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傳統音樂旅游化生存構建與運作
——以廣西七玄樂府項目為例

■謝菲（廣西桂林旅游學院旅游科學研究所）

民族傳統音樂旅游化生存構建與運作
——以廣西七玄樂府項目為例

■謝菲（廣西桂林旅游學院旅游科學研究所）

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4種模式之一，旅游化生存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現代社會中以一種新的方式進行生存與發展的模式。它是借旅游之力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發展，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旅游資源進行有效利用，開發成可供游客游覽、體驗、學習和購買的旅游產品[1]。實踐表明，在經濟轉型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旅游化生存，業已成為眾多民族藝術延續生命力、重新煥發活力的主要捷徑[2]，具有釋放經濟價值、延續歷史文化傳統的雙贏效果。由于旅游化生存情境的不同，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化生存可分為景區旅游模式（舞臺化）和社區旅游模式（生活化）兩種樣態。

倘若景區旅游模式和社區旅游模式是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空間表現形式的不同，賦予了其生存發展的兩種形式。需要思考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化生存如何構建與運作，才能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有效性以及旅游發展的可持續性。鑒于篇幅，論文僅從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舞臺化生存的角度，通過廣西七玄樂府功能、形式的重塑以及教育化傳承、市場化對接的過程分析，為當下民族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化生存實踐提供參考。

■七玄樂府概況

七玄樂府是以桂林旅游學院藝術表演系為依托，在國家二級指揮師周澤江教授歷經30余年收集和整理廣西壯、瑤、苗、侗、京5個少數民族288件特色樂器的基礎上，予以樂器改良而組建的民族器樂樂團。目前，這支民族樂團組織了全院120多名師生，以第五代改良器樂為排練樂器，以新創作的12部交響作品為排練曲目，收羅了廣西文場和桂林儺戲等非物質文化遺產作品，并輔以廣西少數民族歌舞，兼具旅游演出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雙重功能[3]。

經過一年多的實踐運作，七玄樂府依托桂林旅游學院這一旅游教育平臺，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化生存延伸至旅游院校，通過高校人才培養與實踐運作的緊密結合，有效實現了文化傳承、人才培養、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等諸多功能，為當前民族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擺脫傳承困境，弘揚傳統音樂文化探索出產、學、研一體化的特色發展路徑。在這一發展思路的引導下，該項目現已成為桂林旅游學院品牌性特色文化旅游項目，多次接受國家、自治區領導及代表團的檢查指導。2014年，在教育部組織開展的“禮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系列活動中，桂林旅游學院組織申報的《七玄樂府對廣西少數民族特色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榮獲全國高?！岸Y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色展示項目，是廣西唯一獲獎的高校。

縱觀七玄樂府項目的源起與發展，歷經了民族音樂為適應旅游舞臺化演出而進行器樂形式、演奏功能改良和創新的重構以及旅游教育化傳承和市場化運作的轉型，糅合了旅游逐漸成為普通大眾生活方式的社會發展背景下，個人自我價值實現、民族音樂保護以及旅游教育產業化發展的多重功效，有效達成了音樂創意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技術資本的累積、循環與轉換。

■旅游化生存構建與運作

論及七玄樂府旅游化生存轉向的緣起，不僅與當下國家文化產業發展需求、非物質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的現實要求相契合，也與地方文化旅游產業的蓬勃興起以及旅游人才培養的市場定位息息相關。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傳統音樂由于差異化和特色化優勢，成為滿足現代社會消費者精神需求的重要文化資源。早在20世紀90年代，以《印象劉三姐》為首的舞臺實景演出催生了一批挖掘地方特色，打造文化旅游的創意項目。在文化旅游興盛之時，七玄樂府的雛形——民族器樂與歌舞演出隊便已在桂林民族風情園常態化演出。這一階段，七玄樂府以適應大型演出為主要目的的樂器改造和曲目編寫得以不斷磨礪與完善。時間進入2014年，致力于培養高素質旅游應用型人才的桂林旅游學院依據行業的市場需求，欲尋求藝術表演專業人才培養實踐轉型的載體。在民族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背景下，七玄樂府欲長效化、經?；陌l展訴求與桂林旅游學院人才培養定位不謀而合，共同開啟了非物質文化遺產高校教育傳承的蜜月期。在高校人才、資金的支撐下，七玄樂府項目超越了以往單純以商業演出為主要生存手段的狹小空間，步入了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文化傳承與市場化運作等多元化發展空間。

