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長征轉進黔北前軍事行動的幾個問題

鄒　鋮

(華東師范大學 歷史系, 上海 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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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紅軍長征轉進黔北前軍事行動的幾個問題

鄒鋮

(華東師范大學 歷史系, 上海 200241)

遵義會議前的中央紅軍長征史研究雖然已有相當進展，但有些重要問題仍有待于深入研究。有鑒于此，本文盡可能結合檔案、日記與回憶史料，對彭德懷在郴(州)、宜(章)地區提出的建議是否可行、中革軍委在湘南期間的作戰指揮以及通道會議是否決定戰略轉兵三個問題展開進一步的史實梳理與考辨。

長征中央紅軍湘南作戰通道會議

對于遵義會議召開前的中央紅軍長征史，學界最初多持否定態度，認為中央紅軍在長征前缺乏準備，長征中只顧向西轉移以盡快會合紅2、6軍團，放棄可以轉變形勢的有利戰機。近年來，隨著檔案逐漸開放與研究的進展，這種結論已逐漸得到部分修正。*學界關于長征前的準備問題，較為詳實的討論有顧大全：《試論中央紅軍長征前的準備工作及其失誤》，《貴州社會科學》1989年第10期；徐占權、周繼強：《準備·密電·落腳點——〈紅軍長征·文獻〉編纂札記》，《黨的文獻》1995年第5期；孫堂厚：《論長征的準備工作》，《軍事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黃道炫：《中共、粵系、蔣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又可見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中的相關章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盡管如此，這一階段的中央紅軍長征史仍有繼續探索的空間。其一，軍事行動成敗，不僅同己方的規劃與準備有關，而且受制于對手的判斷與處置，更何況戰場態勢呈現明顯的敵強我弱。但學界已有研究多著重于中共方面資料運用與討論，對國民黨方面資料運用不足。其二，學界側重運用中共方面資料討論一些涉及國共雙方的重要黨史、軍史問題時，由于資料應用不足，對部分重要問題的研究，缺少歷史過程的呈現而顯得模糊不清。有鑒于此，本文盡可能充分結合國共雙方的軍事檔案、當事者日記以及回憶材料，對中央紅軍轉進黔北前的若干重要問題展開進一步的考辨。

一、關于彭德懷的建議是否可行的問題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紅軍從贛南突圍西進。因粵、湘地方實力派并未全力堵截，中央紅軍越過湘贛邊境，進入湘南地區。截至11月11日，中央紅軍前鋒紅3軍團已控制郴州以南的良田和宜章，突破國民黨軍第三道封鎖線。中央紅軍主力正從延壽圩一帶向郴、宜突破口前進。此時，國民黨軍各部的大致位置是：湘軍第15師布防郴州，第16師及部分保安團設防湘江，第19師第56、57旅作為湘軍總預備隊位于長(沙)、醴(陵)鐵路線，第50師布防贛西袁水一線，第62師尾追中央紅軍主力，省城警備旅守備長沙，第23、53、63師正從湘、贛邊境地區趕赴郴州—耒陽一線途中，湘軍將領李覺所率“追剿”紅6軍團入黔之補充總隊與第19師第55旅正回援湘江防線途中。中央軍薛岳部準備經茶陵赴永州，但因行動遲緩，仍未入湘；周渾元部正從湘、贛邊境開赴郴州途中。*《何鍵關于扼守贛江上游西岸及湘東南各碉線的命令》(1934年10月23日)、《何鍵關于消滅中央紅軍于湘、漓水以東地區的追剿計劃》(1934年11月1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參考資料》，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第82—83、103頁；《陸軍第十五師湘南追堵紅一方面軍戰斗詳報》(1934年11月8日—12月18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湖南部分)，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第238—239頁；《贛粵閩湘鄂剿匪軍西路軍第二縱隊二十三年十月份剿匪工作概況報告書(節錄)》(1934年10月)、《陸軍第十六軍第五十三師剿匪紀實(節錄)》(1934年11月6日—1936年6月1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中央部分上)，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年，第58、138—140頁。李覺：《何鍵部阻截紅軍紀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編審組：《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20頁；《萬耀煌將軍日記》(上)，臺北：湖北文獻社，1978年，第186頁。

