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渡赤水到脫出金沙

黃道炫

(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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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研討：中央紅軍長征從江西到貴州的作戰及國民黨派系間的角力·

從四渡赤水到脫出金沙

黃道炫

(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1935年，進入西南地區的中央紅軍與“追剿”的蔣介石和國民黨軍展開周旋。國民黨軍欲一舉置紅軍于死地，紅軍則要在困境中奮力圖存。遵義會議后重新執掌紅軍領導權的毛澤東，一開始并未找到最適合紅軍生存的途徑。經過幾次試探，他很快敏銳意識到紅軍不能與國民黨軍展開硬碰硬的較量，而是要審時度勢，毅然決然選擇最有利的生存道路。一旦固有思維消解，在崇山峻嶺、國民黨方面又各自為戰的西南地區，前路就豁然開朗。最終，紅軍在金沙江脫出了國民黨軍的包圍圈。這一段歷史充分證明，準確估計自己的力量，打破既有思維模式，對政治力量而言，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長征四渡赤水毛澤東蔣介石

1935年，長征中的中央紅軍進入西南地區。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召開遵義會議，毛澤東進入中共核心領導層，并在會后逐漸成為紅軍的實際領導者。此后，紅軍與蔣介石親自指揮的國民黨軍在西南地區周旋。國民黨軍欲一舉置紅軍于死地，而紅軍則要在困境中奮力圖存，雙方之爭戰，一波三折，令覽史者蕩氣回腸。最終，紅軍在金沙江脫出國民黨軍的包圍圈，揚長而去。對這一段歷史，有關的解讀可謂汗牛充棟，人們大多也耳熟能詳。應該說，現有的集體記憶基本勾勒出了歷史原有的風貌，但細細追究，確也不乏后人的敷衍和訛傳。近年，陸續有研究者對諸如四渡赤水等事件的經典描述提出質疑，這些聲音有助于對長征進程的進一步了解，體現出研究和社會的不斷進步，但其中的若干解釋也不免有意氣之嫌。*自1980年代以來，已有研究者對長征軍事指揮做過認真考察，其中梁正貴的《關于土城戰斗》《關于魯班場戰斗》(《紅軍在貴州資料匯輯》第2輯，中共貴州省委黨史辦編印，1983年,第27—47頁)，元江的《中央紅軍再渡烏江至北渡金沙江期間幾個問題辨析》(《南開學報》1999年第3期)及孫果達的《四渡赤水研究中幾個問題的探討》(《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較具價值。另夏宇立的《四渡赤水評價考》(《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對之作出全面的重新審視，提出一些值得進一步思考的見解，不過該文批評神化長征，所提出的長征中走“弓背路”、損失太大等問題，又不免流于傳統神性思維之弊。無論是傳統的解釋還是質疑的聲音，除了歷史研究中通常存在的事后諸葛、人物神性之弊外，還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在這樣一場國共激烈對壘的交鋒中，很少聽到中共對手方的聲音：他們的行動、判斷及內在沖突如何影響著紅軍的命運。許多問題還不能得其詳。所以，盡可能利用多方面的資料，通過更多背景、環節和細部的呈現，進一步全面準確認知這段曾經如此驚心動魄的歷史，或仍有其相當的空間在。

一

1935年遵義會議后紅軍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戰。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常委分工，毛澤東成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協助者。由于周、毛的個性、特長、經歷等多種因素，毛澤東逐步成為軍事指揮的實際負責者。按照中共的原定計劃，紅軍在會后繼續北向，準備進入四川，爭取與活動在川陜地區的紅四方面軍會合。此時，經過連年混戰，劉湘在“二劉之戰”中擊敗劉文輝，成為四川盟主，四川控制權已有定于一尊之勢。中央紅軍進入四川，對其形成巨大威脅，為阻擋紅軍，劉湘組織“川南剿總”，派潘文華為總指揮，進駐瀘州，集重兵于赤水、古藺、敘永地區，沿江堵截，同時派出精銳部隊大舉入黔，計劃與中央軍、黔軍配合，于“黔境烏江地帶圍殲”*《四川南岸“剿匪”軍總指揮部二十四年一月份“剿匪”工作軍事報告書》(1935年1月)，四川省檔案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四川部分)，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年，第99頁。紅軍。

1月20日，中革軍委下達《渡江作戰計劃》，提出紅軍目前的基本作戰方針是：“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渡江后轉入新的地域，協同四方面軍，由四川西北方面實行總的反攻。而以二、六軍團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動，來鉗制四川東南‘會剿’之敵，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并爭取四川赤化?！?《中革軍委關渡江的作戰計劃》(193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477頁。近期任務是：“消滅和驅逐阻我前進之黔敵與川敵，盡力遲滯和脫離尾追與側擊之敵”；“在尾追之敵緊追我后，而我渡赤水與渡長江發生極大困難，不能迅速渡河時，則應集結兵力突擊尾追之敵，消滅其一部或多部?！?《中革軍委關渡江的作戰計劃》(193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477頁?？梢钥闯?，這個方針基本還是以武力打擊南京中央軍及川黔地方部隊來實現自身目標，硬碰硬意圖明顯。根據這一方針，紅軍向西挺進四川，下旬，進至川黔邊境的土城一帶。此時，入黔“追剿”紅軍的川軍也跟蹤而至，中革軍委決定在土城集中力量對川軍發起突擊，“以迅速干脆的手段”*《朱德關于消滅楓村壩、青崗坡敵人的部署致各軍團、中央縱隊電》(1935年1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第245頁。消滅對手，為進入川南創造良好條件。

28日，紅軍與川軍6個團*關于川軍參戰力量，朱德在29日凌晨發布的命令中明確提到為“郭勛褀三個團、潘左旅三個團”?！吨斓玛P于我軍西渡赤水河的命令》(1935年1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248頁。在土城激烈交鋒，戰斗持續一天，紅軍未能達到消滅對手的目的，增援的川軍還在源源不斷趕到。當晚，“川南剿總”總指揮潘文華判斷，紅軍“現已動搖，恐必向南六間道逃竄。劉旅應使在藺赤間、天星橋、天池鎮等處斷匪西竄之路”。*《四川南岸“剿匪”軍總指揮部二十四年一月份“剿匪”工作軍事報告書》(1935年1月)，四川省檔案棺：《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四川部分)，第104頁。29日凌晨，中革軍委鑒于戰爭已難以繼續，下令全軍“拂曉前脫離接觸之敵，西渡赤水河向古藺南部西進?！?《朱德關于我軍西渡赤水河的命令》(1935年1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248頁。紅軍隨即撤出戰場，全軍渡過赤水河，是為一渡赤水。

土城之戰，有人回憶當年毛澤東在扎西會議上的總結是：“這是一場拉鋸戰，消耗戰。我軍沒有消滅川軍，反而受到很大損失，不合算，也可以說是一場敗仗。主要教訓有三：一是敵情沒有摸準，原來以為四個團，實際超出一倍多；二是輕敵，對劉湘的模范師戰斗力估計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該讓一軍團北上。我們要吸取這一仗的教訓，今后力戒之!”*呂黎平：《戰土城渡赤水》，周朝發：《紅軍黔滇馳騁風云錄》，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440頁。土城之戰是紅軍與四川地方部隊的第一次交手，毛澤東等紅軍指揮者從中體會到川軍戰斗力遠遠超出黔軍，原定的由四川北上與四方面軍會合的計劃不得不重新檢討，實際上，紅軍此后一段時間在赤水的徘徊相當程度上就是在猶豫中抉擇。

