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報刊視野中《駱駝祥子》的閱讀與傳播

魯毅

（濟南大學文學院，山東濟南25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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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報刊視野中《駱駝祥子》的閱讀與傳播

魯毅

（濟南大學文學院，山東濟南250022）

[摘要]透過民國時期的報刊，可以大致尋覓出《駱駝祥子》的閱讀與接受史軌跡，及其文學經典性的構建情況。在《駱駝祥子》的誕生期，囿于抗戰背景，未能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其經典性的構建僅限于文學名家在藝術層面的肯定。隨著《駱駝祥子》跨文化傳播的發生，其域外閱讀與接受產生了積極的文化意義，深層影響了國內大眾對《駱駝祥子》的接受與經典重塑，然而在文人圈內卻出現了批評的聲音，在一定程度上對其經典性構成了消解。

[關鍵詞]民國時期；報刊；《駱駝祥子》；閱讀；傳播

1　　緣起

《駱駝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最初于1936年9月在《宇宙風》第25期開始連載，至1937 年10月第48期載完，1939年3月由人間書屋最先出版單行本，隨后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至1949年2月，總共印行了16版。從民國以來《駱駝祥子》的暢銷與受關注程度來看，無論是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還是奠定老舍現代作家地位的力作，它都當之無愧，這已經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常識與定論。那么這種經典化過程是怎樣展開的？民國時期，即《駱駝祥子》誕生及產生最初反響的30—40年代，在經典化歷程中究竟占有怎樣的位置？亦或者說如何參與了小說的經典化建構？本文試從閱讀史的角度，探討民國時期大眾對《駱駝祥子》的閱讀、傳播與文本經典建構之間的關聯?；诿駠鴷r期讀者對《駱駝祥子》的閱讀評論及其傳播主要出現于報刊中，且作為一個“公共領域”具有獨特的文化傳播價值，故本文將其放置在報刊的視域中進行考察。

對于報刊視野中《駱駝祥子》的閱讀史研究來講，主要依據有關《駱駝祥子》的評論文章及書籍廣告，其中以前者為重。從學界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有些已經涉及到這類評論文章的搜集與研究，如曾廣燦編著的《老舍研究縱覽（1929－1986）》中提及7篇；史承鈞、宋永毅的論文《老舍研究的歷史回顧（1928－1976）》（《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8年第4期）中提及7篇；陳思廣的論文《在生成與轉向間——1936～1966年<駱駝祥子>的接受研究》（《學術論壇》2011年第10期）中提到“自1936年10月25日圣陶在《新少年》第2卷第8期發表第一篇接受文章《老舍的<北平的洋車夫>》，至1948年11 月24日秦牧在《華商報》上發表《哀<駱駝祥子>》，1936年～1948年間共有14篇文章及兩部論著對老舍的這部‘重頭戲’（不含預告、廣告及消息）進行了評介”。據筆者搜集與統計，在民國報刊上發表的評論文章達到了18篇①，為了研究方便，現整理如表1：

表1　民國報刊評論文章

可以說，呈現在國內報刊視野中的這18篇評論文章構成了民國時期《駱駝祥子》的主要接受史，并參與了其文學經典的構建。那么從閱讀史與傳播史的角度來看，《駱駝祥子》的經典化在當時是如何發生的呢？

2　《駱駝祥子》的早期閱讀與傳播

縱觀18位作者的評論，從1936年《駱駝祥子》連載期間出現至建國前夕，跨越十余年的時間，并以抗戰結束后居多。在抗戰結束前，除了《駱駝祥子》的廣告宣傳外，主要就是葉圣陶、梁實秋、畢樹棠、吉力、司徒珂、陳逸飛等人的評論，這些早期的評論者是如何閱讀接受文本的？這種閱讀與《駱駝祥子》的經典化存在何種關聯？

