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之推的政治文化倫理思想述論

洪衛中

顏之推(531—590？年)，字介，名之推，祖籍山東瑯琊(今山東臨沂)人，生活于南北朝后期。他出生于梁末世代以儒學傳家的士大夫家族，一生歷仕梁、西魏、北齊、北周和隋五個政權。相比于同時期其他士人來說，顏之推有更多的政治經歷和社會閱歷，這使他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政治文化倫理思想，即以儒為本又不失因時變化，而因時變化中又始終以漢為尊、以儒為本。目前，學界雖對顏之推和《顏氏家訓》的家庭倫理思想做了不少研究，但對顏之推政治文化倫理思想卻涉及不多。*目前，對顏之推或《顏氏家訓》家庭倫理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賴井洋：《顏之推家教倫理思想探析》，載《現代哲學》1997年第4期；張學智：《〈顏氏家訓〉與現代家庭倫理》，載《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2期；王東生：《〈顏氏家訓〉倫理思想解析》，載《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08年第8期；詹祥粉：《〈顏氏家訓〉倫理思想的特征及其現代意義》，載《重慶社會科學》2009年第1期等。此外，一些碩士畢業論文對此也作出了探討，如袁時萍：《〈顏氏家訓〉倫理思想及其現代價值》，西南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蘇芳：《〈顏氏家訓〉及其倫理內涵初探》，上海師范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等，不過，這些研究成果中對顏之推的政治文化倫理思想基本上都未曾涉及，因而也就談不上具體研究了。而顏之推的政治文化倫理思想不僅承載著中古士大夫的為官思想和原則，也反映出他們亂世之下對政治和文化的取舍，因而對此進行研究不僅可以更好地揭示出中古士人的精神狀態，對今天為官者也有極大的啟示意義。筆者不敏，試對此進行探討，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教。

一、新的忠君理念

顏之推一生歷仕四朝，卻仕宦不墜，為此他頗為沾沾自喜，說道：“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顏氏家訓·省事》)事實上，顏之推所以能仕宦不墜而無憂并非僅僅因為他沒有與時人論身份，還在于或主要在于他因時形成了一種新的忠君理念。

第一，忠君即盡職。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更迭頻繁，士人往往朝為秦臣、暮為楚官，因此于他們而言，很難對一個政權踐行忠節。在新舊政權嬗替時，他們中不少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多助新代舊，唯博新歡，不念舊恩。在這樣一種行為和意識不斷累積疊加下，士人自然對“忠”的觀念愈加淡薄，指望士大夫對某個政權貢獻節操只能是一種奢望，何況因篡奪而稱帝的新政權統治者也并不希望士大夫表現出對舊朝的貞節行為。如齊武帝蕭賾：“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南齊書·王智深傳》)不難看出，蕭賾對袁粲因反對蕭道成奪劉宋天下守節而死是非常反感的。隨后的梁武帝心態如出一轍，在得知顏見遠殉節蕭和帝時也說：“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于此也?！?《梁書·顏協傳》)統治者的這種思想不但加劇了士大夫淡漠政治倫理的意識，也使他們視本為安身立命的儒家道德倫理為現實利益工具，從而這時期士人在舊朝滅亡后立即轉仕新朝也就被認為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甚至被看作是一種識大體行為。如梁時蕭子顯就認為：“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己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南齊書·王儉傳》)在他看來，朝廷和帝王并非只對己一人施恩，要求對一家一姓帝王盡忠不僅是帝王思想的荒謬，更是世間人們認識的荒謬。這種思想可以說是魏晉以降大多數士人的一種政治倫理意識。