紅軍渡赤水西進后，很快發現形勢十分不利。川南瀘州一帶是四川的繁盛之區，也是川軍集中防御地區。紅軍進入川南后，連續遭遇川軍截擊，處境艱難，此正如蔣介石當時在日記中幸災樂禍所寫：“匪向西竄，受川軍此次土城之打擊，則其愈西愈死矣?！?《蔣介石日記》(1935年2月1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藏(下文不再標明藏所)。鑒于此，中革軍委作出決定，暫緩北渡長江，改在川滇黔邊實行機動作戰。1935年2月6日，朱德電告1、3軍團，考慮到渡江的困難，“我野戰軍應即決心留川、滇邊境進行戰斗與創造新蘇區”。*《朱德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頁。7日，中革軍委致電各軍團：“原定渡河計劃已不可能實現?，F黨中央及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應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斗的勝利來開展局面，并爭取由黔西向東的有利發展?！?《軍委關于我軍改為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的方針給各軍團的指示》(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483頁。要求各軍團迅速脫離四川追敵，改向川滇邊的扎西(今威信)地區集中。中革軍委由此改變原先的渡江計劃，準備在川滇黔地區創造新蘇區。隨后，紅軍進入扎西地區實施整頓改編。

紅軍在扎西停留數日，大幅壓縮編制，除紅1軍團外，取消師一級編制，全軍編為16個團。當紅軍整編時，雖然四邊敵軍環繞，卻幾乎沒有受到大的干擾，個中緣由，在于南京國民黨中央和西南地方對紅軍的圍堵行動各懷心思。西南地區向在南京政府實際控制之外，由于內外危機不斷，蔣介石對西南也無力顧及。隨著江西“剿共”軍事的進展，蔣介石以“追剿”紅軍為名進入西南后，其染指西南的欲望日漸強烈，貴州成為其首選的突破口。

和云南、四川相比，貴州地方勢力相對較弱，與桂系間聯絡較為緊密，桂系也一直視貴州為其勢力范圍。中央軍因利乘便進入貴州后，蔣介石開始部署控制貴州。蔣謀黔，最擔心的是桂系。1935年2月6日，蔣致電與粵系關系密切的蔣伯誠，告以：“黔省境內赤匪肅清，粵桂軍無須入黔。以后中央與粵桂各軍，無論政治與軍事，皆應切實聯絡，免有誤會?！?高明芳：《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下文簡稱《事略稿本》)第29冊，臺北：“國史館”，2007年，第272頁。顯然，與“追剿”中共相比，蔣介石更擔心的還是桂系入黔。7日，蔣介石致電薛岳，指示：“我駐貴陽、貴定各部隊，應秘密布置防范，以防萬一，桂態殊難測也。王家烈部主力最好令其與中央部隊一路前進，使其離黔追剿，與其任務，暫不返黔，但不可稍露形跡，免其畏懼?！?《蔣中正電薛岳駐貴陽貴定各部隊應秘密布置以防萬一》(1935年2月7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20200029035。謀黔防桂之心畢露。所以，中央軍進入貴州后，以防堵紅軍為名，集重兵于貴陽附近，既防止桂系與其爭奪貴州，又逐步排擠王家烈對貴州的控制。這一點，陳誠當時在致蔣介石電報中說得很清楚：“職意伯陵所率之中央部隊，固應努力于追剿，以引起地方部隊之觀感，而資表率，但貴陽仍不可輕于放棄，似可以后方為名，控置一部作為根據，將來西南之軍政上裨益必多。鈞座總攬全局，示人以公，或不便出此，可否由職秘密示意伯陵辦理?！?《電呈黔省政情并請示方略》(1935年1月14日)，《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臺北:“國史館”，2007年，第154頁。國民黨中央的用心，當時已落入眾人眼中，康澤向蔣介石報告說劉湘在對部下演說中就直接指斥南京方面私心自用：“朱毛據遵義時，中央只口頭宣稱進兵，實則遲遲不到，現匪已經本軍擊破，而中央軍各面如潮涌來，且進駐肥城，殊令人不解。中國人前學共產黨，后學法西斯，只足敗事?！?《康澤電蔣中正劉湘往軍官團演說稱中央軍口頭宣稱進兵卻遲遲未到》(1935年2月9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80200206035。征諸蔣介石的實際作為，劉湘之言，確有所本。

南京中央暗藏機心，四川、云南乃至貴州地方勢力自也明哲保身。孫渡曾向龍云報告：“目前各方友軍，多據城固守，所報匪情，大多未確……如部署未周，輕率猛進，倘為匪所乘，后患堪虞?！?《孫渡以紅軍主力所在不明未敢輕率前進電》(1935年2月13日)，云南省檔案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云南部分)，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年，第61頁。而且川滇間又各懷心思。當川軍尾隨紅軍入滇時，就遭到滇軍的堵截，催其部隊“離開滇境”。*《劉湘以川軍郭勛褀部入滇受阻致龍云電》(1935年2月14日)，云南省檔案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云南部分)，第63頁。

由于各方部隊按兵不動，紅軍得以從容計議下一步行動。注意到貴州地方力量相對薄弱，中革軍委決定二渡赤水，再返貴州。2月11日，朱德發布命令：“我野戰軍為準備與黔敵王家烈及周渾元部隊作戰，并爭取向赤水河東發展，決改向古藺及其以南地域前進，并爭取渡河先機?！?《朱德選集》，第22頁。隨后，中革軍委發布的對全體指戰員的書告中進一步解釋紅軍回師的動機，指出由于川滇軍閥的攔阻，紅軍停止向川西北發展，改在“云貴川三省地區中創立根據地”，“只有消滅貴州四川云南以及蔣介石的‘追剿’部隊，我們才能在云貴川區域內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睍鎻娬{：“為了有把握的求得勝利，我們必須尋求有利的時機與地區去消滅敵人……紅軍必須經常的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1935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第490—491頁。這段話很具毛澤東風格，可以視作后來一段時間紅軍飄忽行動的預告。

2月18—21日，中央紅軍先后在太平渡、二郎灘一帶渡過赤水河，重新進入貴州。黔北此時只有王家烈的黔軍駐守，戰斗力不強，紅軍進入黔北后，勢如破竹，24日進占桐梓，26日占領婁山關，次日二占遵義，并擊退中央軍吳奇偉增援遵義的部隊。

