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減負”的悖論與教材改革

盧世林+李曙林

[摘 要] 新課程改革背景下對于中小學生“減負”又提出了新的訴求，教材“減負”是教材改革的重要一環，而實際的“減負”工作效果卻始終表現得差強人意。導致這一結果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現行的教材“減負”實為教材“簡單化”，即一味地進行內容、知識點的刪減，而這一做法與實際的教學工作產生沖突，“減負”工作最終淪為另一種形式的“增負”，由此產生了“減負”悖論。應充分認識“減負”政策制定的有限理性、實施中的利益博弈以及相關配套措施，從教材改革的角度，從改革的目標、教材知識的延展性以及教材與考試的關聯性三個方面實現“減負”。

[關鍵詞] 中小學；減負；教材改革；學生評價；考試改革

[中圖分類號] G632，G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16）12-0105-06

中小學生“減負”一直是我國教育教學改革發展過程中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倍受政府、學校、家庭以及社會各界關注。21世紀伊始，在基礎教育改革的背景下，為了培養出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現代化、信息化、知識化發展趨勢的高素質、綜合性、創新型人才，我國社會對于推進學生的“減負”工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黨的十七大報告更是明確提出要減輕中小學生的課業負擔，提高學生綜合素質，并將“減負”列在“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大題目下。教材改革是中小學“減負”中的重要內容，因此，研究中小學教材“減負”的實際效果和努力方向，就成為深化當前中小學教育教學改革的重要問題。

一、中小學教材改革中的“減負”悖論

（一）中小學生“減負”的內涵

目前我國對于“減負”的理解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降低客觀負荷，減輕學生的課業負擔。根據不同學段學生的學習特點及發展特征，刪減課本內容，縮短課后練習的任務量和時間，從量化層面實現可視性“減負”；二是降低主觀負荷，減輕學生的心理負擔，使學生能夠真正從現有的過重負擔中解脫出來，實現“好學”“樂學”“會學” [1]。但從學生健康學習的角度出發，解決學生學業負擔過重應聯系主客觀負荷，以主觀負荷為主要矛盾，輔以客觀負荷，內外兼治，從根本上實現學生“減負”。

（二）中小學教材“減負”的外在表現

教材改革作為基礎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環，必然成為“減負”工作的一個關鍵切入點。但在實際的踐行過程中，“減負”僅僅表現為對教材作簡單的“減法運算”，除了刪減過時的、贅述的以及超出學生接受范圍的知識點以外，社會輿論風向也對個別科目教材內容的修改產生極大的影響，如語文教材改革就受到關于對魯迅文章和古詩詞去留問題討論的影響，內容刪增頻繁，既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語文課程的正常教學。教材減負的目的是讓學生更快樂的學，這其中包含三重意思：對于教材知識點的掌握不再局限于對某一知識點進行“舉一反三”式的循環訓練；能夠結合學生學情，減輕學生的心理負荷；在教材學習中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熱情和信心，激發學生探索知識的內部動機。但現行的措施使教材“減負”流于表面化，內容的刪減并沒有改變學生“多學”的現狀。在現行的考試考核評價制度內，學校在家長和社會的評價認知壓力下仍會將與考試有關的內容毫無保留地灌輸于學生平時的學習任務中，甚至在內容刪減的前提下，學校表面上完成了“減負”任務，但在實際教學的過程中仍會按照原有的標準在教材學習以外恢復和補充刪減內容（要命的是，對教師課業考核的硬指標仍未變，怕也變不了）。由于這些內容處于教學過程中的“灰色地帶”，因此學校和教師可自由發揮的空間就得到了一定的拓展，那么這一“減負”便成為了“增負”的面具。

（三）中小學教材“減負”的二元悖論

從上述的實際問題出發，筆者認為所謂教材“減負”其本身是一個悖論。刪減教材的知識點或內容的前提背景是學生水平的考核評價體系從根本上沒有得到改變，分數、名次、學校的知名度依然是一個學生學業晉升、社會價值評價的一個重要指標，是學生掌握的知識內容所必須服務的首要對象。即使國家和政府出臺了相應的“減負”政策和措施，并強調“減負”必須以學生的綜合發展為前提，但實施過程中，由于考核評價標準要求學生需要掌握的知識技能與實際的教材內容聯系模糊，因此容易導致政策和措施的實際成效僅僅是曇花一現，隨后便流于形式，“減負”工作被敷衍待之，學校、家庭和社會仍然通過各種課后補習的形式來提升學生的這些量化成績。而且學生不但沒有從教材“減負”中得到釋壓，教材內容的刪減也使得學生對于自身知識結構的認知建構產生困惑，無法確定自己究竟要掌握哪些基礎知識，如何構建自身的知識框架體系，當學生對學習感到茫然時，便在教學活動中陷入被動接受的地位，而這本身與我們所提倡和推動的以學生為本、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教育教學目標相違背。另一方面，由于教材“減負”無法滿足高分高標準的要求，因此來自學校、家庭、社會三方的壓力不僅會加重學生的客觀負荷，還會使學生的心理負荷進一步加劇，學生為了實現外界的期望而被動承受這些主客觀負荷，顯然，這與“減負”本身的目的也是相違背的。

