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有幸承擔譚凱（Nicolas Tackett）先生大著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4）的翻譯，使得我對該書的內容有了一個全面的了解，雖然也不敢說完全理解了作者的精髓，但借此提供一些粗淺的想法，供作者和讀者批評，也是很難得的機會。由于該書所論相關問題此前并未在歐美以及國內學界引起過重點注意，因此影響較大，書評也已經有許多篇。其中有些是介紹性的書評，有些是討論性的書評，涉及世族社會的升降、墓志數據庫的運用等，各有側重。[1]孫英剛：《書評：Nicolas Tackett，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載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20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Michael Hoeckelmann,Review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review No.1807),DOI:10.14296/RiH/2014/1807； Song Chen(陳松),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by Nicolas Tackett (review),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75(2015),No.1；殷守甫：《書評：Nicolas Tackett，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中國中世貴族的解體》，載包偉民、劉后濱主編：《唐宋歷史評論》第1 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王晶：《重繪中古士族的衰亡史——以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第2 期；Linda Walton(萬安玲),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by Nicolas Tackett (Book Review),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LXIII (2015), No.2；Thomas J.Mazanec,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by Nicolas Tackett (Book Review)，《饒宗頤國學院院刊》2015年第2 期。對此，筆者將在這些書評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該書的核心議題，也就是黃巢之亂（或曰王仙芝、黃巢之亂，簡稱王黃之亂）對世家大族所造成的毀滅性打擊。

譚書包括緒論、正文五章、結語，附錄A、B、C，參考文獻、人名索引、綜合索引等內容。由于對譚書已有多篇書評在前，多有介紹該書內容，所以本文不擬再費筆墨于此。簡單而言，該書前面兩章利用傳世史料和豐富的墓志，對9世紀門閥大族的定義、人口數量和地理分布等（第一章），對京城精英（capital elites）、地方精英（provincial elites）的區分和內涵等（第二章），進行展現。隨后兩章，先對京城精英的婚姻網絡、京城社會景觀等予以描述（第三章），然后對地方上，特別是藩鎮體系下的地方精英的向上流動渠道，以及藩鎮體系本身的情況，進行了梳理（第四章）。這幾章的主要貢獻，首先在于利用自制的“唐五代人物傳記與社會網絡數據庫1.0 版”（tbdb010.mdb），對數量龐大的世家大族成員的各種背景信息進行數據處理和歸類分析，這是以前學者從未著手的一項工作，非常值得肯定，這比氣賀澤保規等日本學者僅僅出版紙本的墓志索引要方便得多，兩者可以互相參看。[1]氣賀澤保規編：《新版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增訂版）》，明治大學東亞石刻文物研究所，2009年。遺憾的是，譚書未見提及氣賀澤氏此書，而后者所統計的唐代墓志范圍與前者不相上下，甚至超過前者。其次是對京城和地方不同類精英的區分，并分別梳理了京城精英的婚姻網絡與社會資本，以及地方精英在藩鎮體系下的社會流動。

不過對該書而言，最后一章才是作者論述的重點，前面幾章的鋪墊都是為了這最后一章的出場而展開的。其核心議題在于王黃之亂對9世紀世家大族的毀滅性打擊，包括在京城和地方。在作者看來，這一毀滅性打擊的到來是突然的，之前并無征兆。因此，作者對王黃之亂的描述給人的印象，一個是突發性，另一個就是殘酷性。就突發性而言，主要是指在9世紀大部分時候，世家大族尚生活于承平之世，延續著累世仕宦的傳統，卻在王黃之亂時突然跌入谷底。這一突發性的內涵在于，如果沒有王黃之亂，世家大族依然會繼續9世紀的承平狀態。就殘酷性而言，主要指在王黃之亂過程中一系列反人類的屠殺甚至吃人行為，已經超出了單純的軍事行動范圍。這對世家大族而言，其影響在于大范圍的肉體消滅，直接將世族的社會網絡予以摧毀。

