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或想象

李涓

摘 要：關于荷馬社會究竟是否為真實的存在這一問題，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有學者認為它確實為真實的存在，荷馬社會反映的是公元前9世紀到公元前10世紀的歷史面貌。也有學者認為其反映的是成書的年代，即公元前8世紀的狀況。當然還有學者否定其真實性，認為《荷馬史詩》不過是各種歷史時期與詩人想象的雜糅。本文就此問題從政治角度進行分析，通過探討荷馬社會三項權力主體——王權、長老會和公民大會的狀況，得出結論：荷馬社會是真實的存在，反映的是公元前8世紀的歷史圖景。

關鍵詞：荷馬社會；王權；長老會；公民大會

中圖分類號：K501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6-03-18

作者簡介：李 涓（1991—），湖南長沙人，碩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世界上古史。

作為現存最早的兩部希臘史詩作品，無論是在古代文獻學領域還是史學領域，《荷馬史詩》一直是希臘史研究中的重要關注點。自從1795年沃爾夫的《<荷馬史詩>研究導論》出版以來，圍繞荷馬社會的種種討論不止，從早期的對《荷馬史詩》創作方法的分析直至目前對“黑暗時代”社會狀況的討論，中外學者紛紛在此熱點領域發表自己的見解。本文從史詩本身入手，著重從其政治結構角度，對荷馬社會究竟是否為真實的存在這一問題進行分析，筆者提出自己的一點粗淺認識。

一、研究歷程

對荷馬問題研究的開展，起源于一次考古發現。在此之前較長的一段時間里，《荷馬史詩》都被人視為純粹的文學作品而忽視了荷馬社會的真實存在意義。1870年德國考古學家海因里?！ぶx里曼根據《荷馬史詩》的記載在達達尼爾海峽附近土耳其境內的希沙里克山丘成功地發掘出了特洛伊遺址。1876年他又在希臘的伯羅奔尼撒半島發掘出了邁錫尼遺址，①證實了《荷馬史詩》中特洛伊王國和邁錫尼王國的真實存在。這些考古發現為荷馬社會考古奠定了基礎，學者們開始相信《荷馬史詩》確實能夠反映當時的歷史，而不僅僅是一部長篇詩歌集。并且，謝里曼的發現也使學者們相信，史詩反映的是青銅時代②的歷史，更確切地說，是邁錫尼文明（約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200年）時期的歷史。一系列名作如尼爾森的《希臘神話的邁錫尼起源》（1972年）及《荷馬和邁錫尼》（1933年）、洛里默（H. L. Lorimer）的《荷馬與歷史遺跡》（1950年）、韋伯斯特（T. B. L. Webster）的《從邁錫尼到荷馬》（1958年）以及培基的《歷史與荷馬的〈伊利亞特〉》（1958年）等都是從這個前提出發展開討論 的。③

然而新的研究成果為不同的假說的提出提供了依據。20世紀30年代，美國學者米爾曼·帕里（Milman Parry）通過對塞爾維亞游吟詩歌進行實地調查并在此基礎上以古推今，揭示出“荷馬史詩”是經過一代代游吟詩人創作和傳唱而逐漸形成的，而非一成不變的。這就意味著，史詩中描繪的以邁錫尼時期的特洛伊戰爭為背景的荷馬社會風貌不一定是邁錫尼盛期社會的真實寫照，而很有可能是在上百年的不斷口頭傳唱的同時被進行再創作，加入詩人自己的想象甚至是個人生活經歷，從而使得層積的時代特征被添加進史詩中，讓史詩在特洛伊戰爭的背景下反映的是王權走向衰落時的邁錫尼晚期的社會面貌。芬利（M. I. Finley）的研究受到米爾曼·帕里的研究成果的影響，也認為《荷馬史詩》是一代代游吟詩人口傳下來的作品，因而相信它所反映的是一個較早時期的社會狀況。但他認為該史詩反映的并不是邁錫尼時期的社會狀況，而是邁錫尼文明之后即公元前10世紀到公元前9世紀的歷史面貌。④他在書中總結道：“荷馬的世界完全是后邁錫尼的， （那些）所謂的回憶與遺風遺俗非常稀少，并且是孤立的、混亂的。因此，荷馬不僅不是邁錫尼泥版文書的可靠向導，他根本就不是（邁錫尼社會）的向導?！雹轂榱苏f明荷馬社會反映的并非邁錫尼時代的風貌，芬利甚至刻意強調了邁錫尼文明與其后的“黑暗時代”之間的斷裂：“那些發生在邁錫尼文明衰落之后的不僅是對已經存在的社會體系的消減，同時還伴隨著特征的改變。之后，當嶄新的希臘社會從這些新起點中產生時，（社會）是朝著非常不同的方向行進的，以至于那種存在于公元前1200年之前的世界再也沒有任何重現于古代希臘的可能。從那種意義而言，斷裂是完全的和永久的?！雹?/p>