當紅軍在滇黔邊境停留時，蔣介石一度對局勢顯得樂觀。他在日記中記道：“匪情迫其竄入川西蠻地，陷于絕境”*《蔣介石日記》(1935年2月3日)。；“朱匪被滇軍堵圍或已解決也”。*《蔣介石日記》(1935年2月16日)。蔣介石企圖乘“追剿”紅軍之機，將力量滲透進西南地區，并逼迫地方部隊為“追剿”前驅，但蔣又深知僅靠地方部隊不可能達到消滅紅軍的目的，中央軍的加入仍然必不可少。所以，2月10日，他電告薛岳不可一味避戰，指出：“軍閥土匪如任其自殺，必有一傷，且必為軍閥慘敗無疑，結果徒增大匪勢，恐中央亦無力收拾矣。故中央軍此時萬不可稍存觀望，雖遭人疑忌，亦應努力為之。否則，亦坐以待匪之次第剪除耳?！?高明芳：《事略稿本》第29冊，第309頁。蔣介石既有力量傾軋的私心，又要承擔、體現中央的責任和高度，其間的拿捏、把握，頗費心機。

身為“追剿”部隊前敵總指揮，薛岳和蔣介石想法又不盡相同。薛并非蔣介石親信，曾在廣東參加多次反蔣戰爭，第五次“圍剿”時始獲蔣介石征召，從西線進攻中央蘇區。中央紅軍西進后，薛部以其兵力靠西的位置，順理成章地被蔣介石安排為“追剿”的主力，薛以其出身廣東的身份，和兩廣、西南打交道有蔣介石其他部將不具備的優勢。但是，也正因為此，薛與蔣若即若離，所以他對于蔣介石搶奪地盤、保存實力的一面積極執行、領會很快，而對“追剿”紅軍則相對被動、意存觀望。而且，國民黨軍長途追蹤紅軍入黔，雖未與紅軍直接發生大的戰斗，但沿途逃亡甚眾，據報：“中央軍初入黔時，每連兵只二三十名，刻已招補，亦只五六十名，槍仍二三十枝?！?《孫渡報告與周渾元部晤商結果電》(1935年2月13日)，云南省檔案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云南部分)，第61頁。軍事上確也有整編的需要。因此，中央軍主力遲遲滯留于烏江一帶，黔北空虛。

紅軍覷破國民黨軍薄弱環節，從川黔邊境東返，令蔣介石頗為擔心，日記中寫下他對紅軍動向的憂慮：“朱匪被滇軍截擊，向東回竄，頗可顧慮”*《蔣介石日記》(1935年2月23日)。；“朱匪果東竄，川湘鄂邊區吃緊”。*《蔣介石日記》(1935年2月24日)。紅軍返回黔北后的行動自如，尤令蔣介石難堪。2月24日，蔣介石電薛岳、周渾元，一改此前瞻前顧后的態度，嚴厲指出：“刻接川中電稱，匪向東回竄，土城被占，其故在中央軍未能照預定計劃西進等語?，F在兩廣正借口中央軍逗留不進，以罪中央，如果匪正東竄，而我軍不克積極追堵，則彼等更可藉以加罪中央，而且使川軍亦對中央生不良影響，則事更為難。希將在黔西各師除留防貴陽附近兩師外，其余全部向匪猛追，不得再事延誤?！?高明芳：《事略稿本》第29冊，第516頁。在蔣介石嚴詞督促下，國民黨中央軍逐漸改變入黔后的長期遲滯不進，對紅軍保持更緊迫的追擊姿態。3月2日，蔣介石飛抵重慶，就近指揮戰事。

紅軍攻占遵義后，進行短暫的休整。3月4日，中革軍委發布命令，設立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隨后，中共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團”，全權負責軍事指揮。為盡可能減少對立面，紅軍對建立川滇黔地區根據地的計劃作出微調，將中心縮小為黔北地區。這樣，因不威脅川、滇兩省，川滇方面“進剿”壓力可望緩解，黔軍又不足以構成威脅，影響計劃實施惟一的關鍵就在蔣介石的中央軍。所以，3月上中旬，紅軍將打擊重點放在中央軍方面，雙方的較量進入白熱化階段。

二

3月5日，朱德下達《各軍團集中鴨溪的作戰部署》電令，規定：紅9軍團在遵義、桐梓間吸引、阻止川敵，紅1、3、5軍團和干部團在鴨溪地區集中，準備在遵義、仁懷道上突擊周渾元部。同日，紅軍主力由遵義地區西進白臘坎、長崗，計劃集中1、3軍團“以猛烈動作解決敵肖謝兩師，以便七日繼續對萬師作戰”。*《朱德、毛澤東關于首先消滅蕭、謝兩師的作戰部署》(1935年3月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281頁。肖、謝、萬3師均為追擊軍第2縱隊周渾元部，是國民黨中央軍入黔主力。紅軍集中兵力啃硬骨頭，戰略目標當然是通過擊敵成功以站住腳跟。但是，當次日紅軍面對國民黨軍時，毛澤東判斷國民黨軍準備充分，放棄原定的作戰意圖。此后數日，紅軍都在戰與不戰間抉擇，努力尋找更有利的作戰時機。

當紅軍在黔北瞻顧徘徊時，蔣介石對紅軍動向的判斷也數度變化。最初，蔣介石認為紅軍再次東渡的目的是回師東進，與在湖南的二方面軍會合，這事實上也是蔣介石最擔心的。3月2日，蔣介石致電薛岳：“匪必不敢再向鎮南關烏江城以南地區進竄，其必向東圖與蕭賀合股無疑。我吳縱隊此時對遵義方面不必進攻，只取守勢，可以一部約三團固守現在陣地及鎮南關烏江城——鎮南關烏江一帶，而以其余主力可沿烏江南岸星夜兼程向東至余慶水口附近與桶口渡之間渡江，以鳳岡城為目標，向尋匪部側背腰擊之，則必生大效?！?《蔣中正電示薛岳匪圖向東合股遵義采守勢于風岡城側擊》(1935年3月2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10200129006。很快，國民黨方面就偵知紅軍的動向，5、6兩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匪主力向鴨溪場集中，仍向西南逃遁，求達其原定目的乎”*《蔣介石日記》(1935年3月5日)。；“匪以西竄公算為多”*《蔣介石日記》(1935年3月6日)。。因此，蔣介石的部署也發生變化，3月6日，他指示薛岳：“一面令派強有力之搜索部隊盡量向遵義城附近偵察匪情，但主力仍須在烏江南岸待機，準備向織金或黔西堵剿?！?《蔣中正電示薛岳渡江構筑工事偵察匪情待機堵剿》(1935年3月6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10200129063。7日，根據紅軍繞過周渾元部繼續西進的動向，再電薛岳：“鴨溪之主力昨晨已竄過石溝西進矣。又接蔣在珍微電稱又匪約三千人在綏陽附近對戰，此乃匪特留一部于黔東北以牽制我軍之行動。據此判斷，匪以西竄公算為多。望兩兄各電王猶在打鼓新場一帶之黔軍嚴密布防堵截?！?《蔣中正電示薛岳嚴防匪西竄周渾元向黔西挺進》(1935年3月7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10200129072。為加強對紅軍的壓迫，蔣介石改變第五次“圍剿”以來一直采取的謹慎戰法，指示所部：“要多定各路各方之各種方案，及時不失時機，以后追剿切不可待兵力集中再攻，此次川軍剿匪之得奏功效者，皆以一團一營分進截擊，并未用過一旅以上之兵力……切勿再如過去以牛捕鼠之法，今后須用以鼠咬牛之法?！?《蔣中正電示周渾元匪竄黔西派部偵察準備兵力及追剿方案》(1935年3月6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10200129068。