關于這兩種印象，分別涉及中古史的兩大傳統主題：世家大族和農民戰爭。以下分別就學術史現狀進行簡要闡發。

首先，世族（士族）研究是中古史學界熱門的話題之一，甚至已經到了泛濫的地步。因此，近些年來，許多學者希望能夠轉換模式和視角，重新開辟新的學術增長點。仇鹿鳴對士族研究的展望，有以下五個方面：其一是對士族這一概念及其邊界的重新思考，比如對唐中期以后的科舉精英的認定；其二是對士族譜系構造與身份認同的重新檢討，特別是士族郡望背后的社會流動和階層升降；其三是中古史上是否存在過一個超越民族界限的士族身份認同，即探討虜姓士族如何形成對士族身份與文化的自覺認同；其四是在盡可能小的區域尺度內展現小區域社會網絡的圖景和權力構造；其五是跨越考古與歷史的界限，從墓葬本身來理解墓志的史料價值。[1]仇鹿鳴：《士族研究中的問題與主義——以〈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第4 期。從這五點來說，譚書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體現。比如譚書探討了對士族身份的認同問題，這對依靠數量統計進行研究的譚書來說，是十分有必要的，直接關系到每組數據的準確程度。在這方面，作者最強有力的證據是引入人口統計原理，來看待9世紀墓志所見頻率頗高的墓主對自己大族身份之聲稱（p.41）。

譚書的貢獻主要涉及仇氏所說的第一個方面，即對唐后期，特別是9世紀士族概念和邊界的重新思考。陳松即提及，在對唐宋變革期世家大族如何消亡進行研究之前，首先需要界定世家大族這一概念本身。[1]Song Che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by Nicolas Tackett (review),p.237.一般而言，學者多將士族社會限定于魏晉南北朝，特別是東晉南朝。[2]最典型的莫過于田余慶僅將東晉一朝目之為門閥政治時代，參見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2012年再版。不過世家大族一直到唐中后期依然活躍，特別是北朝以降北方大族各自相高，雖然沒有南朝王謝的身份和地位，但依舊是李唐皇室（特別是武則天）的防范對象。只不過大家都覺得，世族在唐朝處于漸趨式微的態勢，皇權勢力日益增長。[3]孫英剛：《書評：Nicolas Tackett，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第524 頁。然而在作者看來，9世紀的世家大族，特別是兩京（長安、洛陽）和兩京走廊地帶的世族，通過各種因緣（科舉、聯姻、仕宦）而得到加固。即便是地方上的擁有國家精英（national elite）祖先的家族，也在盡力維持與京城的聯系（以地方藩帥為例，可參見譚書對擁有仕宦家族史的藩帥之整理，即figure4.4 所示）。[4]對于京城精英在地方的影響力，作者使用了“殖民”（colonize）等詞（p.178），這在殷守甫看來并不一定合適，尚有商榷的余地。參見殷守甫：《書評：Nicolas Tackett，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中國中世貴族的解體》，第274 頁。相反，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經常用來標榜的郡望，則已經不再是9世紀世族的重要認同。若非王黃之亂，這種情況依然會持續下去。王晶即曰：“依作者之推論，如果沒有黃巢的動蕩，那么中古貴族勢必會繼續維持下去，中古貴族的崩潰又似乎只是由于一次偶然的外部因素所導致的意外事件?！盵1]王晶：《重繪中古士族的衰亡史——以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為中心》，第386 頁。因此，對于該書的意義，與其說揭示了9世紀世家大族因王黃之亂而導致的肉體消亡，不如說是在9世紀這樣和平環境下的世家大族之仕宦環境和社會網絡，因王黃之亂而已經不復存在。

其次，再來看被稱之為“農民戰爭”的王黃之亂。眾所周知，前人對于“黃巢起義”的研究，是站在階級斗爭的理論基礎上，以農民戰爭的研究模式來關注的。其中雖然不乏超越階級史觀的看法，但不免普遍落入窠臼，這也影響到了對于具體史實的考證。因此，在階級史觀沒落之后，王黃之亂也不再有人關注。故筆者近年試圖結合藩鎮格局，重新看待王黃之亂的意義。[2]胡耀飛：《黃巢之變與藩鎮格局的轉變（875—884）》，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當然，就與世家大族消亡的關系而言，筆者尚未注意到這一層面。不過從有限的梳理來看，雖然學者多贊同王黃之亂對社會經濟的嚴重破壞，但出于對“農民起義”的維護，并不特別渲染其殘酷性。[3]關于王黃之亂研究的學術史，參見胡耀飛：《百年來王黃之亂研究綜述（附：王黃之亂學術史編年錄）》，《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21 期，2016年。這與千年來普通民眾關于黃巢和王黃之亂的印象相去頗遠。無論是傳為黃巢本人科舉不第后所寫的“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4]黃巢：《不第后賦菊》，載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733，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8384 頁。之句，還是“黃巢殺人八百萬”[5]吳翌鳳：《遜志堂雜鈔》庚集，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03 頁。然吳氏已曰“世傳黃巢殺人八百萬”，知其說之出尚在此前。等夸張之詞，甚至正史中聳人聽聞的“舂磨砦”[6]劉昫等：《舊唐書》卷19 下《僖宗紀》，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717 頁；《舊唐書》卷200 下《黃巢傳》，第5397 頁。之記載，都反映了在后世大眾口耳相傳之下，人們對黃巢殘暴形象的認識與接受。

