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貴族政治史論》

一

李濟滄著《東晉貴族政治史論》一書，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作為《隨園史學叢書》一種出版。據本書《代跋語：從龍谷到隨園》，此書主體內容是作者1995年進入日本龍谷大學大學院東洋史專業跟隨谷川道雄先生攻讀碩士，后隨都筑晶子先生攻讀博士至2003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期間定型的。

全書分四部分，序論“貴族政治、皇帝權力與地方社會”、第一編“鄉論、鄉品與六朝貴族的本源”、第二編“東晉貴族政治的形成與皇帝權力”、第三編“東晉中后期的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和附編。前三編下各置三章，每章實則皆可看作獨立存在的論文。最后的附編兩章介紹谷川道雄氏的學術路徑與《日本中國史研究年刊》。

在序論中作者回顧了東晉史研究中魏晉封建論、六朝貴族制論與皇權變態說等學說的學術理念與發展脈絡，就六朝貴族自律性特點做了梳理，并總結了本書的框架與結論。筆者在此依靠作者的自我歸納，簡述全書內容如下。

第一編圍繞魏晉時期放達之風與九品官人法中鄉品、官品的考辨展開，討論門閥貴族階層產生的本源與特色。作者認為元康名士的放達之風超越了個人、階層與某些群體，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而憑借社會上對放達的普遍認可，放達之士抵抗住了皇權的壓迫進入官僚體制中。這顯示了魏晉以來士人獲官所需要的鄉里輿論與王朝選官標準有差異。作者而后就學界對九品中正制提出的人品、資品與中正品概念做了辨析。作者認為這三個概念無法涵蓋中正品第的內容與性質，并且是在否認鄉里輿論在中正品第中的作用。并進一步指出，鄉品概念對地方社會的重視是與前三個重視王朝作用的概念根本分歧。東晉南朝鄉里輿論依舊發揮著作用，故而鄉品的存在阻礙了皇權的貫徹。這也說明門閥貴族在一定程度上獨立于王朝之外的特點。第一編的最后，作者分析了鄉品、官品、官職的對應關系，通過考辨維護了宮崎市定提出的鄉品與起家官品大致相差四品的原則。并且提出在研究九品官人法的實質與歷史意義時，不僅需要討論鄉品、官品、官職間的關系，更重要的是澄清鄉品與國家權力的關系。

第二編對具有自律性和社會性特征的門閥貴族流寓到江南后的情況做了分析，展現了以門閥貴族為中心的東晉政治特點與皇權動向。作者認為門閥貴族在政治、軍事上的權力與皇權在政治上的權威，一道構成了東晉的國家權力。同時這種權力結構立足于江南地方社會之上，只有獲得了江南地方社會的支持，皇室與門閥結合的政權才能穩定。在各自的利益需要下，東晉政治呈現出皇權、門閥貴族與江南地方社會的兩層分權態勢，形成了三方不能缺一的情形。在此基礎上，作者討論了王導及其實施的“清靜”政治，對東晉貴族政治的特征及其反映出來的貴族倫理精神做了分析。作者認為門閥貴族通過修習儒釋道三家學問，磨煉自身的倫理精神，并將這一精神貫徹于個人生活及政治活動中，且作為家風世代傳承。而這一貴族政治精神得到了江南地方社會的支持。最后，作者以庾氏家族為個案，在傳統外戚角度及田余慶先生家族權益維護論之外，通過對庾氏維護東晉皇權而對支撐國家的江南社會結構缺乏審慎考慮導致家族衰敗的考察，進一步闡釋了前面兩部分所申發的東晉一朝皇權、門閥貴族與江南地方社會互相支撐的兩層分權態勢。