接下來，中央紅軍須解決的難題是如何突破國民黨軍湘江防線。對此，彭德懷提出紅3軍團北進威脅長沙的方案。其回憶道：“十一月到達宜章、郴州間。我建議以三軍團迅速向湘潭、寧鄉、益陽挺進，威脅長沙，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迫使蔣軍改變部署，阻擊、牽制敵人；同時我中央率領其他兵團，進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帶，迅速發動群眾創造戰場，創造根據地，粉碎敵軍進攻。否則，將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其后果是不利的。但中央既未回信，也未采納?！?《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3頁。據此，學界有一種觀點，即彭德懷的建議是一可行方案，可惜中革軍委沒有采納，進而導致湘江之戰的慘重損失。*石仲泉：《紅軍長征的基本內涵和紅軍長征史研究的若干問題》，《毛澤東思想研究》2012年第5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39頁。不過，已出版的長征軍事電報中尚未發現這封電報，只有彭德懷11月10日20時發給中革軍委的另一封建議紅3軍團迅速西進的電報。該電說：“天雨兩日，如繼雨，湘、瀟兩水必漲。瀟水，寧遠原有亭橋，湘水之黃沙河原有固定浮橋，可通汽車，但恐零陵之敵破壞及集中渡河材料于零陵監視之，使我渡河困難。因此，建議以三軍團為先遣軍團，以一個師控置道縣主渡點，主力進占全、零間控制黃沙河主渡點，以爭取我野戰軍全部由永南出武岡為有利，否則經西延、城步出會同，山勢苛大、險多峽道，大軍團運動較困難，給養亦差?！?《彭德懷、楊尚昆關于以紅三軍團為先遣軍團搶占瀟、湘兩水主渡點的建議》(1934年11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第123頁。當然，紅3軍團北進長沙電文未見于公開出版物并不意味著該電報不存在，只是從當時的戰場態勢分析，無論北進威脅長沙或西進搶占黃沙河，成功可能性都不大。

紅3軍團北進威脅長沙成功機率低，在于湘軍已做充分準備。中央紅軍突圍西進后，湖南地方實力派何鍵時刻提防中央紅軍由湘南北進。10月23日，何電令湘軍第15師與部分保安團部署于耒陽一線筑碉防守。*《何鍵關于扼守贛江上游西岸及湘東南各碉線的命令》(1934年10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82頁。蔣介石判斷中央紅軍北進可能性不大，11月6日發電催促何鍵把第15師向南推進部署于郴州，并保證從茶陵向永州前進的薛岳部足以堵截北進的中央紅軍。*《蔣介石關于消滅中央紅軍于湘、漓水以東地區給何鍵電》(1934年11月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93頁。何鍵也按蔣之部署，于11月8日下令第15師推進郴州。但是，耒陽一帶并未因此而變空虛。早在11月6日，何鍵已調部署于桂東的第63師集中耒陽。11月13日，第63師到達耒陽。此外，第23、53師最初集中地亦是耒陽高亭司之線。后第53師改趨郴州，第23師先頭部隊于11月13日到達高亭司。*《陸軍第十六軍第五十三師剿匪紀實(節錄)》(1934年11月6日—1936年6月1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中央部分上)，第138—140頁?！逗捂I關于消滅中央紅軍于湘、漓水以東地區的追剿計劃》(1934年11月1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104頁。湘軍在中央紅軍北進必經之地耒陽一帶始終保持兩三個師，計12—18個團的兵力。

反觀中央紅軍，11月11日拂曉，紅3軍團才完全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此時，紅3軍團主力控制北面良田一帶，第6師位于南面宜章，掩護打開的缺口。紅3軍團北進，須有部隊接防良田與宜章。中革軍委11月10日20時已電令紅8軍團次日開往良田協助紅3軍團堵截湘軍，紅3軍團主力自然可獲行動自由。但接防宜章卻不會如此順利。紅1軍團因粵軍封鎖而無法通過九峰、樂昌一線，不得不繞道前進，故該軍團第1師主力11月12日才到達宜章附近的白石渡。*周均倫：《聶榮臻年譜》(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6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年譜》(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420頁。若中革軍委選擇宜章接防后北進，在沒有戰斗的情況下，紅3軍團可能要在11月14日左右才能到達耒陽一帶。*二戰時期，步兵大部隊徒步行軍速度能達一天30—40公里，良田至耒陽約110公里，至少需要兩天多時間。關于步兵行軍速度，參見尉元貴：《現代科學技術對軍隊編制裝備的影響》，政治學院訓練部科研部：《論新技術革命對軍事的影響》，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出版社，1985年，第38—39頁。加之湘軍于耒陽至郴州一線已修筑碉堡聯絡線，*《贛粵閩湘鄂剿匪軍西路第一縱隊二十三年度九月份剿匪工作軍事報告書》(1934年9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湖南部分)，第84頁。第15師已于11月12日晚全部集中郴州布防，耒陽一帶有保安團布防，*《陸軍第十五師湘南追堵紅一方面軍戰斗詳報》(1934年11月8日—12月18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湖南部分)，第239—242頁。紅3軍團北進必會于郴州至耒陽一線遭到湘軍阻擊。因此，即使紅3軍團突破第15師的阻擊進至耒陽時，第23、63師應該早已到達耒陽或撞個正著。