蔣介石要求“追剿”部隊主動出擊，紅軍方面這時也在力求消滅“追剿”部隊。3月10日，中共中央圍繞著是否進攻打鼓新場國民黨軍發生爭論，最后經過反復討論，毛澤東的不打主張得到采納。毛澤東不主張在打鼓新場作戰，是出于謹慎，希望尋找更好機會，無論是毛澤東本人、還是中共中央集體，此時設法打擊國民黨中央軍主力的計劃并未改變。12日，中央政治局決定：紅軍仍應以黔北為主要活動地區，并控制赤水河上游作為轉移樞紐，以消滅薛岳兵團及王家烈部為主要作戰目標，對川、滇敵人須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條件下才應與之決戰，求得消滅其一部。13日，中革軍委據此發布命令，提出：“我野戰軍應向西南轉移，求得在轉移中與在消滅王家烈部隊的戰斗中調動周、吳縱隊，實行機動，并迅速略取與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點，以利作戰?！?《朱德關于我軍為貫徹黨中央戰略方針決定向西南轉移致各軍團電》(1935年3月1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283頁。細細比較政治局決議和中革軍委命令，還是可看出其中的微妙差異，前者將消滅薛岳兵團及王家烈部相提并論，后者則強調消滅王家烈部以調動薛部，如果結合后來紅軍的實際運動方向，可以設想，這或許和毛澤東正在醞釀新的進軍計劃有關。紅軍三渡、四渡赤水及南渡烏江一系列行動，此時在毛澤東心目中，應已有所計議。當然，一切還需以戰場具體形勢而定。

對于紅軍可能的走向，蔣介石也在不斷作出評估。在致薛岳電中，他曾提醒：“對于渡河材料應盡量設法征集，如匪果西竄，則織金重于黔西，將來主力當向織金方面直進?！酥袆映Ｗ咔€，其狡計或望我吳縱隊主力向遵義進攻時，而彼則由六廣河修文方面襲擊我貴陽，亦在意中，請注意之?！?《蔣中正電示薛岳追剿向黔西匪部隊之部署》(1935年3月)，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10200129070。蔣所說到的這一計謀，正是后來紅軍的實際行動，只是當蔣作出這樣的猜測時，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否可能成真，因為就當時而言，他首先要對付的還是紅軍的西進問題。同理，當毛澤東為未來作出種種可行性的設計時，首當其沖要處理的也是如何順利完成第一步的西進計劃。戰爭是或然性的產物，高明的指揮者不在于事先設計好一切，而是因勢利導，順水推舟。稍后，紅軍與周渾元部在魯班場展開的戰斗，就是戰爭復雜性的一個例證。

3月15日，紅軍集中紅1、3、5軍團幾乎全部主力部隊向仁懷以南魯班場周渾元部發起進攻，這是紅軍經近半個月的反復調動對手、始終未能覓得良機后落實其原定計劃的一戰。戰斗持續了一整天，紅軍奮勇作戰，對國民黨軍陣地展開攻擊，但周渾元部在魯班場早有準備，利用碉堡和工事就地固守，紅軍的攻擊難以奏效，當夜紅軍撤出戰斗。為避免攻堅不下遭遇反擊，16日，中革軍委發布命令：“我野戰軍決于今十六晚相明十七日十二時以前，由茅臺附近全部渡過赤水河西岸，尋求新的機動?！?《朱德關于我軍三渡赤水河的行動部署》(1935年3月16日)，《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年，第105頁。是為紅軍三渡赤水。

魯班場一戰，紅軍除第9軍團擔任預備隊外，紅1、3、5軍團及干部團共14個團幾乎全部投入戰斗，國民黨軍應戰部隊達12個團，有人稱其為“中央紅軍在整個四渡赤水期間進行的最大的一場戰斗”*梁正貴：《關于魯班場戰斗》，《紅軍在貴州資料匯輯》第2輯，第45頁。，似不為過。紅軍此役未能實現打擊和消滅對手的作戰目標，傷亡較大，紅軍將領日記記載：“在魯班場作戰，當夜撤至觀音場，已天亮。五團傷亡甚大?！?《賴傳珠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頁。林彪、聶榮臻17日向總部報告的損失是：傷亡共489人，內亡團參謀長及團參謀、營長各一，連長3人，排長6人；傷營長1人，連長4人，排長10人。*《林彪、聶榮臻關于魯班場戰斗損失的報告》，《紅軍轉戰貴州——舊政權檔案史料選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3頁。國民黨方面戰報稱，紅軍“以全力攻我陣地，既不得逞，遂于十六日拂曉前，向仁懷、茅臺方向逃竄……遺留傷兵達一千一百余名”。*《陸軍第五師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貴州仁懷魯班場之役戰斗詳報》(1935年3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中央部分上)，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年，第448—449頁。

對于紅軍方面而言，魯班場之戰不能算是一個成功的戰斗，事實上，戰前彭德懷、楊尚昆就曾提出：“敵人陣地工事堅固，地形對我不利，無攻破周渾元可能。似應迅速脫離當前之敵，控制仁懷、茅臺，西渡以吸引滇、川兩敵，尋求機動?！?王焰：《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8頁。在高層普遍希望與國民黨軍主力作一較量的心態下，彭、楊的建議未得采納。所幸紅軍傾力而攻，全身而退，進攻和撤退處于主動，一切尚在可控狀態。正因此，蔣介石當時對該戰結果并不滿意，在日記中寫道：“伏兵之重要而周渾元之不足教也，如此包圍網中之匪，而周放棄譚廠與仁懷，縱其西竄，痛心極矣?！?《蔣介石日記》(1935年3月16日)。這次戰斗更重要的一個結果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由此開始面對現實，逐漸放棄先前消滅國民黨“追剿”部隊、在黔北建立根據地的設想，轉而尋求擺脫國民黨軍追兵、突破國民黨軍包圍的戰略目標，而在崇山峻嶺的西南地區，在國民黨軍實力并不十分充足的狀況下，要實現這樣的目標，遠遠比前者來得輕松。紅軍長征中的好戲，實際是由這次戰斗后，才慢慢拉開了帷幕。

3月16日下午，紅軍在茅臺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再次向川南、古藺、敘水方向前進，作出北渡長江的姿態。對此，蔣介石的反應是要求在赤水河東岸竭力堵截，防止紅軍再次東渡。17日，蔣介石兩電前方，致薛岳等電指出：“匪大部已渡河向古藺竄?！蕬蚜羰貎蓤F，不足可多派一團，總使此匪以后不能再回赤水河以東?！瓚獓婪婪宿D向赤水河南岸回竄?！?《蔣中正電薛岳周渾元吳奇偉黔省軍事部署及匪竄情形》(1935年3月17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10200131001。致周渾元電要求：“匪向西向北如皆受堵絕，則其最后必仍向赤水河東南岸回竄，而以向南岸回竄之公算為更多。此時兄部可以有力之一部急渡赤水西岸監視匪蹤，其余可先在東南岸扼要布置并多擇設伏地點?！?《蔣中正電示周渾元于臥牛河沿岸擇要設伏以防匪回竄》(1935年3月17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10200131002。