第三編從桓溫、謝安之政及東晉地方政治的特點入手，探討東晉中后期國家與社會的相互關系，從貴族政治的角度對東晉滅亡的原因做出分析，并闡釋了劉宋對貴族制政治的繼承。作者從桓溫、謝安的“寬和”、“和靖”之政入手，分析東晉中期以來的政局變動、執政者政策與江南地方社會的互動關系，認為正是桓、謝繼承了王導的“清靜”政策，尊重江南地方社會固有秩序，才使得東晉在中后期走向繁盛。接著作者結合史料中對東晉地方行政的幾個評語，“清簡”、“威惠”、“嚴猛”，具體分析了東晉不同時空的地方政治。作者認為東晉地方政治的主流是“清”這一貴族式理念支撐的“清靜”政治。作者通過江南社會及民眾的視角觀察東晉貴族政治，認為門閥貴族雖然有著國家官僚的側面，但并沒有完全站在皇權立場上對民眾進行徹底剝削，他們不以個人政績為目的，而是極力維持地方安定，通過“清靜”政策牽制了皇權對民眾的直接統治。隨后，作者考察東晉末劉宋初的政局，探索東晉滅亡的原因及展望劉宋建立的意義。作者認為東晉滅亡的原因在于王恭、桓玄等人不再堅持王導以來的重視江南社會的貴族政治傳統，皇權方面則更為重視刑法，加強對江南豪族依附民的征發，導致了以豪族為中心的江南社會不再支持東晉政權。而劉宋政權則有繼承“清靜”貴族政治的跡象。故而作者認為晉宋革命的意義需要從貴族政治、貴族精神的繼承來加以闡釋。

通觀本書的理路與論證，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此書最大的特點在于對京都學派中川勝、谷川史學的嚴格繼承。在序論中作者明確提出希望解決的問題是六朝貴族形成的淵源和貴族政治與東晉王朝興衰之間的關聯性（第29 頁）。而他采取的視角則為谷川道雄所提倡的以基層社會為觀察歷史脈絡的通路。在此基礎上，全書著重分析了兩個問題：（1）在脫離了華北鄉里基礎的情況下，作為倫理精神載體的門閥貴族如何繼續在東晉國家與江南社會這一政治地域結構中與民眾結合。（2）解釋門閥貴族在失去了政治軍事權力后何以依舊憑借門第獲取高位并有著崇高的社會聲譽。全書核心觀點在筆者看來可以用川勝義雄在《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中提出的一個觀點來概括，即“北來貴族群所領導的江南貴族制，是在極為先進的鄉論主義意識形態與古代殘余還繼續存在的基層社會的過渡性結合上建立起來的”[1]〔日〕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徐谷梵、李濟滄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 頁。。在這一論斷的基礎上本書以僑姓士族上層秉持清靜思想者為門閥貴族，由此區別了南方土著士人（書中所言的江南豪族）與皇室（與門閥貴族有一定對立性的皇權代表）。同時，將潁川庾氏、太原王氏等高門士族在東晉的沒落歸因于喪失了清靜之學。

本書在學術路徑上是典型的川勝義雄、谷川道雄思想的延續，以谷川式精神聯結的貴族共同體回應了川勝所提出的貴族高貴性的命題。主要討論了貴族的“高貴性”在東晉朝局中的展現，并以“清靜”這一氣質為東晉門閥貴族掌控江南的根本原因。筆者于此結合川勝義雄的研究冒昧總結作者此書的四點基礎認識：