縱然紅3軍團能夠成功突破耒陽一線，仍面臨難以克服的困難。彭德懷建議紅3軍團北進的根本意圖是為中央紅軍創造不經老山界而直出湘西的條件，所以，紅3軍團的行動必須要調動湘軍的湘江防軍主力才可達到目的，但這基本不可能成功。蔣介石與何鍵清楚中央紅軍缺乏攻堅能力，且此時長沙駐有一專門擔任省城防務的警備旅。所以，紅3軍團北進很難對蔣介石與何鍵產生大的威懾。更何況蔣介石早已判斷中央紅軍縱然分兵一部北進亦為掩護主力西進，*《蔣介石關于消滅中央紅軍于湘、漓水以東地區給何鍵電》(1934年11月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93頁。大量調動10月23日已布置于湘江一線的守軍防堵紅3軍團的可能性極低。國民黨軍“追剿”各部于11月13日前后已進至或接近郴州、耒陽一線，何鍵可以迅速抽出部隊尾追紅3軍團。而且，第19師第56、57旅作為湘軍總預備隊已控制長醴鐵路線，第50師布防贛西袁水，何鍵亦能利用鐵路、公路迅速調動這些部隊展開堵截。*除了第15師布防郴州時用車運外，湘軍追堵紅6軍團時亦用車運部隊搶占要點。見《贛粵閩湘鄂剿匪西路軍清剿概要報告書(節錄)》(1934年10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中央部分上)，第36—37頁。即便退一步，何鍵不得不抽調湘江防軍一部防堵紅3軍團，也不會對整條防線產生大的影響。湘江一線原有第16師及部分保安團設防，加之李覺部迅速由黔返回，截止11月13日，湘江防軍總兵力已增至15個團。*湘軍第16師轄6個團，李覺所率入黔部隊為8個團(第19師第55旅2個團、省城警備旅2個團、補充總隊4個團)，其中警備旅由貴州直開省城，故進至湘江一線部隊應為6個團，再加上3個保安團，總計15個團。見《贛粵閩湘鄂剿匪西路軍清剿概要報告書(節錄)》(1934年10月)、《剿匪軍追剿軍第一兵團二十三年度十二月份剿匪工作軍事報告書》(1934年12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中央部分上)，第38、257、259頁；李覺：《何鍵部阻截紅軍紀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編審組：《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上)，第120頁；《何鍵關于消滅中央紅軍于湘、漓水以東地區的追剿計劃》(1934年11月1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105—106頁。隨著薛岳部入湘赴永，更會進一步增強實力。反倒是中央紅軍主力或可能因人數多、正規戰訓練程度最好的紅3軍團北進而大大削弱突破國民黨軍湘江防線的能力。*李德回憶彭德懷時，說：“唯獨他的軍團由3個師組成，人數上是最強大的軍團，正規戰訓練方面也是最好的軍團?！倍t一軍團只有2個師，直至1934年5月才編入第15師而成為3個師的軍團。([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32—1939)》，李逵六、鄭伊倩等譯，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5年，第81頁；《彭紹輝日記》，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7頁。)

至于紅3軍團西進搶占黃沙河，成功機率也不大。究其原因，仍在于湘軍準備充分。從良田至道州再轉至湘桂邊境的黃沙河之直線距離約250公里。在沒有戰斗的情況下，若紅3軍團以每天40公里的速度行軍，則要6天多才可趕到黃沙河。而湘江一線早在10月23日已有第16師與部分保安團防守，李覺亦率部從黔迅速回援。至11月13日，湘江一線的湘軍主力已集中于黃沙河附近的東安至零陵間，并向黃沙河移動。*《何鍵關于消滅中央紅軍于湘、漓水以東地區的追剿計劃》(1934年11月1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104—105頁。一旦發現紅3軍團有逼近黃沙河跡象，湘軍可迅速控制黃沙河。為防止中央紅軍進入湖南腹地，湘軍亦必須控制黃沙河。此外，中央紅軍主力在延壽圩一帶因道路狀況糟糕、天氣惡劣、部隊人員及輜重多而行進速度緩慢，士兵相當疲勞。如果紅3軍團此時再迅速西進，很可能前后脫節，自顧不暇。

