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差異與日漢翻譯探析

金紅日

摘要：中日兩國在語言表述、行為方式及文化表現上又存在諸多差異。中日文化中的共性及個性勢必會對日漢互譯產生極大影響，翻譯過程中除了考慮結構上的差異，還應注意存在文化差異。盡力在信息傳遞中獲得最大的等值，為順利進行跨文化交際清除障礙。

關鍵詞：中日兩國；文化差異；日漢翻譯

所謂的等值翻譯，只是在吸收文化、認知、語言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合理地處理處理結構、意義、文化、語用等問題，使源語與目的語盡可能趨于相等。由此可見，文化信息的損耗是在所難免的，關鍵是將這種損耗降低到最低程度，使原作與譯作盡可能保持等值。

一、中日語言所折射的文化差異

1.地理環境差異

中日之間在地理上“一衣帶水”，但是兩國所處的地理環境卻存在很大差異。日本是一個島國，四面環海，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海洋對其影響之大。而與此相對，中國處于內陸，自古以農業為主，人們生活及經濟活動多依賴土地。正因為這樣的地理環境，反映在語言上日語多用與海洋相關的用語，而漢語多用與土地相關的用語。例如：漢語在表達在一方面有特別特長的人，即使在這方面突然到了窮困的地步，也比一些在這方面剛出爐的人強時，常用“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而在日本，要表達這一意思常用的是“腐っても鯛”，（鯛魚即使臭了也選擇鯛魚）。又如漢語在形容用粗淺、不成熟的意見引出別人高明、成熟的意見時，常用“拋磚引玉”來形容，而日語常用“海老で鯛をつる”（蝦小，鯛魚大，比喻以小獲大）。又如漢語形容說大話常用“吹牛皮”表達，而日語則為“法螺を吹く”（吹海螺），作為農業大國的中國，牛在農業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日本受海洋文化的影響，對海產品比較熟悉?？梢?，自然環境的差異會導致文化差異。

2.風俗習慣差異

中日同屬東亞儒教文化圈，但兩國在各自漫長的歷史發展中，產生了很多不同的風俗習慣。而且中日習俗的差異也是多方面的。從飲食習慣來看，日本人喜歡吃海產品，菜肴以生、冷、淡為主，如生魚片、壽司等?？谖渡现匾曉?，因此菜肴名多為食材+加工方法，如“飛魚の山椒焼き”、“刺身の大皿盛り”、“鯛の木の芽焼き”等。而中國人喜歡吃肉，主要以豬肉、牛肉及羊肉為主。菜肴以崇尚油膩厚重味，多以炒、燒、煎、炸為主，菜名多以加工方法+食材，如“涼拌黃瓜”、“紅燒牛肉”、“清蒸鱸魚”、“蔥爆牛肚”等。另外，在飲食禮儀上日本人飯前會雙手合掌說“いただきます”（意思是“我開吃了”，這個“我開吃了”包含有領受、拜領父母及上天恩惠之意），飯后同樣雙手合十說“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意思是“多謝款待”，是對父母及神的感謝）。而漢語中在飯前及飯后沒有這樣固定的說法。習俗的差異還體現在對顏色和數字的喜好方面，如日本人喜歡奇數，而中國人喜歡偶數；日本人以紫色為高貴，一般喜歡淺色，而中國人喜歡原色，以大紅大綠為上，圖案上喜歡龍鳳等動物。

3.歷史文化差異

歷史文化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瑰寶。中日兩國文化常用“同文同種”來形容，固然日本曾長期受漢文化的影響，在很多方面與中國有相似之處。然而，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又將吸收的外來文化加以本土化，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如表達某人的興趣不在正做的事上而在另一件事上時，漢語常用“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日語用“敵は本能寺あり”，該典故源于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本能寺之變”，（明智光秀在舉著攻打毛利氏旗號的行軍路上，突然喊出 “真正的敵人在本能寺”隨后轉而突襲在本能寺的織田信長）。又如漢語中表示不管多聰明的人，在很多次的考慮中，也一定會出現個別錯誤常用“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來表示，而日語為“弘法にも筆の誤り”，弘法大師為日本歷史上三筆之一，其直譯為弘法大師也有筆誤?？梢姎v史文化的差異對習語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在翻譯中若不了解這些民族特色，很難做到準確翻譯。

二、在日漢翻譯中應注意的問題的應用

1.直譯法

中日兩國在在漫長的文化交流中又產生了一些相同或相似的習語，這些習語的字面意義及形象意義所傳達出來的文化信息也是相同的，這種情況多采用直譯的方法進行。如日語的“同じ穴の狢”直譯為“一丘之貉”；“壁に耳あり” 直譯為“隔墻有耳”；“時は金となり” 直譯為“時間就是金錢”等。

2.意譯法

所謂意譯是指著眼于傳達原文意義的解釋，強調意義的實現。這是由于有些情況下由于文化差異的影響，在翻譯時無法保留源語言的文化內涵，這時為了達到翻譯效果的最大化，只能將原文的形象換成目的語讀者所能理解的形象。例如漢語的“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翻譯成日語為“三人寄れば文殊の知恵”，文對日本人來說比較陌生，因此用文殊代替諸葛亮易于被日本人所接受。又如漢語的“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翻譯為日語為 “七福神が海を渡る、それぞれ腕前を競う”，七福神是日本人廣為信奉的七個福德之神，而八仙是中國人所熟悉的八位神仙，因此譯文用“七福神”代替“八仙”易于讀者理解。

3.闡釋法

所謂闡釋即在翻譯的過程中對源語中的“障礙點”加以解釋，其目的在于增 加譯文的可讀性。如漢語中的大量歇后語在翻譯成日語時常使用闡釋法。例如 “諸葛亮的錦囊—用不完的計”，譯為日語為“諸葛孔明の知恵袋—計略は無盡蔵（諸葛孔明：明代の小説《三國演義》中の人物の一人、知恵が回っている）”。又如“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譯為日語為“豬八戒が鏡に姿をうつす—板挾みで苦しい（豬八戒は中國《西遊記》の中の人物，“嫦娥”をからかったため、豚の姿に変えられてしまった）”。上例中的“諸葛亮”“豬八戒”基本上直譯或者直接寫漢字，盡管通過翻譯已經實現了符號的轉化，但這種中國文化濃厚的詞，對日本讀者來說如果不進一步說明很難明了。因此通過闡釋法進一步說明便于目的語讀者的理解。

總之，中日兩國文化差異導致了等值翻譯的相對性。作為譯者除了運用直譯、意譯及闡釋法等多種方法進行翻譯外，更需要不斷提高自身語言與文化的素質，不斷提高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在翻譯實踐中考慮源語言與目的語所附帶的文化因素，降低翻譯過程中文化信息的損耗，以達到翻譯效果最大化。

科研課題：全國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2011年度單位資助教育部規劃課題“人才培養模式變革背景下中小學教師培訓有效模式研究”階段性成果（課題批準編號：FHB11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