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諾德的翻譯類型的評述

李雨芩

摘 要 20世紀七、八十年代，翻譯的語言學理論盛行，在這樣的背景下，功能主義目的論首次被德國學者凱瑟林娜·賴斯提出，而后她的學生漢斯·弗米爾、賈斯塔·赫茲·曼塔利和克里斯蒂安·諾德進一步完善了該理論。作為功能主義目的論的代表人物，諾德對翻譯類型進行了分類，并針對不同的類別提出相應的翻譯理論。諾德提出了文獻性翻譯和工具型翻譯兩大類并根據不同的目的提出不同的翻譯策略。通過實例對諾德的翻譯文本分類進行分析，本文意在詮釋其合理性和適用性。但同時，不可否認的是，諾德的理論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可操作性也值得進一步討論。

關鍵詞 克里斯蒂安·諾德翻譯類型 合理性 局限性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0引言

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翻譯的語言學理論盛行，處于主導地位。語言學理論學派認為翻譯是“將一種語言的篇章材料替換為另一種語言的篇章材料”的過程（Catford， 20），因此翻譯是對比語言學的一個分支。但是翻譯的語言學理論幾乎忽略了文本的整體性以及其他的一些非語言的因素。在這樣的背景下，功能主義目的論于首次被德國學者凱瑟林娜·賴斯提出。而后她的學生漢斯·弗米爾、賈斯塔·赫茲·曼塔利和克里斯蒂安·諾德進一步完善了該理論。功能主義目的論長期以來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翻譯理論之一。功能主義目的論的理論基礎有四，分別是芬蘭學者馮賴特的行動哲學研究、美國數學家克勞德·艾爾伍德·香農的通信理論、德國美學家漢斯·羅伯特·姚斯和沃爾夫岡·伊瑟爾的接受美學、以及語篇語用學（卞，44-59）。作為功能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諾德提出了對翻譯源文本的分類，并以分類為基礎提出相應的翻譯策略。本文由四個部分構成，旨在諾德的翻譯類型進行分析。不可否認的是，諾德的翻譯類型分類是功能主義目的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具有突破性的意義，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樣的分類豪無缺陷，所以本文將會對翻譯類型的貢獻以及局限性進行詳細地闡釋。

1功能主義目的論形成和發展的學術背景

“翻譯研究”這個術語于1988年由美籍學者詹姆斯·霍姆斯在他的論文《翻譯研究的名與實》中首次提出，但是對于翻譯實踐的研究遠遠早于這個術語產生的時間。最早的翻譯實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Stolze， 2）。16世紀時，為了能有效地促進《圣經》的翻譯，馬丁·路德在他翻譯的德語版《圣經》中倡導自由譯法，這種方法與真實譯法是對立的（Stolze， 3）。用現代術語來說，馬丁·路德所倡導的是歸化譯法，而后者是異化譯法。在翻譯研究領域中，不同的翻譯學派有不同的研究重心，所以每個學派提出的翻譯方法也不盡相同，但是不同的學派的形成從本質而言都是為了能更好地理解翻譯實踐。

一開始，翻譯被認為是語言學的分支，在語言學的領域里對翻譯進行研究。索緒爾創建的現代語言系統深刻地影響了翻譯研究，因為翻譯與應用語言學是緊密相連的。像詹姆斯·霍姆斯、羅曼·雅各布森、J.C.卡特福特、尤金·奈達以及皮特·紐馬克等翻譯學者都非常強調翻譯中語言本身的因素。雅各布森（114）在他的論文《翻譯的語言學問題》中將翻譯劃分為語內翻譯、語際翻譯和符際翻譯三類，并指出在語際翻譯中語言意義和語言等值是核心問題。在這一時期里，直譯和意譯的沖突仍然存在。尤金·奈達在他的論文《論對等原則》中提出了靜態對等和動態對等的概念；前者更重視源文文本，而后者更重視讀者反應。奈達（136）還進一步闡釋了動態轉譯包含的三個核心概念，“最恰當、自然和對等”，并指出“自然”的譯文必須符合譯入語語言和文化以及特定信息的語境，并易于譯入語讀者所接受。這三個要求與后來的功能主義學派的一些思想不謀而合。但是，總體而言，翻譯的語言學派的主張雖反映了該學派十分重視單個句子的句法結構等語言學因素，但卻忽略了文本的整體性。