二、關于中革軍委在湘南期間的作戰指揮問題

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博古、李德在湘南拒絕趁“追剿”軍主力薛岳、周渾元部尚未靠攏而殲敵一部的建議，消極避戰，喪失了一次較好的戰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一)，第339頁。但是，若仔細梳理中央紅軍這一時期的進軍歷程與相關決策，可以發現這一說法有值得探討的余地。

中央紅軍主力通過郴(州)、宜(章)間封鎖線之際，蔣介石亦電令何鍵統一指揮入湘的中央軍與湘軍各部展開“追剿”。11月13日，何鍵調整部署，以劉建緒指揮第16、62、63師及第19師第55旅、補充總隊4個團及3個保安團為第1路，防守湘江一線，主力向黃沙河集中；薛岳部為第2路，限11月24日前集中零陵，堵截中央紅軍北進或西進；周渾元部為第3路，限11月22日到達道縣，截擊中央紅軍；李云杰指揮第15、23師為第4路，經嘉禾向寧遠及其以南地區跟蹤追擊；李韞珩指揮第53師為第5路，與粵軍聯絡經臨武、藍山、江華、永明跟蹤追擊。*《何鍵關于消滅中央紅軍于湘、漓水以東地區的追剿計劃》(1934年11月1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104—107頁。11月16日，何鍵改第53師任務為進駐郴、桂線，防中央紅軍北進與回轉，*《何鍵關于更定部署給薛岳、周渾元、劉建緒等的命令》(1934年11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114頁。僅粵軍李漢魂部繼續進至臨武、藍山。

當何鍵部署追堵中央紅軍時，中革軍委實際上有消滅部分追兵的打算。紅9軍團供給部長趙镕11月14日日記記道：“中央決定紅軍在突破敵人第三道封鎖線后，擬在群眾與黨的基礎較好的湖南南部廣大地區消滅前來追擊的薛岳之中央軍5個師12個旅，我全軍即準備在此進行戰斗動員?！?趙镕：《長征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8頁。但中央軍行動緩慢，反而是湘軍第15、23師沖在了最前面。因此，分為左、右兩縱隊向江華、道州前進的中央紅軍將作戰目標首先鎖定于較孤立的第15、23師。*即以紅1、3、8軍團、紅5軍團第13師以及軍委1縱隊為右翼隊，向道州及其以南地區前進；以紅9軍團、紅5軍團(欠第13師)及軍委2縱隊為左翼隊，向江華前進。紅5軍團第13師師長陳伯鈞在11月20日日記記道：“今日我軍準備在嘉禾、寧遠、蘭山間與敵作戰。我師為預備隊位置在巖口鋪、巖口洞，準備隨時策應各方?！?《陳伯鈞日記·文選》(上)，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第161頁。11月21日1時，中革軍委電令紅1、3、5、8軍團：“今二十一日晨與敵二十三師、十五師當其由嘉禾向寧遠及甘露田(正義圩)方向前進時進行決戰，目的為在其他敵軍未到達之前消滅之?！?《朱德關于準備與敵第二十三師等部進行決戰致各軍團電》(1934年11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136頁。21日4時，中革軍委下達作戰命令，以“三軍團集結永樂圩以南、甘露圩以東及洪觀圩西北的山地，當敵由嘉禾向洪觀圩或永樂圩西進時，予以猛撲而消滅之；五軍團在楠木圩，當敵第二十三師由洪觀圩向楠木圩西進時，進行突擊而消滅之；八軍團之第二十三師應占領黃泥鋪一帶陣地，進行突擊而消滅之；一軍團集結天堂圩、梧溪桐及柑子園地域，準備當周渾元部左翼隊向道州前進時，堅決進攻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年譜》(上)，第424頁。但第23師并不真正愿與中央紅軍作戰。陳伯鈞11月21日日記中寫道：“敵廿三師分數路由甘露田、洪觀圩、黃泥鋪等地節節前進。主要是想抑止我軍，以便于周縱隊之截擊，該敵并未與我真正作戰。所以，最后我們亦撤退楠木圩，未參加任何戰斗?！?《陳伯鈞日記·文選》(上)，第161頁。實際上，第23師不僅不愿與中央紅軍作戰，而且停修防御工事。11月21日20時中革軍委通報各軍團：“敵二十三師于二十日、二十一日與我軍作戰后，已在嘉禾之西面及南面停止作工事?！?《朱德關于我軍在寧遠、道州之間突擊消滅周渾元左翼隊的行動部署》(1934年11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137頁。

