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中國大陸民族志研究綜述

李銀兵+甘代軍

【摘 要】近十年來，隨著中國大陸人類學學科的不斷發展，民族志研究也得到了飛速進步。哲學層面上的理論反思、實踐意義上的范式探索、方法論上的交叉融合及研究范圍上的視野拓展，表征了民族志研究在中國大陸的方興未艾。但同時也存在民族志書寫“三化”、范式雜糅及根基不深等問題。因而，中國大陸民族志研究今后亟待加強民族志書寫的標準意識、創新意識及應用意識，重視田野調查對于民族志書寫的基礎性作用。

【關鍵詞】中國大陸；民族志；人類學

【作 者】李銀兵，貴州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法學博士。貴陽，550001；甘代軍，遵義醫學院人文醫學中心教授，法學博士。貴州遵義，563000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6）06-0072-010

近十年來，作為人文社會科學基礎性學科之一的人類學在中國大陸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識、認可和認同，學術研究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出現了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單就作為人類學學科兩大標志之一的民族志而言，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比如，在理論反思上，《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著，高丙中等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的翻譯出版，不僅是對前期翻譯出版的民族志理論批判作品《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E·費徹爾著，王銘銘等譯，三聯書店，1988）的一個呼應和延續，也開啟了像《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保羅·拉比諾著，高丙中等譯，商務印書館，2008）、《天真的人類學家》（奈吉爾·巴利著，何穎怡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勃洛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著，卞思梅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等深刻而又真實的民族志理論反思作品的翻譯出版，更是引發了中國大陸學者們對民族志書寫理論相關問題的不斷爭鳴。在實踐成果上，隨著田野調查范圍、對象、方法及目標等不斷深入，學者們取得的研究成果也不斷豐富。就中國知網統計，以民族志為主題的期刊和學位論文，近十年（2006-2016）期刊論文高達2604篇、碩博士學位論文高達694篇。此外，據不完全統計，僅就2006-2007年，公開出版的人類學專著和譯注就有40多部，這些作品大多涉及民族志相關內容。[1 ]在學術交流上，近十年來，最為重要的學術會議不外乎是2009年在昆明召開了以“人類、發展與文化多樣性”為主題的世界第十六屆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大會，本次大會有來自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參會人員4300多人。大會共組織165場學術專題研討，其中從筆者參加的科技人類學學術專題研討會來看，學者們就提交了學術論文60余篇。這次會議在中國的召開，不僅進一步促進了中國人類學學科的發展，也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民族志書寫的內涵和外延。2014年4月，由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組織的民族志理論和范式專題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參會人員囊括了最近幾年來活躍在中國民族志相關研究上的知名學者?！皶h提交論文17篇，有16位學者在會上報告了論文，圍繞當代科學民族志、互經驗文化志、線索民族志、主體民族志、常人民族志、村民日志、體性民族志等民族志理論類型，民族志理論相關問題，以及民族志方法論展開深入探討與反思?！?[2 ] 可以說，本次會議在一定程度上不僅是對近十年來中國大陸民族志研究的一次總結，更是開啟了今后中國大陸民族志研究發展方向?；诖?，本文在對近十年來中國大陸民族志研究取得的成就進行歸納總結的基礎上，力圖去發現民族志研究繁榮發展背后存在的一些不足，進而為中國民族志書寫及其人類學發展提供一些建議，以就教于大家。

一、理論層面：對民族志書寫的批判與反思

近十年來，中國大陸學者積極地開展對民族志書寫的批判與反思，產生了眾多民族志理論反思的成果。當然，這股批判與反思熱潮的產生，并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著多方面的緣由。筆者認為主要緣由為：一是關注國外人類學爭議和丑聞；二是翻譯引介人類學反思作品和經典民族志。正是在對這兩方面的關注和研究中，中國大陸民族志批判與反思意識應運而生。具體而言，引發這股熱潮的直接原因是兩部在1986年相繼出版的民族志反思作品《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和《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而這兩部作品直面的人類學現實又是從20世紀80年代前后開始，直到現在還遠未結束的人類學界存在的一系列爭論和丑聞。比如，德里克·弗里曼試圖揭露瑪格麗特·米德在研究薩摩亞人青春期時的故作天真，為人類學制造惡作劇和尷尬而引發出的學術爭議；加納納思·奧貝塞克里批判馬歇爾·薩林斯在夏威夷群島上有關庫克船長被謀殺的敘述中的角色定位及引發出薩林斯的反駁問題；大衛·斯圖爾揭露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麗格伯塔·孟珠以自傳體方式寫出的紀實性作品《我，麗格伯塔·孟珠》的表述真實性問題；帕特里克·蒂爾尼對拿破侖·沙尼翁對原住民雅諾瑪瑪族所寫的民族志及所做的生物醫學研究，給雅諾瑪瑪族人所帶去的傷害的揭露和批判。因此，可以說西方人類學界掀起的這股批判浪潮是中國大陸人類學界進行民族志反思之源。當然，中國學界除了對于引發這股熱潮的兩部反思作品進行翻譯引介之外，學界也興起了一股對于西方民族志作品翻譯出版的熱潮。翻譯外國經典民族志名著本身就是一項研究，而且是研究中最為基礎的部分。2006年以來，《象征之林：恩登布人儀式散論》《緬甸高地諸政治體系——對克欽社會結構的一項研究》《阿贊德人的巫術、神諭與魔法》《潔凈與危險》《烏鴉印度安人》《制造同意》《獻給祖先的豬》等一系列經典民族志的翻譯出版，也為大陸民族志反思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堅實基礎。

