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山祥瑞、《臣軌》銘文與武周時代的袍服改革

一、引言

讀《新唐書》卷24《車服志》，歐陽修有關“武周輿服”的一段話，引人注目：

武后擅政，多賜群臣巾子、繡袍，勒以回文之銘，皆無法度，不足紀。[1]《新唐書》卷24《車服志》，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29 頁。

唐代大抵被歐陽修視為禮崩樂壞的衰世。因此，在歐陽修眼里，武周王朝對傳統禮法的顛覆與破壞就更不必言。[2]“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出于二，而禮樂為虛名?！保ā缎绿茣肪?1《禮樂志》，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07 頁）要之，歐陽修作為史家，未紀武周、不修備典只是他“春秋筆法”的一種修史立場而已?？烧怯捎谶@些立場，一些本應值得重視的歷史波瀾也會因之被平息遮蔽。因此，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考量，歐陽修眼里的這種“僭越法度”的作為，則恰可能是武則天建立新秩序的方式。進言之，武則天這種突破傳統禮制秩序的非常手段，也有可能是當時最具備“政治意義”的某些事件。

武則天是如何通過歐陽修棄之不談的“服制”重建秩序的，這些服飾的形制及其意義又究竟何在呢？

所謂“賜群臣巾子”，是指天授二年“武家諸王樣”幞頭的頒行。有關“武家諸王樣”的問題筆者曾有過專文探討。在該文中筆者曾指出，武則天革命后，頒行“武家諸王樣”，反映出她希望“武姓諸王”凌駕于整個朝局之上的意圖，也是其構建新的君臣關系和政治秩序的重要舉措?！拔浼抑T王樣”在武則天稱帝、諸武封建為王之后，推行給百官。如此舉動，同武家權勢的獲得休戚相關。文明元年（684）、垂拱三年（687），武則天兩次欲封武氏親族為王而不得，更不用提在當時將諸武的帽樣推行。帽樣的推行是在武則天稱帝的背景下，權力由上至下灌輸的手段?？墒?，越是發掘這樣的歷史細節，越能細致入微地理解歷史人物的心理動向，也越能體現權力“如毛細血管般”的輸送、滲透進程。[1]參見呂博：《頭飾背后的政治史：從“武家諸王樣”到“山子軍容頭”》，《歷史研究》2016年第4 期。

歐陽修所說的“繡袍，勒以回文之銘”，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下推行，又具備怎樣的政治象征意義呢？這是本文接下來想要探討的問題。

二、慶山祥瑞與天授三年的繡袍頒行

天授三年（692）正月二十二日，武則天一改武德年間的服飾舊制，轉而推行一種山形繡袍，繡袍以山形為圖，刻有類似官箴的銘文。詳細狀況見于《唐會要》所記：

天授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內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繡作山形，繞山勒回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慎忠勤，榮進躬親?！弊源嗣啃鲁级?、刺史，必以此袍賜之。[1]《唐會要》卷32《異文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80 頁。

《舊唐書》卷45《輿服志》有關此異文袍賜予的時間與《唐會要》不同，分為兩次。第一次，則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賜繡袍，各于背上繡成八字銘”。 第二次，在“長壽三年四月，敕賜岳牧金字銀字銘袍”。[2]《舊唐書》卷45《輿服志》，第1953 頁。文獻記載歧異，尚難考定，這里暫置不論。不過，兩處文獻的記載都表明，繡有銘文的袍服均推行給地方長官。

耐人尋味的是，《唐會要》所記異文袍，為何要以山形為飾？山形具備怎樣的象征意義？聯系當時發生的史事，或可明白山形應為祥瑞，同武則天在周唐革命中所屢次強調宣揚的慶山山涌密切相關。[3]有關慶山祥瑞與武周政治的關系，參見孫英剛：《慶山還是祇阇崛山：重釋〈寶雨經〉與武周政權之關系》，《蘭州學刊》2013年第11 期。據《舊唐書》卷37《五行志》記載：

則天時，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大風雨雹震，有山踴出，高二百尺，有池周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則天以為休征，名為慶山。荊州人俞文俊詣闕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而寒暑隔，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山變為災。陛下以為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誠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災禍至?！眲t天怒，流于嶺南。[1]《舊唐書》卷37《五行志》，第1350 頁。此段史料應來源于《大唐新語》卷13《記異》：“則天時，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風雨震雷，有山踴出高二百尺，有池周回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米麥之異。則天以為休禎，號曰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則寒暑并，人氣不和而疣贅出，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出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立至?！瘎t天大怒，流之嶺南?！保ǖ?94 頁）

以上引文中，荊州人俞文俊的解釋依據的是傳統的儒家災異學說，意在反對武則天以“女主居陽位”的不當行為。不過，在實際的政治行動中，祥瑞和災異往往只有一線之隔。武則天反而依據《瑞應圖》宣揚山涌為慶山祥瑞，做了另外一番帶有政治意圖的渲染和詮釋。

