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農場經營模式下參與主體目標取向及社會效益分析

劉欣

摘要：家庭農場是新型農業經營組織形式，它并不是某一特定主體獨立完成的經營行為，而是以眾多主體共同參與實現的農業規?；洜I模式，家庭農場主、土地流出戶、村委會成為家庭農場經營結構中主要參與主體?；趯θ齻€參與主體不同的目標取向與所產生的正向或者負向的社會效益之分析，政府要從微觀角度出發，更多考慮參與主體目標實現程度與社會效益，合理制定適合三個主體共同協調發展的政策措施。

關鍵詞：家庭農場；參與主體；目標取向；社會效益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6）11-0082-05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農業人口大量向城鎮轉移，解決“誰來種地、如何種地”的問題變得迫在眉睫?！笆濉币巹澝鞔_提出了要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構建現代農業生產體系與經營體系，推動土地規?；洜I成為實現農業結構轉型發展、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2013年之后，家庭農場作為從事集約化與規?；洜I的農業經濟組織形式第一次出現在中央一號文件中，之后全國各地紛紛掀起了建設家庭農場的熱潮。近年來，學者們對于家庭農場的研究多以宏觀分析為主，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內涵論：朱啟臻（2014）認為家庭農場有四個主要特征：規模大，區別于小農戶；家庭勞動力占主導地位；承包期限長，較為穩定；實行工商注冊。[1]高強等（2013）認為家庭農場以家庭經營為基礎，是融合科技技術等現代生產因素和現代經營理念，以專業化生產、社會化協作和規?；洜I的新型微觀經濟組織。[2]（2）規模論：郭熙保等（2015）通過均衡理論考察了發達國家家庭農場規模變化，認為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制造業—農業工資比及勞動—資本價格比的提高是家庭農場規模不斷擴大的主要決定因素。[3]王春來（2014）認為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由自然條件、氣候、農機水平、機械化程度、勞動力狀況等多重因素決定。[4]（3）影響因素論：趙偉峰等（2015）提出了發展家庭農場的幾類影響因素：土地流轉不暢、資金匱乏、經營主體文化素質較低、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滯后；[5]陳永富等（2014）從土地制度、人員素質、農場用工、政策法律和生產集群幾方面探討了家庭農場發展的影響因素。[6]（4）經驗論：何勁等（2014）通過借鑒美國、法國、日本發達國家家庭農場發展成熟經驗，認為農業規?；?、機械化、集約化、商品化、企業化能夠有效促進中國家庭農場發展；[7]朱學新（2013）從法國家庭農場成功經驗中總結出政策保障、利益誘導、服務推動是我國發展家庭農場的三大要素。[8]

以上學者的研究對本文很有啟發，但現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將家庭農場作為一個整體，以研究整體如何運作的思路去研究其發展過程，卻忽略了家庭農場實際是一種組織結構形式，一個完整的組織結構必然有多個主體參與，每個主體會根據其在組織結構中的不同目標取向做出不同的決策行為，產生完全不同的社會影響力，既會加速推動家庭農場的發展，又可能改變甚至破壞傳統意義下村莊既有的社會結構。而既有的研究很少有以家庭農場參與主體為研究方向，通過橫向對比的方法，探討其在家庭農場這種特定的組織結構中的目標價值取向和社會效益。本文試圖以家庭農場經營模式為背景，研究各參與主體的目標價值取向以及行為所產生的社會效益。

二、家庭農場經營模式下各參與主體的特征與作用

家庭農場作為新型農業經營模式，依靠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以農業規?；?、集約化、商品化生產經營為主要生產形式，其中包含著三方參與主體：一是作為土地承包方并承擔主要經營管理職能的家庭農場主；二是承擔著土地流出職能的土地流出戶；三是作為家庭農場主、土地流出戶雙方共同管理者，承擔著土地流轉和農場監督管理職責的村委會。

