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現狀及前景

張耀之

【摘要】：中日文化交流日漸頻繁，呈現出不同的特征，交流方式多樣化。中日雙方交流角色的變化最為突出，具體表現在不同的知識層次。以史為鑒，總結歷史的錯誤教訓，“以強敵為師”相互學習交流，成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趨勢。中國和日本一衣帶水，一條淺淺的海峽阻隔不了兩國的文化繁榮發展，雙方歷史上有過紛爭，關系幾經波折，在不斷的碰撞與交融中發展。

【關鍵詞】：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趨向

一、緒論

文化交流是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對兩國睦鄰友好的關系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中日交流文化長久，源遠流長，兩千余年的沉淀與積累，涉及的內容廣泛，交流方式豐富多彩。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促進了雙方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科學的發展進步，對兩國的繁榮發展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古代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和空海、圓仁、榮西等僧人的來華，以及鑒真和尚、朱舜水、隱元禪師等中國人士的東渡，都曾對推動日本的經濟發展、政治改革和文化進步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并留下了許多動人的友好佳話。近代許多中國官員、文人、學者訪問考察或研究日本，主張仿效日本變法改革。又有大批中國青年留學日本，學習新知識，吸收新思想。這對于推動中國的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中國各個領域的近代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因此，盡管在近現代中日兩國之間曾有過不愉快甚至戰爭的經歷，但是如果用宏觀的歷史眼光看中日關系，在兩千余年的中日交往歷史長河中，友好與交流仍是主流。歷史證明，中日之間和則兩利，戰則兩傷，這是中日關系史上最基本的經驗教訓。

二、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特點分析

（一）中國——救亡圖存

先進的中國人為救亡圖存學習日本成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大趨勢，維新派則是學習日本的積極鼓吹者和實踐者。

早在19世紀70年代，李鴻章就曾疾呼：“外國猖撅如此，不亟亟焉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中國要自強、自立，就必須改變祖宗之法。要變，中國缺什么？是西方的科學。鑒于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李鴻章主張學習日本，他說：“該國近年改變舊制，——改習西洋兵法，仿造鐵路火車，添置電報、煤礦，自鑄洋錢，于國計民生不無利益，并多派學生赴西國學習器藝——其勢日張，其志不小”。③如果“中土若于此如意，百年之后，長可自立。④即中國如果效法日本明治維新，便會強大起來。李鴻章代表了當時中國統治階層中有識之士的共同認識。

80年代，中國的維新志士通過訪問、游學、考察和出使日本等渠道，了解日本并著書立說向國人介紹日本國情，啟迪民智，促進了維新事業的發展。如浙江海關委員李圭所寫的《環游地球新錄》、清政府第一任駐日使臣何如璋的《使東述略》、王韜的《扶桑游記》、黃慶澄的《東游日記》、李筱圃的《日本游記》、陳家麟的《東槎聞見錄》、黃遵憲的《日本國志》、顏厚琨的《日本新政考》等書相繼問世。這些著作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肯定了日本明治維新，以及維新后，日本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制度之改革及發展情況。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是黃遵憲的《日本國志》。

《日本國志》在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其一是大大加深了人們對日本的認識，激起了人們進一步研究日本，總結并吸收其經驗，發奮圖強以振興中華的決心。更重要的是傳播了資產階級變法維新思想，推動了戊戌維新運動?！鞍偃站S新”期間，康有為在奏折中提出的關于變法的各種具體措施，不少是參考《日本國志》，甚至直接轉抄而成的。他從《日本國志》中了解日本，并在博覽日本圖書的基礎上，寫出了《日本變政考》?？涤袨樵凇度毡咀冋肌分?，將明治維新的經驗概括為：“其大端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制度而以議憲法，超擢草茅以備顧問，行尊降貴以通下情，多派游學以通新學，該朔易服以易人心數者”。⑦

據不完全統計，自1896年到1910年的14年間，留日學生總數達2萬人以上，其中不少人是為了尋求救國真理而到日本留學的。留學生中的大部分人以為救國之途是法政、教育、軍事和醫學，因而多數人集中于這些專業。如1904—1908年，日本法政大學專為中國學生開辦了“政法速成科”。5年間，入學者為1885人，畢業1215人。其中大多數是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知識精英，有的已在學界和政界占有一席之地。據現有部分資料表明，在184名畢業生中，原出身狀元者應點出生處2人，榜眼1人，探花1人，進士106人。他們留學日本雖然是清末廢科舉、興學堂，辦新政與立憲和革命的變革大勢所趨，但也反映了他們本身因時適變，棄舊圖新的愿望。