二、中小學教材“減負”悖論的成因

（一）中小學教材“減負”政策的制定本身存在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理論認為人的行為存在理性，但由于所處環境和情境的復雜性、不確定性，以及人自身理性認識的局限性，導致行為不能達到完全理性的程度，為此人們為了抓住問題的本質而傾向于簡化變量的條件，從而達到理性狀態。關于教材“減負”政策的制定，本身即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行為，它涉及整個基礎教育階段有關學習任務的制定以及如何合理分配的問題，其背后的復雜性可想而知?！皽p負”目標的確定關系著政策制定的走向，而“減負”的執行關系著政策的落實，教材“減負”的目標和執行都是為了降低學生學習的負擔，但政策制定者與政策執行者對于“負擔”的理解卻帶有很大的主觀性，這就必然導致兩方對于“減負”目標的解讀存在差異，而這一差異也就在實際上決定了教材“減負”政策具體實施過程中的效益大小。

除了必定存在的主客觀限制條件以外，我們需要注意的問題是政策制定者在確定目標以及實踐這一目標的過程中，是否努力克服“一切簡化”的弊端。美國學者詹姆斯·斯科特在其《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一書中提出了“國家簡單化”的概念，即“任何一個政府都想更清楚地把握自己的社會，但是他們缺乏必要的工具，為了使社會更為清晰，國家常常對社會采取簡單化和標準化的處理方式，通過人口普查、人口登記乃至使用官方統一規定的姓名，以及建立統一的度量衡制度，從而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并控制社會”。

國家當前頒布的有關教材“減負”政策切實符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發展目標，不論是政策本身還是目標本身，具有時代性、現實性的指導意義，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成果，因此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執行過程中的“簡單化”行為。通過教材改革實現“減負”意味著對教材內容和知識點的重新建構和編排，而影響這一過程的因素包括學生的學情、教師與新編教材的磨合、家長的期望等各個方面，而并非當前某些正在施行的僅對現有教材內容作刪減的做法，因此制定目標時不僅要關注國家社會文化的傳承，也要盡可能全面地考慮各地各校的教育發展重點和影響教材編排的各層次因素，切忌敷衍對待教材“減負”工作。

（二）中小學教材“減負”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利益博弈

在教材“減負”工作的具體實施過程中，政策制定者與政策目標者的利益博弈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主要矛盾，而這一矛盾具體包含三個層面，即政府與學校、政府與家長以及政府與社會。

學校作為最終的教材使用者，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承擔著教材解讀和最終使用的工作，為了完成“減負”政策的任務，學校需要將已修改后的教材融入現行的教學日常工作中。由于學校面對的是來自政策的強制要求、家長的期望、同類學校的競爭三個方面的壓力，因此學校在制定教育教學發展目標的時候，更多考慮的還是升學率以及培養優質生源的問題，這就容易導致學校在操作經過“減負”后的教材時，使“減負”大打折扣，即所謂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并表現為這幾種情況：“減負”流于表面，盡管“減負”教材成為日常教學活動中的教具，但實際上為了讓學生更全面的掌握考試所囊括的范圍，教師仍會布置超額的課外任務，加重學生對于某個或某些知識點的練習，由此來避免陷入“教學不足”的“弊端”；“減負”流于泛化，由于制定者與政策執行者對于“負擔”的認知存在差異，所以在對教材的具體操作中，學?？赡芤驗樽ゲ蛔　皽p負”的著重點而將單純地減少相應的課外任務或者將“減負”理解為嚴格管控講課時間、學生練習的時間等等；“減負”工作存在替換現象，教材的刪減并不一定適合學校的發展規劃，但迫于政策不得不執行的壓力，學?？赡軙诰唧w的操作環節表面上依據修改的教材做一些“減負”調整，但在實際上仍然按照原定計劃開展教學活動，以保證自身的競爭利益優勢[2]。

家長是教材“減負”政策的間接參與者，其本身對教材以及“減負”的理解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然而當前普遍的家長心理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減壓減負，另一方面為了使自己的孩子“不掉隊”，又希望學校在教學方面不放松，同時還將自己的孩子送入各種類型的補習班。教材“減負”其本身能夠引起激烈的社會輿論，而家長作為這些輿論的關注者和接收者，自然會對“減負”后的教材是否有利于孩子的學業產生疑問，但目前沒有專門的政府部門或機構來為家長解答分析這些疑慮，因此家長的矛盾和疑慮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教材“減負”工作的進行[3]。

當前我國社會普遍評價學生的標準依然是量化形式的分數或文憑水準，即使是對中小學生的初步看法，也往往是從其所在學校的優良情況、成績的排名入手，這些量化的標準似乎已經成為學生優良的“牌面”，而正是這種現狀，催生了越來越多的課后輔導機構以及相關教輔資料的編賣機構，它們成為社會經濟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教材“減負”的實施意味著降低學生現有的學習量，而這切實關系到這些社會盈利機構的實際收益。