第23師逡巡不進，中革軍委本著消滅追敵一部的計劃，把目標轉向正朝寧遠前進的周渾元部。中革軍委估計“周縱隊于二十二日可全部到達寧遠，其主力有向道州前進可能”，“決定于寧遠、道州之間堅決突擊和消滅周縱隊之左翼隊，對敵二十三師則以后衛部隊箝制之”；部署紅1軍團第2師于22日佯攻道州，軍團主力于22日午前留寧遠天堂圩一帶抗擊周渾元部，晚間向雞公神、大壩頭、石馬神移動；紅3軍團于23日晨進至寧遠梅山岡、歐家及大歐地域；紅5軍團于23日晨進至緊鄰紅3軍團的寧遠百草坪、楊梅洞地域；紅8軍團于22日晚到達下灌地域占領陣地，以掩護紅5軍團通過并阻扼第23師；紅9軍團準備偵察通江華的道路。*《朱德關于我軍在寧遠、道州之間突擊消滅周渾元左翼隊的行動部署》(1934年11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137—138頁。11月22日2時半，中革軍委部分調整部署，即“如估計道縣易取”，紅1軍團第2師應于當日占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年譜》(上)，第425頁。

11月22日，紅1軍團第2師進占道州，周渾元部亦抵寧遠。但周部并沒有立刻向道州進軍，中革軍委既定突擊計劃落空。紅1軍團第15師師長彭紹輝日記記道：“晨由柑子園過河，進到天堂圩，準備突擊由寧遠方向出動之敵……寧遠之敵今日未動。晚上，我師回到柑子園，并在天堂圩留警戒?！?《彭紹輝日記》，第47頁。

對周渾元部接下來的進軍方向，中革軍委估計“在第二師已占道州條件下，周(渾元)敵由寧遠前進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由寧遠河北岸向道州迂回，一種是從寧遠之南向我尾追”，于22日17時電令各軍團“變更集中地域：至23日晨止，紅一軍團西移至柑子園、廣文鋪、野雞鋪地域；紅三軍團留在楊門洞、嶺牌、田家地域；紅五軍團在南坪、下灌、江嶺地域，向寧遠及來路尾追之敵警戒，并部署消滅尾追之敵；紅八軍團停止在藍圩東北；紅九軍團及中革軍委一、二縱隊明晨位置不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年譜》(上)，第425頁。就此部署而言，中革軍委并無立刻西進打算，似乎仍在尋機殲敵。11月23日3時半，中革軍委明確周渾元部的前進方向為寧遠以南，下達與周部作戰部署：“一、三軍團今日應協同突擊周渾元敵向天堂圩方向進攻的部隊。五軍團之第十三師，在周敵猛烈向我進攻時，應由南向北參加消滅周敵的戰斗，第三十四師則應鉗制和打擊向我尾追之敵二十三師的部隊。紅八軍團為預備隊，必要時，得使用參加突擊敵二十三師的尾追部隊”，“本日戰斗結束后，我野戰軍全部應即準備迅速渡過瀟水，與湘、桂之敵進行新的戰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年譜》(上)，第425頁。陳伯鈞亦于日記中記道：“是晚由下灌到百草坪，約十里。晨五時許，軍團李政委、陳云同志等來我處談關于新的任務(準備堅決消滅周縱隊)，及部隊中的有關問題”。*《陳伯鈞日記·文選》(上)，第162頁。中革軍委手中好牌盡已打出，準備與周渾元部一搏。

11月23日晨，周渾元以第96、99師為攻擊部隊，第13師為預備隊，第5師擔任掩護，向天堂圩進攻。*《萬耀煌將軍日記》(上)，第189頁；《陸軍第九十六師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十四日于寧遠天堂圩附近之役戰斗詳報》(1934年11月23日—24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中央部分上)，第207頁。但實質上周渾元并無與中央紅軍真正大打的想法。其第13師師長萬耀煌日記中寫道：“因天堂圩匪不甚抵抗，故輕易攻略，藉此半日時間略事整理?！?《萬耀煌將軍日記》(上)，第189頁。據現有材料，無法計算11月23日天堂圩之戰周渾元部的傷亡總數，只知第99師“傷連附一員、士兵十余”。見《陸軍第九十九師剿匪實紀(節錄)》(1934年10月27日—1935年11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中央部分上)，第3頁。因此，中革軍委的計劃再一次落空。彭紹輝日記中記下：“今日上午，在柑子園集結待機。敵機數次來騷擾，部隊疏散隱蔽，未被發現?！?《彭紹輝日記》，第47頁。