首先，這些早期評論者在閱讀時都充分調動了自身閱讀背景中的前置文化構成，即將《駱駝祥子》放置在作家的創作史中進行閱讀，如梁實秋將《駱駝祥子》與老舍之前的小說《二馬》《老張的哲學》進行對比，認為“他早已超出了競尚幽默的那一時期的風尚，他不專在字句上下功夫，他在另一方向上找到發展的可能了”[1]，具體而言，梁談到了自己的閱讀感受：“老舍先生的早年作品，如《二馬》《老張的哲學》，如果有缺點的話，最大的一點是應在文字方面給了讀者甚大的愉快，而內中的人物描寫反倒沒有給讀者留下多大的印象”；畢樹棠也將《駱駝祥子》與作者閱讀過的《牛天賜傳》《月牙兒》作比較，認為“故事寫得更真實了，性格表現得較復雜了?！廊皇亲髡哌^去獨造的風格，然而越發老練了”[2]，“孤島”讀者吉力認為“從早期作品的《趙子曰》《老張的哲學》，直到《牛天賜傳》和《駱駝祥子》，他的文筆總是那么爽快”[3]。此外，陳逸飛盡管是從方言文學的角度閱讀《駱駝祥子》，但依然引入作者反復閱讀過的《二馬》《趙子曰》《老張的哲學》《小坡的生日》《牛天賜傳》等作品進行對照，認為“雖然寫下層社會有些地方不很透澈，但是對于用語方面更透著老練了，我們真不能屈著說心說‘這篇作品又失敗了’”[4]。由此看出，讀者對于《駱駝祥子》的閱讀與接受是與老舍的創作史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并呈現出對老舍創作的持續性關注。從讀者反復提及的《牛天賜傳》《二馬》《老張的哲學》來看，老舍之前的創作就已經使其獲得了較多的贊譽而名聲大噪，這些都構成了無形的文化資本，積極地參與進《駱駝祥子》的閱讀與接受中，有助于小說本身經典性的生成。

其次，早期評論者們對于《駱駝祥子》的閱讀與接受主要是在藝術層面上對其作出肯定，如葉圣陶對《駱駝祥子》的藝術風格進行總結：“從盡量利用口頭語言這一點上顯示出來”，“又從幽默的趣味顯示出來”[5]，這兩個方面成為了評論者與閱讀者的共識，畢樹棠形象地概括為：“故事是北平的背景，自然正合適用北平話，而且是下層社會的土語，有的顯著粗魯，實在正是寫真，也就是巧，美”[2]。梁實秋在此基礎上又進了一步，認為“他融合了不少的歐化的句法，于是于干凈利落之外，又加上了飽滿細膩”[1]。此外，認為《駱駝祥子》藝術的成功之處還在于“人性的描寫”，梁實秋將其放在同時代的小說創作，甚至世界文學的背景中進行考察，認為“近年來的新小說，大部分還是犯這個毛病，故事的范圍往往很大，而結果是大題小作，輕描淡寫的從表面上滑過，不能深入”[1]，所以“《駱駝祥子》指示出了一個正確的寫作方法”[1]。從梁實秋的評價到“不僅是作者以前所未有，亦中國現代小說中所罕見”[2]，再到“在他以前沒有如此成功的人，在他以后我們還沒發現著第二者”[6]，再諸如“在中國文壇上舍老舍先生無第二人”[3]等評價可以看出，早期的文學評論者都在試圖為《駱駝祥子》的經典化作出努力，他們頻繁地使用“成熟”、“老練”等語匯概括這部作品，不斷地向閱讀受眾傳達由名家認定的經典及其內涵，但這也僅僅限于《駱駝祥子》的藝術層面。

從早期報刊視野中《駱駝祥子》的閱讀與接受來看，盡管存在構建其文學經典的努力與嘗試，但這種經典建構更多地源自文學名家，從一般公眾的閱讀史來看，尚未能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力。1934年老舍被山東大學聘任時雖介紹為“現代文壇知名的舒舍予（老舍）先生”[7]，但是同年報刊中的諸多新聞細節并不能完全支持這種提法，如“以老舍署名作小說之舒舍予，現居濟南，頗勤于寫作，蓋分其舒姓為二”[8]。這種信息的表述與傳達，無論如何都不能與抗戰結束之后老舍的知名度同日而語。由此可見，《駱駝祥子》早期的閱讀與傳播并未在真正意義上構建起文學的經典。