但是到了1974年，芬利的經典論述受到了挑戰。斯諾德格拉斯在《希臘研究雜志》上發表的一篇著名論文中，提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觀點，他認為《荷馬史詩》描繪的其實是不同的時期的歷史因素、詩人的想象和虛構的一個大雜燴，因此不存在一個“真實的荷馬社會”。②此論斷一出，便引發了一場關于是否存在真實的荷馬社會的大討論。一些學者對斯諾德格拉斯的論斷表示支持。劍橋大學的希臘史教授卡特里奇就認為：“認為存在一個歷史真實的單一而整體的荷馬‘社會或時期，或者更為模糊的‘世界，這種觀點似乎極其沒有說服力。近來堆積如山的研究僅僅強化了我自己的觀點，即荷馬的想象世界（fictive universe）非常重要，恰恰是因為它從未存在于詩人的豐富想象之外?！雹劭ㄌ乩锲姘押神R社會視為完全不存在或僅僅只是詩人們想象力的結晶的觀點無疑是將斯諾德格拉斯的論斷推向極致的表現，未免有失偏頗。而一批深受芬利思想影響的學者則相信存在真實的荷馬社會。也因為斯諾德格拉斯的學生揚·莫里斯在1986年發表的一篇重要論文中同時反駁芬利和斯諾德格拉斯的觀點，提出《荷馬史詩》所反映的是其成書的年代即公元前8世紀的歷史情形，所以在相信荷馬社會真實存在的學者中有人認同揚·莫里斯的觀點，有人則傾向于著名古典語文學家韋斯特和希臘宗教史家伯克特的觀點——荷馬社會反映的是公元前7世紀前期的歷史。這場爭論還在繼續，至今仍無蓋棺定論。④不管西方學者們所持的是何種觀點，相信《荷馬史詩》所描繪的圖景更能對應或者是更貼近早期希臘城邦的歷史而非邁錫尼時代的歷史乃是大多數學者的研究傾向。

而在中國的希臘史學者的研究中，這一問題同樣受到了關注。王敦書、李天祜、朱龍華、晏紹祥和黃洋等眾多學者都對此問題進行過探討，雖然學界對該史詩所反映的時代問題尚無統一的觀點，但似乎都傾向于與史詩對應的是公元前12世紀到公元前8世紀這段時間。以王敦書先生的研究為例，不同于其他學者只是陳述自己的觀點，王敦書在綜合考察了荷馬史詩的創作方法以及考古資料后，結合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荷馬史詩“所要描述的是晚期邁錫尼時代的戰爭、事件和社會，其內容也確實保留了相當多的古代的因素。但是，荷馬與特洛伊戰爭已相隔大約四百年，整個希臘世界的政治狀況和社會面貌經歷了根本性的變革。邁錫尼時代的文物、制度和風俗有許多已湮滅無聞，或僅存一鱗半爪，而為新的事物所取代。所以，史詩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元前10世紀到前8世紀小亞細亞西部希臘人居住地區的狀況”。[1]

