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國防工業布局的調整與完善

姬文波

(中國社會科學院 當代中國研究所, 北京 1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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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國防工業布局的調整與完善

姬文波

(中國社會科學院 當代中國研究所, 北京 100009)

從20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按照中央“立足于打仗，搶時間，改變布局，加快三線建設，首先是國防建設”的指示，國防工業按照規模小、專業化和協作的原則，全面展開“三線”戰略后方的建設。到七十年代末，通過大規模的后方基地建設，改善了國防科技工業的戰略布局，建成了一批大型的生產、科研戰略后方基地，研制、生產出了一批部隊急需的武器裝備，對加強戰備、鞏固國防和發展內地經濟、科技、文化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國防工業三線建設國防工辦毛澤東羅瑞卿

1950年前后，中國的軍工企業有76個，各種設備3萬臺(件)，職工約10萬余人。這些企業不具備現代化武器裝備研制、生產的條件和能力。為盡快建設國防工業，從1950年到1960年初，國家對國防工業共投入基本建設資金數十億元，建設了100多個大中型國防工業項目。至1960年代前期，國防工業已初具規模，擁有100多個大中型企業，20多個獨立的科研設計機構，6萬臺金屬切削機床，70多萬職工，其中技術人員達到3.3萬人，形成了沈陽、北京、太原、西安、成都、重慶、蘭州等國防工業企業比較集中的生產基地,新中國國防工業初具規模。*所謂“三線”，是指從當時經濟相對發達且處于國防前線的沿邊沿海地區向內地收縮劃分的三道線。一線地區指位于沿邊沿海的前線地區；二線地區指一線地區與京廣鐵路之間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4省東部；三線地區指長城以南 、廣東韶關以北、京廣鐵路以西、甘肅烏鞘嶺以東的廣大地區，主要包括四川(含重慶)、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等省區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廣西、廣東等省區的部分地區，其中西南的川、貴、云和西北的陜、甘、寧、青俗稱為“大三線”，一、二線地區的腹地俗稱為“小三線”。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國防工業后方基地建設全面展開,國防工業的戰略布局進入大規模調整階段。對于這個課題，以往研究三線建設*《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第16頁。的論著有所涉及，但專門論述國防工業戰略布局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見。本文利用新獲得的史料，對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國防工業戰略布局大調整的歷史過程、基本成果及影響做出初步論述和評析，希求能深化對該領域的研究。

一、新中國建立至20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的中國國防工業布局

1953年前，中國常規兵器工業有專業化企業41個，共有職工9.3萬人。大致布局是：東北地區工廠20個，職工4.2萬人；西南地區工廠10個，職工2.5萬人；華北地區工廠8個，職工2.2萬人；其余散布其它地區。*兵器工業部兵工史編輯部：《中央兵工委員會關于兵工問題的決定》，《兵工史料》第8輯，內刊，1986年，第11頁。從1953年起，國家用了兩年左右時間，對兵器工業中的骨干企業進行了全面技術改造。1955—1962年，在蘇聯援助下，兵器工業興建了21個大型骨干企業。到1965年底，中國常規兵器工業*1963年9月，國務院決議將主管國防工業的原第三機械工業部按航空工業、常規兵器、造船工業劃分為三個機械工業部，即三機部(航空工業部)、五機部(兵器工業部)和六機部(船舶工業部)。擁有生產企業85個，職工33萬余人，初步形成比較配套的工業體系，但其中3/4的工廠分布在一、二線地區，工業布局不太合理，生產能力也滿足不了大規模戰爭的需要。這種狀況必須加以改善。*《當代中國的兵器工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第393頁。