縱觀11月20日至23日中革軍委的部署，可以發現，中革軍委具有較強烈的尋機殲敵一部的企圖。只是由于國民黨軍各路追兵都沒有真正與紅軍作戰的打算，加之周渾元部總兵力達4個師16個團且沒有過于突出、孤立部分，中央紅軍難以形成絕對優勢兵力展開攻擊。若強行突擊，可能的結果則是兩敗俱傷。

三、關于通道會議是否決定戰略轉兵的問題

1934年12月2日，中央紅軍主力開始翻越西延山脈。按照中革軍委既定計劃，翻越西延山脈后，中央紅軍應從城步一帶北上到達轉移的既定目的地湘西會同。*《彭德懷、楊尚昆關于以紅三軍團為先遣軍團搶占瀟、湘兩水主渡點的建議》(1934年11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123頁。但是，此時的戰場態勢已不允許中央紅軍從城步入湘西會同。早在12月1日前，何鍵已令湘軍第19師第55旅、第63師以及薛岳部向新寧、城步、綏寧一帶移動，堵截中央紅軍北進。*《何鍵關于向渡湘江紅軍攻擊給劉建緒電》(1934年11月29日)、《何鍵關于主力速移新寧、城步堵截中央紅軍給薛岳電》(1934年11月30日)、《劉建緒關于到咸水、城步、綏寧堵擊紅軍給李覺、陶廣、陳光中電》(1934年11月3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135—137頁。中央紅軍主力翻越西延山脈時，何鍵又迅速調整“追剿”軍序列，除以一部尾追外，主力迅速趕赴新寧、城步、綏寧、靖縣、會同堵截湘桂邊境之中央紅軍北進湘西。*《何鍵關于速向湘桂邊區轉移給劉建緒、薛岳的命令》(1934年12月1日)、《何鍵關于消滅中央紅軍于湘、黔邊境給劉建緒、薛岳的命令》(1934年12月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參考資料》，第147、149頁。與此同時，桂軍又從南面向中央紅軍壓過來。中央紅軍的北面、東面、南面皆有強敵。中革軍委為了避免與優勢之敵被動作戰，只得命令越過西延山脈的中央紅軍沿湘桂邊境地區西進。

可是，中央紅軍沿湘桂邊境西進，最終將進入貴州，而非到達既定目的地湘西會同，中革軍委實有必要開會討論下一步的進軍方向。12月12日，中革軍委在通道縣城召開緊急會議解決進軍方向問題。在會議討論中，李德不贊同中央紅軍入黔，提出：為了進入湘西，“讓那些在平行路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趕的周部和其它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后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系”。*[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32—1939)》，李逵六、鄭伊倩等譯，第124頁。這一方案幻想成分太多，被毛澤東、朱德及周恩來等絕大多數人否定。討論結果，決定采納毛澤東建議，中央紅軍繼續入黔。黔軍戰斗力薄弱，面對中央紅軍的進攻很快潰退。12月15日，紅1軍團占領貴州黎平。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黎平舉行會議，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宣布放棄落腳湘西，轉于川黔邊開辟新蘇區。*《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1934年12月1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181頁。

通道會議決定中央紅軍繼續入黔，是否意味著“轉兵”，即中革軍委已放棄落腳湘西，轉于川黔邊開辟新蘇區，學界一直存在爭論。部分學者認為通道會議已決定不在湘西落腳，轉于黔北開辟新蘇區。黎平會議只不過正式宣布這一決定而已，力持“通道轉兵”說。*懷化地委黨史辦、通道侗族自治縣委黨史辦：《關于通道會議和通道轉兵幾個問題的探討》，《湖南黨史通訊》1986年第11期；李伯雍、李萬青：《通道轉兵的重要佐證——剖析一軍團十六日電報》，《湖南黨史月刊》1987年第11期。但多數學者認定通道會議并未否決湘西落腳，放棄湘西、轉進黔北是黎平會議的決定，否定“通道轉兵”說。*桂林地委黨史辦、灌陽、全州、興安、資源、龍勝縣委黨史辦：《不宜提“通道轉兵”》，《學術論壇》1985年第10期；曾長秋：《長征初期湘桂黔邊“轉兵”問題之我見》，《貴州文史叢刊》1995年第5期；曾景忠：《通道會議研究》，《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王新生：《紅軍長征研究若干爭議問題》，《百年潮》2006年第9期。此外，《朱德年譜》中關于通道會議寫道：“由于李德等仍堅持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會議沒有達成實行戰略轉兵的一致意見”。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年譜》(上)，第438頁。至于爭論何以持續如此之久，恐怕在于論者僅摘引對自己論點有利之材料，而忽視不利證據。也就是說，必須解決不同材料之間的矛盾，才能作出更有說服力的論證。

