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五人格與利他行為關系的研究綜述

李晉

【摘要】：利他是社會學和心理學界的一個熱點研究領域，大量研究發現人格因素對利他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大五人格模型是人格心理學領域廣泛使用的人格模型，文章對其與利他行為之間關系的研究進行了概述，并探討了在其基礎上發展出的HEXACO模型以及一般人格因素模型與利他的關系。最后討論了大五人格模型與其他影響利他行為的個體心理因素之間的關系，對未來人格與利他行為的研究進行了展望。

【關鍵詞】： 利他行為；大五人格模型；HEXACO模型；一般人格因素；利他人格

1利他行為簡介

1.1利他行為概念

利他行為（altruistic behavior）最早由法國社會學家孔德（A. Comte）提出，用來說明對他人的無私行為。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對利他行為有不同的定義。Trivers將利他行為定義為“對另一個無關有機體有利，而對做出該行為的有機體明顯不利的行為”。而Batson認為利他行為是一種有意幫助他人且不期待外在回報的行為，或以提高他個人福利為最終目的的動機狀態。利他行為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是自發的不期待受助者回報。

1.2利他行為影響因素

利他行為的影響因素主要有利他者自身因素，受助者因素，情境因素和社會文化特征。其中人格是影響利他行為的一個重要的利他者自身因素，人格可能通過兩種方式影響利他行為：首先，人格決定了在一個給定的情境下對于特定結果的偏好。其次，由于人們通常選擇適合自己的情境，人格決定了哪種情境對個體更具吸引力，所以關心他人的個體更可能參與到一些志愿活動的情境中。

2大五人格模型與利他行為

大五人格模型是目前應用較為廣泛的人格理論模型。其包含五個維度：宜人性、責任心、神經質、開放性和外傾性。在對利他行為的大量研究中，研究者一致認為宜人性是大五人格模型中可以預測利他行為的維度。宜人性甚至可能是預測利他行為的核心特質。

但是對大五人格模型與利他行為之間關系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爭議。Bekkers總結了關于宜人性，外傾性和神經質與各種類型的利他行為關系的研究。[1]發現宜人性與志愿動機和獻血有正相關，與慈善捐助和遺體捐獻有負相關，外傾性與慈善捐助及其金額數以及器官捐獻有關。他認為外傾性可以劃分為活動性和社交性兩個子維度，這兩者在在人們參與到志愿活動中時表現的特別明顯。外傾的個體參與這些活動可能僅僅是因為他們喜歡組織或者參與類似的活動，更容易被招募成為志愿者。外傾性與積極情緒也有關，而有研究認為利他行為與積極情緒有關，因而外傾性的個體可能會更加利他。這樣看來高神經質的個體由于經常處于消極情緒中，做出利他行為的可能性低要于情緒穩定的個體。然而利他行為可能會緩解個體的消極情緒，從而促使神經質的個體做出利他行為。

Ben-Ner等人通過博弈游戲對人格與游戲中的利他行為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2]發現宜人性高的被試在真實的分配游戲中給對手的錢多，而外傾性高的被試只在想象的分配游戲中給對手的錢多。人格因素對游戲中分配行為的影響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外傾性、責任感與利他之間的關系呈U型曲線；宜人性、神經質與利他行為之間的關系曲線先迅速上升，后趨于平緩甚至略有下降。分配者對親人的利他程度最高，其次是合作者，對陌生人和競爭者的利他程度基本一致。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一些線索，這一結果與下文其他研究的結果一起也許能部分解釋不同研究中人格對利他行為影響的差異。Volk等考察了人格與公共物品博弈中的合作行為，發現宜人性可以預測公共物品博弈中的合作偏好。[3]Clark等人研究了人格因素對博弈游戲中合作行為的影響，他們讓被試完成大五人格量表，并進行四個博弈游戲（最后通牒博弈，囚徒困境博弈，公共物品博弈和信任博弈），發現人格因素與博弈中的合作行為有關。[4]

Oda等使用自我報告的利他量表對日本被試的大五人格各維度與面對不同受助者（家人，朋友或熟人，陌生人）時的利他行為的頻率進行了考察，發現女性在接受者是家人或者是朋友熟人的時候會有更多利他行為，但接受者是陌生人時沒有性別差異，外傾性與對所有三種類型的接受者的利他行為都相關，責任感只與對家人的利他行為有關，宜人性只與對朋友或熟人的利他行為有關，開放性只與對陌生人的利他行為有關。[5]他們認為擁有來自朋友或熟人的社會支持的日本大學生更傾向于表現出親社會行為，而構建有社會支持的環境的能力與人格有關，一個外向和宜人的個體更會選擇一個所有個體都會互助的環境，這無疑對他們來說很有優勢。對于與Ben-Ner研究結果的不同，Oda認為，首先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受到更多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因素在實驗室中很可能被控制或消除了。對于家庭成員的利他行為頻率取決于家庭環境的影響，例如被試與家庭成員相處的時間，責任感對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有著直接的影響。責任感高的個體可能更重視家庭，會花更多的時間與家庭成員相處，因而會在日常生活中對家庭成員表現出更多的利他行為。

3人格與利他行為研究的新進展

目前對大五人格模型與利他行為之間關系的研究尚存在許多爭議。如實驗室中進行的博弈游戲和實際生活中的利他行為可能受到人格模型中不同維度的影響，或者受到同一維度的影響程度不同，而且在實驗室情境中被試更可能受到社會贊許性效應，或者實驗者效應的影響。除此之外，文化背景的差異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大五人格模型主要是以英語國家的研究為主，雖然在其他文化中也發現了類似的人格結構，但是并不意味著大五人格模型的跨文化的適應性無懈可擊。