可以看出，在判斷紅軍沒有準備東進的計劃后，蔣介石最擔心的其實還是紅軍南下，所以其關注重點放在如何堵截紅軍再渡赤水上。應該說，蔣介石的這種擔心不無道理，大體也是基于經驗和常識的判斷，因為紅軍既不能打破中央軍的“追剿”，西進四川又面臨著川軍的強力堵截，剩下的路只能是向南求得生機。所以蔣介石于18日特電周渾元調派部隊到古藺以南地區與滇軍孫渡部聯合堵截，認為：“如匪果南竄，必由瓢兒井前方一帶偷渡為多，務望兄速派有力部隊向該處急進?！?《蔣中正電示周渾元速派部隊向瓢兒井挺進布防并設法與孫渡聯絡》(1935年3月18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10200131010。

雖然蔣介石猜中了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但是中共當然不那么容易對付，接下來，中共在四渡赤水中充分運用了兵不厭詐這一古老兵法。3月20日，中共中央、紅軍總政治部通電全軍要求再次渡過赤水河，電文指出：“我軍西進不利，決東渡，這是野戰軍此后行動發展的嚴重關頭……渡河遲緩或阻礙渡河的困難不能克服，都會給野戰軍最大危險?！?《遵義會議前后的四十一份軍事電報》，《文獻與研究》1985年第1期。同日，中革軍委下達命令：“我野戰軍決秘密、迅速、堅決出敵不備折而東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灘至林攤地段渡過赤水東岸，尋求機動?！?《朱德關于我軍四渡赤水河的行動部署》(1935年3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289頁。紅軍并沒有像蔣介石預計的向南渡過赤水河，而是回身東向，迅速在三渡赤水靠北方向四渡赤水，使蔣介石一時間難以作出準確判斷，在日記中記下其憂疑之情：“匪向桐梓，抑向仁懷乎?！?《蔣介石日記》(1935年3月24日)?！胺怂迫灾\擊破中央部隊?！?《蔣介石日記》(1935年3月25日)。

紅軍四渡赤水后，迅速南進，27日，到達楓香壩、白臘坎、鴨溪附近地區。為迷惑蔣介石，紅軍故布疑兵，造成將尋求中央軍主力決戰的假象。中革軍委電示紅9軍團：“我野戰軍主力決南移尋求機動，而以九軍團暫留現在活動地域鉗制周、吳縱隊，以配合我主力作戰?！币笃浯稳铡耙幌蜷L干山，一向楓香壩偽裝主力活動”。*《軍委關于九軍團到干溪后立即轉狗壩西的指示》(1935年3月27日)，《紅軍在黔西北》，中共畢節地委黨史辦公室編印，1986年，第86頁。隨后又數次致電紅9軍團，令其“在馬鬃嶺西北路上擺露天紅標語，路側放煙火扮炊煙，散消息，偽裝我軍主力，將在此地區誘敵向北出擊而消滅之的模樣，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轉移?！?《朱德關于九軍團在馬鬃嶺誘敵的指示》(1935年3月28日)，《紅軍在黔西北》，第87頁。紅軍主力則由鴨溪、白臘坎之間突破封鎖線，向烏江邊急進。

對紅軍的行動方向，蔣介石和周渾元起初都判斷，紅軍“必與我軍在譚廠與鴨溪間地區決戰，如其能先擊破我中央軍，則其以后行動，即可自由，否則亦必求突破此地區一點南竄”。*《蔣中正電令周渾元防共軍由鴨溪之東潰竄指示我軍筑碉及陣地部署》(1935年3月27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10200132004。但是，紅軍在長干山、楓香壩一帶放出的疑兵，顯然使蔣介石發生了誤判。28日，在致周渾元電中，他指示：“楓香壩西方高山之匪如本日尚未向北逃竄，則匪必將以此為向南偷竄之據，應特別注重。我軍應速在其西南方派隊布防堵截?！?《蔣中正電周渾元防楓香壩西方高山之匪逃竄我軍速在其西南堵截》(1935年3月28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10200132018。同日，當紅軍主力實際已由鴨溪一線越過國民黨軍封鎖線后，蔣介石仍認為：“本晨有匪千余向鴨溪附近，已過封鎖線南竄云。以中判斷，此為匪之一部，使我軍注目于該方，而疏忽于正面防線時，然后彼乃向正面長干與楓香壩之間突破一點與南竄。故我軍正面防務，此時更須嚴密準備，不可因此動搖?！?《蔣中正電詢周渾元吳奇偉對鴨溪共軍南竄與我正面防線部署情形》(1935年3月28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文物檔案：002010200132022。直到確認紅軍已然南下時，蔣介石方在日記中寫道：“朱匪果由鴨溪西之四牙壩與倒流水偷竄南進，周渾元束手無策，屢令不從，屢戒不悛，孺子不可教也，可嘆。惟亡羊補牢，尚猶可待也?！?《蔣介石日記》(1935年3月28日)。

顯然，蔣介石把紅軍突圍而去的責任歸咎于周渾元。3月31日，他在每周反省錄中再次談到：“對匪情判斷處置皆如所料，惜將士愚弱，不能遵照旨意，致匪東西自如，不能如計殲滅，任其偷竄者三次，失卻良機，可痛?！?《蔣介石日記》(1935年3月31日)?？陀^而言，從前述紅軍二渡、三渡赤水時蔣的應對看，其所謂紅軍動向“皆如所料”的說法不純為自吹自擂，但蔣把錯誤完全諉之部屬，則不免缺乏自省?！白方恕逼陂g，蔣介石雖然曾要求所部主動出擊，但更多時候，還是照搬第五次“圍剿”時在中央蘇區的成功經驗，面對不斷游動的紅軍，多次命令部下“筑碉扼守”*《電周渾元》(1935年3月27日)，高素蘭：《事略稿本》第30冊，臺北：“國史館”，2008年，第230頁。，試圖用堡壘戰術堵截、圍困紅軍。然而，無論是環境、力量、條件、對手，此時與中央蘇區時期都有很大不同：國民黨軍在黔部隊有限，人力物力都不允許其短時期內構筑大量碉堡，孫渡所謂“因器材經濟，及任務隨時變換等關系，對于筑碉實施，極感困難”*《滇軍孫司令渡呈蔣龍梗午電》，《貴州社會科學》編輯部：《紅軍長征在貴州史料選輯》，1983年，第642頁。等語，確屬實情。相反，紅軍則再無中央蘇區后期需要保有根據地的顧慮，可以沒有任何包袱的作大踏步進退。在此背景下，想要在崇山峻嶺的黔北地區靠碉堡堵截紅軍未免有點天方夜譚，證明蔣介石在軍事指揮上確有膠柱鼓瑟之病。而且，構筑碉堡本身傳遞的就是消極防御的信息，這與鼓勵大膽“進剿”相互齟齬。正因此，周渾元在面對紅軍時，首先想到的是依托碉堡防守而不是主動對紅軍實施堵截，而蔣介石內心真正擔心的其實也是紅軍的進攻，紅軍之所以能兵不血刃地從國民黨軍的所謂封鎖線中順利突出，國民黨方面消極的戰略指導難辭其咎，這就是蔣當時談到的：“現在我們可以算得清楚：土匪最多不過一萬人左右。我們有這許多軍隊來圍剿，卻任他東逃西竄，好像和我們軍隊玩弄一般，這實在是我們最可恥的事情！比方這一次他由烏江北岸南竄，雖然我們的軍隊沒有受什么損失，但是任他偷過烏江，以致失了最好的機會而不能將他剿滅；將來戰史上評論起來，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失??！”*蔣介石：《我們要注重紀律賞罰嚴明》，《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3卷，臺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印，1984年，第149頁。此時的國民黨軍，正如4月1日龍云給孫渡電中談到的：“匪蹤回旋已久，各軍均為堵截，或反被摧毀，致士氣頹喪，人民失望，良深慨然?！?《龍云令孫渡追擊紅軍電》(1935年4月1日)，《紅軍長征在貴州史料選輯》，第655頁。