1.清靜可維持東晉國家與江南土著豪族的聯系。

2.清是超越婚、宦的貴族高貴性所在。

3.靜是東晉中央政治與地方行政的特征。

4.東晉末年南朝初期一系列回歸皇權的舉動都導致了南方的動蕩。

二

六朝士族政治的研究，大體上有四種研究路徑。其一曰婚宦門第，以楊筠如、王伊同為代表；其二為家族政爭，以田余慶為典范；其三則是與馬克思主義在東亞傳播有關聯，特重人身依附關系及土地占有制度，1949年以后何茲全、唐長孺、王仲犖等著名史家對魏晉封建論的考察多帶有這一特點；其四是日本自內藤湖南以來的文化史觀，尤其是以川勝義雄為范式。這四種研究路徑在研究實踐中其實又是彼此交融的。其中婚宦門第的研究圍繞士族本身進行討論，然而這樣的討論有一個重大的缺失，即這類問題實則并不僅限于六朝時期，我們可以看到在宋代也不乏這類家族情況的出現。而田余慶的《東晉門閥政治》通過對幾個與司馬氏共天下的家族之間政爭的研究，提出了“皇帝垂拱，門閥當政，流民出力”的東晉政治特點，是純粹的政治史。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的歷史學家們重視經濟因素，從生產資料占有視角對六朝士族做的研究，于今看來有些過于教條。日本方面則是以歷研派為代表的學者對人身支配做過很多研究，頗有涉及六朝的。而京都學派在這三種視角之外，特別重視六朝門閥的精神倫理特性，本書作者李濟滄即繼承了這種精神倫理考察的視角。

川勝義雄與谷川道雄為代表的戰后一代京都學派提倡一種精神史觀。對于這一史觀，劉俊文曾做出簡明扼要的歸納：“力圖通過探討六朝隋唐社會的支配者階層——豪族名望家的文化教養和倫理道德，闡明六朝隋唐貴族制的社會基礎，并進而說明中國社會構造的特質?！盵1]劉俊文：《日本的中國史研究（7）：中國史研究的學派與論爭（續）》，《文史知識》1992年第8 期。關于川勝義雄及谷川道雄精神史觀理論構建源流，應從宮崎市定對漢末至六朝時期農村世界形成的考察開始。[2]〔日〕宮崎市定：《中國にぉける村制の成立——古代帝國崩壞の一面》，《東洋史研究》4，1960年；中譯本《中國村制的成立——古代帝國崩壞的一面》，載《宮崎市定論文選集（上）》，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通過對都市國家解體的考察，宮崎市定認為地方社會成為了豪族控制下的世界，而這就是六朝貴族制社會的基礎。在繼承了宮崎學說的同時，川勝義雄與谷川道雄又延續宇都宮清吉關于六朝自律性時代格的判斷[3]〔日〕宇都宮清吉：《東洋中世史の領域》，載氏著：《漢代社會經濟史研究》，弘文堂1955年版；中譯本《東洋中世史的領域》，載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 卷，中華書局1992年版。，并結合宮崎市定對九品官人法的研究[4]〔日〕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韓昇、劉建英譯，中華書局2008年版。，最終確立起以鄉論主義為意識形態的豪族共同體理論。在這一史觀下，川勝義雄和谷川道雄分別從南北兩方對六朝時期的社會構造做出了深刻的研究，代表成果即川勝義雄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與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在這兩位看來，豪族通過道德的體現獲得了鄉里自耕農的認可，形成了在豪族指導下鄉里信從的精神倫理聯結體制，即豪族共同體。這樣的共同體所發出的聲音，鄉里輿論，即所謂之“鄉品”。貴族就是憑借鄉品清議而產生，從而對高高在上的皇權有獨立性的一面。這些貴族在政治上的表現則不脫共同體的本色，擁有川勝義雄所謂之高貴性。關于川勝義雄和谷川道雄兩位的學術評介已經有侯旭東、徐沖的兩篇極好的書評。[1]侯旭東：《評谷川道雄“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載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徐沖：《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評介》，《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 期。

作者師從谷川道雄與都筑晶子兩位學者，深受京都學派的影響，如前節所述，其書基本路徑是以谷川道雄在華北地域得出的豪族共同體論，來進一步論證川勝義雄在江南所提出的貴族高貴性問題。故而，對于本書的評價，有必要涉及川勝義雄與谷川道雄兩位的論斷。尤其是川勝義雄對漢末以來共同體運動使豪族從武斷鄉里向義斷鄉里轉變，從而將武力強宗的封建傾向改途走入貴族制社會的考察，成為了作者研究的前調。

作者這部《東晉貴族政治史論》正是沿著谷川道雄、川勝義雄的道路對東晉一朝的政治形態、地方社會與中央互動做出的具體性研究。如上所言，日本京都學派在谷川道雄一代已經在精神史觀上形成了一套自洽圓融的理論體系，當這一理論體系落實到具體問題的時候，是否能一一符節合拍呢？是否能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中都得到合理施用呢？筆者以為一旦以理論先行作為研究的起點，往往會出現一些問題，下面將結合作者的部分研究，對此稍加闡述。