另有一些畢業生則通過出版報刊雜志和書籍鼓吹革命和立憲。如廣東的駱鴻年、駱翔祥、莫鴻秋、曹愛坤、黎慶恩等人回國后參加了廣東士紳組織的立憲團體廣東地方自治研究社，并成為該社機關刊物《廣東地方自治研究錄》月刊的編輯。月刊大量刊發鼓吹立憲與地方自治的論說、議義、雜錄等。諸如《論廣東急宜舉辦地方自治》、《憲法泛論》、《地方自治要論》、《日本府縣郡制要義》和《日本戶籍法釋義》等等，熱心介紹與立憲及地方自治有關的法政知識。預備立憲公會是當時國內最大的立憲團體。該會5名編輯全是法政速成科畢業生，其中秦瑞、邵羲、張家鎮3人編輯出版的《預備立憲公會會報》是國內立憲派的重要喉舌。該會還出版了大量宣傳立憲與地方自治的教科書，在全國影響很大。張元濟在民國初回憶說：“光緒己亥以后，東游漸眾，聰穎者宰人其國法科，因其文字之便利，朝受課程于講堂，文即移譯以餉祖國。斯時雜志之刊，前后相繼，稱為極盛”。他認為，立憲運動之興起，“朔其原因，雖至復雜，然當時輸入法學，廣刊雜志，不得謂無絲毫之力也”。⑨

留學生的譯書活動，主要通過譯書團體進行。譯書匯編社是最早的譯書團體，其主要工作是翻譯東西各國的學術圖書，該社出版的刊物為《譯書匯編》。所翻譯的日本書籍以政治法律為主，自1900年至1903年間共譯出并出版發行的有政治、法律類26種，經濟類6種，軍事類3種，歷史類8種，哲學類2種，社會類4種，還有其他各類。其中對中國影響較大的，諸如加藤弘之的《物競論》、高田早苗的《國家學原理》、巖崎昌的《國法學》等等。據統計，自1898年至1911年間發行的刊物有65種之多，這些雜志的內容雖包羅萬象，但其宗旨不外介紹新知識和新思想；激發愛國精神；提倡女權和振興工商業。

這些由留學生創辦并為主要撰稿人的進步刊物，所傳播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和新知，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例如，在日本，在這些刊物出版以前，幾萬華僑當中“附和排滿革命說者，只得數十人”?？锍霭婧蟆安坏?年，不談革命者反而成為少數”⑩在國內，這些刊物，經過革命黨的秘密輸送、散發，在青年學生和會黨中廣為流傳?！墩憬薄繁粋鞯介L沙周南女校后，經徐特立、朱釗凡等教師傳后，“革命思想的浪潮就泛濫起來，沖動了整個學?！?。

（一）日本——侵略政策的推行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過程中，日本輸入中國文化是政治的需要。一是日本政治改革的需要；二是向外擴張的需要。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其國情基本上與中國相同，也是被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國家。日本人為了尋求救國真理，仍繼承歷來的傳統“以華為師”，通過中國吸收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識以認識世界，改造自己。鴉片戰爭前后，日本通過各種公開或秘密渠道，將利瑪竇、湯若望等傳教士的大批漢文譯著，如《乾坤體義》、《經天該》、《祟禎歷書》等書，從中國輸入日本。日本洋學家從這些中譯西書中獲益匪淺。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明治維新以后若干年。此時的洋學家往往把上海和北京出版的漢譯西書，再譯成日文，或直接用漢文翻刻。如1885年上海墨海書館出版的《博物新編》，在日本多次翻刻或譯刻，甚至出版了《博物新編譯解》。又如1859年出版的偉烈亞力和李善蘭合譯的《談天》、《幾何原本》，偉烈亞力和王韜合譯的《重學淺說》，韋廉臣著的《格物探源》以及他和李善蘭合譯的《植物學》等等，不勝枚舉?？梢哉f，明治維新前，作為明治維新思想淵源的西學書籍，大半是從中國間接輸入的。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丁韙良譯的《萬國公法》、《萬國公法蠡管》等注釋本?！度f國公法》還被改編成中小學教科書。

值得特別提及的是《海國圖志》、《圣武記》、《瀛環志略》等書傳到日本后，成為日本人了解世界，正視自己的重要啟蒙讀物，尤其是《海國圖志》一書，在日本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明治維新時，日本天皇向國民宣誓了5條誓文，其第5條為“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國之基礎”。把輸入西學提到振興國家基礎的高度。因此，輸入西方文化運動迅猛發展，聘用專家建校講學；派出官員考察制度；獎勵留學，培養人才；廣譯群書，更新學術；其成績顯著，不僅勝過中國，而且由于躋身于強國之林，很快制訂了以中國為主要侵略目標的“大陸政策”。此后，日本雖仍繼續尋求中國文化，但不論其來華學者出于何種動機，其結果均服務于其向外擴張的基本國策和侵略戰爭。