在認真閱讀完《荷馬史詩》的文本并且查閱了一些相關資料過后，筆者認為，荷馬社會是希臘史上真實的存在，而它所反映的是其成書的年代即公元前8世紀左右。雖然《荷馬史詩》首先是作為一部文學作品而產生的，其歷經數個世紀的口口相傳的創作方式不可避免地使史詩的背景變得模糊不清，而其中混合著的神話色彩與詩人（創作者）自己的豐富想象又總是讓讀者懷疑這些英雄故事的真實性；但是筆者認為，判斷荷馬社會是否為真實的存在，不在于史詩中是否出現了神話故事和遠古傳說，也不在于史詩是否混雜了不同歷史時期的器物，甚至不在于創作者創作史詩的目的和他們想給讀者留下的印象，而在于史詩中是否存在一個結構完整、運行穩定的社會體系來支持整個社會的運轉。從《荷馬史詩》來看，其中的確存在這樣一個完整而穩定的社會，以下主要從其政治結構中的不同權力主體進行分析。

二、對于三大權力主體的分析

剝離掉游吟詩人在口頭創作時所使用的固定句套⑤和詩人為故事發生而特別設置的背景，⑥《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所反映的荷馬社會，其政治結構實際上是由王權、長老會和公民大會三部分組成的。雖然在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這三者所負責的具體事務有所不同，它們之間的權力關系也互有消漲，但是之所以將它們列為權力主體，是因為它們在不同的環境下始終活躍于政治舞臺，不管是在處理國家重大事務方面，如征戰、對外事務的決策、王權的歸屬問題等，還是管理社會方面，如裁決公民爭端、維護王國穩定等問題，它們都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角；它們的存在使得整個荷馬社會得以應對不同環境造成的壓力，并且以一種穩定、有效的方式進行運轉。

1.王權

分析荷馬社會王權的狀況，首先需要對當時社會的性質和王國的狀況作以下說明：第一，此時的希臘社會早已出現國家形態，并非如中國學術界傳統觀點所言：“古代希臘的國家產生于古風時期，在此之前的荷馬社會被看成是原始社會的一種形態?！雹俣T如阿伽門農、阿喀琉斯、涅斯托爾、奧德修斯這些英雄即為所在國家的國王。也就是說，在自己的國家里，他們是王權的象征，而不是氏族部落首領的代表。第二，史詩中出現的諸多王國雖然具有國家形態，但是實際領土面積小，所擁有的人口數量非常少，根據史詩中基本上一位有家世介紹的英雄（非其伙伴或御者）對應一個王國的慣例，光是希臘聯軍方面所介紹的王國數目就已十分龐大，而考慮到希臘半島及其周邊島嶼的面積，這些王國的規模自然比較狹小。這一點也可以根據史詩原文來進行推斷，希臘聯軍將領之一的涅斯托爾在鼓勵人去夜探特洛伊人的營帳時曾許諾：“他若探得這些消息，平安地回來，他的聲名將會在天底下的世人中播揚，美好的禮物歸他所有：統率船只的將領不管有多少，都將贈他一頭黑色母羊，腹下有吸吮奶汁的羊羔，沒有什么別的財富可以相比擬，還可以和我們一起參加公宴和私宴?！盵2]母羊在當時社會并非價值連城的家畜，因為按照《奧德賽》中奧德修斯所擁有的家產推算，他大概擁有幾千頭羊，而詩中也明確交代奧德修斯的財富相當于伊塔卡二十戶中等家庭的財富總和?？梢娒款^羊的價值也并不算太高，因此能稱得上“沒有什么別的財富可以相比擬”的，只能是數量龐大的羊群，由此可推出王國數量之多。第三，即便史詩中的英雄們多擁有國王、統治者、“人民的牧者”“士兵的牧者”這些名號，他們的實際地位依然處在貴族層面，與邁錫尼時代以王宮經濟為經濟基礎的擁有完整的官僚系統的專制君王們有著本質的區別。②

其次，筆者將對荷馬社會的王權與邁錫尼時代王權的不同之處進行著重分析，因為這也是使荷馬社會區別于邁錫尼社會的重要原因。簡而言之，荷馬社會的王權是一種“下降”了的王權。③