縱觀這一發展歷程，七玄樂府項目的運作蘊含了兩個方面的轉變：一是器樂形式與演奏功能上的改造，以適應消費市場的審美風尚；二是通過與旅游院校的聯姻，運用教育傳承與市場化運作無縫對接的方式，彌補了民族音樂文化人才匱乏的缺憾。兩種轉變相互滲透與銜接，較好地破解了保護與發展的困境。

1.形式改良與功能轉向

在社會文化環境的歷史變遷過程中，不同時期的音樂傳承者通過自我調整、自我運作、自我創造的方式、手段、技巧、途徑等形式，構建了音樂文化的內應機制，既適應了不斷變遷的社會環境，又延續了音樂文化傳統。[4]七玄樂府項目的

成功運作便是在經濟理性占主導的社會情境下，基于擴大受眾群體而在功能與形式上不斷調試、創造與發展的典型個案。

一直以來，民族傳統音樂囿于休閑娛樂的功能，僅限于所屬族群節日、儀式以及日常生活的自娛自樂。加之，各民族精于管、弦、彈撥、打擊等樂器不一，難以形成單一民族的樂器合奏?；谝陨舷拗?，一些民族傳統音樂專業人士著手嘗試集合不同民族樂器的精髓，通過樂器改造以及有效搭配，組成民族傳統器樂樂團，以改變原來小眾化、自娛自樂的音樂品質，實現大眾化、娛樂化轉向。七玄樂府項目改造與運行便循此軌跡，較好地實現了音樂審美情趣的轉化，主動適應文化旅游市場的審美需求。需要指出的是：這一過程離不開熱衷于民族音樂文化研究者周澤江先生長期扎根民族地區，收集、改進民族樂器，整理、創作民族音樂作品的身踐力行。

早在1976年，任職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歌舞團作曲和指揮的周澤江先生曾多次深入廣西三江、龍勝，貴州黎平、榕江和從江等侗鄉腹地采風，考察并收集了大量的侗族民間音樂。由于長期駐扎侗族地區田野調查，周老師先后掌握了侗族琵琶、牛腿琴和燕烏琴等樂器的制作技術，并著手改造侗族樂器，組建了一支深受當地侗族群眾喜愛的民族樂隊。

在演奏過程中，由于燕烏琴使用牛角做共鳴筒，共振膜振動面積較小，不易引起共鳴筒內空氣柱的振動，而且音量微弱，發音高亢尖細、音域窄，難以達到樂隊中作為主要樂器使用的功效。于是，周先生重新設計琴筒結構，改進琴杵及其附件，成功研制出天葫蘆琴系列，包括高音、次高音、中音、次中音、低音、次低音和倍低音等7個品種。在構造上，系列天葫蘆琴由琴頭、琴桿、琴筒、振動膜、弦軸、山口、琴碼、琴弓、琴弦和琴托等部件構造。并且按照五度關系定弦，總音域C—d4達到5個八度，既可吸收高胡、二胡、中胡和底胡等拉弦樂器演奏技巧，弓指法多變，表現力豐富，又可用于獨奏、重奏、合奏、協奏或伴奏，在七玄樂府108個席位中，系列天葫蘆琴分別占有7個席位，總席位達到49個，是主要的演奏樂器。同時，基于七玄樂府演奏形式的特點，周澤江老師創作了《龍鳳飛舞》《七玄七彩》《天魂之子》等合奏曲目。