2克里斯蒂安·諾德的翻譯類型和翻譯策略

在凱瑟林娜·賴斯理論的基礎上，賴斯的學生漢斯·弗米爾提出了目的論，賈斯塔·赫茲·曼塔利提出了翻譯行為理論，都豐富了功能主義目的論。當然，克里斯蒂安·諾德也不例外。

克里斯蒂安·諾德是賴斯的學生，也是功能主義目的論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她的著作《目的性行為：析功能翻譯理論》中，諾德（46-47）在回顧了朱利安·豪斯的隱性翻譯和顯性翻譯理論和賴斯的文本類型分類，并提出了兩個基本的翻譯類型，分別是文獻型翻譯和工具型翻譯。文獻型翻譯強調的是源語作者和源語文本接受者之間的交際行為，對源語作者和源語文本讀者在源語文化中的交際做文獻記錄；譯者把源語文化呈現給譯語讀者，把他們置于源語文化中，并讓它們覺得讀到的東西本身是存在于讀者的文化中的。工具型翻譯是為了目的語文本在目的語文化中實現不同的功能的翻譯，強調譯語文本讀者能夠無障礙地接受源文本傳達的信息，并且接受到的信息和源文本信息具有同樣的功能，即實現譯語文本和源語文本的功能對等。

諾德進一步地將文獻型翻譯劃分成了四個子類別，分別是逐行對譯、字面翻譯、文獻學翻譯和異化翻譯。逐行對譯旨在再現源語語言結構，常應用于比較語言學研究中；通過字面翻譯，譯者想要重現源語語言的形式，在目標語言中再現源語語言的句式結構和詞匯用法等；如果在譯文中還加入了注釋對源語語言和文化進行闡釋，這種就是文獻學翻譯；如果譯文給目標語言讀者造成一種文化距離感，這就是第四種類別異化翻譯。

工具型翻譯目的是達到源文本的語言功能，所以，根據目標語語言功能和源語語言功能的相似程度可以將工具型翻譯細分為三個小類別，分別是等功能翻譯、異功能翻譯和相似功能翻譯。

2.1對諾德的翻譯類型的闡釋

辜鴻銘的翻譯可以作為文獻學翻譯的一個例子。當他在英譯《論語》的時候，他加入了一些腳注來對中國的文化現象等進行闡釋。比如，在論語第二章中，辜鴻銘（13）將夏朝和歐洲的希臘時代做類比，將殷朝和歐洲的羅馬時代做類比，使西方讀者更好的理解原文。同樣，在第六章的腳注中，辜鴻銘（46）將魯國類比為古代中國的英格蘭，將堯帝比作中國父系社會的亞拉伯罕·林肯。

賽珍珠翻譯的《水滸傳》則是異化翻譯的一個例子。比如第二十六回， “當下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怒道：“你兩個做的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請你們來做衣裳，不曾叫你來偷漢子！…”，賽珍珠的譯文則是：

The Old woman came in， pushing the door open and crying，“This is 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Then Hsimen Ching and the woman both startled with fright and the old woman said，“Ha， good！ HA， and this is well！ I ask you to come and make clothes and I did not tell you to come and steal a man！ …”

“你兩個做的好事！”和“偷漢子”被譯為了“This is 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和“steal a man”，這種譯法不符合譯入語的語言習慣，而是遵循了源語語言的用法，所以給譯入語讀者一種文化距離感。

諾德還指出，一般而言，使用說明書等實用文本的翻譯是等功能翻譯。而將《格列夫游記》和《魯濱遜漂流記》之類的小說譯為兒童讀物則是異功能翻譯。詩人譯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實現原詩的部分相似功能功能，但卻不能做到等功能，因為不同語言中的韻、節奏、意象等是不同的，所以詩人譯詩是相似功能翻譯的一個例子。下面以古詩《天凈沙·秋思》為例來分析詩人譯詩。

天凈沙·秋思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Tune： Sunny Sand

Autumn Thoughts

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Under a small bridge near a cottage a stream flows；

On ancient road in the west wind a lean horse goes.