不過，出生于儒學傳家、先祖顏見遠又以身殉節蕭齊的顏氏家族，顏之推在經歷南北不同民族政權和社會后，反而堅持認為作為士大夫應該忠君。在《顏氏家訓·勉學》中他說：“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痹谂u世人知行不一，言過其實，不能履行忠、孝時，顏之推不但鮮明地表現出忠的思想，而且為了忠、孝他甚至還主張可以不惜犧牲生命以全家、濟國。所謂：“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養生》)在魏晉南北朝政權頻繁更迭、士人多為茍惜性命而罔顧忠節和是非的環境里，顏之推能有這樣忠貞不二的思想無疑難能可貴，應當說他的這種思想正是對兩漢以來士人所強調和追求的“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茍就，害不茍去，唯義所在”?！肮矢感种颊\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漢書·賈誼傳》)忠的理念及行為的認可和繼承，也是對其祖父顏見遠忠節思想的認可和繼承。然而面對西魏的入侵、江陵政權的滅亡，雖有以性命殉梁政權者，顏之推卻并沒有這樣去做，而是選擇了和大多數江陵政權王公大臣一樣行為：寧愿被俘關中也不殉節蕭梁?？梢?，顏之推所說的“泯軀而濟國”實際上只是要求別人那樣去做而非針對自己。

不過，若由此說顏之推但有忠君意識而沒有忠君行為又是不符合實際的。只不過從他一生言行來看，他的忠君主要表現在盡職、擔當、誠諫和見危授命上。一如他在《顏氏家訓·勉學》中所說：“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于行耳……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边@也就是說，作為士人，不論臣仕哪個朝廷，只要忠于職守，對朝廷做出有益貢獻，向帝王提出有益于國家發展的建議，在危難之際能見危授命等，此即是忠君。顏之推身仕四朝，無論如何都算不了不貳之臣，更不符合先秦“事君不貳是為臣”(《國語·晉語四》)的理念，因而他的這種忠君說法很大程度上實是為自己行為的一種辯解。然而從魏晉南北朝政治現實來考慮，他的這種思想又是極符合現實者。作為士大夫和顏氏家族的后人，顏之推始終有一種履行顏氏家風的正道立身之氣節追求，他不愿庸庸碌碌茍活，也不愿遺留罵名于世，所以才有如此之思想。事實上，他也真的這樣去做了。如北齊末，“權幸并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顏之推則適時“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隋書·食貨志》)；在北周滅北齊之際，他又是先“因宦者侍中鄧長颙進奔陳之策，仍勸募吳士千余人以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北齊書·顏之推傳》)，后又臨危擔當北齊平原太守鎮河津以為后主南奔做準備，此可謂見危授命，盡力效之也。

可見，顏之推的忠君理念并非完全先秦儒家的那種臣子忠于君主、不貳其心的忠的思想*參見羅江文：《由古文字談儒家忠孝觀》，載《孔學研究》1999年第1期。，而是亂世下因時形成的一種新的士人忠君理念。

第二，仕新朝不言舊君之過。

自先秦以來到兩漢，人們對君臣關系的認識雖然幾經變化*如王國良認為，在西周初、中期到春秋初期，君臣關系表現為三個特點：“臣子對君主只能從一而終，不能叛離或另事新主”；“君辱臣死”；“君主被殺，大臣須討伐逆賊，否則便是與弒君者同謀”。但到春秋時孔子則提出“以道事君”的思想；戰國時孟子在繼承了孔子思想基礎上“對君主權力的合法性進行了探討”，而荀子則認為“天下為公”。參見王國良著：《從忠君到天下為公——儒家君臣關系的演變》，載《孔子研究》2000年第5期。，但總體上還是以周禮中尊君尊王思想為圭臬，因此《春秋》中不但顯明尊王思想，還積極倡導“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公羊傳注疏·閔公元年》)，而且這種避諱并非單單只是對尊者、賢者、親者的名、字避諱，還包括對他們尤其是君王所做的某些非道德行為的隱諱不書；不僅對健在者避諱，更對逝去者避諱。而且“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史通·曲筆》)，一如張舜徽所論：“古者事涉君親，必多隱諱，此歷朝所以無信史也?！埵律婢?，必為隱諱。則君主之祖先、子嗣、戚姻，以及權柄之貴臣，皆在所必諱?！?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9～80頁。而就避君諱而言，其實質則是要體現和表明對君主的敬重。