1.家庭農場主：擁有能力的農場經營者。在家庭農場經營模式中，家庭農場主處于主導經營管理地位，其符合家庭農場準入條件，年齡多在55歲以下，依靠家庭農業人口作為主要勞動力，擁有50-60畝經營規模，有的可以達到100畝以上，廣泛采用大規模機械種植技術，在農忙的時候依靠兼職農業勞動力輔助勞動。成為家庭農場主必須具備一定的能力：懂農機，對各類農機產品了如指掌；會農藝，需要采用科學種植方法保證畝產量，包括作物播種的行距、株距等；勤算賬，以較小的投入換來最大的回報，包括種植作物種類與收益之間的關系、農場內地塊的長度與寬度與采用農機之間的關聯、畝產與市場價格等；知管理，不僅要管好自家的勞動力，還要會管理農場負責人與其他兼職勞動力；信息靈，家庭農場主的對手是大型農業企業，因此利用現代網絡技術與溝通手段獲取信息就顯得格外重要。宏觀上需要把握政策與市場動態，微觀上要熟知種子、農用品、各種作物市場行情以及經營農場所要了解的知識、經驗等。[9]

家庭農場主在家庭農場經營模式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們通過規模經營實現了農業生產方式的轉型，并獲得了較高的收益，打破了小農經濟模式下無法進行擴大再生產的障礙。家庭農場轉移了鄉村富余勞動力，為農民職業化道路發展提供了空間，改變了農民長期低收入的狀況，成為農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選擇。

2.土地流出戶：擁有資源的土地提供者。土地流出戶以資源提供者的角色存在于家庭農場結構中，常指擁有承包地的農戶，其自愿將土地流轉至村集體與家庭農場主，并獲得一定的地租收益。在鄉村中，土地流出戶主要來自于既從事農業生產，又從事非農業生產的兼業農戶，對于大部分年輕的農業繼承者而言，他們更愿意通過外出務工獲得高收入，而不愿再像父輩一樣面朝黃土背朝天辛勤勞作，其家庭主要收入來源是務工收入，農業耕種技能和經驗漸漸生疏，越來越多的中青年農民成為了完全依靠務工收入的“二兼戶”，土地耕種收入只是起到糊口的作用。

土地流出戶在家庭農場中起著極其重要的資源聚合作用，首先，他們流轉意愿強烈與否，直接決定了家庭農場是否能夠順利實現規?；洜I，土地流出戶的流轉行為成為改造小農經濟的強大推力，土地的大規模有序流轉既促進了家庭農場規?；洜I，優化了資源的配置，形成了規模收益，又能夠推動農業機械化實施，降低了人工勞動成本，提高了生產效率。對于家庭農場主而言，擁有大面積連片種植的土地，可使其能夠采用科學有效的方法管理農場，緊密把握市場動向，實現農產品與市場無縫對接。對土地流出戶來說，流轉行為也避免了土地的撂荒，實現了土地的可持續耕種，并帶來租金收入，實現了兼業農戶土地租金+外出勞動收入的新型收入模式。

3.村委會：擁有權力的土地管理者。村委會是農村最基層的行政組織，向上與縣、鄉政府對接；是國家各項政策措施的最終執行者。向下連接村民，服務于基層群眾。雖然村委會不屬于行政機構，但在農村村民社會中具有一定的“準行政機關”性質，[10]擁有最基層的公權力。家庭農場生產經營模式中，土地流轉是相對困難的任務，村委會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權力制定符合本地區實際情況的正式土地流轉規則，并負責解釋、宣傳、執行到位；另一方面也利用長期以來在村民社會中的傳統權威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完成流轉任務。

村委會在家庭農場經營中起著兩方面的作用，首先是導向作用，村委會介入土地流轉之前，土地只能以小范圍方式實現分散、細碎化的私下流動，靠的是村民之間的非正式協定。村委會的以行政主體方式介入使得土地有了大規模流轉的可能性，流轉范圍進一步擴大；其次，村委會起到了協調控制作用，其將家庭農場主與村莊中想要流轉土地的農戶對接，提供供需信息；同時承擔家庭農場主和土地流出戶的代理人，分別同對方簽訂協議，完成流轉程序；[11]不斷履行監督管理責任，監督農場主是否按照政策要求進行純糧食作物種植，是否采用綠肥深翻種植以維護土地肥力，是否將土地轉包給其他人從中牟利等。這一系列的作用維護了土地流轉秩序，保護了流轉雙方的權益，為家庭農場的順利發展構建了基礎。