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下發《關于航空工業建立的決定》，隨后重工業部航空工業局成立，新中國航空工業正式建立。此時，航空工業僅擁有6個骨干企業，分布在沈陽、哈爾濱、南昌、株洲等地區。1953—1957年的“一五”計劃期間，在航空工業方面，蘇聯援建了13個重點項目。1958—1962年的“二五”計劃期間，國家做出在陜西、四川建設航空工業基地的決定，航空工業建設的重點開始向內地轉移，在成都和西安各建起一個完整的飛機制造廠和航空發動機廠，主要航空工廠瀕臨沿海的狀況開始改變。但直至1964年，航空工業位于一、二線的企業仍占企業總數的64%，金屬切削設備占到55%。*孟廣榮、孫廣運：《航空工業史稿(1951—1965年)》，航空工業部檔案館，內刊，1982年，第361頁。

中國的導彈工業是以仿制蘇聯P-2近程地地導彈和幾種戰術導彈為開端的。1956年10月，中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簡稱國防部五院)正式成立。1958年，國防部五院四大工程(8102、8103、8108、8109工程)在北京郊區開始建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指出，必須及早考慮在內地建設第二基地的問題。從1961年起，國防部五院開始醞釀第二基地的建設方案，到西部地區進行了勘察選址工作。*《當代中國的航天事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36頁。1964年11月，中央決定以國防部五院為基礎組成第七機械工業部(簡稱七機部)。1965年3月，上海機電工業二局劃歸七機部建制。七機部在北京的5個研究所搬遷到上海，在上海形成了比較完整配套的研制生產基地。*《中國航天事業騰飛之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684頁?？偟膩碚f，這時導彈工業大部分的科研機構和試制廠仍然集中在沿海地區。

中國核工業建設一開始就定位在西北地區，首批主要工程項目包括內蒙古包頭核燃料元件廠、甘肅蘭州鈾濃縮廠、甘肅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青海省海晏縣的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核工業的實際情況，負責核事業發展的二機部在1963年11月提出了在三線地區進行核工業建設的報告。中央專委*1962年11月，中共中央為了更強有力地領導我國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組建了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后改稱中央專門委員會，簡稱中央專委。同意了二機部的報告，決定從1964年開始選擇廠址，盡快新建一批核工業科研、生產基地。

從1953年到1956年，一機部船舶工業管理局以建造蘇聯轉讓的6種型號的艦艇為工作重點，投資1億元，對上海江南造船廠(建造魚雷潛艇)、上海滬東造船廠(建造護衛艦)、上海求新造船廠(建造獵潛艇)和蕪湖造船廠(建造魚雷快艇)、武昌造船廠(建造魚雷潛艇、掃雷艦)等5家老廠進行了改建和擴建，同時新建了廣州造船廠。大連造船廠第一期擴建工程也開始實施。*《當代中國的船舶工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第47頁?！岸濉庇媱澠陂g，船舶工業開始建設遼寧渤海造船廠(生產大型戰斗艦)和廣州黃埔造船廠(生產中型潛艇)，*后因國民經濟和國防工業建設調整而緩建，1968年重新續建。在京廣線以西的湖北、河南、河北、山西、陜西和青海等省，新建了一批船舶專業配套骨干廠。到1965年，這批骨干配套廠多數已建成。

二、國防工業布局調整的決策背景與規劃方案

早在1960年8月，國防工業委員會在北戴河召開了會議，討論國防工業建設中存在的幾個問題,就認為，在國防工業的基本建設上必須有明確的戰爭觀念，堅決執行中央、軍委關于合理布局、靠山、隱蔽、分散的方針。鑒于已建成的軍事工廠絕大部分位于人口稠密、工業集中的大、中城市，不少還處于或接近戰略前沿，而且一般規模都相當龐大，因此，今后老廠除了為突擊尖端所需作必要的填補外，一律不再擴建。今后要少搞面，多搞點，新廠以中、小為主，離開城市，盡可能“依山下寨”。重要的尖端項目，一定要放在戰略縱深，以防止、減少在戰爭中受到破壞和損失。*《賀龍文選》下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386 頁。1963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關于國防工業建設問題的報告。報告提出，國防工業建設的目標是：在10年內建成一個基本獨立完整、“麻雀雖小、肝膽俱全”的國防工業體系。*《羅瑞卿軍事文選》，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679頁。