3　《駱駝祥子》的跨文化閱讀與傳播

抗戰結束前，作為長篇“巨著”的《駱駝祥子》盡管被葉圣陶、梁實秋等名家給予了高度評價，也為不少閱讀受眾所提及，但評論界的聲音相對一致，并未形成爭鳴之勢。究其原因，一方面，《駱駝祥子》故事本身并不涉及社會熱點話題——抗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駱駝祥子》的受眾閱讀；另一方面，由于處在抗戰期間，《駱駝祥子》的發行、傳播也受到影響，老舍曾在《我怎樣寫<駱駝祥子>》中談到：

《祥子》的運氣不很好：在《宇宙風》上登刊多一半就遇上了“七七”抗戰?！队钪骘L》何時在滬?？?，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祥子》的全部登完過沒有。后來，《宇宙風》社遷到廣州，首先把《祥子》印成單行本?？墒?，據說剛剛印好，廣州就淪陷了，《祥子》便落在敵人的手中?！队钪骘L》又遷到桂林，《祥子》也又得到出版機會，但因郵遞不便，在渝蓉各地就很少見到它。后來，文化生活出版社把紙型買過來，它才在大后方稍稍活動開來[9]。

從老舍提供的細節來看，《駱駝祥子》真正產生廣泛的閱讀受眾至少要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之后，即1946年1月。由此亦可看出，在抗戰結束前，就《駱駝祥子》的受眾閱讀而言，它并非一部暢銷小說，也沒有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更談不上作為文學史的經典之作。

然而抗戰結束后，《駱駝祥子》開始受到關注，成為社會熱議話題，報刊視野中的評論文章遠遠超過了之前。究其原因，有兩個文化事件直接促成了《駱駝祥子》的廣泛傳播，同時成為公眾閱讀《駱駝祥子》的文化背景，被反復提及：第一，是《駱駝祥子》被Evan King譯成英文，1945年夏在美國出版，傳誦一時，“在出版后的兩星期內，即銷去五萬本”[10]，而且“‘每月新書推薦會’選定為1945年8月份的最佳文藝書籍”；第二，美國太平洋公司以兩萬五千元美金收買《駱駝祥子》的電影出版權，好萊塢著名華人攝影師黃宗霑親自擔任導演。這兩個文化事件都屬于《駱駝祥子》的跨文化傳播，并且頻繁地出現在民國報刊的新聞報道中，成為社會熱點話題，它們使得《駱駝祥子》被西方公眾所接納，并進一步拓展了《駱駝祥子》在國內的社會影響力，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著，當之無愧地成為了老舍的代表作。那么這種跨文化傳播的發生是如何對《駱駝祥子》的經典化產生影響的呢？

在《駱駝祥子》誕生早期，閱讀群體將其解讀為“勞動階級者的一段生活慘史”[2]，“被一般遺忘在社會角落里的人物”[3]，并進一步將小說的主題闡發為“惡劣的社會不容好人”[11]，在當時的抗戰背景中，這種題材或許與時代產生了不小的距離。隨著《駱駝祥子》在美國走紅，其主題被國外讀者做了新的讀解，如美國新聞處前總編華思在《評<駱駝祥子>英譯本》中認為：“在本書的樸素風格中，一個好人的形象不朽的雕塑出來了，一個偉大的民族和一個偉大城市的心靈被描繪出來了，一個階級的悲劇，忍受長期痛苦的勇敢被表現出來了，一個動蕩變亂的國家的狼狽之況也被具體而微的表現出來了”[12]。這種闡釋與最初《駱駝祥子》在國內的傳播，以及老舍自己的解讀形成了較大的差異，既不是將祥子看作“個人主義的末路鬼”，也沒有將其看作“被社會遺忘在角落的人群中，永遠會有這樣悲劇的存在”[3]，“非斗爭不可，斗爭也許失敗，失敗得值得”[2]，而是將其看作“一個好人，是一個不可毀滅的靈魂，使他能夠經受起殘酷生活，最后使他能夠活下來的，也正是那種不為毀滅的精神和謙和善良的德性”[12]。這種悖離作者創作本意的闡釋固然存在跨語際翻譯的文化差異，同時也在于Evan King在翻譯過程中的隨意刪改，“有許多地方，似乎尚見英譯者未能完全了解原作，因而頗有文不對題處”[10]。那么這種闡釋是否有利于《駱駝祥子》的經典建構？在當時的世界文化背景中有何特殊的意義呢？