在2006年以前，學界對于民族志批判與反思的成果不多，鮮見的成果基本集中在由高丙中主持的《思想戰線》專欄“民族志經驗研究”欄目中，其研究主題主要是關注對象的知識生產到自我的知識生產的轉向。本研究產生了不同主題的六篇論文，形成了高丙中所說的一個范式的六種嘗試。[3 ] 可以說這次經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中國民族志經驗反思的先河。而在此之前，高丙中還從馬林諾夫斯基倡導的科學民族志入手，指出學界關注馬林諾夫斯基的民族志文本和其田野調查真實間的關系，無非就是去反思科學民族志的相關問題，以此來指導今天的民族志書寫。[4 ] 總之，在民族志研究的相關學術背景、研究基礎上，有關民族志理論批判與反思的研究成果，近十年來在中國大陸不斷涌現，這極大地豐富和深化了學界對于民族志的相關研究。

在對民族志真實性的批判與反思上，陳慶德等認為民族志真實問題本質上是認識論問題。民族志在認識論上遇到的各種復雜關系，告訴我們只有在不同文本敘事的理論假設追問中，在民族志作者不斷追求、批判與反思中，民族志文本真實敘事才能達到。[5 ] 彭兆榮認為民族志的“真實性”歷來就是民族志研究的核心問題。他通過“經”和“緯”的方式去回答了民族志反映歷史真實性、不同時期民族志反映真實性的特點以及民族志在不同語境下的真實性樣態三個問題。[6 ] 他說道：“對民族志敘事和‘寫文化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超越了某一種表述方式，甚至超越了某一個學科的樊籬和學科所遵循的原則范疇，而成為對敘事范式的認知與厘清?！盵7 ] 針對不同的時期和民族志傳統，彭兆榮認為應該有不同的民族志表達方式。因此，民族志文本是建立在科學和文學基礎上的敘事。在其另外一篇文章中，他又通過對話式方式，從民族志修辭、范式等多方面去思考民族志的“真實性”和“主觀性”問題。[8 ] 劉珩則通過馬林諾夫斯基和康拉德這兩個民族志作者去比較文學文本和人類學民族志的“書寫”，認為反思人類學作者對于民族志書寫具有過于多愁善感的批判情節，指出任何對于文本的批判與反思必須建立在對經驗描述的基礎上。[9 ] 這就是說，對事實描述和求真意識始終是民族志的“生命線”。田甲丙從后現代民族志書寫的自反性入手，認為后現代民族志和傳統民族志真實性有所不同，有一種向文學領域真實性靠攏的可能性。[10 ] 而楊磊在《民族志合法性爭奪》一文中也表達了由于對于文本的合法性爭奪，使得民族志真實性觀念發生了變化，后現代民族志有轉向文學民族志化趨向。[11 ] 陳興貴認為田野、他者和文本是構成了民族志三大重要因素，直接影響著民族志的真實性。因而，他指出民族志的真實性取決于研究者本身的素養，而且應該把民族志看成是研究者的一次體驗，不要過于糾纏民族志內容和研究者行為之間的一致性。[12 ] 李銀兵在《對民族志品質問題的反思》一文中指出，學界對科學民族志的探索經歷了三次反思。面對第三次反思，他提出了民族志科學的標準，即“硬核”與“保護帶”連接起來的書寫范式。[13 ] 在《批判與反思——民族志求真歷程分析》一文中，他對業余民族志、科學民族志及后現代民族志三個階段的民族志真實性問題進行了縱向梳理，認為民族志求真是隨著時代進步而在不斷進步。[14 ]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又從民族志危機入手，探析了民族志書寫危機出現的緣由和實質，指出現階段人類學界建構新的民族志書寫過程中呈現出的矛盾態勢，最后認為實踐民族志是民族志求真至善的應有范式、公共人類學則是民族志書寫價值的應該路徑。[15 ] 總之，在民族志真實性問題上，王銘銘認為當代民族志經歷了傳統本體論對真實客觀性的追求，到辨析認識者的知識之本質，最后發展到了今天新的本體論階段。這個階段既要關注“對象世界的客觀化”，又要重視這種客觀化背后的倫理價值。[16 ]

