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與展望：《萬國公報》研究述評

米斯琪

河北大學歷史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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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萬國公報》研究述評

米斯琪

河北大學歷史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萬國公報》作為晚清影響頗廣的傳教士報刊，內容涵蓋政治、經濟、教育、科技等方面，是一份內容豐富的史料。一直以來，學界都有對《萬國公報》的研究。早期研究受階級史觀影響較大，但也厘清了《萬國公報》的一些基本問題。隨著《萬國公報》的整理和影印出版，90年代以來，學界多從西學東漸、中西文化交流和傳教士、華人編輯兩個方面切入《萬國公報》的研究，取得了頗具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萬國公報》；西學；傳教士；影響

《萬國公報》是晚清影響廣泛的傳教士報刊，發行時間為1868—1907年(其中1883—1889年?？?，涉及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是研究晚清歷史重要的史料?！度f國公報》在西學東漸、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都使得學界從未忽略《萬國公報》。早在20世紀初期，就出現了與之相關的研究和介紹。但這些研究多為簡單的介紹和說明，如192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1949年后，大陸史學界對《萬國公報》史實進行了系統的梳理，明確了萬國公報的性質、發展歷史等基本問題。20世紀90年代后，史學界對《萬國公報》的研究更為深入，成果斐然。除此之外，港臺學界、海外史學界對于《萬國公報》的研究同樣值得關注。

一、《萬國公報》研究的起步階段

1949年后，隨著《萬國公報》的史料整理和出版，學界對《萬國公報》的研究也日漸深入和系統。這一時期學界對《萬國公報》的基本問題進行了探討和研究。遺憾的是，這一時期的研究受階級史觀的影響頗深，僅將《萬國公報》視為帝國主義文化入侵的工具，這樣的觀點自然也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度。這一時期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胡繩的《帝國主義與政治》對《萬國公報》都有所提及，專題論文有何兆武的《廣學會的西學與維新派》、張豈之的《論十九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的西學》等。這些成果未能擺脫時代的局限性，但厘清了《萬國公報》的基本史實，為日后深入研究《萬國公報》打下基礎。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階級史觀不再是大陸史學界主要的史學研究思想，這一時期的《萬國公報》研究初步擺脫了階級史觀的思維窠臼。但學界對于《萬國公報》的研究仍舊較少。代表成果主要有尤衛群的《林樂知在華傳播西教西學論述》；方漢奇的《中國近代報刊史》；于醒民的《<萬國公報>的主筆是林樂知嗎？》；夏良才的《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萬國公報>》和房德齡的《<萬國公報>與戊戌變法》等。其中，房德齡指出，《萬國公報》傳教的影響是消極的，但這種影響是很小的，“《萬》報還以大量篇幅報導中外新聞，介紹西學，評議時政，在這方面它所產生的影響是積極的，廣遠的?！盵1]作者肯定了《萬國公報》的變法宣傳對戊戌變法的促進作用。這一時期，大陸史學界對于《萬國公報》研究，跳出了傳統階級史觀的窠臼，并對《萬國公報》的基本史實進行了更深入的考察，如主筆問題、《萬國公報》對晚清政局的影響及其西學傳播的作用。這些研究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研究范圍稍顯狹窄，多從政治史角度出發考察《萬國公報》，研究重點仍舊是其基本史實以其對晚清社會的影響。

另外，港臺和海外史學界對于《萬國公報》的研究成果同樣值得重視。代表成果主要有：梁元生的《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石麗東的《<萬國公報>與西化運動》；賴光臨的《中國新聞傳播史》以及美國學者貝奈特的《<萬國公報>研究指南》(1874-1883)、《教會報人在中國：林樂知及其雜志》(1868-1883)，這些研究成果大都從新聞傳播史、政治史的角度出發，探討《萬國公報》對中國西化、現代化的影響。且這些研究大都以林樂知為代表的傳教士為起點考察《萬國公報》的發展。港臺及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也為日后的《萬國公報》研究打下了扎實的基礎，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向。

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萬國公報》研究

20世紀90年代后，《萬國公報》的研究逐漸升溫。這一時期的研究與之前相比，在研究的深度、廣度、視角方面有很大突破，推出一批重要研究論著。這些研究主要有兩類：一是通過研究《萬國公報》的報刊內容，進而考察其對晚清社會的多方面影響。具體來說，主要從政治、教育、婦女和基督教這些方面入手；二是《萬國公報》作為傳教士和華人主筆活動空間，學界通過考察傳教士和華人編輯在《萬國公報》的進而考察其思想、社會活動等。