自1871年起，明治政府的各省、陸海軍和公司、銀行、對華團體，陸續派人來華學習，并有不少自費留學生。按來華目的，大體可分為三種類型，即：一、從事地理、兵制和社會調查等間諜活動者；二、學習中國的學術文化者；三、專門學習漢語、歷史以養成教師和翻譯者。進入20世紀，隨著日本東方主義的復興和新興中國學的發展，“學問留學生”漸居多數。

1873年后，日本再次派遣大批人員來華學習。陸海軍方面，于70～80年代先后派遣6名青年軍官分別至北京、廈門、福州留學；1879年參謀本部派遣14人留學北京。這些人一面學習漢語口語時文，一面在使館和駐華日軍軍官的指揮下，從事情報收集的間諜活動。其中有的人奉軍令部之命，到寧波、廈門、香港、廣東、上海、煙臺、天津、北京、大沽、山海關、牛莊、旅順等要地調查軍隊部署、炮臺等設施及風俗民情，然后將所獲資料報告軍令部。由參謀本部所派的專攻漢語的留學生，是為了培養漢語人才所需的師資。這批人回國后，便在各地鎮臺及士官學校教授漢語，為日本軍事行動服務。

有些留學生除自學和進人大學學習外，還走訪中國著名學者，以全面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他們訪問過陳寶琛、鄭孝胥、王國維、康有為、章太炎、蔡元培、張元濟、周作人、胡適、陳垣、馬敘倫、陳寅恪、錢玄同等不下百余人。從中受到很大教益。

他們還游歷名勝古跡，考察民俗，以北京、上海為中心，遍游全國各地。不少人撰寫了游記、記事抒情。如桑原騭藏的《考史游記》、宇野哲人的《長安紀行》、武內義雄的《江南汲古》、同崎文夫的《兗豫紀行》等。這些著作公開問世后，不僅有助于日本人對中國歷史、地理、社會風俗的了解，而且也為日本政府確定對華政策提供了可供參考的資料。

綜上所述，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過程中，中國吸收日本先進文化的目的，主要是救國、進行現代化建設和反抗包括日本在內的外國侵略?？墒?，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吸收中國文化的真正意圖是推行其侵略政策。所以，就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結果而言，在中國起到了推動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促進中國整個近代化過程的作用；在日本則盡管對明治維新事業的成功有積極的作用，但更重要的作用是促進其侵略政策的推行。

中日恢復正常的邦交后，兩國之間還存在少許的分歧和摩擦，特別是對待日本侵華戰爭這段歷史，尤其是在修改教科書和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成為一個癥結問題。要化解這一矛盾和癥結，通過文化交流的渠道十分重要和有效。首先要以歷史為藍本，以事實為依據，了解和承認歷史真相。讓中國廣大群眾和日本各界人士與青少年，通過參觀北京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沈陽九一八事變紀念館、哈爾濱侵華日軍731部隊罪證紀念館、威海甲午戰爭博物館等等紀念館、陳列館、歷史遺址遺跡，具體了解日本侵華戰爭的歷史事實和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暴行。還有各種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文藝作品，如小說、報告文學、電影、電視劇、戲劇、圖片、美術作品等等也能起到再現歷史和震撼人心的作用。其次，中日兩國學者應對近現代中日關系史特別是中日戰爭的歷史進行深入認真的研究分析和學術討論。在學術著作和歷史教科書中闡明歷史的真相，科學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并分析產生認識分歧的文化心理根源，糾正對歷史的歪曲和篡改，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傊?，正確認識歷史，以史為鑒，正是為了面向未來，吸取歷史教訓，避免戰爭悲劇的重演。日本需正視歷史，尊重歷史，承認過去犯下的罪行，真誠的道歉，這樣才能獲得中國以及世界人民的寬容，才能更好的推進中日睦鄰友好的關系發展。當然就自身而言我們要摒棄狹隘的文化本位主義，放眼世界，以兼容并包的態度使得不同的文化價值并存不悖，以文化交流為載體，通過更加明智的，更加和平的方式，以一種更加開放的，更加發展的眼光去解決摩擦與爭端，相信不論對于我國人民的長治久安，還是對于中華民族的復興，都將產生重要的政治意義和現實意義。對外文化交流有官方和民間兩個渠道，特別是民間文化交流雙方易于接受，往往能產生特殊的效果。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對外文化工作的領域和形式也在不斷變化。當前可積極探索推進建立中日或東亞文化交流圈，對公益性文化交流給予優先，對經營性文化合作給予優惠，同時，鼓勵地方政府與日本建立友好城市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