1964年初，中央開始醞釀 “三五”建設規劃。1964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并原則同意了國家計委提出的《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的初步設想(匯報提綱)》，“三五”計劃的中心任務，歸納起來就是：吃穿用第一，基礎工業第二，國防第三。在國防工業辦公會議上，總參謀長兼國防工辦主任羅瑞卿強調要貫徹1963年軍委提出的關于國防工業建設的方針，要正確處理國防工業與國民經濟建設的關系，國防工業是國民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國防工業的發展，必須與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相適應,統一計劃，統一調度，勤儉辦國防工業。*《羅瑞卿軍事文選》，第679—680頁。

對此，毛澤東有不同看法。他認為，“三五”計劃要把國家安全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要重視國防建設和備戰工作。并提出：軍工部署要考慮一下，要搞第三線基地。*《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225—226頁。1964年8月“北部灣事件”*又稱東京灣事件。1964年8月4日，美國宣稱美軍艦只在北部灣(又稱東京灣)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國魚雷艇襲擊，并以此為借口于次日出動空軍轟炸越南北方義安、鴻基、清化等地區。后，美國在越南的戰爭規模迅速擴大。毛澤東敏銳地指出：要打仗了。*《毛澤東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82頁。8月19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薄一波、羅瑞卿聯名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了《關于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20日，毛澤東在聽取薄一波關于計劃工作的匯報時，著重談了在中央的戰略方針下工業的重新布局問題。*《毛澤東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第391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中止原來的“三五”計劃設想。1965年3月，周恩來總理向中央書記處匯報時提出：“立足于打仗，搶時間，改變布局，加快三線建設，首先是國防建設?！?《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04頁。國家計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對第三個五年計劃作了修改和調整，提出五年計劃的方針任務是立足于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360頁。

對于這個轉變，國防工業內部曾有不同的看法。*《張愛萍軍事文選》，北京：長征出版社，1994年，第309頁。對此，軍委領導強調：調整三線、集中力量建設三線，要立即行動起來，不能再是按兵不動。要堅決貫徹執行主席的指示，不能只是口頭擁護，行動不積極。要駁倒各種借口，說服多數同志。如果1965年還不開始行動起來，要犯路線錯誤，要受歷史的懲罰。這個問題要提到這樣的高度來認識。*《羅瑞卿軍事文選》，第726頁。

遵照中共中央關于建設大小三線的戰略部署，國防工辦于1964年8月在北京召開國防工業工作會議，研究部署國防工業大小三線建設的各項準備工作。9月3日，羅瑞卿在會上做了總結講話。他說：“建設三線，要貫徹執行小型化、專業化的方針?！《侵刚麄€國防工業建設講的。主席講，我看還是小而全，可能還是小而不全。對每個行業、每個部門來說，就不能要求‘小而全’；對每個工廠、每個研究所來說，更不能要求‘小而全’。還要貫徹執行‘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新建項目要放在山溝里，不能堆在三線的大、中城市。說什么‘山、散、洞’，講了很久，都是白講。這幾年，有幾個工廠進了山？可以說基本上沒有動，也可以說完全沒有動?！?《羅瑞卿軍事文選》，第725—726頁。羅瑞卿要求，國防口各部門調整一線、集中力量建設三線的規劃，要趕快拿出來。

會后，國防工業辦公室組織核、航空、航天、兵器、電子、船舶等國防工業部門的領導同志，成立了10個勘察選廠工作隊，由國防工辦副主任趙爾陸率領，歷時兩個半月時間，在全國9省47個地市區內，踏勘了1499個點，搜集了各地區的地形地貌、河流山脈走向、水文地質、氣象、地震情況、農業，工業、文化教育、交通運輸、動力能源、建筑材料等大量資料。后經綜合篩選，選中了適合國防軍工、國家重點骨干企業的682個點，初步確定了國家“三線”建設的戰略布局。隨后，國防工辦就三線建設的布局、廠址、動力、設計和施工等問題，展開了討論，逐步形成了一些比較具體的想法。國防工辦把這些想法整理成《關于三線建設的布局問題》《關于三線建設的廠址選擇問題》《關于三線建設的動力問題》《關于三線建設的設計和施工問題》等4個專題文件陸續呈送中央。*《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329—330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這些建議，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并轉發全黨。*馬京生：《上將趙爾陸》，《神劍》2005年第1期。