三、家庭農場經營模式下主體目標取向與社會效益分析

家庭農場是在中國典型農村社會產生并發展壯大的，我們不僅要看到家庭農場發展的數量、規模與效率，還要看到家庭農場模式下各主體與城鎮化、農民職業化、農民現代化、村莊社會秩序等的關系，并在此背景下分析各主體的目標行為及其所產生的社會效益。

1.家庭農場主：獲利驅動與職業農民帶頭人。從主體目標取向來看，相對于其他主體，家庭農場主將獲利看得更為重要，他們放棄了城市務工機會，回到鄉村，投入大量資金并冒著自然風險和經營風險耕種，付出了時間精力與人工勞動成本，除去創業的激情與沖動之外，利潤的刺激是必不可少的因素，獲利成為其首要目標取向。由于要考慮利潤最大化，家庭農場主會作出理性選擇，如私下流轉土地與非糧化種植，以村莊人際關系為紐帶，通過中介人提供信息，采用簡單合同流轉土地的方式，降低土地租金和交易成本；在種植類型方面，其傾向于種植棉花、油菜、糖料等經濟作物，而不是蔬菜與水果，這些經濟作物種植畝用工和資金投入都較少，并且更易管理，減少了直接成本的投入，最終形成資本節約型的農業經營模式。[12]而愿意從事純糧食作物生產的家庭農場主并不多，除去政策要求之外，如上海松江地區家庭農場，為了保證國家糧食生產任務而重點培育糧食型家庭農場，其余的是因為種植糧食作物更有效率，如北方地區家庭農場更愿意種植小麥，南方地區更傾向于種植水稻，這種大規模連片種植更適合使用農業機械化設施。

家庭農場主在村莊所產生的社會效益是充滿正能量的。首先，家庭農場主的社會身份發生了本質改變，職業農民和鄉村致富帶頭人的身份提升了種糧戶的農村社會地位。家庭農場主同傳統意義上的農戶有著本質的區別，終日勞作勉強糊口的形象已經不再是他們的寫照，擯棄了社會學意義上的農民身份之后，農場主成為經濟學意義上尋求報酬最大化的理性人，走上了新型職業農民發展道路，年齡、知識、閱歷讓他們更占優勢，也更具有社會責任感。其次，從身份所產生的社會性激勵角度來看，家庭農場主來源中除了傳統農村種養能人外，還有很多返鄉創業的農民工與扎根基層創業的大學生，他們離開城市回到農村，除去經濟因素外，家庭農場主身份所帶來的精神激勵也是必不可少的：家庭農場主將從事農業生產作為一份固定職業，農業生產不再滿足于糊口，而是和外出務工一樣是一份事業，并且自己當家做主，獲得了“自由而有尊嚴的”勞動，不再遭受老板的克扣工資與欺辱；[13] 家庭農場主在返鄉創業的過程中扮演了帶頭人的角色，傳承了傳統的農業文化中對土地的感情，在當今鄉村空心化加劇、農業生產萎縮、耕地撂荒的大背景下具有正向帶動效應。家庭農場主在外從事經營致富后返鄉重新從事農業勞動，受小農生存邏輯中道義共識的影響，會產生回報鄉村的觀念，主動帶領其他農戶從事農業生產，吸收閑散勞動力加入農場兼職勞動隊伍，對其他村民從事農業生產起到帶動作用。尤其當家庭農場主獲得了政府所給予的各種補貼和獎勵，得到其他村民的羨慕和模仿時，對農場主產生了很強的社會性激勵。家庭農場主這一新興職業重新塑造了村莊職業選擇與評價體系，農業勞動作為社會底層職業的觀念逐漸發生了改變，從事農業勞動一樣是有經濟收益和受尊重的職業。