新豐出現慶山后，載初元年（689），萬年縣霸陵鄉又有慶山涌出，這由地方刺史連續的上表可以體現。恰于是年，武則天連續改元永昌、天授，革唐為周。慶山原本屬于異常的地質活動，可能由于比較罕見，所以在唐代祥瑞等級的規定中屬于“大瑞”，需要“隨即表奏，文武百僚詣闕奉賀”[2]《唐六典》卷4《尚書禮部》，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14—115 頁。。因此霸陵鄉慶山“拔地而涌” 、“祥瑞畢至”的情形，就在張說的數次上表中有詳細描繪，如若親見：

其山平地涌拔，周回數里，列置三峰，齊高百仞。山見之日，天青無云；異雷雨之遷徙，非崖岸之騫震。欻爾隆崇，巍然蓊郁，阡陌如舊，草樹不移。驗益地之詳圖，知太乙之靈化。山南又有醴泉三道，引注三池，分流接潤，連山對浦，各深丈余，廣數百步。味色甘潔，特異常泉，比仙漿于軒后，均愈疾于漢代。[1]（唐）張說：《為留守奏慶山醴泉表》，《全唐文》卷222，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241 頁。

在描摹慶山、醴泉等狀貌之后，張說又援引緯書經典，以隱喻的筆調，詳細闡發了慶山、醴泉祥瑞與現實政治的關系：

臣按孫氏《瑞應圖》曰：“慶山者，德茂則生?！背加职础栋谆⑼ā吩唬骸磅啡?，義泉也?？梢责B老，常出京師?！薄抖Y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醴泉涌?！薄稘撎栋汀吩唬骸熬己偷?，道度協中，則醴泉出?！?/p>

臣竊以五行推之，六月土王，神在未母之象也。土為宮，君之義也； 水為智，土為信，水伏于土，臣之道也；水相于金，子之佐也。今土以月王而高，水從土制而靜，天意若曰：母王君尊，良臣善相，仁化致理，德茂時平之應也。臣又以山為鎮國，水實利人，縣有萬年之名，山得三仙之類：此蓋金輿景福，寶祚昌圖，邦固不移之基，君永無疆之壽。自永昌之后，迄于茲辰，地寶屢升，神山再聳，未若連巖結慶，并泌疏甘，群瑞同區，二美齊舉，高視古今，曾無擬議。信可以紀元立號，薦廟登郊，彰賁億齡，愉衍萬宇。臣辱司京尹，忝寄留臺，牧西夏之疲人，荷東蕃之余寵，游泳鴻露，震悚明神。禧祉有歸，光啟茲部，喜睹殊觀，實百恒流，踴躍一隅，馳誠雙闕。伏請宣付史館，頒示朝廷，無任鳧藻之至，謹遣某官繪圖奉進。[2]（唐）張說：《為留守奏慶山醴泉表》，《全唐文》卷222，第2241—2242 頁。并參《張燕公集》（四庫唐人文集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109 頁。

還有其他賀表顯示出，圍繞著慶山出現的祥瑞造作不止醴泉一項，瑞杏、嘉禾、羊獐互乳等“大瑞”，持續出現在慶山周圍。[1]詳見張說：《為留守贈瑞禾杏表》、《為留守奏羊乳獐表》（參見《張燕公集》，第109—110 頁）。所有的祥瑞鋪墊，目的都是為了襯托慶山的神異色彩，進而論證武則天“德茂仁厚”的品德符合天意。上表者對于祥瑞的詮釋，幾乎帶著“路人皆知”的目的，毫不掩飾地在為武則天上臺張本。引文中的“六月土王，神在未母之象也”、“水伏于土，臣之道也；水相于金，子之佐也”、 “母王君尊，良臣善相”等語句，大致在隱射“武則天以母臨朝，睿宗以子當政”的現實政權。

值得注意的是，五行與五常（仁義禮智信）的配比，古已有論爭?！班嵭ⅰ抖Y記中庸》云：“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土神則智?！薄对娋暋返日f亦同。而“毛公傳說及京房等說，皆以土為信，水為智”。張說在這里取毛公、京房而棄鄭玄，正是為了闡明君臣之分。