東漢末軍閥割據稱雄以及魏晉南北朝政權頻繁更迭帶來了諸多士人臣仕兩個以上君主的事實，即便如此，于一般士人而言，臣仕新君也不非毀舊君，這也是儒家政治倫理思想的內在要求。亂世之下的顏之推秉承了儒家這樣的倫理理念，對那些非毀舊主舊君者非但不以為然，還很反感，甚至給予批評。在《顏氏家訓·文章》中他說：“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制檄，則目紹為虵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庇终f：“自古文人，多陷輕??；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币虼?，顏之推雖屢仕新朝，對舊君卻一直頗為敬重，從不言其過，事涉舊君則多有隱諱。這表現在：一方面，提及舊君時都以其王號、帝號、年號等來代指，如“湘東王”“梁孝元”“梁武”“文宣”“后主”“太清”“承圣”“天?！薄拔涑伞钡?；另一方面，對涉及舊君不雅和不道德言行則絕少傳播和評說。不過，這其中又因顏之推有強烈的夷夏觀念*參見洪衛中：《后三國梁末北遷士人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234頁。，故而他對故梁帝王和北齊帝王的態度又不一樣。對故梁帝王如元帝蕭繹和武帝蕭衍等他幾乎沒有任何不當言論，更沒有怨言、辱沒性評論文字，在《顏氏家訓》和《觀我生賦》中涉及他們的記載也都是正面性文字，但對北齊幾個帝王他則多少給予了一點客觀評論和實錄。如“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沉溺縱恣，略無綱紀”(《顏氏家訓·慕賢》)，“武成奢侈，后宮御者數百人，食于水陸貢獻珍異，至乃厭飽，棄于廁中”(《北齊書·顏之推傳》)。不過這些也都是實事求是的客觀歷史記載，并不涉及他們的道德隱私。

相對于顏之推這種仕新朝仍尊舊君、為舊君諱的做法，同時代的名士庾信則稍欠了些倫理品行。在論及梁元帝蕭繹時，他在《哀江南賦》里雖一方面指出梁元帝政治上的某些不足，但另一方面也對蕭繹作出貶斥，文字中滿含怨氣、憤恨，甚至不乏人格侮辱。他說：“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于司隸，歸余風于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于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溠，搜乘巴渝。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符。荊門遭廩延之戮，夏口濫逵泉之誅。蔑因親以教愛，忍和樂于彎弧。既無謀于肉食，非所望于《論都》。未深思于五難，先自擅于二端。登陽城而避險，臥砥柱而求安。既言多而忌刻，實志勇而形殘。但坐觀于時變，本無情于急難?！?(北周)庾信：《庾子山集注》，(清)倪璠注，許逸民校點，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50頁。庾信的這種做法非但不合儒學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名士言行和應有品格，也背離了儒家的政治倫理道德。即如韓國學者也說：“作為士大夫，這么嚴厲地批評曾經自己服侍過的皇帝，而自己作為統治者的一員，這種行為也太過分了?！?[韓]樸漢濟：《南北朝末羈旅詩人庾信之軌跡——與顏之推的情況比較》，載《東南文化》1998年增刊第2期。

二、仕宦的基本操守

顏之推從十九歲“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功加鎮西墨曹參軍”(《北齊書·顏之推傳》)開始，在仕途上摸爬滾打四十多年。長期的政治生涯不但使他擁有老到的處世經驗，也使他形成并堅守最基本的仕宦操守。

一是“不費人君祿位”。魏晉南朝是士族政治，因而士族不但享有為官特權，“平流進取，坐致公卿”(《南齊書·王儉傳》)，在職位上也多表現出“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晉書·劉惔傳》)、“進仕者以茍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晉書·孝愍帝紀》)這樣一種從政態度，至于到梁世時士族中很大一部分幾乎成了“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陳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顏氏家訓·涉務》)這樣一種只關風月不管世事的群體。而國家還不得不為這樣一個群體每天支付著龐大的開支，從而浪費很大人力、物力和財力。相反，在北朝，雖然經過孝文帝太和改革，也產生了門閥士族，士族也獲得相應地位和擁有某些特權，但正如唐長孺先生所說，這些士族“至少并非居官而不任事”*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頁。。這種南北士族不同的政治生態讓有著南北不同仕宦經歷的顏之推更加傾向于北朝的政治生態格局和制度，因而在為政思想上他認為“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為主盡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顏氏家訓·誡兵》)。所以他主張朝廷之臣應具備“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之能力，文史之臣應能發揮“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之作用，軍旅之臣應具備“斷決有謀，強干習事”之變略，藩屏之臣應有“明練風俗，清白愛民”才干和節操，使命之臣應有“識變從宜，不辱君命”之聰慧，興造之臣應發揮“程功節費，開略有術”(《顏氏家訓·涉務》)之長處，只有這樣，才能算是忠君盡職，不費人君祿位。因此他認為，“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世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顏氏家訓·歸心》)。當然，顏之推也認為，“人性有長短”，不能求這六種能力和作用于一人之身，作為大臣“能守一職，便無愧耳”(《顏氏家訓·涉務》)。但盡職盡責、為國家多做貢獻、為百姓多做益事而不是居其位而不謀其政卻始終是顏之推“不費人君祿位”的政治追求，也是他仕宦為官的基本操守。