也就是說它并非是自下而上由原始公社的人人平等這種狀態發展而來的，而是因為邁錫尼晚期的社會大動亂使得原本的專制王權的權威受到極大削減，在這樣的狀況下才造就了我們在荷馬社會中所見到的王權。因此從荷馬社會與邁錫尼社會的關系來看，并不是所謂的“斷裂”，而是一種被大動亂沖淡了的聯系，這二者之間存在某種繼承關系——雖然這種關系比較微弱。關于荷馬社會的王權是一種“下降”了的王權，史詩中有不少明顯的表現：第一，掌握王權的是貴族。這里所說的貴族不是指的個體，而是作為群體的貴族階層。國王、其他貴族或者是軍事首領在本質上都是處在同一社會層面的貴族，至少在身份上他們是平等的，只有當他們其中一人成為王權的象征時，他才改稱國王，但是本質上并不會產生變化，他仍然屬于這個階層。因為其他貴族依然具有和他平等的地位，他們之間不存在上下級關系或者隸屬關系。國王的權力也絕不能等同于邁錫尼時代的君王權力，不具有專制權力。這也是身為國王的奧德修斯將求婚的貴族子弟們殘忍殺害之后，會遭到貴族子弟的親友們的聯合報復的原因。[3]同時，王權是在王國內的貴族家族之內流轉。以伊塔卡為例，王權既可以落到奧德修斯的家族，也可以落到安提諾奧斯、歐律馬科斯或者其他人的家族。即使老國王拉埃爾特斯尚在人間，現任國王奧德修斯并未傳來死訊，作為他們唯一后代的特勒馬科斯卻沒有被眾人視為未來的國王。甚至連特勒馬科斯自己都不認為自己將取得王位，他對求婚人的痛恨更多來自他們無恥地消耗自己的家財而非對王位的覬覦。第二，王位世襲制并未成為慣例。這一傳統并未在荷馬社會完全消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邁錫尼時代的遺風。在創作時間更為久遠的《伊利亞特》中，阿喀琉斯對特洛伊將領埃涅阿斯這樣說：“你和我打仗是想繼承普里阿摩斯享有的榮耀，統治馴馬的特洛伊人？但即使你殺了我，普里阿摩斯老王也不會把權力交給你，因為他有那么多兒子，他自己也還康健?！盵4]這可以算是一個側面的證明。但史詩所表現的更多的是世襲制并不穩定的一面，不僅從特勒馬科斯的例子可以看出來，而且從他的祖父——卸任之后的老國王拉埃爾特斯獨自生活在鄉間，住在奴隸住的屋子里，干著繁重的農活，對王國的政治再無半點影響力的例子也能看出這點。[5]第三，國王的權力基礎薄弱。一個貴族要取得王位，往往依靠的是家族的勢力、個人資產以及最重要的個人能力而非家族的血脈。這其中又包含軍事能力、智謀和演說能力等。缺少其中某一項，都將增加其取得認可的難度。還是以特勒馬科斯為例，盡管貴為國王之子，但他在公民大會上不成功的演說并未獲得民眾的支持，使他達到將求婚者們趕出家門的目的。[6]第四，國王缺少官僚系統的輔佐。雖然官僚系統的存在會不可避免地分走君主的一部分權力，但是官僚系統之所以存在或者說它之所以被創造，是因為集中在君主一人身上的權力過大，超出君主本身能負荷的限度，因此需要創設新的官僚系統來服務君主，幫助君主分擔責任。人們常說官僚系統是王權的伴生物，其實更準確地說它應該是強大王權的伴生物，因為不夠強大、權力不夠集中的王權基本沒有設置官僚系統的必要，國王一人即可承擔。通觀史詩，可以發現不管是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荷馬社會的國王們身邊都缺少成體系的官僚系統，唯一可稱得上官員的只有“傳令官”。然而傳令官的職責如其名稱所示，僅僅負責向人們通告命令、決議或是傳喚某人，而不插手任何有關政治結構運轉中的事務。并且，傳令官也并非只受國王一人調遣，當其他貴族或是長老會有需要時，傳令官同樣服務于他們。反觀邁錫尼王國，國王之下存在一個體系完備、機構龐大的官僚系統。以派羅斯王國為例，“龐大的派羅斯王國（泥板符號為Pu-ro）組織結構相當嚴謹。它的國土面積1250平方英里，包括200多個村莊和小城鎮，分為兩個‘省，每個‘省再劃分為若干個‘區，各區以其中心城鎮命名。中央權力深入每個轄區：泥板上發現的符號Koreter和Prokoreter可能分別指代被委派的‘總督和‘副總督。泥板上還有大批頭銜為Qusireu的官員，這些人極有可能掌管鄉鎮一級的管理?！盵7]