三

紅軍四渡赤水，轉兵南下，意味著紅軍開始靈活對待在黔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一旦拋開既有的思維定式，在崇山峻嶺的西南地區，紅軍的活動空間將大大拓展，以南京中央軍入黔有限兵力，*當時在黔部隊除黔軍外主要有：中央軍入黔部隊包括周渾元和吳奇偉兩個縱隊共8個師，籍屬湘軍的第15、25、53、63師及滇軍孫渡縱隊。在黔北尚不能將紅軍堵截住，當紅軍運動起來后，更是勉為其難。所以，此后的蔣介石基本是捉襟見肘、窮于應付。

3月28日，紅軍在鴨溪、白臘坎之間突破國民黨軍封鎖線，隨即迅速南下向烏江邊急進。31日，中央紅軍分別在大塘口、江口、梯子巖等渡口架浮橋渡過烏江。紅軍渡過烏江后，南進息烽，與國民黨軍在貴陽以北的息烽對峙。紅軍行動情況，據蔣介石日記載：“匪已全部渡過烏江，今日圍攻息烽碉堡。三合地方被其占領，貴遵間電話不通，幸李清獻旅行動迅速，烏神廟與養龍站尚能保持滯阻匪東竄行動?！?《蔣介石日記》(1935年3月31日)。對于其下一步行動方向，蔣介石捉摸不定。4月1日，他在日記中說：“匪向息烽以西地區移動，恐其又向烏江西岸偷竄?！?《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1日)。2日日記則寫道：“匪占狗湯，必向開陽東竄?！?《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2日)。3日，又改變看法，認為：“匪向息烽退竄，其以南竄之公算為多?！?《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3日)。更有意思的是，在3月31日紅軍南渡烏江當天，蔣介石就作出紅軍向東、向西的兩種判斷，致周渾元電稱：“預料匪竄方向，必經開陽紫江東竄?！?《電周渾元》(1935年3月31日)，高素蘭：《事略稿本》第30冊，第271頁。稍后致賀耀組電則稱紅軍將由“息烽向西南偷竄”，但馬上又提醒賀派機轟炸紅軍時對東邊的“開陽道路尤應注意”。*《電賀耀組》(1935年3月31日)，高素蘭：《事略稿本》第30冊，第273頁。紅軍行動方向突然變得飄忽不定，令蔣傷透腦筋，所以當時他在日記中感嘆：“對當面之匪自覺運用之心，已至其極矣?！?《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1日)。稍后，在對屬下的講演中，更感嘆紅軍“掩護部隊配置得非常之好。例如此次由息烽的西南石洞向東南竄去，而他的掩護部隊并不配置在東南方面，卻在西南方面離開息烽城十五里的底壩，一方面掩護他的主力過去，一方面又對息烽逼近，使我們在息烽的主力五十三師，竟被他牽制，以全力來進攻包圍他主力所竄反面方向的掩護部隊。結果他的主力安全向東逃走了。他當時配備在底壩的掩護部隊，據我判斷，最多不過一二百人，你看他以如此少數的部隊便牽制了我們在息烽的一師多兵力，何等巧妙！”*蔣介石：《剿滅黔匪之要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大事記》，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圖書館翻印,1986年，第938—939頁。

紅軍前鋒進至距貴陽百里之遙的扎佐后，轉兵東進，再次令蔣介石狐疑不定。蔣日記中清楚顯示出他苦心焦慮應對紅軍的實況：“匪東竄，其目的仍在湄風與酉秀，先求暫息余喘，茍延殘喘乎?！?《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4日)?！氨救辗索寮Y安以西地區之雞場一帶?！?《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5日)?！胺擞治鞲Z羊場，其圖北竄乎，抑南竄乎?！薄胺嗽谇逅幼笥野堆蚰c與洗馬河間徘徊，前后進退者約有三日之久，狡計獪計，縈我之情也?！?《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6日)。雖然蔣介石判斷紅軍行動方向“以西竄為多，北竄次之”*《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7日)。，但又不敢遽下結論。

紅軍此時擺出東進的姿態，是相當靈活的一著。紅軍南渡烏江后，國民黨軍以貴陽為中心迅速集結，集中了李韞珩、郭思演、唐云山、梁華盛、歐震等多個師及滇軍孫渡部，逼向息烽一帶的紅軍。此時，北面和西面國民黨軍實力強盛，東邊則相對空虛，東進阻力極小。同時，東邊的紅2、6軍團一直活動于湘黔邊境，這使阻止中央紅軍與紅2、6軍團會合，以防紅軍重新對其東南基本區域形成威脅，成為蔣介石的一大心病。所以，當中央紅軍表現出東進之勢時，蔣介石雖不太相信紅軍真的會向東進兵，但又不得不防患于未然，緊急作出部署：命令薛岳兵團和湘軍何鍵部在余慶、石阡等地布防；令桂軍1個軍進至清水江以東的平越、牛場防堵；令已到達貴陽及其以北地區的第3、第1縱隊和第53師分三路向東追擊。

當蔣介石催兵東進時，紅軍卻果斷掉頭，迅速西進再向南進軍。對于中共而言，無論是長征出發前共產國際的指示，還是中共中央內部的決定，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向西北方向發展，均為紅軍長征的既定目標，其間雖有階段性的目標制定，但總體趨向從未改變。向東發展顯然和中共這一既定方針相距太遠，因此中共的短暫向東更多可以理解為佯動而不是真正的去向，尤其是達到吸引國民黨軍向東目的后，更是如此。所以，朱德在轉兵東進的命令中明確指示：“我野戰軍任務仍是迅速通過息烽、扎佐馬路線，以脫離敵人而向東南機動?！?《朱德關于我軍通過息烽、扎佐之線向東南機動致紅一、三、五軍團電，1935年4月2日》，《紅軍長征·文獻》，第308頁。關于這一點，連蔣介石也有注意，他觀察到紅軍的行動“雖然東逃西竄，時南時北兜圈子，沒有一定的計劃，然而他有一個根本的決心始終不變，百折不回；就是要向西竄，以謀打通國際路線……實在除此以外，他們也沒有一個立足圖存的余地。所以他盡管有機會向東向南或向北亂竄，然而他始終竄不【不竄】過去，例如這一次他如果要東竄鎮遠，或北竄鄂邊與蕭賀合股，也未始【不】可能；但是他仍舊要回頭向西！”*蔣介石：《剿滅黔匪之要領》，《參謀團大事記》，第939—940頁。括號內文字根據《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0冊第403—404頁補正。