此外，在研制和演奏天葫蘆琴的實踐過程中，周澤江老師發現了徹底消除樂器狼音的訣竅。所謂狼音是拉玄樂器在某些固定音高上（多在a1音附近）出現的一種刺耳的尖叫聲，與膜面的振動狀態有關。為了消除狼音，以往大多做法是在琴碼以下的玄段與膜面之間塞以絨布或海綿，但效果皆不理想。經過多次試驗，他將廢棄的自行車內胎剪成小方塊并卷起來，以代替絨布和海綿的功效，達到徹底消除狼音和雜音的效果[5]。

通過以上七玄樂府項目前期樂器改造和樂曲創作的過程分析，可以發現“傳統并不完全是靜態的，因為它必然要被從上一時代繼承文化遺產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創造”[6]。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民族傳統音樂的創作和改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漸進發展的過程，離不開民族音樂文化傳承者長期摸索、實踐與創新。特別是在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不斷深化推進的現實下，根植于傳統生產生活方式的民族音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與侵襲，面臨岌岌可危的狀況下，如何在音樂門類多樣化與審美情趣多元化的社會發展背景下尋求自身生存的空間？換言之，現實境遇與傳承發展為七玄樂府的生存提出了現實性和適應性挑戰。

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七玄樂府項目的運作是深耕于傳統音樂收集、改造與創新的民族音樂文化研究者按照審美大眾化和演奏優質化的發展趨向，在保持原樂器傳統特色的前提下，巧妙地運用現代樂理知識，通過少數民族樂器改良和樂曲創作，不斷提升樂器表現力的結果。目前，以壯、侗、苗、瑤、京族樂器為主的七玄樂府通過借鑒現代交響樂隊編制，構建了管、弦、撥、擊“四大聲部”，包含了天葫蘆系列、地葫蘆系列、蕭啵系列、侗笛系列、蘆笙系列、茫笙系列、碗鑼系列、丈鼓系列等8大系列288件廣西少數民族新樂器。以上經過改良的樂器，音色脆亮渾厚，音域寬廣，表現力強，為廣西少數民族樂器交響化創造了良好的物質條件。

“音樂產品不能與創造它的行為分離”[7]。在時代變遷中，作為民族音樂傳統物質形式，七玄樂府項目通過樂器改良和曲目創作，使得民族音樂交響化得以達成，實現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交融與對話，音樂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象征資本之間的循環與轉換再生產成為可能，并較好地延續了民族傳統音樂的物質形式與文化形態。

2.實踐化運作

（1）教育化傳承

教育是最好的傳承。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社會指導中，高等院校由于學術科研優勢和人才資源優勢，對于保護、傳承與創新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2002年中央美術學院正式成立“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并在國內高校首次將民間美術納入大學藝術教育體系以來，非物質文化遺產陸續成為各高等院校文化認知和素質教育的主要內容。七玄樂府項目便是在這一契機下，轉型為桂林旅游學院藝術表演系教學實踐的主要基地，暫時破解了當下民族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后繼乏人的尷尬境地。

作為培養旅游業專門性人才的高等院校，桂林旅游學院緊跟旅游業態發展形勢，以旅游市場需求為目標，相繼設置了旅游休閑、旅游交通（涵蓋高鐵、游輪與飛機等交通類型）、工藝品設計以及旅游表演等專業，著力培養實用型服務技術人才。學院開放性人才培養目標定位與七玄樂府長期發展需要，有效促成了兩者共同培養旅游表演人才、傳承民族音樂的合作。

合作初期，鑒于七玄樂府項目演奏人員、創作與演奏場地的短缺，桂林旅游學院主要從場所建設、傳承模式、保障措施3個層面全面開啟了七玄樂府項目教育傳承與人才培養工作。其一，設置由“七玄樂府”構架而成的實(驗)訓室，配備天葫蘆、地葫蘆、簫啵、侗笛、蘆笙等288件樂器，確定為旅游表演與策劃專業、舞蹈專業、音響工程等專業課程教學和實訓場所。由于實(驗)訓室配備齊全，集文化傳承、人才培養、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等綜合性功能，有效滿足了教學、技能訓練及實驗實訓的需求。其二，確定民族樂器制作與演奏一體化教學培養與傳承機制。如前所述，七玄樂府擁有一批經過多年研制而改造的民族樂器。這些樂器都是民族樂器制作技藝傳承人運用手工精心打制而成，具有專屬性的工藝價值。特別是在手工經濟逐漸復蘇的社會背景下，制作民族樂器不僅對于傳承民族音樂無形中增加了其經濟、美學附加值，同時對演奏者而言，制作民族樂器還能在認知器樂構造基礎上，更加精準地把握其演奏技巧，提升民族樂器演奏技能。因此，在教育傳承內容上，桂林旅游學院立足于民族音樂整體化保護與人才技