除了民族志真實性問題受到學界重視之外，在對民族志批評與反思過程中，民族志的價值性問題也引起了學界的思考。近十年來，學界直接論述民族志價值相關的文章不多，涉及范圍也較為狹小，主要關注民族志書寫過程中展現的倫理價值和把民族志書寫作為一種方法所應具有的人文關懷。李銀兵認為民族志的人性化經歷了業余民族志的非人性化、科學民族志的準人性化及后現代民族志的人性化的過程，這充分體現了民族志的人性化不僅是哲學人類學的問題，也是文化人類學基本理念問題。[17 ] 朱靖江從“土著影像”與后殖民時代的視角入手去分析“納瓦霍人電影計劃”，指出影像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文化殖民霸權，進而使影視人類學這一邊緣學科在一定意義上擁有了“學術正當性”。[18 ] 羅紅光指出當代中國影像民族志的思想性、科學性及倫理性，共同搭起了鏡頭兩端主體的公共平臺。民族志倫理關懷主要是指認識論上的基本立場，是其在草根性和人民性上的體現。[19 ] 周大鳴等認為，21世紀，人類學應該更加關注學科的公共意識和公共責任，來實現學科對公眾的公共關懷。因此，他們呼吁建立一門公共人類學的學科，并把其和中國文化及實踐有機結合起來。[20 ] 無獨有偶，李家駒從當代公共人類學應用實踐入手，探析了人類學回歸到對人類的人文和社會關懷上、從公眾中來到公眾去的知識生產過程為中國人類學實踐提供了新的思路。[21 ] 同時，在民族志價值取向上，有學者還提出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建構。文章指出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是把實踐民族志和歷史民族志相統一的科學民族志，它能超越意識形態紛爭，能為民族志求真和政治文化多元化服務，是探索人類和諧發展的創新途經。[22 ] 以上幾位作者都從人類學的公共性和公正性視角入手，去關注人類學知識生產及其價值相關問題，這和理解民族志書寫價值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此外，也有極少數學者關注民族志作為一種方法對其他學科和社會發展所起到的作用。比如，蔣穎榮認為民族倫理學囿于一般倫理學的框架，很難顯示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優勢和特點。要建構與民族倫理學相匹配的方法體系，則需引入民族志方法，給民族倫理學的研究帶去方法論上的變革。[23 ] 而徐黎麗等則認為民族志對于中國社會來說，至少存在五個方面的價值：“基層視野不可或缺；通過文本記錄中國基層各族民眾生活的地方性知識體系并保護傳承下去；反映中國當代基層各族民眾生活的困難及困難中隱藏的問題；比較分析國內、國外民族志個案和理論觀點，形成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將對策不斷提升為適應中國國情的民族理論?！盵24 ]

基于時代特征、代表人物、理論源流及現實訴求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筆者認為中國大陸近十年來針對民族志書寫所進行的批判與反思，基本上圍繞著民族志書寫的兩個關鍵點——真實性和價值性而進行。也就是說，大陸學者主要是從理論層面去探尋民族志求真至善的方法和路徑。在民族志真實性的相關研究上，大多數研究看到了真實性在民族志書寫中的基礎性作用，但很多學者也指出，民族志真實性問題是個十分復雜的系統問題，因而學界應結合民族志書寫的時代背景、文本范式及復雜場域等多方面因素去考慮民族志的真實性問題。同時，不少學者結合民族志歷史和現實，提出了民族志達致真實性的路徑和方法。這些觀點都是十分可取的，對于確定民族志書寫的基礎和本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在對民族志書寫的價值研究上，更多的學者在對傳統民族志書寫上展示出來的西方文化殖民霸權、西方中心及主觀主義等價值取向進行無情批判的同時，則更多地在關注民族志書寫的當代價值及其價值實現問題。人民性、公共性、公眾性、平等性、人文性等成了當代人類學和民族志的價值訴求，而實現這些價值的范式和方法在于公共人類學的建立的主張也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同。

