、旅游的以及認知現象的興起和高漲等類，如已出版的《音樂、貨幣與全球想象：南非與西方》（Erlmann,Veit,1999）。其二，第一部世界音樂百科辭典的出版。其三，世界音樂課程教材的出版，它是民族音樂

學越來越受到重視的表現，也是大學音樂教學從過去只關心歐洲藝術音樂到現在注重民族音樂學的轉變。其四，新版權法的需要。其五，對大眾傳播流行音樂研究的重視。其六，有關暴力、戰爭與流行疾病的音樂研究。其七，關于“愛好群體”音樂的研究。其八，關于中產階級、日常音樂的研究，蒂莫西·賴斯把這種音樂叫作“中產階級音樂”（middle-classmusic）或“郊區音樂”（suburburmusic），或者稱之為“非常普通的、每天熟悉的、每個人都沒有興趣參與的音樂”。其九，關于因特網上的音樂研究?，F代西方民族音樂學研究在對音樂特殊視角探索的基礎上，形成了以“差異”為基礎的理論構架，也使其研究視角轉向了由差異造成的女性、兒童、移民、貧民等亞群體音樂文化。

[1]關京偉.淺談民族音樂學的發展歷程與現狀[J].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2008(1).

[2]郝苗苗.從美國期刊〈民族音樂學〉看世界音樂的研究動態[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9（4）.

[3]JohnTyrrell“Ethnomusicology”，TheNewGroveDictionaryofMusic andMusicians（2nd），Lodon；New YorkMacmillanPublishersLimited，2001.

[4]齊琨.從123篇譯文看西方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旅行[J].音樂研究，2010（9）.

[5]伍國棟.民族音樂學概論[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