隨著人格心理學的發展，對大五人格模型的研究也在不斷的加深，在其基礎上發展出了諸如HEXACO模型和一般人格因素理論等新成果。心理學家對這些理論和模型與利他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加深了對人格與利他的認識。

3.1人格的HEXACO模型與利他

HEXACO模型是在大五人格的基礎上基于詞匯學研究提出的一個新的人格模型。模型包含六個維度：情感性，外傾性，宜人性，責任感，對經驗的開放性，以及誠實-謙遜。模型增加了一個新的維度--真誠-謙遜維度，主要測量公平，避免貪婪，忠誠和謙遜以及與他人相處時公平與真誠。Ashton和Lee認為情感性，宜人性和真誠-謙遜維度是區別HEXACO和大五人格模型的重要標志[6]。Hilbig等認為HEXACO模型中的HH維度與大五人格模型中的宜人性在某些方面存在重合，比如HH維度中的誠懇和謙遜與宜人性中的維度相似，這可能解釋了HH能預測利他行為的原因。[7]他們對大五人格模型和HEXACO模型中各維度與親社會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對被試測試以上兩個量表后再通過一系列的獨裁者博弈任務測量其社會價值取向，發現大五人格模型中的宜人性與HEXACO中的HH維度和宜人性存在相關，而且大五人格宜人性維度中可以預測親社會行為的部分完全可以在HEXACO模型中的HH維度中找到，反之則不然。因而Hilbig等認為HH維度是解釋親社會行為的唯一因素。他們認為這一發現可以解釋之前關于大五人格對利他行為影響的不同研究之間結果的爭議，HEXACO模型中的HH維度相比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更適合預測利他行為。

3.2一般人格因素

在對大五人格模型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有學者認為在大五人格模型背后可能存在更高階的人格因素。Digman發現在大五人格模型背后存在兩個更高階的因素，將其命名為Alpha（包括宜人性，責任感和情緒穩定性）和Beta（包括外傾性和開放性）。DeYoung等重復了Digman的研究，并提出一個近似的模型，并給兩個高階的因素命名為穩定性和可塑性，分別取代之前的命名。Musek借鑒了前人的結果，提出了一個人格的一般因素模型（General Factor of Personality， GFP）并探討了GFP的因素結構。[8]

在這個模型中，大五人格模型的五個維度處于第一層次，穩定性和可塑性在第二層次，第三層次是GFP。這一研究支持了關于人格結構中存在一個單一的最高階因素的理論假設。Rushton指出GFP得分高的個體是利他的，宜人的，有責任感的，社交的，開放的，有較高自尊，對生活滿意以及較高的情商。而GFP得分低的個體可能會有適應不良，甚至人格失調。[9]

4人格與利他行為的研究展望

即使在研究中發現了人格因素的影響，同一人格因素對不同類型的利他或者親社會行為的作用也不盡一致。如宜人性可能會影響獻血行為，但是對遺體捐獻行為可能沒有作用。在博弈游戲中能促進利他行為的因素可能對日常生活中的利他行為沒有作用。因而對于不同類型的利他行為與人格之間的關系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以求得到更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除了大五人格，還有很多個體心理因素影響利他行為的產生，如共情，自我監控，自尊，心理控制源等因素。而這些個體心理變量與大五人格之間存在復雜的聯系。這些變量與大五人格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而且可能作為中介或調節變量對人格因素與利他行為之間的關系產生影響。

人格因素對行為的作用還受到情境因素的影響，比如旁觀者數量，實驗室情境與日常生活中的情境，以及對幫助需求的緊急程度等。不能脫離情境因素去單獨考察人格的作用已經成為目前人格心理學家的共識。此外，實驗室研究的結果會受到情境，實驗者效應以及社會贊許性效應的影響，從而導致外部效度低，在未來有必要將具有更高外部效度的現場研究與實驗室研究結合起來。除此之外還有受助者因素，如受助者與利他者的群體關系，社會距離，相似性等，這些都會影響到利他行為是否發生以及程度。最后，利他行為作為一種社會行為，必然會受到社會規范和價值規則的影響，而這些對于人格的形成也有著重要作用，因此在考察人格因素時要重視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加強跨文化研究方面的工作。

參考文獻：

[1]REN? Bekkers. Traditional and Health-Related Philanthropy： The Role of Resources and Personality [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6， Vol. 69， No. 4： 349–366.

[2] Avner Ben-Ner， Amit Kramer. Personality and altruism in the dictator game： Relationship to giving to kin， collaborators， competitors， and neutrals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1， 51：216–221.

[3] Volk， S.， Th?ni， C.， & Ruigrok， W. Personality， personal values and cooperation preferences in public goods games： A longitudinal study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1， 50：810 – 815.

[4] C. Brendan Clark， Christopher B. Thorne & Jordan Vann. Five-Factor Personality and Cooperative Behavior [J].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4， Vol. 16， No.3： 481-494.

[5] Ryo Oda， Wataru Machii & Shinpei Takagi. Personality and altruism in daily life[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4， 56：206–209.

[6] Ashton， M. C.， & Lee， K.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major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1， 15， 327–353.

[7] Benjamin E. Hilbig， Isabel Thielmann & Johanna Hepp. From personality to altruistic behavior （and back）： Evidence from a double-blind dictator game [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15， 55： 46–50.

[8] Musek， J. A general factor of personality： Evidence for the Big One in the five-factor model [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7， 41：1213–1233.

[9] Rushton， J. P.， & Irwing， P. The general factor of personality： Normal and abnormal [A]. In T. Chamorro-Premuzic， S. von Stumm， & A. Furnham， The Wiley-Blackwell Handbook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M]. London： Wiley-Blackwell， 2011： 132–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