二、操作層面：對民族志書寫方法的多維探索

美國人類學家赫茲菲爾德把“人類學清晰地界定為理論的實踐” [25 ]25，而中國學者莊孔韶則認為“人類學研究的基本屬性是實踐”[26 ]252。實踐的理論和理論的實踐，本身就是人類學的應有之義。近十年來，學界不僅在哲學層面上對民族志書寫進行了諸多批判與反思，也在理論實踐上對于求真至善民族志建構作了諸多探索，從操作層面上為民族志書寫打下了堅實基礎。

由于馬林諾夫斯基創設的科學民族志研究范式受到了學界的廣泛質疑，因而在反思人類學大背景下，國內外出現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民族志作品。借助西方這股民族志反思熱潮和國內外相關民族志作品，大陸學者在近十年來提出了諸多的民族志書寫范式。朱炳祥在對科學民族志、解釋民族志及后現代民族志進行分析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主體民族志這一新的民族志范式。他認為主體民族志的提出，不是用一種范式取代另一種范式，而是對所有范式意義的根本性顛覆，能充分表達對不同民族志主體和作品的相對真理性的認可。[27 ] 后來，朱炳祥接連在《民族研究》上發表了三篇有關主體民族志的文章，特別是在一篇反映大理白族宗教信仰“裸呈”的文章中，他把個案和主體民族志主張有機結合，彰顯了三重主體思想，以此去消解民族志書寫危機。[28 ] 朱靖江、羅紅光、鄧啟耀等學者提出影像民族志，并結合民族志作品及相關案例對其進行了較為深入地探析。比如，鄧啟耀以對白族村落影像視覺為出發點，很好地看到了影像民族志理論在實施中應該注意到的文化節點，進而把影像民族志推進了一大步。[29 ] 張連海認為隨著知覺現象學的發展，身體研究已從身體觀研究轉向了身體感研究。感官人類學不僅涉及身體觀，更是一種重要的方法論。因此，他從感官人類學的起點、基礎、實踐及表征等幾個方面，對感官民族志進行了較為詳細地論說。[30 ] 蔣逸民把自我民族志作為質性研究的一種新的方法，首先在學界提出來。他認為自我民族志是把自我和文化相聯系起來的自傳式個人敘事，是個人和自我問題研究的首選工具。他看到了這種民族志范式的優點，但也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31 ] 趙旭東從社會學研究已經從視角聚焦轉向線索追溯入手，在比較兩種民族志范式的異同中認為，線索民族志把人和物結合，是一種自我提升的民族志覺悟，是一種新的民族志敘事范式。[32 ] 民族志本質上就是書寫的產物，這種書寫必須建立在充分的田野調查基礎上。因而，在民族志書寫過程中，田野與書寫、主體與客體、大傳統與小傳統等各種關系交織，因而解決好民族志書寫中的各種關系，也是學界關注的焦點。王銘銘從民族志的詞源入手，認為最好把“文化”認為是一種人文關系的總體狀態。相應地，對民族志書寫及其民族志作者而言，只有在人與世界的關系之下才能覺知自我，回歸自我。[33 ] 正如王銘銘所說的那樣，“自己想做的是一種‘關系的民族志，而不是整體的民族志和后現代民族志。我認為，要造就一種真正現實的人類學，我們的民族志研究要更注重對關系的研究，這個意義上的‘關系絕非本土民俗中的‘關系，而是一種結合了主位觀和客位觀、民族志與民族學方法的論述?！P系可以從內外關系、上下關系、左右關系及前后關系去看”[34 ]379-380。李銀兵則從民族志內部存在的三對主要關系：主體與客體、范式的一與多、民族志歷史與現實價值訴求，對王銘銘提出的關系民族志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35 ]并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民族志本身就兼具田野調查和民族志書寫于一體，其本質特征在于把握好民族志實踐過程中的主體和客體的關系問題。實踐不僅具有彌合兩者關系的屬性，而且也能體現人類學的特點。因此，學界應該建立一種實踐民族志的書寫范式，去應對當前的民族志表述危機。[36 ] 此外，學界還提出了諸如體性民族志、在線民族志、建制民族志、虛擬民族志、多點民族志等民族志書寫范式。

自從庫恩首提“范式”以來，范式一直就是作為一種方法、一種理論在使用。但民族志方法除了范式之外，還有其他更為豐富和具體的意義。近十年來，學界除了對民族志范式進行不斷探索之外，還針對民族志書寫危機提出了許多細致而極具操作意義的方法。