再次，王權的職能范圍也相當有限：對外征戰和對內依靠法律統治。在《伊利亞特》中的表述為“宙斯把權杖和習慣法賜給你，使你能夠為你的人民出謀劃策”。[8]但是這種統治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效力，值得懷疑。因為在國王奧德修斯離開的這二十年中，伊塔卡竟然也沒有召開過一次公民大會，可以暗示我們荷馬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處在一種自治狀態的。但是國王畢竟是比其他貴族握有更大權力的人，這主要表現在他能夠在一定范圍內動用國家的人力物力。例如，阿爾基諾奧斯國王動用五十二個年輕人和一條船來送奧德修斯回家。

2.長老會

總的來說，長老會在荷馬社會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著相對重要的角色。雖然其重要性遠不及后來的古風時代，但長老會的確在王國的政治生活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將邁錫尼社會、荷馬社會和城邦社會的政治狀況進行對比，可以清晰地看出長老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荷馬社會向之后的城邦社會發展。長老會是荷馬社會與城邦社會之間的橋梁。

如果單獨分析《奧德賽》中的長老會，會非常容易將其視為國王的一個咨詢機構。但長老會不應該僅指和平時期王國內部的一個議事機構，事實上，戰爭時期的權力核心機構——貴族議事會同樣是其變體，對長老會的分析應當將其考慮在內。因此，筆者首先要對王國內部的長老會與戰爭時期的貴族聯合體議事會進行類比論證：從人員構成上來看兩者都是由貴族構成；①其存在的目的都是討論決定重大事務；兩者都沒有定期的聚會時間或計劃，而往往是有重要事務才進行聚會，具有偶然性；在會議中貴族們的言論相對自由，有權表達自己的想法而不必一定贊同國王或聯軍主帥的建議。只是在召集方式上二者略有不同，長老會一般由國王進行召集，就像奧德修斯流落到費?？怂箛埱髱椭鷷r，國王阿爾基諾奧斯將其他12位王公召集到一起商量討論，②而貴族聯合體的議事會在遭遇重大問題時即使主帥未及時做出反應，議事會也可自行召集，所通過的決議在經眾人認可后依然有效。而召集方式的不同也很容易理解，戰爭時期局勢千變萬化，需要領導階層及時做出反應，而這種自行召集議事的方式顯然是最適合戰爭需要的。所以，戰時的貴族聯合體是長老會的一部分，長老會存在于荷馬社會的各種不同環境之下。

其次，筆者將選取貴族聯合體這個特殊的變體略作分析，因為貴族聯合體實際上要比和平時期的長老會更具代表性，更能反映荷馬社會與古風時代的傳承關系。這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在于，貴族聯合體內部實行的是民主化的決策方式和平等化的地位。關于這一點，上文已有所涉及，這里所要說明的是這種在議事會上聯軍主帥的決定直接遭到質疑和反對③的行為不僅說明決策的民主化——誰的建議更得人心便采取誰的建議；還表明在貴族聯合體內部貴族之間是處在一種相對平等的地位中的，并不存在類似于邁錫尼時代的王國之間的附屬關系或者說是上下級關系，“如同派羅斯王（派羅斯恰好是史詩中老將涅斯托爾所統治的王國）是麥西尼地區的唯一統治者一樣”。[9]盡管可能由于國力、軍事實力和個人能力的影響，貴族們在聯合體中的地位以及他們各自受重視受尊重的程度有所不同，但總的來看，他們的活動是在一個比較平等的層面上開展的。當面臨像挑選誰迎接特洛伊人主帥赫克托爾的挑戰與其單獨決斗這類事關榮譽的重要問題而又難以立刻做出判斷時，貴族們往往采用一項在后來的古風時代以及古典時代的希臘社會經常用以挑選公民擔任公職時所用的辦法——抓鬮來做決定，[10]而這也表明了荷馬社會同其后的城邦時代之間的某種延續與發展的關系。荷馬社會的政治結構中也許還殘存著王權的影子，但至少可看出它在向民主政治發展的努力，雖然當時的人們并不知道這是民主化的行為。而當聯系到兩部史詩的創作狀況，《伊利亞特》的創作時間要比《奧德賽》早幾十年，《伊利亞特》的背景設置更加貼近邁錫尼，擁有更多的邁錫尼特色，這種與古風時代的傳承關系自然顯得更具典型性。