4月7日，中革軍委發出命令：“我野戰軍決以遭遇敵人，佯攻貴陽、龍里態勢，從貴陽、龍里中間向南急進?！?《朱德關于我軍佯攻貴陽、龍里，從貴陽、龍里間南進的部署致紅一、三、五軍團電》(1935年4月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312頁。為限制國民黨軍行動，紅軍以一部向貴陽城下進發，擺出一副攻擊貴陽的姿態；同時指令留在黔西北的紅9軍團向黔西大定、畢節方向佯動，具體行動方式是：“經過各據點附近，應以一部佯攻，主力則迅速通過”；“不必各天強行軍，走兩、三天，擇一地形復雜之處盤旋一天，以便迷惑敵人，利我前進”。*《關于九軍團向畢節、大定前進的指示》(1935年4月7日)，《紅軍在黔西北》，第90頁。這些動作旨在將國民黨軍主力抑留于貴陽附近，紅軍主力則從貴陽東邊南下，以急行軍方式向滇黔邊境挺進。

由于紅軍疑兵的影響，蔣介石對于紅軍的行動方向，預判完全錯誤。8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判斷：“匪由洗馬河向虎場西竄，其先頭本日申刻在黃泥哨與我滇軍衛隊營沖突，孫司令幸平安通過到達龍里。匪圖由龍里與貴陽之間向南再折西竄，幸防范周到，料敵不誤?！?《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8日)。次日，蔣介石再在日記中寫道：“匪目標仍在畢節?！?《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9日)。雖然蔣自以為料敵無誤，但其所判斷的紅軍將向西前進正是中共故意予他的錯覺。紅軍入黔以來，始終表現出強烈的西向意圖，使蔣產生了紅軍向西運動的思維定式，紅軍的疑兵針對的正是蔣的這一心理。至于貴陽，以紅軍當時的攻堅能力和雙方兵力配置，其實都不會不知道那只是虛晃一槍。直到4月11日，當紅軍主力已進至黔南的紫云等地，攻筑的佯動部隊也折而南下時，蔣介石方才恍然大悟，在日記中承認上當受騙，并寫下其今后應對計劃：“一、令將領專探殘匪總部之駐地，并預想其道路行進方向之宿營地點。二、對土匪掩護部隊只派小部監視，再勿為其所欺?！?《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11日)。

幾次三番被紅軍疑兵所惑，并沒有使蔣介石清醒多少。根據其認定紅軍必向西入川的定見，他一廂情愿地認為紅軍下一步將向安順方向進攻，以從黔南入川，因此，“研究安順附近地區之兜剿方案，自以為能深湛入神，或有萬一成功之望乎?！?《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11日)?？梢钥闯?，蔣介石在貴州的“追剿”，側重于對紅軍的防堵，回避大膽深入的追擊行動，這和蔣介石相對保守的用兵策略、第五次“圍剿”步步為營戰術的成功、對紅軍強大運動戰能力的擔憂都不無關聯，問題是，防堵要求料敵機先，而這并非蔣的強項。13日，蔣發現紅軍并未如其所想向西行動，焦灼異常，日記中寫道：“本日匪由廣順竄至江龍場附近，未向安順進竄，甚恐第一計劃無效，圍剿不成，焦灼益甚，終日研究地圖。西征以來，以今日憂慮為最甚?！?《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13日)。同日20時，中革軍委接到彭德懷、楊尚昆的電報，內中提出：廣順以西地域約30里起伏地，尚可作戰，若更西經羊武、溪場以至北盤江兩岸，則山石峻峭，居民大半是苗族，若在這里作戰，易成對峙局面。建議野戰軍迅速渡過北盤江，求得在滇、黔邊與孫渡作戰，以利行動；我軍向滇應改推進為急進。有意思的是，電文還判斷蔣介石向黔西南安順、鎮寧一線進兵的目的為：“企圖迫我南走桂境，利用追剿機會，解決西南。我軍渡過北盤江后，其企圖即失敗?！?《彭德懷、楊尚昆致朱轉軍委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年譜》(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485—486頁。24時，中革軍委急電1、3、5軍團等：“我軍決速渡北盤江，先機進占興仁、安龍地區，以利機動?！?《朱德關于我軍速渡北盤江進占興仁、安龍地區的行動部署》(1935年4月1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315頁。隨后，紅軍加速南下。15日，在紅軍逼近滇黔邊境時，蔣介石才判明紅軍的方向是入滇：“本日仍研究作戰，匪蹤不明，其以一部在郎洞馬場佯竄，又以一部由紫云東南方前進，乃斷其匪必已向貞豐偷竄?！?《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16日)?！胺饲闈u明，果竄盤八也。手擬令稿，接見六十三師官長訓話。晚授給伯陵機宜，令其明日向前督戰?！?《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17日)。

從紅軍強渡烏江后的行動可以看出，這一階段中共方面可謂盡得機先，而蔣介石則處處受制，蔣介石和中共在西南的交鋒，實際上隨著紅軍的入滇大體已告一段落。需要說明的是，關于此段經過的記述，中國大陸幾乎所有史書都有調動滇軍的說法，即紅軍在貴陽一帶的行動，是為將云南部隊從滇境調出，以利紅軍入滇行動順利。證之事實，這樣的說法似無足夠根據。滇軍進入貴州參加“追剿”紅軍的是孫渡縱隊，該部原駐滇東北嵌入黔境的鎮雄、平彝、昭通等地，紅軍入黔后進駐黔西大定、畢節一帶。3月底，紅軍南渡烏江后，滇軍奉命增援貴陽，駐清鎮一帶。4月初，又銜蔣命越過貴陽向東追擊紅軍，但滇軍根據龍云的指示，并未向東進展過多，停留于貴陽城東，保持回滇的機動狀態。因此，當紅軍南下后，孫渡尾追紅軍最力，幾乎同時與紅軍回到滇邊。4月16日，朱德在致各軍團首長電文中判斷：“孫縱隊經安南向我平行追擊并圖超過我軍回滇防堵?！?《我軍渡過盤江行軍路線的部署》(1935年4月16日)，中共云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紅軍長征過云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4頁。而當紅軍入滇后，滇軍追擊距離也非常貼近，28日，中革軍委的電報中提到：滇敵先頭已追至我曲靖以西約20里，5軍團后方方向亦發現槍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年譜》(上)，第489頁?？梢姷彳娦袆铀俣认喈斞附?。所謂4月初的行動使滇軍調出云南并造成云南空虛的狀態，實屬無源之水。

紅軍入滇后，行動異常順利，此中關鍵，更多的并不在于滇軍的外調，而在于作為地方實力派的龍云，在判斷紅軍只是過境后，采取了保境方針，避免和紅軍發生沖突。孫渡回憶，早在紅軍剛剛進入西南時，云南方面就有“若共軍既已進入云南，為免除以后一切麻煩起見，只有追而不堵，將共軍盡快趕走出境為最好”*孫渡：《滇軍入黔防堵紅軍長征親歷記》，《紅軍長征在貴州史料選輯》，第467頁。的預案。當紅軍大兵入境后，龍云致蔣介石的電文中明確表示：“職意各部隊除追擊者繼續追擊外，其尚在曲、沾、威各縣之部隊，擬宜暫駐原地，以觀匪之行動如何，再行決定?！?《龍云擬除追擊部隊外余在曲靖待命電》(1935年4月30日)，《紅軍長征過云南時蔣介石、龍云部署圍堵來往密電》，《檔案史料》1996年第4期。以讓紅軍出境為自己最大利益。而蔣介石又以阻擋紅軍西進為目標，集重兵于安順地區。4月23日，當紅軍已進入滇境時，他仍然在日記中寫道：“匪由興義與威舍兩路向黃泥沙、平彝竄去，其必經宣威、威寧再轉昭通、畢節也?！?《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23日)。