二是為官“守法度”。經歷南北、仕宦四朝使顏之推深刻認識到為官朝廷就必須遵紀守法、守規矩，否則，違法亂紀、逾規越矩、陽奉陰違就只能落下一個身敗名裂甚至命亡家破的結局。為此，在《省事》中他就上書言事論曰：“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游說之儔也?？偞怂耐?，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驘o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為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庇终f：“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略之大體，咸粃糠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采，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虮话l奸私，面相酬證，事途迥穴，翻懼愆尤；人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此乃僥幸之徒，不足與比肩也?！辈⒄f此皆“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為也”。不難看出，顏之推在這里雖只是就上書言事論及了它的不良后果，但他實質上要揭示的卻是政治上要遵行的一個重要原則：那就是為官須嚴“守法度”。

東晉南朝時期不僅是士族在政治上取得優先主政時期，也是強權豪門橫行時期，而與南朝相對峙的北朝雖然沒有經歷門閥士族控政格局，但社會上也普遍存在權貴恣肆、貪污暴虐現象，可以說不論是東晉南朝還是北朝都存在大量權貴不遵法度這一現象。而這種權貴不遵法度不僅主要表現在為官者不作為、墮政怠政或貪功冒進方面，也普遍表現在大肆貪污受賄上。故而，總結經驗和教訓后顏之推提出了為官須“守法度”之原則。在他看來，為官“守法度”就是：其一，安分做事，規矩做人。不能無事生非，不隨意諫議，不亂議是非，更不空言取利。否則，即使最初可能蒙獲升遷或賞賜，但最終總會陷入“不測之誅”。其二，為官須廉潔自守、不違法亂紀、不貪污受賄、不買官賣官，也不趨炎附勢。在《顏氏家訓·省事》中他說：“齊之季世，多以財貨托附外家，喧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為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殆，微染風塵，便乖肅正，坑阱殊深，瘡痏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后噬臍，亦復何及?！痹陬佒蒲劾?，依靠違法亂紀、貪污腐敗而買官賣官得到的一切雖然能讓個人和家庭榮耀一時，但終究會因違法而自食苦果，破家殆族。而且他還說：“須求趨競，不顧羞慚，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喧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認為依靠不顧羞恥地以巴結權貴、混淆視聽、揚人之過、夸己之功來跑官要官，實無異于強盜搶劫別人的食物來填飽肚子、偷取他人的衣服來取暖，明顯的就是一種損人利己、不勞而獲的行為?？梢?，不論為官朝廷還是為官一方，顏之推主張的都是清廉自守、清白做人。事實上，考察顏之推一生每個入仕轉折點，他也確實從沒有去巴結權貴、走關系、“論身分”，更不會去斂財，一如其說：“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等，信由天命?！?《顏氏家訓·省事》)除了盡職他就是靜等時機。其三，不僭越法律。晉南北朝時期權貴、游俠僭越法律、踐踏法紀而謀私利、遂私欲的現象屢有發生，一方面朝廷綱紀固然因此損毀，但另一方面這些踐踏法紀者往往被告發后也多被繩之以法。因此，對僭越法律者顏之推強烈反對。他說：“至如郭解之代人報仇，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于君親者，又不足恤焉?！?《省事》)“家世歸心”的顏之推重佛家因果，甚至將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和佛家的五禁教義相比類，認為“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就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顏氏家訓·歸心》)。因而他不僅反對殺生，也極為反對違背仁義等一切僭越法律的行為。

