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騙、盜竊、搶奪罪之界分

摘 要 司法實踐中對于以欺騙手段獲得被害人財物后趁人不備公然攜財物逃跑的案件， 是應當認定為詐騙、盜竊還是搶奪罪存在很大爭議，應當予以厘清。對于被害人交付財物不是因陷入錯誤認識而自愿交付財物的，不認定為詐騙罪。對于本來屬于被害人控制，由被害人隨身攜帶或者處于其視線范圍內的物品，行為人在明知被害人知曉的情況下，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突然攜財物逃跑，具備“公然性”特征的案件，一般以搶奪罪論處。行為人自以為采取了一種背著財務所有人或保管人的行為，在避免被他人發現的心理支配下拿走被害人財物的，不具備“公然性”特征，一般認定為盜竊罪。

關鍵詞 詐騙 盜竊 搶奪

作者簡介：賈玉欣，天津市東麗區人民檢察院。

中圖分類號：D924.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131

近年來我區辦理了一系列犯罪嫌疑人采取欺騙手段獲得被害人財物后將財物占為己有的案件，此類案件涉及詐騙罪、盜竊罪、搶奪罪的認定爭議。下面結合具體案例進行分析。

案例一：

犯罪嫌疑人商某某以購買戒指為由，到天津市東麗區某珠寶店內定制一枚千足金戒指，當日晚20時許，商某某到該店里取定制的戒指，同時提出要購買一枚托上鑲翡翠金戒指，兩枚戒指拿到手后，商某某對店主歐陽某某謊稱到馬路對過洗浴內取錢，女店主廖某某跟隨去取錢，商某某趁機進入洗浴男部，甩掉廖某某，跳窗逃離現場。

案例二：

犯罪嫌疑人艾某多次以打車為名，分別搭乘多名被害人的汽車行駛至某村平房區后，艾某以借手機下車打電話為由，持手機下車后即迅速逃跑進入平房區甩掉被害人。

首先，案例一中犯罪嫌疑人商某某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并自愿交付數額較大財物的行為。上述案例中雖然犯罪嫌疑人采取了欺騙手段暫時將戒指拿到手中，但是店主將戒指給商某某并不是因為陷入錯誤認識而自愿交付財物的行為。在犯罪嫌疑人商某某沒有給店主錢時，女店主廖某某跟隨其去取錢，說明并不是將兩枚戒指自愿交付給商某某，在店主未取得支付錢款前戒指仍然不歸商某某所有。故犯罪嫌疑人商某某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同理，案例二中犯罪嫌疑人艾某的行為也不構成詐騙罪，被害人將手機借給艾某使用也不是自愿交付財物的行為。

那么，上述兩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應當認定為搶奪罪還是盜竊罪呢？理論和實踐中都有很大爭議。兩者的主要區別為公開盜竊和非暴力型搶奪的區別。1997年《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公私財物的行為，構成盜竊罪。明確表明“秘密竊取”是盜竊罪的重要特征，理論界傳統觀點也一直與該司法解釋一致。如果行為人不是秘密竊取，則不宜認定為盜竊罪，對公然奪取的一般認定為搶奪罪。同時，傳統觀點認為的秘密竊取，是以行為人作為為判斷標準的，即行為人在竊取他人財務時自認為是秘密的，不被財物所有人或第三人知曉的情況下進行的，而不管財物所有人或第三人實際上是否真的知曉。

2006年張明楷教授發表《盜竊與搶奪的界限》一文，提出和平盜竊的觀點，認為秘密竊取不是盜竊罪的行為要件，只要是和平方法取得財物，即使不是秘密取得，也應當認定為盜竊行為。張明楷教授提出傳統學說以秘密竊取作為盜竊罪要件，違反了關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區分搶奪行為與盜竊行為的關鍵不在于是否具有“公然性”，而是搶奪行為具有對物暴力性，存在致人傷亡的可能性，搶奪行為需同時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行為人所奪取的財物必須是被害人緊密占有的；二是行為人必須對財物使用了非平和的手段，即對物暴力的強奪行為。

但張明楷教授該觀點一經提出，就受到了大量理論學者的反對，司法實踐中也不被很多人接受。我們應當從司法實踐出發，不應盲目遵從張明楷教授的觀點，本文作者認為張明楷教授的觀點值得商榷。

反對理由一：

張明楷教授師從日本學者，其觀點是受到德日刑法理論的影響。德日刑法中沒有關于搶奪罪的規定，對同時侵犯財物所有權和人身權的搶奪行為歸入搶劫罪，對以非暴力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歸入盜竊罪，故德日刑法中有公開盜竊這一理論。而我國刑法中歷來有搶奪罪，卻沒有公開盜竊的理論。

反對理由二：

根據文理解釋，對刑法概念的理解首先應當遵循社會常識，遵循普通民眾的基本認識。根據社會普通民眾的認識，一提到盜竊，能想到的肯定是偷偷摸摸、躡手躡腳、小心翼翼的非法將他人財物據為已有的情形，盜竊最通俗的解釋就是偷東西，偷則強調秘密性，故而對盜竊行為秘密性的要求隱含在每個普通民眾的基本觀念中。

相反的，與盜竊的秘密性不同，搶奪則更傾向于明搶、明奪，當著財物所有人的面一把奪走財物，或取得財物后迅速離開，逃離所有人追趕，是搶奪行為最常見的表現形式。對刑法問題的解釋不能脫離對社會現象的基本認識，如果將當著財物所有人的面，不顧阻攔，公然將財物占為己有、迅速離開的行為稱其為盜竊的話，很難被普通民眾接受。