蔣介石如此固執地堅持紅軍將向黔西行動，與紅軍實際行動方向自是大相徑庭，不過，如果仔細考察紅軍的決策過程，其判斷又并非毫無所本。紅軍入滇后，中革軍委對云南方面的反應沒有絕對把握，曾規劃在滇黔邊對追敵作戰，以改變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的局面，為下一步行動創造良好條件。25日，中革軍委致電各軍團，對下一步作戰計劃作出安排：“首先在白水、曲靖、沾益消滅滇敵的先頭部(其較強的四個團)，以暫時頓挫滇敵的猛進，然后迅速進入另一機動地位，消滅周(渾元)、吳(奇偉)前進的一步。只有如此作戰的勝利，才能解決開展局面的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年譜》(上)，第487—488頁。對此，林彪、聶榮臻通過入滇數日后的形勢觀察，在當日給朱德的電報中提出：“目前戰略上已起重大變化，川滇湘黔各敵及中央軍正分路向昆明東北前進，阻我折回黔西，企圖殲滅我軍于昆明東北之窄狹地域內?！痹诩t軍已失去回黔之可能形勢下，“野戰軍應立即變更原定戰略，而應迅速脫離此不利形勢，先敵占領東川，應經東川渡過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進，準備與四方面軍會合?！?周均倫：《聶榮臻年譜》(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2頁。該電報起碼透露出兩個信息，一是入滇后返黔西進確為中共方面的原定計劃，如果繼續執行這一計劃，將很可能墮入蔣介石彀中；二是從云南北渡金沙江入川是中共集思廣益、就勢而為的結果。不過，歷史的復雜性常常會超乎我們想象，林、聶的這封電報是改變了中共軍事決策層的想法還是與他們已產生的設想相呼應，實在很難臆測，中共數百里驅馳進入云南，或許不像曾經所認為的那樣成竹在胸，卻也不應毫無成算，因為就連蔣介石也在27日意識到：“匪向曲靖沾益必謀偷渡金沙江?！?《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27日)。而其歸結的紅軍未回黔西的理由則是：“朱毛殘匪不能在龍里與盤江殲滅，失卻良機，是無線電不慎被其泄漏之故，以后應特別慎重之?！?《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30日)。

4月29日，中革軍委發出速渡金沙江的命令，指出：“由于兩月來的機動，我野戰軍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條件，一般追敵已在我側后，但敵已集中七十團以上兵力向我追擊，在現在地區我已不便進行較大的作戰機動；另方面金沙江兩岸空虛，中央過去決定野戰軍轉入川西創立蘇維埃根據地的根本方針，現在已有實現的可能了?！薄罢尉譀Q定我野戰軍應利用目前有利的時機，爭取迅速渡過金沙江，轉入川西消滅敵人，建立起蘇區根據地?！?《中革軍委關于野戰軍速渡金沙江轉入川西建立蘇區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321頁。該命令的形成和下達，為中共順利渡過金沙江，擺脫國民黨軍的追擊奠定了基礎。5月上旬，紅軍在云南急速前進，跨過昆明北境，直抵滇北的金沙江畔，由皎平渡等地順利渡過金沙江，紅軍自進入西南以來和國民黨軍長期的纏斗終于告一段落，國民黨軍鎩羽而歸。對此，蔣介石在日記中大加感嘆：“匪已全部渡過金沙江，其竄力之速更增余人以惡疾之心理?！?《蔣介石日記》(1935年5月10日)?！爸烀珰埛巳慷蛇^金沙江，而我軍各部遲滯呆笨，被其玩弄欺詐，殊為一生用兵莫大之恥辱?！?《蔣介石日記》(1935年5月11日)。

1935年國共在西南地區的“追剿”與反“追剿”，高潮迭出、精彩紛呈。對于中共而言，這一時期每一戰略行動幾乎都生死攸關、間不容發。相對而言，蔣介石可寓政治于軍事之中，無論結果如何，似乎都注定會是贏家，但順境之下的期待，其實也是無形的壓力，使其不能不全力以赴。雙方的較量，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中共成功穿越了其發展史上最為艱險的困境，為后來的史書提供了一段經典的傳奇。這樣的傳奇，不是演義小說中的神機妙算、靈光乍現，而是實實在在一步一個腳印的探求，其間包含的智慧、勇氣及曲折、辛酸，足令后輩讀史者，為之擊節嘆賞。

(責任編輯尹正達)

Red Army’s Four Crossings of Chishui River and Later Freedom in Jinsha River Area

HuangDaoxua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In 1935, the Central Red Army entered Southwest China, trying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pursuit and annihilation of the KMT army. Chiang Kaishek wished to wipe out the Red Army, while the latter wanted to survive in spite of the difficulty. Mao Zedong regained leadership after the Zunyi Conference, but failed to find a suitable way out at first. Several attempts helped him realize that the Red Army could not fight with the KMT forces head-on, so he assessed the situation and firmly chose the best solution. Having broken away from the old habitual way of thinking, the Red Army found a bright road before them. Finally, they freed themselves from KMT’s encirclements in the region of the Jinsha River. This period of history demonstrates that it is significant for a political force to estimate its own strength and break away from the old way of thinking.

the Long March; four crossings of the Jishui River; Mao Zedong; Chiang Kaishek

黃道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K263； E297.2

A

1009-3451(2016)04-0001-14

主持人語：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面臨困境后，經共產國際批準，中共中央決定紅軍進行戰略轉移。應該說，長征是紅軍失利后不得已的選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成長，如毛澤東當年所論述，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和統治力量不平衡而取得的。國共之間的對壘，并不完全在同一個數量級內進行，中共的發展，其中一個重要策略是利用國民黨統治的內部沖突，當這種沖突趨于平穩、南京政府力量不斷上升時，中共受到的壓力就空前增大。無論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還是長征的抉擇，乃至長征初期的進程，均應放到這樣的背景下衡量，才能得到更清晰的了解。本組稿件三篇文章都注意把紅軍長征置于當年的歷史現場，動態觀察紅軍和對手方的較量及互動。從中可以清晰看到，在1930年代詭譎多變的政治生態下，中共的生存發展，和當時整體環境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具體而言，長征初期四道封鎖線的突破，和外部各政治力量激烈的分化組合和博弈息息相關；四渡赤水的決策及其成功，也是國共相互摸底、激烈較量的產物。巧渡金沙江后，中共歷史上最艱險的一段時間大體已經過去，中共終于在長征初期的困境中找到了中國政治地理在西南和西北呈現的更大縫隙，從而果斷決策，脫離對手，繼續遠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