再次，就其職能而言，長老會比國王承擔了更多的社會管理方面的職責。雖然在《奧德賽》中，奧德修斯的離開使得王位空缺了二十年，公民大會也不曾召開，但是不管荷馬社會的自治程度發展到了怎樣的高度，在生活中出現的公民間的爭端總是不可避免的，在國家與個人關系比較簡單的社會，這類個人之間的問題甚至是社會管理方面的主要問題。而長老會就是裁決爭端的主要負責人。在阿喀琉斯的盾牌上繪有這樣的情景：“兩個人為一起命案爭執賠償，一方要求全部補賠，向大家訴說；另一方拒絕一切抵償。雙方同意把爭執交由公判人裁斷?！L老們圍成圣圓坐在光滑的石凳上，手握嗓音洪亮的傳令官遞給的權杖，雙方向他們訴說，他們依次作決斷。場子中央擺著整整兩塔蘭同黃金，他們誰解釋法律最公正，黃金就獎給他?！盵11]而由長老會負責裁決爭端的狀況似乎是荷馬社會的慣例，這一點，在他之后的詩人赫西俄德的作品《工作與 時日》[12]中也得到了印證。赫西俄德生活和創作的時代在公元前8世紀上半葉，《工作與時日》講述的是詩人的父親死后，他與兄弟佩爾塞斯為分割遺產而起爭執，并要求“王爺”（實際就是貴族）裁決的故事。由此可見，在職能劃分上，長老會所扮演的角色比國王更貼近社會管理者。

3.公民大會

簡而言之，公民大會為荷馬社會的政治生活注入新的活力。就保存至今并且已被釋讀出來的邁錫尼泥版文書來看，其內容多是關于王國經濟的各個方面，而極少見到關于公民大會的資料。然而邁錫尼社會的解體、最高王權的下降使得整個社會的政治結構中出現了一部分真空狀態，這為從底層興起的公民大會提供了走上政治舞臺的契機。就三個權力主體的產生時間來看，公民大會或許是出現最晚的，但它的存在將對后來的古風時代、古典時代的希臘民主政治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一方面，在荷馬社會公民大會的存在已經成為一種定制。這從奧德修斯對獨目巨人們的蔑視就可看出：“他們沒有議事的集會，也沒有法律。他們居住在挺拔險峻的山峰之巔，或者陰森幽暗的山洞，各人管束自己的妻子兒女，不關心他人事情?！盵13]奧德修斯衡量文明的標準在于社會中是否存在議事集會、法律，更明確地說，就是是否過公共政治生活。而公民大會無疑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在伊塔卡，整個國家可以二十年都不召開一次公民大會，但是公民大會依然是公民公共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他們區別于野蠻人的標志。當決定王位歸屬權之類的事關全體公民的大事時，無論是國王還是貴族們都離不開征求全體公民的意見。同時，當國王奧德修斯殘忍但卻是非常正當地處決所有在他離開期間向他的妻子求婚、試圖染指王權的貴族子弟之后，伊塔卡的貴族們雖然急欲復仇，卻仍然耐心召開了公民大會、確保民眾不會支持奧德修斯之后才展開了復仇行動。[14]這些都說明公民大會在荷馬社會的重要性：它不是一個虛空的擺設， 而是人們認可的確實發揮作用的機構。雖然在荷馬社會公民大會所起到的作用還很有限，它的召集和議題都由國王或者貴族們決定，公民大會無法自行召開，也不能討論自己希望討論的議題，但至少它作為一條紐帶將全國的公民聯系在一起，使其參與到公共生活中來，為公民意識的培養和后來的城邦觀念的萌發與發展奠定了基礎。作為荷馬社會新生事物的公民大會，在對后世希臘城邦的影響方面，無疑是三項權力主體中最重要的。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夸大公民大會在荷馬社會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是說，公民大會的存在是受到全體公民以及其他權力主體承認的，但它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作用則是應該謹慎看待的。其中最明顯的例子當屬阿伽門農在一次不成功反而起到反作用的演說過后所召開的一次大會。這一次，不只是所有的貴族可各抒己見，連普通士兵也可參加并且發言。因此我們其實可將其視為一次戰時的公民大會?！鞍㈤_奧斯人怨恨統帥，心里生氣，他（士兵特爾西特斯）便責罵阿伽門農，大聲叫嚷：‘阿特柔斯的兒子啊，你又有什么不滿意，或缺失什么？你的營帳里裝滿了青銅，還有許多婦女，那是阿開奧斯人攻下敵城時我們首先贈你的戰利品?！闵頌榻y帥，不該讓阿開奧斯人遭災難。你們這些懦夫，這些可恥的惡徒，是阿開奧斯婦女，不再是阿開奧斯男子，讓我們坐船回家，留下他在特洛伊欣賞他的禮物，看我們對他有無幫助……”[15]而在特爾西特斯發表完這一段非常合乎情理而又符合實際的演說之后，等待他的卻是奧德修斯的一頓棒打，更為奇怪的是眾人對此的反應竟然是一致認為這是奧德修斯做得最好的事情。筆者認為這一段關于眾人態度的描寫不僅是創作者本身情感好惡的體現，更是對荷馬社會普通民眾對參與政權結構的態度的折射：貴族聯合體掌握政權，普通民眾可以在極其有限的范圍內參與政權構架（公民大會），但是，一旦民眾越過界限“過度地”（實際是非常正當地）表達自己的意見甚至妄圖直接影響或干涉決策，那么懲罰就是必要的。相比起來，此時公民大會的民主程度不僅遠遠落后于城邦時代的民主化程度，也遠遠落后于貴族內部的民主化程度。荷馬社會距離實現城邦時代的政治民主化，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