1965年2月1日，周恩來約趙爾陸等研究國防工業三線建設問題。次日，周恩來將國防工業辦公室繪制的國防工業一、二、三線分布圖呈送毛澤東審閱，并建議毛澤東約賀龍(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羅瑞卿、趙爾陸在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就國防工業的分布、部署問題作一次報告。*《周恩來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705頁。國防工辦提交了《關于安排一二線省、市后方建設的報告》，毛澤東、劉少奇等批示同意。*《鄧小平年譜 1904—1974》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848頁。2月20日，羅瑞卿向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報送了《關于國防工業在二、三線地區新建項目布局方案的報告》。該報告對國防工業在三線地區(部分在二線地區)建設項目的布局作了詳細具體安排，計劃新建25套生產基地。*《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第252—253頁。報告說：“根據毛主席的戰略思想和中央軍委有關三線建設的方針指示，國防工業各部門組織了勘察選址工作隊。這次選址，基本上是靠山、進洞、離開城市，少占耕地，盡量不占良田，不遷居民?！?《當代中國的船舶工業》，第89頁。3月22日，毛澤東在武昌聽取了周恩來的匯報，表示同意關于國防工業生產(包括小三線)的安排，并說安排時要準備今年就打仗。*《毛澤東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第487頁。26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批準了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關于一二線省、市、區后方建設規劃的報告》。*《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卷，第1853頁。

按照規劃，航空工業部停緩建一、二線項目，把地處一、二線大城市的企業有計劃、有步驟地向三線搬遷。根據布局方案，航空工業將在三線地區新建6個航空制造廠，其中一個殲擊機廠和一個空空導彈總裝廠安排在漢中地區，在安康地區建設一個直升飛機廠。兵器工業建設目標是從根本上改善兵器工業的布局，增強應變能力，建設起戰時拖不垮、打不爛的兵器生產體系。實施步驟是：首先以重慶為中心建設生產基地，第二步在豫西、湘西、鄂西建設生產基地。對一、二線工廠視情況進行必要的調整和搬遷。船舶工業部的規劃方案是：在長江中上游洞庭湖地區和廣西西江上游地區進行船廠建設，在川東、鄂西、湘西及廣西河池地區分散建設船用柴油機、特輔機和儀器儀表廠。導彈工業部確定了按“型號為綱，地區配套”的原則，在三線地區新建幾個導彈、火箭的研究、設計、生產基地。

這樣，從1964年開始，國家在西北地區規劃了航天工業、航空工業、常規兵器、電子和光學儀器等工業基地；在西南地區規劃了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以成都為中心的航空工業基地，以及以長江上游重慶至萬縣為中心的造船工業基地，*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第845—846頁。較快地形成了國防工業布局調整的總體部署。

三、國防工業后方基地的建設和國防工業戰略布局的變化

1965年至1967年，在大規模的三線建設背景下，中國國防工業的建設布局主要向大西南地區展開，遍及26個省、市、自治區的地方軍工建設(即小三線)也同時進行。1969年珍寶島事件后，來自北方的現實戰爭威脅日益凸顯，這樣就存在“三線變一線的問題”*《粟裕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第435頁。，國防工業的建設布局相應有所調整，中原腹地更加受到重視，位于太行山、伏牛山等地的大型后方基地建設掀起高潮。國防工業的大規模建設和布局調整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七十年代末。

