芻議二胎政策下婦女孕期的平等就業權

湯婷婷

摘 要：十八屆五中全會的召開正式決定實施全面兩孩政策，在影響家庭發展能力的同時，對婦女的平等就業權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婦女在孕期的勞動就業權益。本文從人權視角介入，探討全面二胎政策下婦女孕期平等就業權的制度構建。

關鍵詞：婦女孕期；平等就業權；二胎政策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這是站在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所作出的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的重大舉措，但在這種二胎生育政策下，女性的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的權益也極易受到更大的負面影響，婦女在孕期的就業形式將更加嚴峻。

一、從人權理念看二胎政策下婦女孕期的平等就業權

西方的人權概念已有200年歷史，現普遍認為人權是指人作為人所不能不享有的一些基本權利。二戰后聯合國通過一系列的公約及宣言將婦女人權納入人權范疇，三大國際人權法案均強調全體人類不分性別之人權及基本自由地實現。孕婦作為特殊狀態的婦女同樣是人權的享有者，肯定孕婦人權也是兩性實現法律、政治、經濟等機會平等的基礎。平等就業權是人人都應當享有的一項基本人權，人人生而平等和社會正義是平等就業權的最高價值訴求，需要追求平等基礎上的實質平等。孕婦有權平等地享有就業機會和保障，因特殊的生理因素允許在特定條件下予以傾斜保護。同時生育權也是一項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相較于原來一胎化的計劃生育政策為公權力和基本國策的讓步而言，全面二胎政策的放開意味著這一人權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護， 但其政策的放開沒有配套措施的協作落實，在婦女孕期的平等就業權的實現上表現得尤為凸顯。婦女孕期的平等就業權作為一項既積極又消極的人權，一方面要求國家和他人不得干預和妨礙權利主體的實施，另一方面要求國家和政府承擔必要的責任和義務，保障權利主體在勞動領域內的有序活動。

二、二胎政策對婦女孕期平等就業的影響

在我國激烈的就業競爭中，各大企事業單位和公共機關對女性設置了諸多與職位并無必要聯系的限制，其中女性在孕期所受到的不平等更甚。如今二胎政策的實施在此基礎上給職業女性加大了這種不平等，女性一方面在被鼓勵生育，另一方面在職場卻未能得到足夠平等的權益，生育與工作的相容度越來越緊張。

一方面，女性作為生育行為的主要承擔者，導致婦女生育的最佳時期與事業發展的黃金時期產生沖突，職場和孕期中的雙重角色的緊張使孕期女性的職業生涯規劃一再受限。二胎政策的放開是對女性生育的鼓勵，但卻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現如今的職場環境中對女性平等就業權的剝削。生養子女是一種時間和精力消耗型的活動，這種影響伴隨著職場女性的入職、升遷和終身發展，而女性在完成人口再生產任務的同時，用人單位也在將職業發展機會向男性傾斜，從而損害了女性的勞動就業權益。另一方面，二胎政策的放開增加了用人單位的正常運營成本。二胎政策延長了企業的生育假，孕期的職場女性的增加也影響了其工作的效率，導致用人單位在堅持人性化管理和保證單位的工作效率之間產生了沖突。

三、婦女孕期平等就業權的多維制度構建

由上可見，生育對女性的入職、升遷和終身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客觀的，二胎政策的頒布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各大育齡層的職場婦女，實現女性孕期的平等就業權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人權理念走向制度落實尚需要國家政策、單位環境和自我調節的共同努力。

首先，平等就業權作為第二代人權，所需要的不僅是國家的消極尊重，更要求國家通過積極的干預措施加以保護。一方面，國家應在征稅收費和福利成本等方面給予用工單位一定的優惠，完善生育保險制度，細化設計雇傭補貼制度、男性陪產假等具體的制度，并完善勞動力市場制度，承擔起孕期職業女性可能對用人單位造成的人力資本損耗。另一方面在婦女育后應給予后援支持，社會應當普及公共托幼服務，在雙方父母均就業的情況下使孩子享有兒童照料服務的權利，并配套調整生育保障的相關政策，從源頭幫助婦女平衡生育與職業之間的矛盾，解決勞動力市場對孕期婦女勞動力供給的態度，降低生育給職場女性造成的負面影響。

其次，自2000年起以杜絕任何在用工與行業方面的歧視行為為原則的全球契約在聯合國總部正式啟動，強調用人單位有承擔社會責任的義務。用人單位應當高度關注孕婦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境遇，為社會承擔一部分的性別虧損，注重人文關懷，對孕期職業女性實施人性化管理，提供生活和職業便利。用人單位可以優化設計彈性工作時間制、home office等多樣化的工作形式，合理調整孕婦的工作內容等，并可以借此人文機制增強員工對單位的歸屬。

最后，孕期職業女性自身應樹立、堅持、追求公正和自由的平等觀，強化自我的女性意識和競爭意識，樹立個體理念，增強人權的主體意識，勇于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同時要注重自我心態的調節，尋求職業與生育之間的平衡點，提前做好職業規劃，提高自身的職業能力，適應嚴峻的勞動力市場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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