三、儒本漢尊的文化倫理

中國自上古三代到漢魏都是漢民族統治者主導的天下，周邊民族不是服從于漢文化統治的民族，也是或多或少受漢文化影響的民族，因此漢文化成為中國正統文化。不過，漢文化同時也是一個以漢民族文化為基礎和主體而不斷累積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發展起來的文化，它涵納了中國古代以來多民族的智慧和創造。在漢文化發展過程中，儒學又以其積極的奮斗精神、舍小我顧大我的品格、王道禮義思想以及家國同懷的情操等獲得了人們的認可，至于到兩漢時期統治者終選擇了它為政治、文化主導思想，儒學由此也成了漢文化主要代表，從此官學和私學傳播、研究的也都主要是儒家經典著作，而精通儒家經學也成為入仕參與政府管理以及取得爵祿一個最主要途徑，至于服膺儒教被看作是擁有較高文化身份的地位象征，從而以儒學為代表的漢文化也就成了中國古代文化的正統文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總體上呈現出衰微趨勢，這不僅使得法、墨、道這些先秦諸家學說在這時期競相馳騁，也使因時興起的道教、玄學和外來佛教文化思想得以大放異彩，從而使得這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又一個文化大交融大發展時期。不過，儒學畢竟在兩漢長達數百年統治里一直被奉為文化和思想圭臬，盡管這時期趨向衰微，但在社會意識形態上仍左右著人們思想和觀念。尤其面對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時，儒家思想如華夷有別或夷夏之別等觀念更是普遍作用于人們思想，因此不論漢民族統治者還是一般百姓，他們對當時周邊入主中原少數民族及其語言文化便多持排斥態度，而一直把漢文化和漢人的統治視為正統和正宗。魏晉南北朝這種政治、文化、思想意識深刻影響著人們生活，又由生活作用于人們思想，尤其對那些文化思想主要承載者士大夫來說其影響更為深遠，以致他們的政治、文化倫理思想多因此而有改變。生活在南北朝后期的顏之推正是這種政治文化現狀的承受者，由此他不僅在政治上形成了獨有的倫理思想，在文化上也形成了與時人既有共性又有差別的倫理思想。主要表現在：

其一，崇儒奉佛。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佛教傳播、發展、興盛時期，上至帝王貴族下至一般百姓，多對其頂禮膜拜，至于在南朝往往有士大夫舍宅為寺、捐物于廟者，如樂法才出任江夏太守，“因被帶，表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梁書·樂藹附子法才傳》)，到溉“初與弟洽共居一齋，洽卒后，便舍為寺”(《梁書·到溉傳》)，而北朝則于捐贈之外多現普遍刻碑造像者。*參見劉齊、張旭華：《北朝時期的佛教造像及其思想內涵》，載《開封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王景荃：《試論北朝佛教造像》，載《中原文物》2000年第6期。特別是到了南北朝后期，佛教的發展更被推向了極致。在南朝梁武帝不僅四次舍身同泰寺、多次召開無遮大會宣講佛法，還帶動臣下百姓普遍信佛。而在北朝，北齊文宣帝更是下詔廢道崇佛，舉國信奉佛陀。在南北這樣一種氤氳禮拜佛陀的環境下，顏之推于佛教，不但承繼家門而繼續信奉，還針對世人謗佛、誣佛、毀佛等言行在《家訓》中著《歸心》篇專來為佛教申辯，宣揚“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重累？”“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禳佉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并諄諄教導后人“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為來世津梁”。

不過，魏晉南北朝時儒學盡管趨衰，但朝廷選人用士依然把通曉經學作為一個主要方面，一如時人所說：“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梁書·賀琛傳》)而且在世家大族私學中儒學也被作為主要文化廣為傳播，有的甚至世代相習，沿為家學。顏氏身處其中，先祖又早列儒門，因而不但恪守儒學傳承，世傳《禮》《傳》，還嚴格遵行著儒家精神而立世。故而對顏之推而言，尊崇儒學不僅是尊祖和傳承顏氏家業、家風之舉，也極符合當時社會環境而為發展家族內在所必需。因此，顏之推不但以儒學入仕，也以傳播儒教為己任，所謂：“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郁而欲申?！?《北齊書·顏之推傳》)其言行之處無不宣揚儒家名教思想?？梢哉f，顏之推一生中儒學在其心中占有不可動搖的主導和主體地位，儒家思想是他為人處世最基本準則。因此，相比較而言，顏之推雖奉佛不輟，但“在現實生活中始終還是以儒家入世有為思想為精神皈依的”*洪衛中：《顏之推的佛教觀及其形成原因——兼論顏之推在儒、佛之間的價值取向》，載《法音》2013年第10期。，即以儒為本。