圍繞慶山的祥瑞造作，正如孫英剛先生所言，是武則天在為這一年的“革唐之命”未雨綢繆。[2]詳見孫英剛：《慶山還是祇阇崛山：重釋〈寶雨經〉與武周政權之關系》，《蘭州學刊》2013年第11 期。山涌的出現，對于武則天來說是政治宣傳的重要層面，極具紀念意義。這種意義，不僅體現在當時臣僚的賀表詮釋當中，而且以視覺圖像的形式，被繡于當時的官僚袍服上。天授三年（692），她似乎是要有意銘記慶山涌出的歷史事件，在推行給地方都督、刺史的袍服中特以山形為飾。通過張說的上表來看，慶山、醴泉的土水關系，正蘊意著母子、君臣之義。不僅如此，在稍后的長壽三年（694）菩提流支所翻譯的《佛說寶雨經》中也竄入了慶山的內容。在胡人的政治宣傳中，慶山甚至成了佛教中的“祇阇堀山”。[1]詳見孫英剛：《慶山還是祇阇崛山：重釋〈寶雨經〉與武周政權之關系》，《蘭州學刊》2013年第11 期。由此可見，袍服上的山形圖，在當時官僚的政治視域里，是熟知的政治符號。而銘文“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慎忠勤，榮進躬親”，明顯是在宣揚一種為臣之道。

三、袍服上的《臣軌》銘文

眾所周知，武則天操控朝局的過程中，遇到的軍事反抗主要來自地方。光宅元年（684），眉州刺史李敬業揚州叛亂為一事；垂拱四年（688），李唐宗氏諸王討伐武氏又是一事。尤其是垂拱四年李唐宗氏諸王討伐武氏一役，正是在親王典州[2]《唐六典》卷30：“若親王典州及邊州都督、刺史不可離州局者，應巡屬縣，皆委上佐行焉?！保ǖ?47 頁）背景下進行的，地方色彩極為濃厚。[3]《資治通鑒》：“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撰元軌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緒、虢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博州刺史瑯邪王沖，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保ǖ?449 頁）唐代建立伊始，存在親王外任刺史的制度，李唐諸王多處形要之州（或是都督府），是不可忽視的地方力量。親王典州的最新研究，參見孫英剛：《唐前期王府僚佐與地方府州關系考——以墓志資料為中心》，《早期中國史研究》第4 卷第2 期，第69—116 頁。但隨著對李敬業、諸王戰爭的勝利，武則天從自己的權力地圖里徹底毀滅了李唐皇室的地方勢力。并且，其他地方大員稍有不從也會被痛下殺手，史言：“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盵4]《資治通鑒》卷205“則天后長壽二年”條，第6485 頁。

與殺戮等鐵腕政治并行的，是武則天對新除授刺史、都督的懷柔教化政策。她屢屢通過文本媒介，不斷地向官僚灌輸自己的君臣理念抑或“為臣軌則”。如所周知，武則天曾經頒寫《百僚新戒》、《臣軌》、“九條”詔書[1]《舊唐書》卷22《禮儀志二》載：“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親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頒九條以訓于百官?！保ǖ?64 頁）這里的“九條”詔書，應該類似于漢代以來在元會上頒布的“五條”詔書，亦是對上計官僚的訓誡。相關研究參見魏斌：《五條詔書小史》，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6 輯，武漢大學文科學報編輯部2010年版，第1—22 頁。，制定作為臣僚所要具備的行為準則和政治規范?！栋倭判陆洹返膬热萦捎谕鲐?，不能確知，但《臣軌》的內容卻完整地保留了下來。[2]《唐會要》卷766《修撰》：“垂拱二年四月七日，太后撰《百僚新誡》及《兆人本業記》，頒朝集使?！保ǖ?6 頁）而在此之前，高宗也有過類似書籍的編纂?！帮@慶二年六月，上制《元首前星維城股肱論》”，令敬宗等注釋，名曰：“天訓”（第765 頁）。有關《臣軌》的成書年代眾說紛紜，王雙懷先生經過考定，認為成書于“垂拱元年”，自備一說。詳參氏著：《〈臣軌〉的作者、年代和價值》，《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 期。雖然《臣軌》多是援引經典所造作的“高調”政治宣言，原創不多，但并不妨礙武則天將自己的政治權威滲透在文本當中。與此同時，在武周一朝，武則天當政期間絕不允許臣僚挑戰君主的權威?！短平y紀》的一段記載最能說明武則天的這種心態：

既而太后震怒，召群臣謂曰：“朕于天下無負，群臣皆知之乎？”群臣曰：“唯?！碧笤唬骸半奘孪鹊鄱嗄?，憂天下至矣！公卿富貴，皆朕與之；天下安樂，朕長養之。及先帝棄群臣，以天下托顧于朕，不愛身而愛百姓。今為戎首，皆出于將相，群臣何負朕之深也！且卿輩有受遺老臣，倔強難制過裴炎者乎？有將門貴種，能糾合亡命過徐敬業者乎？有握兵宿將，攻戰必勝過程務挺者乎？此三人者，人望也，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過此三者，當即為之；不然，須革心事朕，無為天下笑?！比撼碱D首，不敢仰視，曰：“唯太后所使?！盵1]《資治通鑒》卷205“則天后光宅元年”條，第6432 頁。