《萬國公報》介紹了大量的西方學說，涵蓋政治、經濟、科學、基督教等等。另外，《萬國公報》還設有“各西國近事”、“西電摘評”欄目，介紹各國國情。加之《萬國公報》的發行量可觀，其對于晚清社會的廣泛影響是值得深入考察的。90年代以來對于《萬國公報》的研究有相當多的部分集中于其對晚清社會的影響。這種影響既體現在政治、教育、婦女、科技、基督教，也包括《萬國公報》對晚清社會積弊的評論?！度f國公報》對西學的介紹和傳教士對中國社會的評論性文章，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西學東漸諸多面向中的一個。熊月之的《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楊代春的《<萬國公報>與晚清中西文化交流》從整體上考察了《萬國公報》在西學東漸、中西文化交流上的作用。熊月之在梳理了《萬國公報》傳播西學的情況后指出：“19世紀后期，《萬國公報》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其他任何一種中文期刊都不可比擬的?！盵2]在整體性研究出現的同時，也有數量可觀的專題性研究。

《萬國公報》所介紹的西方政治思想、變法宣傳對晚清政治的影響也是90年代以來的研究重點。除此之外，傳教士、華人編輯和清末知識精英對晚清朝局、國際形勢的態度同樣是研究者重點關注的。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涉及《萬國公報》的變法主張以及其對于維新變法的影響。以林樂知、李提摩太為代表的傳教士，一直積極宣傳變法。學界對于《萬國公報》變法主張的主要觀點大都采取兩分法。在肯定《萬國公報》在宣傳變法上的積極作用同時，也并未忽視《萬國公報》傳教的最終目標。鄭師渠認為《萬國公報》刊登的關于甲午戰爭的報道與評論“是非參半，真偽互見”，甚至有些文章從英美的利益出發，肯定《馬關條約》。但同時《萬國公報》也指出中國戰敗的深層原因，強調清政府應變法圖強，“此種是非真偽的互見，也決定了《萬國公報》的宣傳得失兩分……《萬國公報》的這種兩面性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3]王林也持有相似的觀點：《萬國公報》的改革措施雖曾為清政府采納，“但<萬國公報>連篇累牘地宣傳‘基督教為格致之原’、‘基督教為國政之本’……這充分說明<萬國公報>雖然起勁地鼓吹變法，但其宣教的主旨并未變?！盵4]

除此之外，學界在研究《萬國公報》的變法宣傳時，也常常將其與戊戌變法聯系起來。主流觀點認為，《萬國公報》所刊登的變法思想及具體的措施，對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晚清知識精英影響頗大，進而深刻的影響了維新運動。但就《萬國公報》對康梁和維新變法的影響的研究還是相對少的，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萬國公報》刊發的文章涉及范圍很廣，其中有關教育的內容也為研究晚清教育提供了研究材料。90年代以來，學界考察了《萬國公報》介紹的西方教育制度和教學理念對清末的教育及其演變源流的影響。黃新憲認為《萬國公報》雖存在著局限性，但在中國教育近代化方面確實有著積極作用。孫邦華在梳理了《萬國公報》對西方教育制度的介紹后指出《萬國公報》雖然介紹西方教育制度方面的文章比較少，但“可以看出其內容既是較為豐富的，也是非常有價值的?！盵5]楊代春認為這種對西方教育的介紹是經常和批判傳統教育、呼吁教育改革聯系在一起的。這三者結合起來“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晚清教育的近代轉型，即由傳統的教育向近代教育邁進?！钡珬畲河衷诤笪闹赋觥度f國公報》介紹西方教育的終極目的仍舊是“用基督的福音來洗滌中國這一‘異教徒’國度里人們的頭腦?！盵6]