其二，尊漢文化拒鮮卑化。

自北魏建立以后，事實上整個北中國基本上都處于鮮卑族統治之下，盡管其間有過孝文帝比較深入的漢化改革，但其時間并不是很長，而且這種漢化成果經過后來的胡太后執政及河陰之變的摧殘大多喪失，因此某種角度上講，到北齊滅亡之前，北朝不僅處在鮮卑族統治時期，也基本上處在鮮卑文化強勢主導時期，某種程度上鮮卑文化已成為與漢文化在北中國并行的一種文化。因此，鮮卑語也成為這時期北朝統治下漢語之外的一種流行語言，時人習鮮卑語、染鮮卑化者也就頗多，在《隋書·經籍志》里甚至還載有幾種學習鮮卑語用書，如《鮮卑語》五卷、《鮮卑語》十卷、《鮮卑號令》一卷。而自小就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顏之推，雖然成人后于亂世中不得已由南入北歷仕北齊、北周政權，但在他心目中故國事實上只有梁朝，而且對固守“內諸夏而外夷狄”(《北齊書·顏之推傳》)的他而言，鮮卑文化不僅屬于夷狄文化，其語言和諸多習俗亦落后于漢文化。因而，盡管北齊社會有對鮮卑語及其文化、習俗的崇尚，但顏之推卻只遵行儒家文化、遵從漢民族習俗。為官北齊時期，他致力于成立文林館進行的也是漢文化典籍的修復、整理和創造，所以雖臣仕北齊并處在北齊鮮卑化較濃時代他卻沒有習染半點鮮卑文化，反而對學習鮮卑文化者多表現出鄙夷之態。一如他在《教子》中所說：“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釙r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為之?！薄安辉溉瓴転橹笨梢哉f就是顏之推尊漢學而反對學習鮮卑文化和胡化的思想表現。與北齊政權下努力學習鮮卑語的漢族士大夫“以投天隙”*劉盼遂：《顏氏家訓校箋》，載劉盼遂：《劉盼遂文集》，聶石樵校，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頁。的立世理念頗不相同，顏之推沒有順從流俗而是始終堅守著儒家文化為本、漢文化為正統的主導思想，這可以說是他文化上的一種鮮明倫理思想。

四、結語

魏晉南北朝時期顏氏家族是一個以儒學傳家立身的文化家族，在長期發展中儒家倫理思想漸演化為顏氏家族內在倫理思想，忠、孝、仁、義、禮、智、信被作為顏氏家族成員為人處世的言行規范和準則。出生于這樣一個家族，顏之推的政治文化倫理思想也就無法擺脫甚至偏離儒家倫理思想這一根本。不過，不同于父祖和顏氏先輩僅僅仕宦于漢民族所建立的單一政權、只遵行儒學一家之教，顏之推在南北朝后期由出仕蕭梁政權最后被迫先后臣仕北齊、北周、隋，并先后感受漢、鮮卑不同民族文化以及儒、佛、道、玄等不同文化思想對社會和政治帶來的影響，這使他的政治文化倫理思想不僅因時有所變化，也增加了一些新內容，如對忠的理解他就不再同于先祖顏見遠那樣執一，對節操的理解也異于往昔的不貳理念，故而他雖屢仕新朝卻忠君有行，儒學立身卻又崇信佛教，居官有為卻嚴“守法度”并始終堅持“不費人君祿位”之原則，雖仕鮮卑族政權并盡心為其服務卻內心始終以儒為本、以漢文化為尊而鄙夷和拒絕鮮卑化?？梢哉f，顏之推的政治文化倫理思想在對儒家倫理繼承中既有因時之變，卻又不離儒家倫理思想之根本，體現出了一種儒本、時變與漢尊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