鄉論主義影子在作者的論著中經常徘徊。所謂鄉論主義，川勝義雄說：“在鄉論之地通過人物評價來構成政治社會等級秩序的思維方式?！盵2]〔日〕川勝義雄：《從孫吳政權的崩潰到江南貴族制》，徐谷芃、李濟滄譯，載氏著：《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第149 頁。在川勝義雄的認識中，失去了故土的南渡北方貴族通過先進的鄉論主義成功地在江南建立了貴族制社會。作者顯然接受了這一看法，在第二編“東晉貴族政治的形成與皇帝權力”第二章“東晉貴族政治的本質”中說維持“清”這一貴族精神的各要素中，來自地方社會的支持尤為重要（第153 頁），從而進一步說東晉皇權不振的根本原因是其政策理念不合“清”的貴族精神，故無法獲得江南地方社會的支持（第153 頁）。但是，我們知道司馬睿立國江東本身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他的基礎是薄弱的，剛到江南無兵無望，故東晉初期的皇權自出生起就是不振的，而門閥、江南豪族又并不希望有一個強大的皇權。那將不“清”作為皇權不振的原因，是不是在邏輯上存在一定的問題呢？這一邏輯問題的根源就在于對理論的過分依從，沒有對當時政治環境做出符合歷史情境的判斷。

作者在第三編“東晉中后期的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中討論了東晉門閥貴族體制與地方政治，認為東晉地方政治大體上屬于清靜政治，對地方的負擔較小，就算有個例貪殘地方，也有輿論的壓迫存在。并比較了南朝皇權稍振、貴族制漸弱之時地方政治貪腐橫行的情況，由此論證貴族制政治的存在制約了王朝對民眾的徹底剝削。然而，筆者認為這一結論是在對貴族制有先行認識后對歷史認識產生的偏差。

作者認為東晉的清靜之政的模式為公私兩面抑制私欲、不侵奪民眾、不增民眾負擔、積極救濟民眾，而這與貴族高貴的精神倫理密不可分（第233 頁）。然而，所謂清靜之政的模式難道不能套合進任意時期良吏的作為嗎？這真的是東晉貴族制社會的產物嗎？筆者以為這里有一種觀念先行而后尋找史料支持的痕跡。關于地方政治中的吏治，唐人在《晉書》卷90《良吏傳》序中有一個概括：“蒞職者為身擇利，銓綜者為人擇官，下僚多英俊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盵1]（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90《良吏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28 頁。在良吏“僅有存焉”的情況下，東晉地方政治恐難言“清”?！读祭魝鳌请[之傳》中論及廣州吏治說：“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后刺史皆多黷貨?！弊髡咚信e的那些“清”的地方政治事例，能否解釋“前后刺史皆多黷貨”的情況呢？吳隱之這樣的清靜之官于此看來只是前后貪殘官僚中間的特例吧。

對于東晉地方政治中貪殘的一面，作者認為雖有貪殘之政，但同時輿論對此有鉗制之效（第224 頁）。然而《晉書》中亦有反例存在?！稌x書》卷78《孔愉傳》中記載了孔愉和王導的一段對話：

（孔愉）表曰：“臣以朽暗，忝廁朝右，而以惰劣，無益毗佐。方今強寇未殄，疆場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后，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余，未見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睆闹?。王導聞而非之，于都坐謂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為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1]《晉書》卷78《孔愉傳》，第2052—2053 頁。

孔愉，會稽山陰人，孔氏自孫吳起即為江南大族，可以算是江南豪族的一員?？子渲赋霎敃r“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王導則“非之”，并反問孔愉所指何人，引文字里行間頗能見王導對孔愉這些話的反感，更別談接受批評了。如此，輿論有多大的作用呢？對東晉吏治腐敗的諫言貫穿整個王朝歷史，史書中頗有可見，如果輿論監督真有牽制貪殘的效用，何至于累累諫言？