2.土地流出戶：追求雙重目標與重塑鄉村社會結構。土地流出戶是村莊中的特殊群體，他們沒有了土地，失去了農業社會中最重要的生產資源。在農民的傳統認知中，土地是命根子，是維持生活的重要保障，農民流轉了土地，身份成為了“離地農戶”，這種特別身份迫使他們追求雙重目標的滿足，首先是經濟：經濟目標的實現有三種途徑，一是流出土地回收租金，按照市場行情和實際土地狀況，土地流出戶會與家庭農場主簽訂流轉合同，獲得租金收入；二是進城務工，獲得勞動報酬，這也是很多土地流出戶的主要收入來源；三是在農忙時節作為兼職勞動力加入家庭農場，獲得收入，這筆收入是兼業農戶的家庭收入補貼。其次是保障：一是農戶離開土地后的社會與就業保障，二是流出戶需要保障轉出的土地。土地流出戶會利用“離地農戶”的身份訴求更高比例的新農合醫療與農村養老金，要求實現等同于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或者要求更多的再就業培訓與就業崗位。而保障目標能否滿足直接決定著土地流出戶流轉土地的意愿，如果家庭農場主不能給予他們符合市場交易的土地租金，或是地方政府的保障工作有所缺失，土地流出戶會消極流轉土地，成為連片流轉中的釘子戶，流轉行為將無法實現，從而影響家庭農場的正常運作；對于保障流出的土地，土地流出戶會很謹慎考察土地流入經營者，包括將要種植的作物類型與種植方法，大部分流出戶都不愿意簽太長時間流轉合同，怕合同固定時間太長，無法根據市場規律增加地租，也怕土地經營者肆意耕種破壞土地肥力而自己卻無法收回。

土地流出戶在村莊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很復雜。首先，基于土地的流轉過程，土地流出戶與家庭農場主之間形成一種互動依存的良性共生關系，家庭農場主需要土地流出戶流出土地，土地流出戶通過流出土地收取租金，并能以兼職勞動力身份加入家庭農場勞作。當家庭農場發展壯大能夠與龍頭農業企業合作經營，市場完全打開時，必然會以較高薪酬和穩定的就業吸納更多的土地流出戶加入農場，這對于年輕勞動力嚴重匱乏的農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留住了年輕力壯的農業勞動力，減少了外出務工人員，解決了大規模外出務工留下的數量巨大的留守群體和離散家庭問題，尤其是留守兒童多由年邁老人照顧，面臨著巨大的安全隱患。土地流出戶在農場主的幫助下留在了鄉村，穩定了鄉村人口結構，照顧了年幼的孩子和年邁的老人，滿足了家庭情感需求，這對農村社會及家庭結構的完整都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其次，土地流出戶與家庭農場主在經濟利益中的互動行為又破壞了鄉村社會網絡的穩定性。由于家庭農場主多來自于本村農戶，土地流出也以本村村民為主，土地流轉并不完全依靠市場經濟來運作，更多的是依托農業社會行為邏輯。將土地流轉給某個農場主依靠的是人情成分，通過熟人或者鄉村能人為中介私下簽訂的合同，低于市場價格。土地流出戶一般不會依賴土地租金生活，租金少一點也可以接受，這是家庭農場主與土地流出戶流轉關系的村莊嵌入性，帶有很強的小農生存邏輯——農戶之間需要相互依存相互幫忙才能實現共同的生存。而當流出戶發現家庭農場主收益持續增長，或者有外來家庭農場主、農業企業提供高于市場平均水平的流轉價格時，土地流出戶就會感覺“不公平”，要求打破熟人社會邊界，破壞原有的流轉規則，按照市場邏輯運作土地流轉，原來依賴于熟人社會網絡低價甚至免費流轉土地給本地家庭農場的流出戶會以各種理由收回土地，熟人社會之間產生隔閡。這給本地家庭農場主的經營帶來了經濟性的擠壓，以村民關系網絡流轉土地為生存前提的家庭農場的天然優勢會逐步喪失，[14]最終改變村莊共同體模式下村民所熟悉的交易形態，以人情為主導的鄉村價值體系逐步演化為以經濟利益為主導的價值體系，沖擊了村莊長久以來形成的共識和規范。