首先，學者關注民族志的中國方法。何星亮從民族志發展歷程入手，重點去關懷中國特色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他指出，“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應該從如下幾方面進行：一是主位研究與客位研究相結合，二是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相結合，三是科學研究范式和人文學研究范式相結合，四是歷時性研究范式、共時性研究范式和互動性研究范式相結合，形成新的研究范式”[37 ] 。蔡華基于自己的田野經驗，從實踐和認識論兩個維度與克利福德在“民族志作者能否認識異文化”問題上展開對話，得出只要民族志方法使用得當，民族志可以成為科學，民族志作者能夠認識異文化。[38 ]

其次，主張民族志文學化趨向明顯。在西方反思人類學的刺激下，大陸學界對民族志書寫文學化趨向的研究興起。彭兆榮、徐新建、楊利慧、王杰文、劉珩等學者在此方面都進行過研究。他們要表達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民族志是科學和詩學、人類學和文學、真實和虛構、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等辯證統一關系組成的產物。比如，李立認為民族志可以采用小說敘事和人物塑造來表達主體的人文事實、心里事實及內心意義等。[39 ] 而王倩更是大膽地認為“自人類學誕生的那一刻開始，民族志就是一種文學式的敘述，而不是科學的書寫。不論是英美人類學還是法國人類學，幾乎所有的人類學寫作都是一種建構他者文化與自我文化的雙重行為，因此民族志書寫在本質上是文學的而不是科學的”[40 ] 。

再次，在不同類型個案中思考民族志方法。大陸學者除了對民族志方法進行總體把握之外，還積極地參與到民族志方法具體運用的研究中。分析涉及的個案不僅包括外國民族志作者和作品，也有把中國某個區域的某個方面和某個研究領域作為個案的情形。比如，高丙中對《納文》和《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十分推崇，原因在于這兩部作品都不是傳統民族志作品。在方法論上，兩部作品都以反思的方法看到了民族志作者的田野經歷和心靈的磨煉。高丙中甚至認為貝森特的《納文》“把人類學家的民族志寫作過程當作描述的對象，民族志作為學術研究的方法能夠達到的可能性推到了新的高峰，在完整的知識生產過程中說明民族志研究的心智條件”[41 ] 。張連海通過對馬林諾夫斯基三次民族志實踐經歷，去論述現實民族志方法的源起。他認為是理論背景的延續、實踐過程的“遭遇”及對象特殊性等因素，促使了馬林諾夫斯基改變田野作業方法，進而形成了田野和理論相結合的現實民族志方法。[42 ] 張麗梅等認為田野中的主客體關系始終是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征。真正的民族志要有主客互動、切實倫理要求，不存在“走近歷史田野”，也沒有“歷史民族志”之說。[43 ] 龍曉燕把中國西南不同時期書寫的傣族民族志作為分析文本，認為民族志發展歷史在傣族民族志研究中都有所體現。在此基礎上，她對傣族民族志進行了辯證認識，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進而豐富了人們對于民族志方法的認識。[44 ] 朱高艷等看到了民族志方法在科學知識建構中的運用作用，同時也分析了民族志方法在科學知識建構論下的合法性、建構性及動力性難題。[45 ] 此外，大陸學界還從宗教、經濟、邊疆等視野入手，分析民族志方法在其中的運用性及面臨的困難等。

總之，近十年來，學界在民族志書寫方法上做了諸多探索，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績，產生了十分巨大的學術效應。比如，通過參與民族志相關問題的探析，使中國人類學研究在理論和實踐層面上得到了促進；使大陸學者融入世界人類學學術議題之中，提升了中國人類學的國際地位；為后續中國人類學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和研究方法等。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這些民族志方法引領下的中國人類學，未來必將得到長足進步。

三、視野范圍：對民族志書寫外延的不斷拓展

隨著民族志書寫范圍和視野的擴大，人類學這門兼具理論和實踐的基礎學科的基礎地位得到了進一步夯實。具體來說，近十年來，中國大陸學者在海外民族志、民族志書寫類型及書寫領域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成就。