Westward declines the sun；

Far， far from home is the heartbroken one. （Translated by XuYuanchong）

雖然在英語譯文仍然是詩的形式，但是同原文相比，有幾處明顯的不同。首先，在“Sunny Sand”之前添加了“Tune”來說明“Sunny Sand”不是題目，而是一個詞牌名。再者，在這首詞中，每一句都押尾韻/a/，而在英語譯文中只有前三句押韻，而且是押的/s/音。最后，《秋思》這首詞是由意象相連，而譯文中加入了許多動詞、方位詞等來保證整首詩的流暢和完整。

2.2對諾德翻譯類型的評述

諾德的翻譯類型理論闡釋了從逐行翻譯到異化翻譯各種翻譯類型，并且提出了各類作品，比如說明書、文學經典和詩歌，對應的翻譯方法。她的兩大翻譯類型分別是文獻型翻譯和工具型翻譯，前者更重視源語言文化，而后者是以目標語言的文化為導向。所以，除了源語言和源文化之外，諾德也將目標語言的語言功能納入了考慮范圍，這在根本上同豪斯的劃分區別開來。因此，諾德推翻了源文本的絕對地位，但同時她也指出她提出的翻譯類型以及其他的翻譯理論并不是否定對等理論，因為對等關系是源文本和目標文本眾多關系中的一種（諾德，29）。

但是，同其他的理論一樣，諾德的翻譯類型并不是完美無缺毫無漏洞的。她強調所有的翻譯都可以歸為文獻型翻譯或者工具型翻譯，這種兩極化的主張使得她的翻譯類型理論的可行性有所降低，因為某一翻譯可能不僅僅是文獻型翻譯或工具型翻譯，其中的某些成分也可能包含了另一類型的翻譯因素。賽珍珠的《水滸傳》譯本可以作為這樣的一個例子。賽珍珠將這本小說的書名譯作All Men Are Brothers（所有人皆兄弟），這個譯法顯然是意譯（書名的直譯譯法應該是The Water Margin）。但是在賽珍珠的譯本一直是以直譯著稱。她自己在譯本的序言中也說道，她翻譯的目標是再現中文的魅力，所以她更加注重源語言和源文本。下面的例子可以說明賽珍珠的直譯：

石秀便問道：“這位兄長是誰？”

Shih Hsiu asked， saying， “Who is this brother？”

在這個例子中，“問道”被譯為“asked， saying”。這種譯法完全忠實于中文源文本，但是英文中沒有這樣的用法。除此之外，上一個部分中提及的“你兩個做的好事”、“偷漢子”分別被譯為“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和“steal a man”.這里的“好事”實則表示“不要臉的事”而不是英譯中的“a good thing”，“偷漢子”也不是譯文中的“steal a man”，但是賽珍珠卻在英譯本中保留了中式的說法和表達。賽珍珠版本的《水滸傳》譯本說明了在某些情況下，在翻譯過程中，就算有明確的目標，譯者有時也會采取不同的翻譯方法。所以，兩極化的翻譯類型有時也許不完全可行。

3結語

作為功能主義目的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諾德的翻譯類型打破了源文本的主導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指導實踐的可行性，兼顧了語言內外兩方面的因素，既擺脫了原文的束縛，也避免了極端功能主義之后對原文的不尊重等，且分類較為全面。但是諾德的理論也有所局限，她的二元對立的主張降低了理論的可行性，因為有些時候，一個特定文本的翻譯，如上述部分中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樣，可能包含文獻型翻譯和工具型翻譯兩方面的因素。綜上所述，克里斯蒂安·諾德的翻譯類型具有一定的實踐指導意義，對功能主義目的論的發展確實做出了極大的貢獻，雖然其理論有所缺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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