《駱駝祥子》的西方話語闡釋盡管是對原作的一種誤讀，但是在抗戰背景下卻有積極的文化意義?？箲鹎?，西方人對于中國的文化認知與想象大致停留在“一個落后的民族”[13]，“頭上的一條豬尾巴，女人的小腳，和吃老鼠肉，……要不，也就是把人當馬騎的人力車等一類文化”，總而言之，就是“中國窮”、“中國亂”。然而世界大戰的發生卻間接造就了好萊塢中國題材的電影熱，以及《駱駝祥子》等富有中國特色小說的暢銷，據不完全統計，《駱駝祥子》在美國銷售超過四千萬冊，“在美國的讀者至少有四萬人以上”[14]，滿足了西方受眾對于中國的想象。為什么在這個時候西方急切地想了解中國呢？這是因為“這次抗戰中國實在是占了最重要的一頁”[15]，因而《駱駝祥子》的譯介與電影改編，便具有了塑造與宣傳戰時中國形象的重要意義，華思在推介《<駱駝祥子>的英譯本》也言及：“在中國晦暗慘淡的今天關于這個不幸的國家的一切文章，不論是政治論文或是小說，首先應從下一點來衡量，看它對于美國對中國的國情的了解，有什么貢獻”[12]。從這個特殊的背景來看，《駱駝祥子》的跨文化傳播提供了一個西方認識中國的窗口，盡管小說本身與抗戰無關，卻塑造了積極正面的中國形象，從而在文化傳播意義上具備了經典的價值與地位。

此外，與《駱駝祥子》的跨文化傳播及其所構建的世界文學經典相比照，國內的評論界及大眾閱讀卻呈現出多元化的聲音。第一，就大眾閱讀者而言，在抗戰結束后，隨著《駱駝祥子》的電影改編熱，它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作，按照佛克馬和蟻布思關于“經典”的界定，即“經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16]來看，《駱駝祥子》已然成為文學經典，但是這種經典的獲得并非借助于文學本體因素，以及讀者與文本的交流碰撞，而是借助于《駱駝祥子》的跨文化傳播，并被統攝進一種大眾文化的闡釋范疇，如從當時報刊中的新聞宣傳來看，諸如好萊塢攝影師籌排《駱駝祥子》，“采用中國故事劇作，用中國背景，演員也全部用中國人，只不過對話是英語，片子也在中國開拍”[14]，“《駱駝祥子》主角誰能當選？”[17]等成為大眾關心的話題。第二，就文學評論界來看，《駱駝祥子》的跨文化傳播使得批評的聲音開始產生，這些評論的存在甚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駱駝祥子》的經典地位，其中的代表有許杰的《論<駱駝祥子>》與秦牧的《哀<駱駝祥子>》。許杰與秦牧的文章都提到了《駱駝祥子》在美國的轟動，以及被好萊塢翻拍成電影等事件，透過這種表層，兩人都深刻地透析了隱含其中的文化霸權主義，以及“審丑”的心理機制，從這一角度審視《駱駝祥子》的跨文化傳播，則必然不會給予太高的評價，因為西方的“高鼻子”們感興趣的只是“拖著東洋車子狂奔的飛毛腿生活”[18]。由此，秦牧認為在反映現代中國的面貌時，《駱駝祥子》不如“《阿Q正傳》《日出》《生死場》，以至茅盾、巴金、趙樹理等人的著作”[18]，許杰亦認為在《駱駝祥子》中，“中國社會的前途，中國近代的社會變革運動，也沒有被肯定著究竟有什么前途。人力車夫的絕望的生活，掩蓋了一切，中國的新生運動的潛力反是被漠視被歪曲了，而代之而取得決定性的地位的，卻是有意無意的性生活的強調的描寫”[13]。這恰恰是“高鼻子”們的“生意眼”、“大腿錢”。