中國大陸的海外民族志從無到有，研究在理論和實踐層面上都得到了發展。在理論層面上，諸多學者充分認識到研究海外民族志的意義，因而在海外民族志概念解析、海外民族志與世界社會關系、海外民族志發展態勢以及海外民族志方法上都有所涉及。2013年，在北京召開的第二屆海外民族志工作坊上，來自全國的知名學者對中國開展海外民族志進行了多維視角探析，最后形成了一些共識。比如，王延中認為開展海外民族志勢在必行，且民族志要有中國特色，要大力支持海外民族志研究等。[46 ] 又如高丙中從海外民族志與世界性關系入手，分析了中國特色的“海外民族志”概念，指明了“世界性社會”是海外民族志的支持性概念，海外民族志的研究目的在于在“世界人類學群”中確定自己的位置。[47 ] 再如包智明認為海外民族志是相對于中國人類學而言的中國特色的說法，隨著21世紀初一大批成果在中國的出現，海外民族志已經成為中國人類學研究的新常態。[48 ] 劉明則通過回顧20世紀上半葉中國海外民族志相關成果，進一步去討論中國21世紀初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必要性。他認為“海外民族志也是時代發展的訴求，具有在學科建設和學術對話等方面的理論意義以及為國際關系和經濟發展等思想領域提供人類學維度思考的現實意義”[49 ] 。劉朝暉和楊春宇分別從海外民族志田野調查與文本表述[50 ] 、海外民族志田野中的“越界”現象[51 ] 進行分析，他們從不同的視角看到海外民族志在方法論上的特殊性，并在方法論上提出了應對海外民族志田野調查的措施。在實踐層面上，海外民族志研究范圍不斷擴大，有對美國人、法國人等發達國家群體及文化的研究，也有對東南亞華僑華人、邊疆跨境民族的研究，這些都大大拓展了中國民族志書寫空間。張金嶺、吳曉萍、李榮榮、黎相宜、楊春宇、周建新、周大鳴等學者分別在法國、美國、澳大利亞、德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進行過田野調查，取得了中國人類學對發達國家民族與地區研究的第一手資料。比如，周大鳴對柏林中國移民的生存現狀、移民目的、社會結構、移民政策等進行了細致調查，進而對移民和移民地管理提出了相應的對策。[52 ] 而在對東南亞國家的研究中，以云南、廣西的學者為主。何明、高志英、鄭一省、郝國強、龔浩群、段穎、吳曉黎等是其中的代表。比如，高志英通過對跨境民族緬甸傈僳族的研究，看到了地域認同、族群認同及國家認同間的強弱關系，并指出了調協跨境民族與當地社會關系的措施。[53 ] 海外民族志除了對發達國家和東南亞國家族群及其文化的研究之外，一部分學者研究范圍還涉及了非洲、中亞及俄羅斯一些地區的研究。比如，郭占峰對中非農業經濟體系的研究、鐘鳴對馬達加斯加伊麥利那人翻尸儀式調查、徐薇對非洲博茨瓦納葉伊人社會研究以及丁宏對北極民族志的考察等。[54 ]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丁宏對北極民族志的考察，是她長期以來對東干人、中亞五國民族文化研究的延續?？梢哉f她對海外民族志，特別是中亞、東北亞民族志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傊?，正如有學者指出，海外民族志的開展為我們收集海外第一手資料，豐富了文化類型；為學科提供了“他者”的個案和經驗事實；豐富了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的想象力。[54 ]

中國大陸民族志研究不僅在研究視野上得到了拓展，在研究范圍和類型上也得到了不斷加寬。中國以往的人類學研究主要側重于少數民族文化及社會的研究，人類學的研究范圍和民族學研究范圍是一致的。但近十年來，中國大陸人類學研究范圍和類型得到了不斷釋放。在民族志研究范圍上，學界在關注少數民族文化的同時，研究范圍開始觸及現代化建設中遇到的相關領域。相應地，一大批與都市發展、災害治理、疾病防御、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漢人社區等相關的民族志不斷涌現。比如，近幾年來，以周大鳴為核心的中山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在沿海各大城市廣泛開展都市人類學研究，形成了諸多的都市民族志作品，使得都市民族志雛形及研究范式開始浮出水面。楊小柳則認為整體觀的延續和拓展是都市民族志范式構建的方法論基礎，在多重整體觀下的都市民族志堅持了人類學研究旨趣，也具有與其他學科實踐的獨特性。[55 ] 又如，隨著中國災害人類學的發展，彭文斌、李永祥、劉志揚、楊志文、張曦等一大批學者在災害定義、災害防御及應對、災害影響等方面進行了思考，出現了諸多以災害為主題的研究成果。張曦從災害表象入手去分析自然災害背后的多重關系，進而延展到對書寫災害表象和內在邏輯的災害民族志的分析。[56 ] 彭文斌在不斷翻譯引介國外災害人類學成果的同時，還對中國災害人類學研究進行了述評。他指出學界對于災害類型研究呈現多樣性，但系統的研究還是出在汶川大地震之后。災害人類學涉及面廣，因此研究應該從綜合性和多元化視角進行。[57 ] 總之，這些研究都對中國災害民族志的書寫起到了理論和實踐上的指導作用。