三、小結

通過上述對荷馬社會政治結構中的三項權力主體——王權、長老會和公民大會的分析，筆者力圖說明認為《荷馬史詩》只是“詩人的虛構與不同歷史時期的混雜”的觀點是錯誤的。荷馬社會確實是真實存在的，它反映的是史詩成書的年代即公元前8世紀的希臘社會狀況。王權、長老會和公民大會三者結合起來構成了一個體系完備的政治結構，足以支持荷馬社會穩定、有序地運行。首先，從王權的角度來看，荷馬社會的王權較邁錫尼時代的王權而言，是一種“下降”了的王權，其主要表現為：掌握王權的是貴族；王位世襲制并未成為慣例；國王的權力基礎薄弱；國王缺少官僚系統的輔佐。同時，王權的職能范圍也相當有限，僅負責對外征戰和對內依靠法律統治。這些荷馬社會與邁錫尼社會的不同表明荷馬社會的王權不是自下而上由原始公社的人人平等這種狀態發展而來的，而是因為邁錫尼晚期的社會大動亂使得原本的專制王權的權威受到極大削減才造就出的。因此從荷馬社會與邁錫尼社會的關系來看，并不是所謂的“斷裂”，而是一種被大動亂沖淡了的聯系，這二者之間存在某種繼承關系，盡管這種關系比較微弱。其次，從長老會的構成與職能來看，其在荷馬社會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著相對重要的角色，雖然其重要性遠不及后來的古風時代。長老會內部實行的民主化的決策方式與平等的地位，使得其成為溝通荷馬社會與城邦社會的一座橋梁；而裁決民眾爭端的職能則使其向社會管理者角色靠攏。再次，公民大會為荷馬社會的政治生活注入新的活力，成為定制被廣為接受。雖然在當時權力有限，卻對后世希臘城邦的民主政治影響深遠。因此，荷馬社會與邁錫尼時代既不是斷裂關系，也不存在“公元前8世紀革命”。它作為一個真實存在的社會，反映的是歷史過渡時期所具有的特點：一方面是傳統的遺留痕跡；另一方面是新環境下孕育出的新因素。在這種看似復雜而矛盾的環境下，荷馬社會不斷向著城邦社會的軌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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