司馬光在《考異》中認為“武后不至輕淺如此”，對此段史料棄置不用。其實從當時諸種政治跡象來看，《唐統紀》所記載的史事、情景，極有可能就是事實。武則天通過敘說裴炎、徐敬業、程務挺的例子，來強調自己的君臣觀，絕不容忍背叛自己的臣僚。

在長壽二年（693），武則天有 “罷舉人習《老子》，更習太后所造《臣軌》”[2]《資治通鑒》卷205“則天后長壽二年”條，第6490 頁。的舉動，在關乎國家選舉的考試中，強制將她所制定的“君臣”理念推行。武則天始終在強調作為臣僚的“政治守則”。

但更有趣的是，一年之后的延載元年（694），《臣軌》所定“至忠”、“守道”、“廉潔”、“慎密”等為吏之道，就以視覺圖像的形式體現到了中央高級官員的袍服上。[3]《臣軌》的錄取文，參見張瓈方：《武則天〈臣軌〉研究》，臺灣嘉義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第100—132 頁?！短茣肪?2《異文袍》云：

延載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繡袍以賜文武官三品已上。其袍文仍各有訓誡，諸王則飾以盤龍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雁，左右衛將軍飾以對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虎，左右鷹揚衛飾以對鷹，左右千牛衛飾以對牛，……左右金吾衛飾以對豸。文銘皆各為八字回文，其辭曰：“忠貞正直，崇慶榮職；文昌翊政，勛彰慶陟；懿沖順彰，義忠慎光；廉正躬奉，謙感忠勇?！盵4]《唐會要》卷32《異文袍》，第680 頁。

服從正朔、佩飾冠帶，從來就是臣民對一個王朝服從和認同的重要表現。由上至下推行百官袍服的舉動，是最高權力縱貫而下的外在表現。通過強制性的佩戴，讓王朝的教化時時刻刻浮現在觀者的視域里。

四、小結

文末，我們將再回到歐陽修的那段話，權當結尾之引?！拔浜笊谜?，多賜群臣巾子、繡袍，勒以回文之銘，皆無法度，不足紀?！睔W陽修所棄，恰因其僭越禮法，自我造作。不過，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考量，武則天這種突破傳統禮制秩序的非常作為，恰是某些特殊的政治事件。筆者認為，武周時期服飾的政治隱喻與思想內涵，在上文中，已經做了或多或少的論述。

與人的變動相比，服飾的變動似乎顯得不那么深刻，不過，服飾恰是最直接的革命舉動，也是政治變革的直觀表現?！冻架墶返南嚓P內容出現在百官的袍服上，更可能是反映了武周時代的政治風貌。

眾所周知，在《臣軌》出現之前，唐代關于君臣關系最著名的文本，當屬由李世民所撰、成書于貞觀二十二年（648）的《帝范》。單從標題就可以看出，在君臣關系建構中，《帝范》旨在強調皇帝的政治規范和道德守則?！兜鄯丁返某霈F應和貞觀時期的貴族政治狀況相關[1]參見〔日〕布目潮沨：《唐初的貴族》，載《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4 卷《六朝隋唐》，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649—662 頁。，是當時皇帝與臣僚關系的具象反映。

武周王朝的建立對于中國古史的意義，陳寅恪先生自有高論[1]《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云：“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選，破格用人，于是進士科為全國干進者競趨之鵠的。當時山東、江左人民之中，有雖工于為文，但以不預關中團體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變革之際會，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楊隋及唐初將相舊家之政權之尊位不得不為此新興階級所攘奪替代。故武周之代李唐，不僅為政治之變遷，實亦社會之革命。若依此義言，則武周代李唐較李唐之代楊隋其關系人群之演變，尤為重大也?！保ㄉ睢ぷx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02 頁），即標志著西魏北周以來關隴貴族政治的瓦解。所以，單從標題來看，在君臣關系建構中，《臣軌》旨在強調臣僚應當遵守的忠君法則和為臣之道。

《帝范》與《臣軌》標題與內容的差異，其實可能是兩個時代不同政治風貌的文本縮影。

行文至此，不如稍顯大膽地說，無論是武家諸王在中國封建史上獨特權力構造的服飾體現[2]詳見呂博：《頭飾背后的政治史：從“武家諸王樣”到“山子軍容頭”》，《歷史研究》2016年第4 期。，還是《臣軌》在服飾影像中所述的為臣之道，都在指向一個明顯的歷史傾向——開天之際乃至此后千年形成的君主獨裁的皇權模式，隱約在此時已經開始醞釀。這種前接門閥封建、后啟君主專制的歷史信息，似乎能從服飾上窺得一點時代斑斕。所以，在這一層面上來講，本文觀察的并不是物本身，而是背后使物帶有某種“性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