兵器工業后方基地按照“中小型規模、專業化生產、采用新技術、加強地區協作”的方針進行具體布局和建設。*《當代中國的兵器工業》，第393頁。1965年，中共中央批準了兵器工業規劃組制定的以重慶為中心的兵器工業建設總體規劃方案。*《當代中國的兵器工業》，第69頁。重慶常規兵器工業基地共84個項目，投資14.1億元。*《當代中國的四川》(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140—141頁。1966年底，重慶常規兵器配套項目基本建成。從1967年起，兵器工業部又相繼在豫西(以彈藥和光學儀器為主體)、鄂西、湘西地區進行了后方基地的建設。*《當代中國的兵器工業》，第396頁。在建設三線的同時，沿海和中原地區相繼開展了地方軍工即小三線的建設。1969年11月，軍委常規兵器領導小組制定了兵器工業1970年至1972年發展規劃，以適應“大打”的需要為目標。兵器工業新建項目的布局也發生變化，按照軍委統一部署，沿太行山脈興建“三大基地”，即：五四一基地(在山西南部中條山區的坦克生產基地)、五三一基地(在河南濟源西部山區的火炮生產基地)、五四二基地(在河北井陘山區的裝甲車輛生產基地)，另規劃了遼西基地等。到1970年代末，三線地區的兵工企業在主要產品研制和生產能力方面都占全行業的一半以上，*《當代中國的兵器工業》，第18頁。兵器工業布局大為改善，滿足了戰備需要。

根據國防工辦定下的航空工業三線建設的地域范圍，航空工業部成立專門小組進行實地考察，先后考察了成都、雅安、遵義、老河口、襄樊一帶以及漢中地區，確定了以貴州和漢中為重點的建設地區。*徐昌裕：《為祖國航空拼搏一生》，北京：航空工業出版社，2006年，第174頁。9個工廠、3個研究所在三線開始動工興建。上海、天津、南京等地的航空電器、燈具、降落傘、發動機附件等6個機載設備廠遷往內地。1960年代后期，航空工業重點建設了貴州基地和西北、中南、西南地區的一些配套工廠和研究所。1970年后，陜西、江西、湖北的飛機工廠成為建設重點。10年間，航空工業建設了40多個項目。航空工業不僅在東北、華北、華東有了比較強的生產能力，而且在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建立起飛機制造基地，整體布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船舶工業選定在川東地區建設造船和配套設備生產基地，在涪陵至重慶沿江地帶建設潛艇、快艇和水面艦艇廠；在武隆地區布置柴油機及其配套廠；在萬縣地區建設導航儀表廠。10個研究所與有關專業設備廠，分別在萬縣、涪陵、宜昌、德安和昆明地區選址和建設。另外，在廣西柳州建設1家快艇廠，在梧州建設1家造船廠和1家輔機廠，以加強華南地區的造船能力。1969年，中央軍委造船工業領導小組提出要在長江中上游盡快建立完整的船舶工業體系，決定在江西地區建設造船和配套設備生產基地；在湖北宜昌地區建設船用機械生產基地；在云南建設水中兵器生產基地。到七十年代末，六機部的三線建設主要項目基本完成，開始為海軍建造裝備。船舶工業得以形成東北、華東、華南、中南、西南、西北地區的造船和配套設備生產基地，在布局上發生了重大變化，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當代中國的船舶工業》，第89—90頁。