學界對于《萬國公報》的研究遠不止于變法、教育。在其他方面，也有一批頗具學術價值的成果。

婦女史領域有一批值得關注的研究成果?！度f國公報》上刊載的與婦女有關的文章可主要分為“對外國婦女的介紹與頌揚”、“介紹女子教育在西方的發展狀況，力陳中國興辦近代女學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批判纏足陋習，倡議婦女放足”、“批判各種婦女陋習，主張男女平等、振興女權，提高中國婦女地位”、“關注中外婦女風俗的原因探析”。[7]這些文章對晚清社會解放婦女，破除纏足等陋習有一定的積極影響。王海鵬指出《萬國公報》長期堅持進行反纏足的輿論宣傳“對于開通不纏足的風氣發揮了重要作用……《萬國公報》不僅醞釀了不纏足運動的產生，而且推動了運動向縱深發展?！盵8]盧明玉從輿論的角度切入《萬國公報》所刊載的有關婦女釋放論對社會不同群體的影響并指出他們“論證上都具有選擇性操作的痕跡，都表現出邏輯簡化的局限……傳教士宣傳女俗改革很大程度上基于傳教目的”[9]

此外，《萬國公報》的禁煙宣傳也引起了學界關注?！度f國公報》早在《教會新報》時期就有數量可觀的關于禁煙的文章。這些文章闡述了晚清社會吸食鴉片的嚴峻形勢，并對鴉片深層危害所在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花之安在文章中犀利的指出官僚胥吏吸食鴉片必然導致“內外臣僚亦因是而毫無振作，公事敗壞，奚忍斥言”，軍隊吸食鴉片，則“無論對陣沖鋒不能勝任，即欲查私緝匪，亦退縮無能”[10]。楊代春與王海鵬均認為《萬國公報》的禁煙言論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風氣，為禁煙運動準備了輿論基礎，但其最終目的仍舊是傳播基督教。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考察《萬國公報》的另一個切入點，就是《萬國公報》中的傳教士與華人編輯。

當然，經我們研究，伏爾加河河水未冰凍實非造成西岸部眾未能參予東歸的主要原因。當時游牧于西岸的是與渥巴錫政見不同的和碩特、杜爾伯特臺吉扎木揚、揚德克，以及敦杜克夫家族所轄之部眾，這部分王公貴族并不同意渥巴錫的東歸主張，甚至還出現像扎木揚那樣的告密者。因此，西岸各部王公不會起而響應才是真正的原因，而渥巴錫出于對這些人的疑慮，不把東歸義舉的準確信息向他們透露，也是正常的兵家之道。

傳教士作為《萬國公報》這份教會刊物的核心，歷來為學者所關注。關于傳教士的研究多關注傳教士的活動、思想，分析其刊發在《萬國公報》的文章進而考察其社會活動、思想。對傳教士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以林樂知、李提摩太為代表的傳教士受中國文化浸淫后的儒學思想和身份認同問題。孫邦華認為傳教士試圖通過“合儒”、“補儒”、“批儒”最后達到以基督教取代儒學的目的，并指出這些思想雖有文化侵略的意味，但“在近代中國具有開風氣之先的思想啟蒙作用”。[11]馬曉偉援引“文化身份”的概念，考察李提摩太的文化身份、構建過程及其文化身份對報刊語篇的影響。他指出“李提摩太的文化身份在他的報刊話語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記?！盵12]

對傳教士的社會活動的考察，主要集中于其賑災活動。張大海通過分析《萬國公報》上關于青州災荒的文章以及李提摩太的賑災活動，進而考察傳教士在賑災活動中形成的關系網絡及其中的互動與博弈，最后指出教會勢力通過賑災活動進入了鄉村生活，并在賑災、慈善、教育、醫療等事業方面獲得了突出的成就，“對于中國晚清社會進行了另一種啟蒙工作，極大的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13]

以林樂知、李佳白、李提摩太為代表的傳教士固然是《萬國公報》的靈魂人物，但華人編輯的作用同樣不可小覷。學界一直在試圖厘清華人主筆在《萬國公報》翻譯、報道、傳播西學中所起的作用。早在1985年就有于醒民的《<萬國公報>的主筆是林樂知嗎？》一文探討《萬國公報》的主筆問題。但受史料所限，研究成果是相對少的?！度f國公報》的華人編輯多來自口岸的傳統文人，段懷青在其專著《傳教士與晚清口岸文人》中探討了《中國教會新報》時期傳教士與晚清文人的互動與合作。楊代春在其專題論文《華人編輯與<萬國公報>》中對曾在《萬國公報》任職的華人編輯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指出華人編輯參與報刊工作主要有三種方式“直接在《萬國公報》上發表文章”、“通過《萬國公報》為中國人發表文章”、“對發表在《萬國公報》上的文章進行潤色”，并認為“華人編輯對《萬國公報》的貢獻仍不可小視”。[14]