在民族志書寫類型上，隨著生態人類學、教育人類學、宗教人類學、旅游人類學、藝術人類學、歷史人類學等興起，中國大陸民族志也呈現出學科交叉的科際融合局面。這種局面既豐富了民族志內容，也大大奠定了人類學學科的基礎性地位。比如，莊孔韶通過對廣西、云南不同地區生態環境治理的個案描述，說明了地方性知識對于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和有效性。[58 ] 王建新指出“宗教民族志研究的成長是國內宗教研究縱深拓展的標志，對中國宗教理論的建構、國內相關領域的國際接軌以及對策應用研究都有重大的推進作用”[59 ] 。張佩國把人類學研究觸角深入去對明清時期徽州的風水和墳業關系研究中，指出自清朝光緒十八年開始，風水和墳業形成了一個實踐整體，而以往的風水象征和社會史都難以做出明確的解釋。[60 ]

從以上論述和案例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和以往相比，近十年來中國大陸民族志在研究視野、范圍及類型上都有了質的飛越。但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隨著民族志書寫視野、范圍和類型的不斷增大，民族志實踐中也會隨之出現一些問題。比如，海外民族志的經費來源、田野時間；公共人類學與民族志地方性知識間的關系處理；民族志書寫和一般書寫的區別和聯系等。但不管如何，我們相信民族志在范圍、視野上的拓展，這對民族志書寫和人類學學科發展來說，絕對是一件好事。

四、困難與突破：存在的問題與研究展望

毋庸置疑，從人類學學科發展史去看，近十年可以說是人類學學科在中國大陸發展繁榮的階段，民族志研究也如沐浴春風，研究勢頭喜人，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民族志研究進一步發展中可能遇到的困難。

首先，民族志書寫有被泛化、神化及丑化的危險。如今，人類學在中國大陸成了一門顯學，其獨特的田野調查方法和民族志書寫給其他學科和相關領域的學者帶去了一些新的研究觀點、方法和視角，但也存在其他學科和人類學學科雜糅在一起，進而泛化、神化、丑化民族志書寫的危險。比如，很多學者沒有一點人類學學科基礎，但是在其研究成果中，紛紛打上“人類學”“民族志”字眼，如此魚目混珠，則會消解民族志書寫的真正本質；還有一些學者力圖把人類學變成一門通識學科，因而建議淡化人類學學科意識。筆者認為這不僅會銷蝕人類學學科特點，甚至會導致人類學這門學科的滅亡；還有的學者認為人類學學科是殖民侵略的產物，是為殖民利益服務的，因此，他們認為這門學科和現代社會發展是格格不入的。面對這種情形，筆者認為人類學學科和民族志是不可分割的共同體，任何對于人類學學科泛化、神化、丑化的觀點，都會直接給民族志書寫帶來困難。

其次，民族志范式雜糅現象嚴重。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學者提出的民族志書寫范式不下十種，諸如主體民族志、影像民族志、關系民族志、自我民族志、實踐民族志等等。面對著如此眾多的范式現象，學界應該進一步去關注不同范式及范式與民族志方法間關系。既要看到范式間的區別，也要看到范式間的聯系；既要把握范式的體系化特點，又要看到一般民族志方法的優點等。在對范式的辯證認識上，真正做到去偽存真、去粗取精，進而提取一個讓學界得以共識的民族志范式來，以達于民族志書寫的正規化、標準化及專業化。不然，范式多元化、雜糅化的后果則會使民族志書寫抽象化、膚淺化、復雜化等問題出現。

再次，民族志書寫根基不穩不深現象嚴重。一般來說，民族志本質上是“寫”文化，而在“寫”文化過程中就會涉及一系列相關問題，比如：為什么寫？怎么寫？寫什么？寫后有啥效果？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解決，本身就對民族志作者的學科素質和素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眾所周知，人類學學科作為外來舶來品，在中國社會的發展歷程就那么短短幾十年，甚至還由于特殊原因，使得學科建設曾一度被中斷。再加上中國社會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解決吃飯溫飽問題才是首當其沖的頭等大事，這就使得以研究人文、社會見長的人類學難以發揮其應有的潛力。同時，學科自身建設的不完善，師資水平、就業環境、培養方案等都是制約人類學學科發展的桎梏。這一切原因直接導致的后果則是民族志書寫者在諸多方面的不足，比如：對理論的把握不全不深、學科基礎和意識單薄、田野調查時間難以得到保證、多學科研究能力欠缺等。雖然今天人類學學科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可，但制約人類學學科發展的困難還存在，還在影響著民族志書寫的根基，且民族志書寫根基不穩不深現象還十分嚴重。