3.村委會：執行支配權力與信任危機。村委會是農村中最基層的群眾性自治組織，主要職能為處理鄉村基層事務，實現村莊的自我管理，如前文所述，在家庭農場運行過程中村集體承擔著多種角色，除去鄉村社會的小規模禮俗流轉之外，大規模的土地流轉仍然是通過村集體完成的，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土地管理者的村委會，其目標取向是能夠行使支配執行權力，發揮管理者職能。村委會中的村干部既是自然人又是法人還是代理人，他會變化不同角色以最大程度控制資源，支配村莊事務。村委會的目標價值取向在土地流轉的各個方面均有所體現：對于家庭農場主來說，村委會執行了監督管理的權力，包括制定家庭農場的準入規則，監督家庭農場主的耕種行為；對于土地流出戶而言，村委會擁有土地支配權力，如土地管理權、土地調整權、土地發包權等，這些基層土地權力涵蓋了土地流轉行為中的備案、簽訂合同、改變土地制度等，村委會已經成為了農村土地的實際掌控者；對于整個村莊來說，村委會在土地經營模式改變中支配了維穩權力，不遺余力協調各方關系，保障家庭農場主與土地流出戶的權益，調節二者之間的矛盾，用公權力與血緣地緣關系維持村莊社會的日常生活，保證了中國基層鄉村社會的穩定。[15]

村委會在家庭農場中雖然扮演著多種角色，發揮了經濟效益，但從整個村莊社會效益角度來看，村委會自身行為模式卻產生出正反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效益。首先從正向的社會效益角度看，村委會的存在降低了家庭農場運作的交易成本與風險，減少了議價、談判條款、協調流轉釘子戶等所需花費的時間與金錢成本。同時，也降低了雙方的交易風險，比如土地流出戶眼紅其他人的流轉租金與家庭農場主的收益，利用“弱者的武器”在合同期內要求調整租金或者回收土地等違約行為；[16]另一方面，村委會在流轉土地時實現了自身價值，村干部在家庭農場發展之初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構建了屬于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雖然并不能帶來更多的實際利益，但在村莊逐步開放與管理功能日趨弱化的前提下，至少村委會贏得了農戶的廣泛尊重，樹立了其在鄉村社會中的威信，強化了村委會管理職能，維持了村莊的良好秩序，贏得了輿論的贊同，成為村莊中的當家人。此外，地方政府會以土地流轉效率作為鄉村基層干部考核標準，對于先進鄉村給予政治表彰和獎金獎勵，村委會獲得了聲望與實際利益，實現了政治意義上的突破，村干部這種價值認同感對整個村民社會的和諧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村委會在土地流轉中的行為對鄉村社會也可能產生負面的社會效益，一些村委會在土地流轉中的尋租手段給其帶來了信任危機，村委會干部在流轉中會利用多重身份控制土地資源，比如處于壟斷者地位，對無法通過熟人社會流轉土地的外來家庭農場主收取高額的流轉管理費用，會暗自將村莊中的四荒地、坑塘地等資源稟賦差的土地搭配著農戶較好的土地同時流轉，私下獲取土地收益；處于信息優勢者地位，將較好的土地優先流轉給有村委會成員參與的農業合作社或者家庭農場等，利用村民的信息不對稱借機壓低土地價格再高價轉出等。這些損害村民利益的行為使村民對村委會產生不信任感，認為村委會想從土地流轉中撈一筆，不愿意通過村委會流轉土地，而私下流轉又很難完成大規模土地正式流轉，長期下來會導致村莊流轉秩序失范，村莊自我管理與整合的能力不斷弱化，村民對村委會的這種不信任感會延續到其他村莊事務中，村委會也會因為失去村民支持而很難繼續開展工作。