（三）中小學教材“減負”政策的配套措施不完善

教材“減負”作為整個“減負”政策系統中的一個環節，不僅自身肩負著“減負”的重任，而且也需要與相關“補充”政策相配合，我們可以將其統稱為“減負”保障性政策，即當將學生的課業負擔降低以后，還出臺相應的政策和措施來確保學習任務的削減不會對學生的綜合素質發展、學校正常的教學工作造成一定的破壞性或擾亂性影響，這其中涉及“減負”后學校、社會、家長以及學生自身如何對于學習效果進行評價，如何轉變課業訓練模式，如何使學校設定具體的教學實施目標，如何從最大程度上獲取家長對于“減負”的理解等等。教材“減負”倘若僅從刪減內容，“變薄”課本的角度落實，而不去考慮一系列與之相關的問題，那么“減負”的最終結果只能取得短暫性的效果，甚至還會因為“減負”后的保障性政策不完善，導致政策實施者無法正確理解“減負”的意義，使原定的政策付諸東流，這實際上就背離了教材“減負”的初衷。

三、“減負”視角下中小學教材改革的努力方向

（一）明確教材改革的目標

教材改革要求教材實現“減負”，而教材改革作為教材“減負”工作的指導依據，本身也有必須遵循的目標方向，而能夠作為指導方向的應該是經過嚴密研究和分析學生學情特點以及社會當前發展對人才的訴求之后制定出來的三級目標——教育目標，課程目標，教學目標。因此，這三級目標是否相互契合，是否真正有利于學生的發展，關系到教材改革目標的制定，進而關系到教材“減負”工作的落實方向是否會存在較大偏差。因此，教材改革目標的制定必須圍繞這三級目標，堅持以學生為中心，以對應的科目的結構特點和發展前景為重點，使教材的編排更趨于理性化、人性化和素質化，提升教材改革目標本身的價值性和可操作性，從而使教材“減負”工作能夠真正取得成效。

（二）增強知識點的延展性

當前所謂的教材“減負”僅僅停留于對教材內容或知識點的刪減，目的是使教材簡單化，由此來降低學生的課業負擔。但實際效果卻差強人意，因為這局限了學生的認知范圍，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學生的知識儲備和自主探究學習的意識，“減負”不應以犧牲學生應得的知識技能為手段。教材“減負”應該將落腳點放在減輕學生對于課本學習的心理負擔，而這一過程中最大的阻礙是“教材無用論”意識，即教材中關于知識點的練習對考試無用，當教材的價值僅僅在于傳輸某個概念、某項公式或者某個考試題目的備考素材時，那么無論其內容作何刪減，都無法達到真正的“減負”效果。

相反，我們要做的是“增加”知識點，擴展教材內容，但這并不意味著單純地增加學習任務，而是從知識的廣延性角度，讓學生從豐富的、相互聯系的、啟發性的知識點中尋找學習的價值，知識點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不僅充實了學生的認知范圍，并且給予學生無限探索的動力，由此使教材真正發揮其有效協助和引導的功能。

（三）增強教材與考試內容的聯系性

在增強教材知識點的“延展性”基礎上，對于知識點的考核也需要做出改變。當前中小學進行的考試大都將需要考察的知識點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日常的教學活動也圍繞這些有限的知識點來做反復的、循環式的訓練，最終以絕對量化形式的考試成績來評價學生是否已經掌握這些知識點，而追求完美的成績成為教學目標的重要內容。因此，教師為了提高學生的高分率，將教學內容局限在考試限定的知識點范圍內，這不僅不利于學生思維的發展和學習能力的提高，還會為學生帶來超負荷的課業壓力和心理壓力。

因此教材“減負”的實際工作應該從增強教材和考試內容的聯系性著手，考核教材中的練習原題和具體概念的理解。這并非簡化考試，而是從更加廣泛的角度來評價學生對于學習內容的掌握情況。教材的內容更為豐富和靈活，考核所能抽取的范圍也更加廣泛，因此對于學生的考察也就更加全面，此時學生的學習目標不再局限于人為規定的知識范圍，而是以更為開闊的視野和更加系統化的思維構建自己的知識體系，而這一視野和思維也會隨著不同階段的訓練得到不斷的鞏固和深化，從而使學生真正“獲得”學習，而不是“練習”學習，這一“獲得”的過程來自學生自身對于認知建構和填充的渴望，應該說，這本身就是一種“減負”。

[參考文獻]

[1]王小利.建國以來基礎教育“減負”政策的演變及其思考[J].教育與考試， 2009，（5）.

[2]肖遠軍， 李春玲.中小學減負政策執行失真的成因分析[J].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 2007，（6）.

[3]熊丙奇.減負的關鍵不是“教材瘦身”而是“權力瘦身”[J].基礎教育論壇， 2014，（27）.

[責任編輯：馬昌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