針對在民族志書寫中存在的上述問題，筆者認為應該從如下方面入手去加強民族志研究。

首先，強化民族志書寫的標準意識。對于人類學和民族志書寫來說，諸多的學者提出了諸多的原則和標準，但筆者認為民族志書寫主要與田野調查、文化整體、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評、比較法等因素有關。只要真正做到把田野調查作為書寫基礎和前提、把文化整體（整體觀）作為書寫內容、把文化描述（求真）和文化批評（求善）作為書寫目標及把文化比較作為推動書寫進步的動力，一個求真至善的民族志才會成為可能。同時，在民族志書寫的標準意識中，要充分認識庫恩“范式”理論的先導作用，進而去分析民族志書寫中哪些部分屬于必須存在的“硬核”要素，哪些部分屬于起著輔助作用的“保護帶”成分。這樣，“硬核”和“保護帶”相結合，既能堅持民族志書寫的一般標準，也能彰顯民族志書寫的靈活性。原則性和靈動性相結合，才能不斷推動民族志書寫的進一步發展。

其次，強化民族志書寫的創新意識。中國人類學學科要得到發展，必須要走一條不斷創新發展之路，因此創新是人類學發展的不竭動力。近十年來，中國大陸人類學界還在走模仿西方人類學的老路，相關成果表現為：在理論上，大陸學者大多采取對西方理論進行闡釋、對西方理論的翻譯引薦、簡單粗暴地對西方理論進行批判等方式來“繼承”和“延續”西方人類學理論，而沒有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類學理論，這直接導致大陸民族志書寫的理論創新動力不足。在方法上，以采用人類學傳統方法去開展田野調查，進而借鑒西方民族志書寫方式進行書寫的學者為多，大陸學者還沒有通過借助中國深厚的歷史和文化底蘊，在方法論上去開辟中國特色的民族志書寫方法。在觀點上，大陸民族志書寫還沒充分體現中國道路、中國精神及中國力量的威力，還沒很好地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性和優越性，因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民族志書寫中還未被廣泛宣揚和吸納。因此，中國大陸民族志書寫應該進一步強化創新意識，建構起極具中國特色的民族志書寫方式。

再次，要強化民族志書寫的應用意識。民族志書寫的目的不僅僅是認識文化、保存文化，在更高意義上說，其目標在于保護文化，進而達到尊重人、理解人，使人和社會在和諧文化中得到發展。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盵61 ]因此，民族志作為人類認識世界的產物，應該加強其自身改變世界的功能。也就是說，應該強化民族志書寫的應用意識，把民族志智慧運用到譬如艾滋病、貧困、災害、教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去。具體而言，民族志文本應該在全面真實把握地方性知識的基礎上，固守民本意識，為解除人們疾苦、促進人類發展提供更多更好更有效的理論基礎、智力支持、精神動力和行動指南。只有這樣，民族志書寫才能真正促進應用人類學和人類學應用的不斷進步。當前中國建設最大的實際是處于并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明顯的主題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而民族志書寫的應用意識只有和這兩個當前中國最大的“實際”結合起來，才能最大化地強化中國民族志書寫的應用意識，即中國民族志書寫應用意識的最大化。

總之，近十年來，中國大陸民族志研究視野開闊、方法多樣、成果豐富，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績，但在取得成績的背后，我們也要看到民族志書寫中存在的“三化”危險、范式雜糅及根基不穩等不足。因此，今后學界應該加強對民族志書寫的標準意識、創新意識和應用意識的研究。當然，最為重要的是要把這些意識用在田野調查中，去加強和彰顯田野調查在民族志書寫中的基礎作用。我們始終相信“關于一個復雜的、有問題的、局部的民族志的圖景，難道不可以導向寫作和閱讀的更精妙更具體的方式、導向互動和歷史性的文化新概念，而不是對民族志的放棄？”[62 ] ?！懊褡逯静缓唵问恰镆?，也不是簡單的‘寫作，而指人類學基礎研究的過程之整體”[34 ]376 。民族志研究不僅必要，而且可能，因而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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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of anthropology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ethnographic research also achieved rapid advancement，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light of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philosophically，paradigmatic explorations practically，mixed integrations methodologically. However，problems such as overextensions，hybrid paradigms and superficial scholarship also existed in ethnographic writings at the same time. Thus，the future ethnography researches in mainland China requires to strengthen its consciousness of standard，originality and applic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fieldwork towards it.

Keywords：mainland China；ethnography；anthropology

〔責任編輯：付廣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