四、結語

家庭農場作為我國現代農業經營體系構建的重要部分，代表著未來農業經營發展的方向。從本質上看，家庭農場改變了以往小農經濟下細碎化的家庭生產組織形式和自給自足自我供養的糊口經營方式。家庭農場和小農經濟最大的差別來自于兩方面，一是家庭農場是擴大版的農戶家庭經營模式，既完整保留了小農經濟下家庭成員生產責任感，又擴大了生產規模，以連片經營種植和現代化、機械化技術獲得豐厚收益；二是改變了以往小農家庭種植獨自勞動、靠天吃飯的組織形態，家庭成員必須和其他主體發生互動，達到協調發展才能實現既定目標收益，因此家庭農場主、土地流出戶、村委會這三個參與主體在家庭農場建立與發展的大背景下發生了一系列互動，在互動中促進了家庭農場這種組織形式的快速完善。

我們從表1能夠清晰了解三個主體不同的目標價值效益和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家庭農場主投入人力、物力、財力，冒著風險進行規?；N植，勞動成員以家庭成員和大型機械為主，最大限度地節約了人工成本，形成勞動節約型生產方式，目標是獲利；土地流出戶往往是兼業農戶，他們以非農收入為主，流轉土地之后意識到“失地農民”的身份需要獲得更多的經濟和社會保障，因而土地租金和社會保障缺一不可；村委會在家庭農場制度實施過程中行使并支配了基層制定制度的權力，以中介、代理人等身份促進了流轉過程。中國傳統的村莊結構也隨著家庭農場的發展悄然發生變化，家庭農場主成為了新型職業農民的典型代表，種植帶來的可觀收益也維護了日益下滑的糧食生產地位，間接地保障了糧食安全生產；土地流出戶外出務工，又能夠收取土地租金，一部分人通過兼職進入家庭農場勞動，學習了家庭農場的管理經驗和技術，能夠留下來繼續從事農業生產，改變了鄉村的留守人群結構，鞏固了家庭情感，但流轉土地過程中會出現對比地租和農場主收益的經濟行為，產生破壞合同、回收土地、做釘子戶等不義想法，打破鄉村熟人社會網絡下廉價流轉土地的“嵌入式流轉”，給家庭農場生存帶來擠壓；村委會在流轉過程中降低了流轉雙方的風險與成本，并且得到了社會關系資源和政治利益，帶來了心理滿足感，但其流轉中一些不透明不公開的尋租行為，會帶來村民社會的信任危機，導致村莊認同體系失控。

由于家庭農場的三個參與主體目標實現與其所產生的社會效益是緊密相連的，因此，政府在家庭農場的制度規范設計上，要從家庭農場參與主體的特征出發，既要滿足各自目標，又要制定出更加符合鄉土文化，保持村莊秩序、維護鄉村穩定的發展政策與措施。

對于家庭農場主而言，為了滿足收益最大化目標，政府要對規模種植行為給予一定鼓勵，如給予農場主種子、化肥、農機等專項補貼，減免稅費，并倡導種養加一體，糧經飼統籌三元種植結構，增加農場主收入，致富農業群體。同時，要逐步降低家庭農場主資金投入風險，加大農業融資渠道建設，構建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拓寬農業保險的范圍，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引入農業類別商業保險，讓農場主不再懼怕自然災害；對于土地流出戶而言，多重保障目標的實現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各地政府要逐步完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明確農民承包經營權，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轉服務體系，減少土地流轉中的糾紛，并以市場供求關系為主導制定土地流轉價格，要創新土地收益共享機制，如土地經營權入股、勞動力入股等形式，平衡土地流出戶與家庭農場主之間的收益，讓土地流出戶充分享受到土地流轉所帶來的實惠。構建高水平多層次的農業社會保障體系，改變土地養老的傳統觀念，以社會化養老為主，對于外出務工的土地流出戶，要讓其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水平，放心流轉土地；對于村委會，要強化其在流轉中的中介服務導向職能，對各級村干部開展土地流轉規程培訓，使其熟悉土地流轉的政策和程序，能夠更加深刻認識土地流轉對于鄉村社會的重要意義，提高中介服務的能力。要弱化村委會流轉參與權，限制其在家庭農場土地流轉中的參與程度，尤其要避免雙向代理行為。限制村委會擅自流轉土地的權力，流轉土地必須經過公示獲得村民同意與認可才能流轉，不能利用權力強行流轉土地，破壞鄉村正常管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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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亞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