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案件在審判中有關證據問題的調研報告

摘 要：知識產權案件的審判中，證據是開展訴訟程序的核心，同時也是認定事實的基本依據，加上知識產權自身性質的特殊性，整個訴訟過程中涉及的證據問題會更為嚴峻，所以有必要對此引起足夠重視。為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訴訟工作方面的管理，本次調研報告主要對當前審判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進而探討出合理的解決對策，以供參考。

關鍵詞：知識產權案件；訴訟過程；證據問題；調研報告

確定侵權證據，是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工作中作為關鍵環節，關系到是否獲得侵權事實，以及相應的賠償金額，確定被訴行為已經構成了侵權行為，同時，還能判定受侵害的知識產權所能獲得的保護程度。結合《證據規定》中關于真實證據的說明，確保知識產權獲得順利的舉證和認證，此次調研工作主要對某市開展知識產權審判中存在的證據問題進行分析，對于案件中所涉及的證據規則問題實行有效探究，并整理出完整的問題手冊，從而針對問題形成原因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以進一步完善證據規則立法和司法實踐的管理和應用[1]。

一、知識產權案件在審判中存在的證據問題

1.證據交換和采納較為困難

①當事人在舉證過程中，由于部分知識產權具備一定公開性，導致侵權人可通過多種渠道展開侵權行為；侵權人的侵權行為具備較高的隱匿性，一定程度上給知識產權訴訟舉證帶來了阻礙，所以，部分當事人會選擇非正當手段獲得證據，或者從法院方面獲得證據保全，但是操作行為觸及違法，法院不同意交換。②由于專利權和商標權都存在不穩定的情況，一旦出現無效宣告，或者撤銷的結果將會直接影響到原告的所有人地位，產生的嚴重后果就是失去所有人地位，甚至是原告地位。如某一外觀設計以及實用新型專利的案件審理中，由于在一審，或者直到終審的這一過程當中，有超過60%的專利找到了“新證據”，這就意味權利維持失敗，若出現無效文書生效的情況，也需要再次改判。若獲得的證據基礎不夠穩定，將會導致證據交換形成失去其本來的作用。

2.舉證責任制度的實踐限制

結合專利法，以及證據規則可知，“新產品”方法這一專利侵權，可以通過舉證責任倒置手段來解決，但是方法專利侵權具備無形性的特點，而被告無需承擔證明的責任，所以取證過程存在一定難度，同時，還會增加法院的定案要求。若案件審判中涉及商業機密，不允許原告接觸涉及機密的證據，那么，被告選擇不承擔舉證責任，就無法判定被告侵權，這是受案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遇到的難題之一。

3.專業性技術鑒定難

為填補當事人法律專業知識的欠缺，保障其正當的訴訟權利，訴訟制度中提出通過專家輔助訴訟，同時也有利于法官甄別事實，但是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仍然會存在專家輔助人的獨立訴訟地位不高、鑒定結論不夠準確以及鑒定內容過于混亂等問題；部分案件還會存在委托鑒定不合格的情況，即專業技術不到位等。

二、解決知識產權案中證據問題的解決對策

1.健全庭前證據交換體系

由于知識產權案件在審理過程中需要涉及較多的證據，若更好地完善證據交換的管理，需要對以下內容引起足夠重視：①確保收集到的事實和焦點無爭議性，在聽取當事人提供的庭前交換證據時，需要區分和處理質證意見，充分采納無爭議的事實，并在雙方當事人提出的意見前提下，確定主要爭點；②若當事人擁有的公證證據不足，法官有必要為當事人提供一定時限來增強質證能力，以免在未來訴訟工作中，存在證據證明不足而阻礙到案件審理進程。所以，在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中，若存在證據訴訟基礎不強的情況，那么雙方當事人就會存在提交相互反駁的證據，若證據過少則不利于案件事實的收集和處理，盲目開展證據交換工作會影響到法院工作的順利開展[2]。③要求法院根據案件類型和特征采用靈活處置，保證證據交換環節能夠在知識產權訴訟中成為穩定爭點，以進一步提升訴訟工作效率的提升。

2.合理分配舉證責任

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同樣要求權利人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具體表現為：當方法專利的權利人可以證明自己擁有方法專利權時，對方卻制造出了完全相同產品，并認為所生產的新產品為自身專利方法所獲得這一情況下，才能實行舉證責任倒置；而且，在舉證責任倒置的前提下，被告不能將保護商業機密這一理由作為拒絕承擔責任的借口。涉及商業機密的訴訟中，權利人所擁有的商業機密，需要與被告人所獲得的信息相悖，亦或者相接近，而且被告不允許通過非法渠道獲取信息，若其無法提供合法獲得證據的證明，將會被認定為被告通過不正當手法收集商業機密[3]。因此，為進一步提升舉證證據的可靠性和真實性，有必要加強舉證責任分配制度的管理，并通過現行的知識產權專門法，還有證據規則來實施約束行為。

3.完善技術性鑒定結論

①法院在正式審判工作中，有必要核實和確立專家輔助人所擁有的權利或所處地位。②如果在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涉及到技術問題的主觀和客觀方面的內容，法官應及時了解和區分，進而結合實際情況做出準確判斷，以確保訴訟工作順利開展。③委托書中應該對鑒定人所擁有的權利，以及需要承擔的義務進行詳細說明，若鑒定人不出庭，且不接受質詢，或者存在申請回避的情況，其所提出的相關鑒定結論均不采納[4]。

三、結語

由于知識產權案件與一般的民事權利案件不同，尤其是在產權糾紛案件的審理中，無法通過單純常規證據規則來調解和解決糾紛問題；同時，在正規的司法實務中，尚未形成統一的執法標準，所以還可能引發“同案不同判”的情況發生。所以，為進一步高效處理知識產權案件中的證據問題，完善知識產權民事審判工作的管理，有必要針對實際案例開展調研分析，對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所涉及的主要內容，包括舉證環節問題、認證環節問題等方面進行解析和探究，才能獲得更為明確的改改進對策；同時，在對策實施的過程中，還需要注重結合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論，以保證案件擁有科學的審判過程。

參考文獻：

[1]胡衛萍，鄭舒敏.著作權商業維權案件審判引發的版權交易制度完善的思考[J].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4）：40-45.

[2]張淑亞，周書霞.大審判格局下知識產權法院集中審理模式研究[J].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16，29（03）：58-63.

[3]艾明.調取證據應該成為一項獨立的偵查取證措施嗎？—調取證據措施正當性批判[J].證據科學，2016（02）：155-166.

[4]湯曉慰，何瑋，陳小煒.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相關法律問題研究——以南通檢察機關處理的55個案件為例[J].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2）：81-85.

作者簡介：

湯銳（1984.3～），女，安徽壽縣人。漢族，本科，畢業于河北科技大學，單位：壽縣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