對于導彈、航天工業的戰略布局，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在1964年7月聽取五院領導匯報工作時提出：“目前導彈科研機構及工廠布局，又合理又不合理，說合理是因為歷史發展逐步形成的；說不合理是要從戰時著眼，長遠考慮。布局上要一、二、三線，前后方結合。北京地區一般不再新建，今后新建的設計、試驗、試制、生產項目要擺到后方去，特別是大型設備。北京主要是研究機構，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不向后搬。后方建設的重點是些關鍵性的工廠，設計、實驗室，車間等?！?《聶榮臻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43頁。七機部在詳細勘察的基礎上，制定了關于后方建設的方案，提交中央專門委員會審查，獲得批準。根據這個方案，七機部三線基地的建設規模、建筑面積、設備的生產能力及技術先進性，都超過了一線既有研制基地的水平。*《當代中國的航天事業》，第47頁。在川東北、陜南地區建設大型液體燃料火箭基地(即062基地)作為當時最緊迫的任務，放在三線建設首位。按照一、二、三、四院“型號為綱，地區配套，對口包建”以及“小而分，專業化、大協作”的原則，*《中國航天事業騰飛之路》，第683頁。二院負責對口建設的有061基地(貴州遵義)和068基地(湖南邵陽)；三院對口建設的是066基地(湖北遠安，后遷往孝感)；負責固體燃料火箭發動機研制的四院(063基地)幾經周折，最終定位在西安的遠郊。與建設三線基地同時，七機部在上海地區建設了中國另一個新的航天工業研制基地。隨著空間技術研究院的建立，北京的基地也得到了充實、加強。另陸續建設了華北導彈試驗基地、東北導彈試驗基地和酒泉、太原衛星發射中心。經過10多年的建設，形成了比較完整配套的航天工業體系，戰略布局進一步改善。

根據中央工作會議和國防工業會議精神，二機部召開工作會議，專門研究了調整戰略布局的問題。對核工業三線工廠廠址的選擇，中央專委曾多次進行研究，國防工辦和二機部領導人也曾深入現場勘察。此外，中央有關領導人還親自過問，并到部分新廠廠址察看地形。二機部組織了3個選廠組，先后踏勘了71個縣，234個點。最后于1965年5月，經中央專委會討論，原則批準了第一批項目的廠址和建設方案，確定了核工業三線各單位的布局。*《當代中國的核工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70—71頁。1965年11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和李富春、薄一波等一起在成都聽取了二機部負責人關于后方核工業基地選址問題的匯報，在了解到對新的鈾濃縮廠廠址問題有不同意見后，他們在有關地方負責人的陪同下，親自實地察看，確定了新廠址。*《鄧小平年譜 1904—1974》下卷，第1879頁。1969年，位于四川綿陽梓潼縣的第二個核武器研制基地(“九〇二工程”)初步建成，九院*1964年2月，二機部成立核武器研究院，對外稱“二機部第九研究院”。陸續從青海搬遷至新基地。1969年7月，面對來自北面的戰爭威脅，軍委領導曾下令酒泉、包頭的核燃料工廠在1970年內全部遷往三線，由于三線工廠尚未建成，中央專委后來取消了這個決定，同時要求必須搶建三線工廠。*《周恩來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314頁。1970年代初，核工業三線建設工程陸續建成投產。三線建設改變了核工業的戰略布局，擴大了核工業的生產能力，提高了核工業的技術水平，增強了國防力量。實踐證明，核工業三線建設的決策是正確的，各項建設基本上是成功的。*《當代中國的核工業》，第73頁。

結　論

從1964年起至1980年，中國對包括核、航空、航天、兵器、船舶等行業在內的國防科技工業累計投資193億元，初步建成了具有相當規模、門類基本齊全、科研生產教育相結合的國防科技工業體系。戰略武器的科研、生產和試驗設施大部分都建在了三線地區，三線地區常規武器的生產能力也占到全國的一半以上。*于錫濤：《冷戰背景下的“三線建設”》，《國家人文歷史》2014年第18期。