對于理論的過分依賴還體現在作者對東晉政治勢力的二分法上。共同體及鄉論體系構建中的一個必要前提是鄉里社會的存在。南渡的北方士族之所以稱為僑民，就是因為他們離開了扎根的鄉土社會。也就是說共同體的基礎單元不復存在。在這種情況下 ，如何運用鄉論主義、共同體理論呢？作者是將整個南方視作一個大的鄉里，將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體中豪族與自耕農、部曲間的關系套用到僑姓貴族與江南豪族之中。若將國家層面的高門貴族列為A，豪族為B，鄉黨為C，谷川道雄是分析B—C 之間的關系，而作者則是分析A—B 之間關系。侯旭東在評論谷川道雄《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一書時指出，在谷川道雄的研究中鄉黨是作為一個概括的概念，被支配的對象，沒有自己的主動性。[1]侯旭東：《評谷川道雄“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載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9卷。這一方面是谷川道雄在史料選擇上忽略了地方文獻（佛教造像、出土文書等），另一方面也是鄉黨這一群體在現存史料中本身的模糊性。如此，B—C 之間的討論在先天層面上就容易導致一種自以為自下而上，實際仍然是以上觀下的情況。作者的觀察對象則為A—B 之間的關系。豪族作為歷史上有政治影響力的一個群體，在史書中材料頗多，從這點上來說可以避免谷川道雄分析鄉黨時的模糊與籠統。但是在本書中，筆者發現江南豪族被作者視作一個整體觀察，沒有一個清晰具象的分析，與谷川道雄分析鄉黨時一樣。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江南豪族是不是一個同質化的群體呢？其實并非如此。賀循，會稽山陰人，其家在孫吳時期為將門，但本身家族傳慶氏禮，在賀循一世就迅速擺脫了武力強宗的特征，在朝廷以禮稱名。而武康沈氏的身份轉換則要到劉宋時期。這種身份轉換的時間差異，也決定了他們在面對同一時段的政治會有不一樣的反應。同樣，一起被王敦所害的戴若思、周伯仁，一屬南方豪族勢力，一屬僑姓士族，他們具體的差異性在哪？是否都能用江南豪族這一概念統一分析呢？筆者以為這需要更深一步的細化分析。江南地方社會上層人物、家族的史料豐富，筆者以為有很大空間能做出不同類型的區隔，如此能夠更進一步研究僑姓貴族面對的不同江南勢力所采用的不同措施。

筆者以上試舉幾例意圖說明本書作者在依循京都學派谷川一系的理論上有著拘泥理論的問題，但這些問題或許在這一系理論中并不成為問題。只是筆者作為旁觀者，對于這些問題稍有不同認識，也請方家指教。

三

筆者在上節對本書的一些內容進行了批判，并不是要說明理論有問題，而是想指出現在中國學界關于士族或曰門閥貴族的研究中理論的一種迷失狀況。日本學界在過往有著長期、激烈的中國歷史分期辯論傳統，從中產生了人身支配體系、豪族共同體、寄生官僚等學說。他們經過長久的理論洗禮，因而對六朝史為何關注士族研究有著鮮明的態度。反觀中國學界，六朝士族研究雖然被認為是六朝史研究的重心，但為何是重心，筆者以為尚未進行合理必要的研討。

本書就筆者淺陋所見是中國歷史學界第一部依循谷川史學討論中古士族政治的專著。其中得失自可評說，但理論意識鮮明是一大特色。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過往依循的理論路徑不斷遭到拋棄，如今的研究中往往另有一種理論饑渴的情況存在，對日本、歐美學界提出的種種歷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理論有著不加辨析而利用的現象?？梢哉f，理論如何落實到歷史語境中，或許是現今歷史學研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在筆者看來，關鍵一點還是在于對史料的分析上。不應是從理論出發找相應的史料，而是以史料為基本點，尋找歷史本身的邏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