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地區差異及影響因素分析

張玉昌

摘 要：本文利用1995—2013年中國各地區產業結構變化的數據，分析產業結構區域差異，并且基于公共政策視角實證檢驗了各項公共政策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效應。研究結論如下：（1）中國產業結構發展水平地區差異明顯，呈現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優于西部地區的特點。（2）實證分析各項公共政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效應，發現稅收政策和對外貿易支持力度阻礙了產業結構優化，技術保護程度、公路基礎設施建設和地方政府扶持力度對產業結構調整存在促進作用。（3）分位數回歸結果表明，不同產業結構發展水平下，各項公共政策的影響效應是不同的。

關鍵詞：產業結構；地區差異；公共政策；分位數回歸

一、引言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實現了從落后的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大轉型，在產業結構轉型的過程中，我國產業間、區域間存在的不協調，以及各產業內部的若干矛盾和問題不斷凸顯。一些研究表明僅僅依靠市場機制無法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目標，需要國家通過政策手段間接予以引導。楊大楷、孫敏（2009）認為公共投資與三次產業總產值之間均具有長期的正向均衡關系，其中對第三產業的正效應最大，而對第一產業的影響最小，從而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吳金培（2012）研究認為稅收是政府收支的主要形式，對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經濟穩定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傳統的區位理論和新經濟地理模型主張產業區位和結構由運輸和要素成本決定，交通基礎設施水平的提高能降低要素運輸成本，提升要素的流動性，改變產業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張翼，何有良（2010）研究發現產業結構變遷和要素的成本有緊密聯系。劉生龍，胡鞍鋼（2010）研究認為交通基礎設施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有顯著的正向作用。林毅夫（2011）認為產業結構的提升要求提升基礎設施服務，用來減少交易費用，這種作用機制來源于基礎設施是否做出了相應的改進。林毅夫（2013）通過分析重工業發展狀況，發現由于政府優先發展重工的業戰略而衍生的一整套政府干預政策是中國產業結構快速轉變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

目前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研究和公共政策的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分離，使得我國各項公共政策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效應研究不夠細致和深入。雖然我國實施了大量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但是公共政策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一直缺乏詳細的系統實證分析。因此本文將產業結構調整與公共政策的實施進行有機結合，實證探究了在不同的產業結構調整水平下各種公共政策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效果，進而對我國的公共政策提出改進的建議。

二、我國產業結構區域差異現狀分析

近年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優化，然而由于中國地域遼闊，地域之間資源環境等因素存在差異，各地區的產業結構發展狀況也有很大的差異，各地區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空間非均衡問題日益突出。文章利用ArcGIS10.0做出產業結構水平地區差異圖。如圖1所示?？梢灾庇^的發現產業結構最合理的地區也是集中分布在東部地區，產業結構相對不合理的地區主要是北部和西南地區，其中北京由于其特殊的國家地位，是一個特例。

圖1 2013年全國產業結構泰爾指數地區分布圖

三、公共政策對我國產業結構發展水平地區差異影響效應分析

（一）模型設計

面板數據能夠充分考慮到全國各個地區的差異，通過面板數據可以從多個層次考察公共政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根據本文需要，我們設計了下面的模型：

lnTLit=α0+α1lntaxit+α2lnjishuit+α3lnroadit+α4lnexpenit+α5exportit+εit

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εit表示隨機誤差。模型中Ln是對變量取對數。

本文采用地方財政稅收收入占GDP比重測度各地區稅收政策；用技術市場成交額占GDP比重衡量各地區專利保護程度；用地方財政一般支出占GDP比重作為各地區政府對產業結構調整的扶持力度的衡量指標；用對外出口占進出口總額的份額作為對外貿易支持力度；用外商投資額占GDP比重測算地方政府支持外資企業政策優惠程度；用公路營運里程數測量各地區基礎設施情況。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處理公共政策中包含的變量，得出衡量公共政策的綜合指數（Public Policy Index，PPI）。

（二）公共政策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動態效應：基于分位數回歸分析

使用OLS的古典“均值回歸”，由于最小化的目標函數為殘差平方和，所以容易受到極端值的影響。為此，Koenker and Basseett（1978）提出“分位數回歸”，使用殘差絕對值的加權平均作為最小化的目標函數，所以不容易受到極端值的影響，較為穩健，更為重要的是分位數回歸還能提供條件分布的全面分析。表1給出了被解釋變量為產業結構泰爾指數，在分位數回歸中各項公共政策影響產業結構調整的回歸估計結果。

對面板數據進行分位數回歸分析，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在產業結構調整水平0.1～0.9分為點下，稅收和技術保護程度對產業結構調整呈現的影響效應特征相同，在產業結構水平較低時，對于產業結構調整具有負向作用，并且是隨著結構水平提升，這種負相應逐漸減小，變為正向促進作用，這種正向促進效應逐步變強；公路基礎設施建設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對于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隨著結構水平的提升，影響效應逐漸變弱；對外貿易支持力度對于產業結構調整具有負向作用，另外隨著產業結構水平的提升，這種負向作用影響越來越大，也就是說在產業結構高水平階段出口不利于產業結構調整。

四、結論及啟示

本文以全國31省市為研究對象，分析產業結構區域差異，實證檢驗了各項公共政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效應，具體結論如下：（1）中國產業結構發展水平地區差異明顯，呈現東部地區優于西部地區的特點；（2）在分位數回歸條件下，發現不同產業結構發展水平下，各項公共政策的影響效應是不同的。稅收對于產業結構泰爾指數的影響隨著分位數的增加，影響效應從負向作用轉變為正向作用，并且負向作用逐漸縮小，正向作用逐步增大，說明在產業結構低水平下，稅收不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在產業結構發展中等水平階段，稅收影響效應由負向作用轉變為促進作用，在產業結構高水平下，稅收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在產業結構水平較低時，技術水平對于產業結構調整具有負向作用，并且是隨著結構水平提升，這種負相應逐漸減小，變為正向促進作用，這種正向促進效應隨著產業機構水平提升逐步變強，這也體現出在產業結構水平較高的階段，技術保護程度對于產業結構的重要性。公路基礎設施建設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對于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隨著結構水平的提升，影響效應逐漸變弱，這也說明了基礎設施和地方政府扶持在產業結構水平較低的階段影響效應比較明顯，但是隨著產業結構水平的提升，產業結構外部因素影響效應就會逐步減小。對外貿易中出口對于產業結構調整具有負向作用，另外隨著產業結構水平的提升，這種負向作用影響越來越大，也就是說在產業結構高水平階段出口不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因此，通過分析產業結構發展狀況，針對不同的產業結構水平，著重采取不同的公共政策促進產業結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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