4　結語

綜上所述，透過民國時期的報刊可以大致尋覓出《駱駝祥子》的閱讀史與接受史軌跡，以及相應的文學經典的構建情況。在《駱駝祥子》的誕生期，囿于抗戰背景，其傳播的廣度受到一定的限制，局限于小部分受眾，未能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其文學經典的構建僅限于文學名家在其藝術層面的肯定。隨著《駱駝祥子》跨文化傳播的發生，在特定的抗戰背景中，其域外閱讀與接受產生了積極的文化意義，這深層地影響了國內大眾對《駱駝祥子》的接受與經典重塑，然而在文人圈內卻出現了以文化霸權的視角審視這種跨語際傳播的批評聲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駱駝祥子》的經典性?？傮w看來，民國時期《駱駝祥子》的經典建構主要依賴于非文學因素，其經典構建的文學因素還有待于建國后，乃至新時期的大眾閱讀與接受。

注釋：

①巴人（王任叔）在1940年出版的《文學讀本》一書中談及《駱駝祥子》、周作人于1942年9月為《駱駝祥子》的日譯本（竹中伸譯）寫過短序，這些因不屬于報刊范疇，故未計入。

參考文獻：

[1]梁實秋.讀《駱駝祥子》[J].中央周刊，1942（32）：20.

[2]畢樹棠.駱駝祥子[J].宇宙風（乙刊），1939（5）：228-230.

[3]吉力.讀《駱駝祥子》[J].魯迅風，1939（14）：184.

[4]陳逸飛.由《駱駝祥子》談到方言文學[J].立言畫報，1940（96）：15.

[5]圣陶.老舍的《北平的洋車夫》[J].新少年，1936（8）：50-54.

[6]司徒珂.評《駱駝祥子》[J].中國文藝，1940（6）：20.

[7]甘海嵐.老舍年譜[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52.

[8]丁嘩.文壇逸話：同名同姓之舒舍予[J].大眾畫報，1934（3）：20.

[9]老舍.我怎樣寫《駱駝祥子》[J].青年知識，1945（5）：10.

[10]錚.《駱駝祥子》的英譯[J].文章，1946（3）:81.

[11]《駱駝祥子》廣告[J].宇宙風（乙刊），1939（5）：230.

[12]華思.評《駱駝祥子》英譯本[N].掃蕩報，1945-08-27（8）.

[13]許杰.論《駱駝祥子》[J].文藝新輯，1948（1）：35-54.

[14]黃宗霑·返國拍電影[J].影音，1948（7）：176.

[15]到電影發源地美國去！美太平洋影片公司籌備開拍《駱駝祥子》[J].戲世界，1948（374）：10.

[16]佛克馬，蟻布思.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51.

[17]《駱駝祥子》主角誰能當選[J].青春電影，1948（7）:18.

[18]秦牧.哀《駱駝祥子》[N].華商報，1948-11-24（4）.

[責任編輯：余義兵]

Reading and Communication of Camel Xiangzi in the Context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u Yi
（College of Art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 250022）

Abstract：Reading and accepting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of Camel Xiangzi can be traced through th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During the initial publication,Camel Xiangzi fails to exert social influence in the context of Anti-Japanese.With the cross culture communication of Camel Xiangzi，the reading abroad produce positive culture significance,which deeply influences its acceptance and classic reconstruction.But the criticism in literati circle dissolves its classic reconstruction to some degree.

Key Words：Periodofthe Republicof China;Newspapersand Perodicals; Camel Xiangzi;Reading;Communication

作者簡介：魯毅（1983-），男，山東淄博人，濟南大學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26

DOI:10.13420/j.cnki.jczu.2016.01.002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102(2016)01-0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