能培養，構建了民族樂器制作與演奏的學分制教學模式，打造立體化與活態化教育傳承基地。其三，通過聘請周澤江老師為終身教授，為其提供工作室、排練場的方式，保障民族音樂傳承人表演、創作與生活環境，為音樂傳承與旅游表演教育提供物質保障。其四，在桂林旅游學院打造5A級景園合一特色校園的整體規劃中，通過建造排練廳和演奏廳的方式，發揮七玄樂府傳承民族文化的優勢，彌補校園規劃中文化空間與藝術元素的不足，真正深度融入學校整體規劃建設中，建立長效穩固的教育傳承機制。

經過一年多的磨合，七玄樂府充分挖掘廣西世居民族豐富的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糅合了壯族、苗族、京族等少數民族節日、生活習俗的歌舞，成功排演了“漓江詩畫十二幀”（山水妙音、桂林風光好、九馬行云、金娃嬉雨、山道彎彎、大榕樹下、搶花炮、京家漁歌、蟬歌聲聲、苗鄉月夜、金桂飄香、九龍飛天等）等少數民族樂舞作品，極大提升了廣西本地音樂文化價值，對于促進地方旅游經濟發展，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具有積極的建設性作用。

（2）市場化對接

倘若生存與發展是民族音樂保護與傳承的連續體，那么教育化傳承只是暫時性緩解了民族音樂生存困境。如何盤活民族音樂“有形的經濟性”，延續“無形的文化性”[8]卻是關乎其生存發展的關鍵所在。

在發展初期，七玄樂府項目依托民族旅游景區得以不斷磨礪與成熟，基本適應了旅游市場運轉的發展機制。在轉型過程中，七玄樂府項目教育化傳承基本消除了民族音樂傳承對象的尷尬局面。隨著雙方合作的逐漸深入，旅游院校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進一步激化了七玄樂府項目走出校園、進入市場的發展需要，以催化民族音樂旅游經濟價值，滿足旅游人才市場需求。

2015年，七玄樂府項目著手醞釀市場化運作。該計劃欲通過招商引資、眾籌等方式，在陽朔這一國際旅游小鎮，建造融儒釋道講壇、詩書音畫長廊、金葫蘆音樂廳、壯侗苗瑤小吃街、七泉涌池、藝術古街等諸多休閑娛樂設施于一體的音樂文化主題公園。通過音樂文化元素的嵌入和音樂流動空間的營造，強化游客參與互動，使消費者充分感受民族音樂文化空間氛圍，體驗民族音樂產品和服務所帶來的視聽愉悅，實現學生創業社會效益與市場化經營經濟效益的疊加。這一市場化的運籌是民族音樂教育化傳承實施過程中，基于學生實習、就業與創業發展需要，傳承民族音樂，穩固后繼人才隊伍，實現民族音樂文化經濟轉化和旅游表演人才市場需求定向培養的多贏之舉。

在某種意義上，文化的創造過程形成了一種“新傳統”。這種“新傳統”的創造過程，正是一種“文化的生產”和“文化的再生產”的過程。生產的基礎，并沒有脫離固定的文化傳統[9]?；仡櫰咝犯椖窟\行從民眾日常生活娛樂場域轉向教育化傳承實踐、市場化運作籌劃過程，可以發現正是民族音樂文化研究者自我價值實現、旅游人才培養和旅游文化產業發展需求推動了七玄樂府功能、形式、運轉機制多重生產與再生產的實現，而這種生產始終離不開民族傳統音樂文化研究者對音樂演奏、創作的積累與沉淀。