反對理由三：

傳統觀點主張的秘密性并不違背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這里的秘密性并非不為財物所有人和保管人發覺，正如上文提到的，傳統觀點認為的秘密竊取是以行為人為標準，是指行為人自以為采取了一種背著財物所有人或保管人的行為。在行為人自認為未被發覺，而實際上財務所有人已經發覺的情況下，行為人在避免財物所有人和保管人發現的心理支配下，實施了的行為必然是避免被他人發現的客觀行為，而這一行為在客觀行為表現上也是躡手躡腳、小心翼翼的盜竊行為，明顯區別于明知他人發覺而不管不顧、迅速逃離現場的搶奪行為，其主觀方面與客觀方面并無不一致的地方。

綜上所述，我們應當堅持傳統觀點，以是否具有 “公然性”作為盜竊罪與搶奪罪的關鍵區別，凡具有公然性，符合搶奪罪行為特征的，應當認定為搶奪罪，而不要求必須是奪取“隨身攜帶的財物”和一定要有對物暴力。對于被搶物品本來屬于被害人控制，被害人隨身攜帶或者處于其視線范圍內的物品被行為人拿走的，一般應認定為搶奪。

一般情形下，乘人不備是最能反映搶奪案公然奪取特征的行為方式，當犯罪嫌疑人為非法占有財物，同時使用偷、騙、搶等多個行為時，應根據取得財物并實際加以控制的關鍵環節來判斷行為性質，如以借用財物為名騙取財物后，尚在被害人視線范圍內即突然攜財物逃跑的，一般以搶奪罪論處。故案例一與案例二中的行為應當認定為搶奪罪。

案例三：

犯罪嫌疑人呂某在某飯店打工做廚師，其在廚房以打電話為由借用飯店老板娘李某的蘋果6S手機，呂某拿到手機后離開廚房，之后呂某攜帶被害人手機及自己的行李（呂某住在飯店內）從飯店后院翻墻逃離。

案例四：

犯罪嫌疑人朱某與被害人王某為QQ好友，二人約定在某肯德基見面，二人在二樓就坐，朱某稱到一樓點餐，朱某下樓后又上樓，告訴王某用手機掃二維碼可以優惠點餐，王某將自己的OPPO R7手機交給朱某，朱某持手機下樓后直接離開。

案例三與案例四中，犯罪嫌疑人在取得手機時使用了欺騙手段，但都不是自愿交付財物的行為，故不應認定為詐騙罪。兩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都是在脫離被害人視線范圍后攜帶財物逃離，不具有公然性，故上述二名犯罪嫌疑人的行為都應認定為盜竊罪。

案例五：

犯罪嫌疑人朱某與QQ好友李某某約定見面，并于當晚二人前往天津市東麗區一經路大城小愛酒店休息，入住前朱某以“沒有身份證需要交押金”為由騙得李某某人民幣500元。次日上午，朱某謊稱帶被害人李某某去其奶奶家，并借口幫李某某拿包將被害人提包（提包內有手機、錢包）拿在手中，后朱某帶領李某某前往天津市東麗區一小區內，在上樓過程中朱某趁李某某不備攜包逃跑，被害人李某某追趕未果。

案例五中犯罪嫌疑人朱某騙的500元的行為符合詐騙罪的行為特征，屬于詐騙行為，但因詐騙數額尚未達到詐騙罪立案標準，故不構成詐騙罪。次日朱某攜包逃跑后被害人遂即發現并追趕，犯罪嫌疑人朱某攜包逃跑的行為具有公然性，其行為應該認定為搶奪罪。

實踐中比較常見和典型的案例還有：

案例六：

甲步行過程中一不注意摔倒在地，扭傷腳踝，摔倒時手中的錢包甩至離自己不遠的馬路邊，甲因為腳踝扭傷無法立即行走，無法撿回錢包，路過的犯罪嫌疑人乙看到這一情形，撿起甲的錢包后拔腿跑開，盡管甲極力呼喊，乙仍非法取走其錢包，逃離現場。

案例七：

丙在自家的五樓陽臺把玩金銀首飾，一不小心將金銀首飾從樓上掉落，正在樓下街面的犯罪嫌疑人丁見被害人丙的金銀首飾掉落在地上，就將金銀首飾撿起來準備據為己有，被害人丙在樓上高聲呼喊首飾是自己不小心掉落的，讓其不要拿走，但丁對此置之不理，拿著金銀首飾離去。

上述兩個案例中，被害人的財物均不被被害人緊密占有，按照公開盜竊理論，上述行為人乙和丁的行為被評價為盜竊罪，顯然為一般民眾所不能接受。上述兩種情況下，被害人當時已覺察到自己財物被侵犯，其保護自己財物的意識是明顯而強烈的，只是由于某些客觀原因而不能或不敢實施保護財產的行為。在此情形下，犯罪行為人仍然拿走被害人財物，具備公然性，應當認定為搶奪罪。

綜上所述，本文作者認為：對于以欺騙手段獲得被害人財物后趁人不備公然攜財物逃跑的案件，對于被害人交付財物不是因陷入錯誤認識而自愿交付財物的，不認定為詐騙罪；對于本來屬于被害人控制，由被害人隨身攜帶或者處于其視線范圍內的物品，行為人在明知被害人知曉的情況下，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突然攜財物逃跑，具備“公然性”特征的案件，一般以搶奪罪論處；行為人自以為采取了一種背著財務所有人或保管人的行為，在避免被他人發現的心理支配下拿走被害人財物的，不具備“公然性”特征，一般認定為盜竊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