三、《萬國公報》的研究展望

早在1968年，臺灣的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就出版了一套《萬國公報》，是《清末民初報刊叢編》中的一部分。但遺憾的是這一版的影印質量比較差，且存在缺頁現象。近年來，關于《萬國公報》史料的收集出版的進展很大。1998年李天綱編校了《<萬國公報>文選》，選錄了122篇文章。這些文章只是《萬國公報》的冰山一角，對《萬國公報》研究來說是遠遠不夠的。2014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了60冊的《萬國公報》影印本。這一版主要以上海圖書館館藏的《萬國公報》為底本，收錄的史料較完整且印刷質量較高。上述這些材料的出版為學界研究《萬國公報》提供了扎實的史料。梳理《萬國公報》的研究成果后不難發現，這些研究大都集中于西學對華的影響，集中于政治史，多僅考察某些方面，缺乏整體研究。在厘清《萬國公報》史料出版情況和研究情況后，筆者認為內容龐雜的《萬國公報》仍具有廣闊的研究空間，應擴大《萬國公報》的研究范圍并借鑒其他學科知識，從新的視角考察《萬國公報》。

從社會史角度來說，《萬國公報》雖然是一份政論性報刊，但它對晚清社會種種積弊描述與批判，亦可作為學者考察晚清社會重要的參考資料之一。將《萬國公報》所報導的晚清社會與其他史料相互印證，進而勾勒出晚清的社會圖景，對晚清的社會有更深的了解。已有的對《萬國公報》報的禁煙宣傳的研究，為日后的關于此報的社會史研究點明了方向。

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來說，《萬國公報》刊載的種種西學，是西方的哪種學說？這種學說通過《萬國公報》傳播到中國時是否發生了變異？這種變異又是如何產生的？順著這條線索，似可更深一步研究《萬國公報》的西學對晚清社會的影響。

從傳教士與華人編輯這個研究維度來看，現有的傳教士的文章多集中于其個人思想和活動，對傳教士的人際網絡以及報刊背后的互動與博弈，考察相對而言少了很多。華人編輯的研究更是寥寥，但隨著新史料的發現，如目前正在整理的蔡爾康的手稿，出版以后，可為學界進一步研究蔡氏生平與活動，展示華人編輯在《萬國公報》中的地位提供史料基礎。

除了擴大對《萬國公報》的研究范圍，援引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將是《萬國公報》研究的重點。社會學、新聞傳播學以及跨文化傳播的理論，都可以成為《萬國公報》研究的方法論。

綜上，《萬國公報》研究百年以來雖有相當數量的頗具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但這些研究成果多偏重某一領域，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及挖掘潛力。隨著歷史學的不斷發展進步，《萬國公報》的研究也會在不遠的將來取得更為突出的成就。

[1]房德齡.<萬國公報>與戊戌變法[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6(6).

[2]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鄭師渠.<萬國公報>與中日甲午戰爭[J].近代史研究，2001(4).

[4]王林.<萬國公報>的變法主張述評[J].學術研究，2004(4).

[5]孫邦華.<萬國公報>對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植入[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3).

[6]楊代春.<萬國公報>與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及教育理論在華的傳播[J].大學教育科學，2004(1).

[7]王海鵬.<萬國公報>對近代中外婦女風俗的考察與評論[J].廣西社會科學，2005(2).

[8]王海鵬.<萬國公報>與天足會[J].貴州社會科學，2006(2).

[9]盧明玉.清末傳教士華人視閾下的婦女釋放論——以<萬國公報>為中心之考察[J].江漢論壇，2014(2).

[10]花之安.自西徂東附議·清除鴉片流弊總論[J].萬國公報(第698卷)，1882-7-15.

[11]孫邦華.晚清寓華新教傳教士的儒學觀——以林樂知在上海所辦<萬國公報>為中心[J].孔子研究，2005(2).

[12]馬曉偉.論李提摩太的文化身份與報刊表達[D].蘇州大學，2012.

[13]張大海.互動與博弈：李提摩太丁戊奇荒青州賑災分析——以<萬國公報>為中心的考察[J].宗教學研究，2010(1).

[14]楊代春.華人編輯與<萬國公報>[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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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4379-(2017)18-0032-03

米斯琪(1996-)，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學歷史學院，2014級歷史學專業學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