國防工業的后方基地建設和戰略布局調整，從總體上看是成功的，經過10多年的建設，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成了一批大型的生產、科研戰略后方基地，研制、生產出一批部隊急需的武器裝備，對加強戰備、鞏固國防和發展內地、山區的經濟、科技、文化等都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四川(包括重慶)、陜西、貴州等3個國防工業基地的建設，對于國防工業的戰略布局影響深遠。四川(包括重慶)發展成為中國重要的兵器工業生產基地，其規模約占全國的1/5；研制和配套生產出40多種比較先進的陸?？粘Ｒ幈骷案鞣N車輛。*《當代中國的四川》(上)，第389頁。以成都為中心的航空工業生產基地成為中國殲擊機和殲擊機發動機研制生產的兩大中心之一。陜西漢中、藍田、鳳縣、商洛和關中地區建設起了包括航空、航天、電子、核工業等專業在內的企事業單位100多個。*《當代中國的陜西》，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0年，第309頁。國防科技工業中所有的核工業、航空工業、電子工業、兵器工業、船舶工業、航天工業等部門，在陜西都建有廠、所。陜西常規兵器工業側重于炮彈科研生產，航天工業則側重于軍事電子技術，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當代中國的陜西》，第315頁。三機部、七機部、四機部在貴州建設了三大生產科研基地，先后承擔了國家許多重點工程的技術裝備任務。貴州航空工業“異軍崛起”，發展成為一個專業化配套的，能獨立進行科研、設計、生產的大型基地。*《當代中國的貴州》(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336頁。10多年間建成的廠、所、院、校，使大西南地區基本上形成了一個門類較全的國防科研、生產基地。長遠來說，這些對于改變中國國防工業布局有著重大意義。

但在“左”的思想指導下，在緊急戰備中、動亂中搞建設，國防工業的后方基地建設(三線建設)在具體項目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

1．在建設布局上，過分強調靠山、分散、隱蔽、進洞，人為地影響了生產的合理組織和科研工作的正常開展，缺乏長期生存與發展能力。一些科研機構和生產企業一段時間后不得不遷回原址或另行選址，重新建設。

2．建設規模過大，戰線過長，布點過散，要求急，浪費大。1971年航空工業建設項目達100多個，后來停緩建28個，損失達數億元。常規兵器工業在1970、1971年兩年間，建設投資就達20多億元；從1970年到1980年共損失浪費了9.36億元。*《當代中國的兵器工業》，第397—398頁。

3．違反基本建設程序，有的新建項目廠址未經周密勘察，盲目動手設計，倉促動工建設，造成了嚴重后果。如七機部二院湘西三線基地建設(代號068)工程規劃項目達16個，總投資3．8億，*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編委會：《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大事記》，內刊，1987年，第141頁。卻歷時10年未能建成投產，在人力物力財力上造成了浪費。

4．重復建設問題突出，嚴重浪費寶貴資源。如船舶工業在三線建設中，新建的一大批船用專業配套廠，多數是重復建設，且規模過大。

對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國防工業布局的大規模調整，曾任軍委副主席的劉華清上將評價：“三線建設總的部署、布局和原則都是正確的。建設三線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措施。從最近爆發的海灣戰爭來看，我們過去建設三線是對的，是有利于戰備的。當然，由于搞得急，在一些項目論證上、工廠選址上、單位布局上等，都存在一些問題，給生產、工作、生活帶來許多不便。軍隊有些單位當時也是那樣建設的，現在也反映出很多問題。但是，不管是國防科技工業也好，軍隊也好，存在的這些問題都是局部的，正在通過調整改造來解決，將會使三線更加完善，更好地發揮作用?！?《劉華清軍事文選》下卷，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8年，第124頁。從20世紀七十年代后期起，國家逐步對國防工業建設項目進行有計劃、有步驟地調整改造，國防工業布局進一步完善，總體科研生產能力也迎來大幅度提升的新階段。

(責任編輯仲華)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in Layout of China’s Defense Industry in 1960s and 1970s

JiWenbo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0009)

Starting from the mid-1960s,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of the strategic rear was soon in full swing in accordance with Central Committee’s instruction of “aiming for war winning, racing against time, changing the layout, speeding up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with priority on national defense”, which followed the principles of being small-scaled, specialized and collaborative. By the late 1970s,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for National Defense had been largely improved due to extensive rear base construction, a number of large-scale strategic rear bases had been established for produc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an array of weapons and equipment had been produced for the armed forces which were in urgent need of new weaponry. That wa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war preparedness and national defense, 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land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ulture.

the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 Office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Mao Zedong; Luo Ruiqing

2012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與毛澤東思想的發展研究”(12ADJ002)

姬文波，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法學博士。

K27；E297.5

A

1009-3451(2016)04-01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