堅持“通道轉兵”說者的核心論據是林彪、聶榮臻12月16日18時向中革軍委提出的建議，即“我軍主力應利用目前機會在黎平西北一帶略事休息、整頓與集結，并以一部阻滯追擊敵，一部(九軍團)向錦平【屏】以北威脅，與掩護我軍基本企圖，并誘湘敵向錦屏方向前進(使我【他們】將來不能側擊他們【我】，只能向我尾追)。我主力略事休息整頓后，重新布置經施秉以南向鎮南【雄】關、綏□陽、綦江、納溪、畢節，而以桐梓、遵義、仁懷為中心之地域前進”。*《林彪、聶榮臻關于目前我軍應在黎平西北略事休整等戰略行動建議致朱德電》(1934年12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178頁。就這項建議而言，可以說中革軍委在黎平會議前已改變轉移的戰略方向。但是，因這項建議是在通道會議結束4天之后才提出的，就邏輯而言，無法百分之百證明通道會議決定北進黔北?？墒?，若認定通道會議并未作出放棄湘西落腳、轉入黔北的戰略決策，林彪、聶榮臻提出的“我軍基本企圖”，即進軍黔北又是何時決定的呢？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參考其它資料。

首先分析當事人關于通道會議前后情況的回憶。通道會議參加者周恩來于1943年回憶：“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李德因爭論失敗大怒。此后我與李德的關系也逐漸疏遠?！?《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節錄)》(1943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遵義會議文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4頁。依據周恩來的回憶，黎平會議才最終放棄落腳湘西的計劃。而李德因戰略方向的改變大發脾氣，并很可能與其發生爭吵。

可是，同為通道會議參加者的李德卻講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李德回憶:在飛行會議*指通道會議。上，“毛澤東……繼續向西……進入貴州內地……的建議被通過了。他乘此機會……第一次表達了他的想法，即應該放棄……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我很費勁地聽了這個談話，好象過早地走開了……當我看到所發布的命令時，我才知道了最后決定的全部內容。我請周恩來給我講一講詳細情況，他顯得有些激動，雖然他往?？偸呛苕偠ㄗ匀簟?，“占領黎平之后，我們又舉行了一次會議……周恩來事先來問我的意見，我提議改變行軍方向轉向西北……解放……以遵義城為中心的地區”。*[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32—1939)》，李逵六、鄭伊倩等譯，第124—125頁。也就是說，李德在黎平會議前已贊同轉進黔北。周恩來所憶李德發脾氣一事，很可能發生在通道會議結束后。至于李德發脾氣的原因，則是通道會議已經接受毛澤東放棄與紅2軍團會合的建議，改變了中央紅軍轉移的戰略方向。李德回憶：周恩來解釋，“中央紅軍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貴州進行，因為那里敵人的兵力比較薄弱。博古認為，從貴州出發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32—1939)》，李逵六、鄭伊倩等譯，第125頁。顯而易見，博古所言從貴州內地北進且不會遇見大的抵抗，肯定不是指進入國民黨軍隊云集的湘西，而是川黔邊境地區。

另據未參加通道會議的陳云回憶：“當時，五軍團擔任長征紅軍的后衛。中央決定不在會同建立革命根據地并向貴州進軍后，我和劉伯承同志應博古同志的約，在洪州司與他見面。他告訴我們，紅軍改向貴州進軍?！?《陳云同志關于中央紅軍改向貴州進軍等問題的復信》，《紅軍長征過通道》，中共通道侗族自治縣委黨史辦編印，1986年，第67頁。因洪州位于通道至黎平道路上，且博古見陳云的時間至遲在12月16日，*據擔任后衛的紅5軍團師長陳伯鈞12月16日日記記載，其所部當日行進15里到達洪州休息，所以，陳云遇見博古的日期很可能是當天或者更早。見《陳伯鈞日記·文選》(上)，第168頁。所以，陳云的回憶指向黎平會議前中革軍委已改變轉移的戰略方向。