■結語

“一個民族的存在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消亡是民族危殆。音樂文化在所有藝術門類中涉及面最廣、比重顯著，與語言共享共性表達，又具有超出語言表達的交流能力，作為一種藝術與文化的傳承和交流橋梁，音樂文化占據著重要的地位”[10]。作為民族文化可視性的有聲形式，傳統音樂是各民族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累積而成、自娛自樂的一種藝術表達方式，具有獨特的文化指示性與象征性隱喻。在全球化、信息化與城鎮化背景下，民族傳統音樂逐漸失去了其生存發展的土壤，瀕臨消失危機。如何消除現代性對民族傳統音樂的肢解，延續其文化基因。七玄樂府旅游化生存構建與運作實踐為破解當下民族傳統音樂保護與傳承困局提供了一個較好的注腳。

其一，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文化創意產業的跨界融合發展已是大勢所趨。凝聚民族之魂的傳統音樂文化，是承啟文化創意產業特色驅動的重要資源。民族傳統音樂文化與旅游產業的跨界融合，不僅可直接促進文化產品創新，提升文化服務附加值，豐富旅游業態，還可催生音樂文化與旅游的跨學科研究，為優化旅游音樂與表演專業以及交叉學科的成長提供沃土。顯然，七玄樂府旅游化生存與運營的實質便是在文化的驅動下，以民族音樂文化為主導，鏈接旅游與教育的一種跨業態融合。它以民族音樂文化為內生驅動力的旅游產業發展新模式，有效實現了內容、市場、資本等關鍵要素在民族音樂文化產業發展中的聚集、互動、融合和創新。

其二，“任何文化的存在與發展都離不開自身的創新和外來文化的補給”[11]。從小眾、自娛自樂的民族傳統音樂到適合大眾、符合現代審美情趣的交響樂，七玄樂府項目在保存民族音樂基因的前提下，基于旅游發展需要，有意識地對民族樂器從形式與功能上予以改造與創新，創作了一批展現地方民族風情的新曲目。這一過程反映了民族傳統音樂當代發展的生存之道，即傳承民族音樂的文脈，發展多樣化的創作表現形式，以符合文化旅游生產與市場接受邏輯。

其三，民族傳統音樂與現代教育傳承的嫁接是穩固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激活傳統文化生產力的有效途徑。在現代性逐漸消解傳統的背景下，民族傳統音樂制度化教學與實踐化演練，既消除了傳承后繼乏人、發展根基羸弱的弊病，也深化了當代青年對民族傳統音樂的認知，為旅游業態特色性發展、個人職業選擇提供了多元化路徑。

簡言之，七玄樂府項目是基于文化+旅游跨界融合下，推動民族音樂文化遺產形式改良、功能轉向、旅游教育傳承和市場化對接的絕佳樣本。在這一過程中，盡管教育化傳承尚在實施、市場化運作還在籌劃中，但可以預見的是旅游深入普通百姓生活，逐漸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發展趨勢下，作為旅游景區舞臺表演和民族村寨展現自我的文化形式，民族傳統音樂的旅游化生存不置可否。特別是在民族傳統音樂生存空間日益局促的背景下，唯有延伸其生長觸角，主動試水旅游市場，步入制度化教育場域，構建教育化傳承與市場化對接的全鏈條保護模式，才能步步為營、環環相扣，重新煥發民族傳統音樂活力與魅力。

注：本文系2015年度廣西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課題：廣西特色文化旅游發展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互動研究（15FMZ010）;2014年度廣西高等教育教學改革工程立項項目：民族地區旅游院?！胺俏镔|文化遺產與旅游”課程開發與實施研究（2014JGB259）；桂林旅游高等?？茖W

校2014年度校級教學改革項目：民族地區旅游院?！胺俏镔|文化遺產與旅游”課程開發與實施研究（JG14B01）;2014年度廣西高?？茖W技術研究項目：基于桂林國際旅游勝地建設的文化產業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研究（YB201446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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