綜合比較周恩來、李德及陳云的回憶材料，則是李德的回憶指向通道會議改變轉移的戰略方向，陳云的回憶指向黎平會議前中革軍委改變戰略方向，周恩來的回憶支持黎平會議改變轉移的戰略方向。因單靠對比回憶材料無法斷定哪一人的回憶更接近當時情形，故確定中央紅軍于何處決定轉兵仍然需要其它材料的進一步支撐。

再分析12月14日16時半中革軍委致紅2、6軍團發展湘西北蘇區電報(下文簡稱12月14日電)。在否定“通道轉兵”說者眼中，12月14日電所提中央紅軍“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朱德關于紅二、六軍團發展湘西北蘇區并配合西方軍行動致賀龍等電》(1934年12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177頁。一語指中革軍委準備北進湘西，因此，這份電報也就證明了中革軍委尚未放棄落腳湘西的計劃。但是，若聯系12月14日電對紅2、6軍團的行動部署而作一整體考察，則會發現真實情況遠非如此簡單。

在12月14日電中，中革軍委命令“二、六軍團以發展湘西北蘇區并配合西方軍行動之目的，主力仍應繼續向沅江上流行動，以便相當調動或箝制黔陽、芷江、洪江的敵人。如辰州附近不便渡河，可改于保靖附近南渡至瀘溪、乾城、鳳凰地域活動，對桃源方面只須派一支隊去行動，以箝制與迷惑湘中之敵”。*《朱德關于紅二、六軍團發展湘西北蘇區并配合西方軍行動致賀龍等電》(1934年12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第177頁。也就是說，中革軍委試圖抑留相當一部分國民黨軍于湘西。若按否定“通道轉兵”說者的理解，中革軍委根本意圖是落腳湘西，那么，整個行動部署可以概括為中革軍委率領中央紅軍轉入湘西的同時，主動抑留國民黨軍于湘西。惡戰勢不可免?？紤]到中革軍委本就是為了避免與搶占湘西的國民黨軍作戰而被迫西入貴州，甚至李德在通道會議上所提讓過追兵再北上的方案也是力圖避免硬碰，故中革軍委即便意在轉入湘西，也不應該主動抑留國民黨軍于湘西，這顯然有悖常理。因此，12月14日電中“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一語應不是指北進湘西，而是指北進黔北。

事實上，長征親歷者的日記明確記載通道會議改變了中央紅軍轉移的戰略方向。趙镕在12月13日日記中寫道：“昨天下午我到軍團司令部、政治部匯報有關調查黔省情況的具體執行辦法時，聽說中央同志對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軍事策略可能有改變?！?趙镕：《長征日記》，第184頁。紅1軍團第1師第3團總支書記肖鋒12月13日日記則證實趙镕所得消息準確：“周副主席高興地告訴我們，插向滇東*“滇東”可能為“黔東”之誤。的行動計劃，是毛主席在通道會議上提出的。毛主席認為，在現在的條件下，要放棄在湘西同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改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北前進，力爭在運動中打幾個勝仗，創建黔滇川邊蘇區，扭轉紅軍出征來的被動局面?！?肖鋒：《長征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頁。

總而言之，上述所列各種參考材料中，僅有周恩來1943年的回憶不支持“通道轉兵”說，而回憶材料本就容易出現漏憶、誤憶與混淆等問題。因此，可以判定中革軍委在通道會議上已經決定中央紅軍不在湘西落腳，轉于川黔邊開辟新蘇區。黎平會議則正式宣布這一決定。

長征初期，紅軍被迫實施戰略轉移，在與對手的較量中，處于弱勢，紅軍的動向也常常要受制于對手，這是了解這段歷史時時要注意到的背景。從這樣的角度看，彭德懷北進威脅長沙或西進搶占黃沙河的建議成功實施可能性極低，李德在湘南的若干決策處于被動地位，毛澤東則在通道會議上堅持中央紅軍轉兵西進。面對實力強大的國民黨軍，此時的紅軍沒有過多的選擇余地。歷史，是在歷史上多方力量的相互運動中寫就的。

(責任編輯尹正達)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Military Operations before the Central Red Army Moved into Northern Guizhou

ZouCh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CNU), Shanghai 200241)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history study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before Zunyi Conference, but some important problems remain to be further probed into. This article, based on related archives, dairies and recalled historical records, raises three qu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What was the feasibility of Peng Dehuai’s proposals in Chenzhou and Yizhang? How was the combat command of the Central Revolutionary Military Commission in southern Hunan? Did the Tong dao Meeting decide on the Red Army’s strategic transfer?

the Long March; the Central Red Army; fighting in southern Hunan; Tongdao Meeting

鄒鋮，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K263； E297.2

A

1009-3451(2016)04-002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