譚書即就此出發，對王黃之亂期間發生的許多殘酷行為，從各種史料，特別是當時親歷者的筆記和詩文中予以發掘，比如韋莊的各種詩文（pp.219-224）。此外，更從作者本人的墓志數據庫統計出發，揭示出9世紀80年代后期，長安和洛陽地區并未發現一方墓志（p.225），從而證實經過王黃之亂的慘烈破壞，兩京和兩京走廊地帶人煙稀少。不過正如Thomas J.Mazanec 所指出的，在第五章反而不見在前四章中經常出現的具體墓志材料的引證。[1]Thomas J.Mazanec,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by Nicolas Tackett(Book Review), p.407.亦即，作者僅僅描述了王黃之亂期間及此后二十年間的社會動亂之表象，卻并未深入分析動亂之后世族的遺存情況。雖然作者在第五章最后幾段提及幸存之人對日后10世紀地方政治的影響（pp.231-234），但并未像前四章那樣充分利用墓志材料進行仕宦、聯姻等社會網絡的統計和分析。這可能是受制于篇幅，或者作者另有計劃續寫10世紀的歷史。[2]作者關于10世紀的觀點，主要集中于河朔一地的獨特文化在五代時期逐漸隨著北方的統一而展開。參見譚凱：《晚唐河北人對宋初文化的影響：以喪葬文化、語音以及新興精英風貌為例》，載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19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但這使得第五章與前四章之間產生了明顯的隔閡，從而沖淡了第五章關于王黃之亂殘酷性的描述。陳松也指出，作者既然認為9世紀京城精英壟斷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官職（p.180），卻并未考慮到大量可能的在地方任職的京城精英應該并未受到王黃之亂在兩京地區大規模蹂躪的沖擊，與此類似的就是侯景之亂時在地方任職的瑯琊王氏人物王褒即幸免于難，并在亂后重建瑯琊王氏的輝煌。[3]Song Che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by Nicolas Tackett (review),p.236.無論如何，作者對王黃之亂殘酷性的揭示，已經足以帶動學界對“農民起義”負面形象的正面關注。

弄清楚了譚書的兩個核心議題，我們再來看該書給我們的啟示。近年來，學界對中晚唐五代的關注日漸增長，對這一時間段的各種傳統議題，比如藩鎮問題[1]張達志：《唐代后期藩鎮與州之關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李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等，都有新的展開。不過相關話題的深入探討依然不夠，譚書的意義在于通過傳統的世族議題，重新帶動相關領域的研究。就譚書而言，筆者認為還可以在以下幾點做深入思考：

首先是如何看待墓志材料。目前來看，在傳世文獻，包括《元和姓纂》和《新唐書》諸表（包括宗室世系、宰相世系）有限的記載前提下，只能通過進一步的出土墓志之發掘，來補充相關世系的缺環。[2]近年致力于此的研究參見吳炯炯：《新刊唐代墓志所見家族世系考訂及相關專題研究》，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作者在書中統計過一個數字，即9世紀某個時間段，大約有19700 人在世。這個數字的得出，是作者通過對已出土墓志的計算，即先計算《新唐書》宗室世系、宰相世系二表中提及的9世紀人物中已出土墓志之人所占比例，分別是2.39%和2.59%；然后在宰相家族成員并不比其他京城精英家族成員更容易出土墓志的原則下，取二者平均數，即2.49%作為所有京城精英的已出土墓志比例；最終，根據作者寫作時所得到的已出土京城精英墓志數據，除以2.49%，便得到作者所統計的19700 人這一數字（p.249）。言下之意，作者可能還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19700 人中還會出土更加多的墓志，可以印證他的推算；或曰這19700 人大部分都有墓志，可以作為日后的史料期待對象。不過這樣的展望，并不一定能夠得到目前墓志出土生態現狀的支持。根據筆者所接觸到的西安、洛陽兩地考古、文博人士，大家都有墓志越出越少的印象。這一現象的原因大體有二：一是配合基礎建設的考古發掘項目日益減少，導致墓志出土機會減少；二是政府對于盜墓和文物販賣的持續打擊，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盜掘墓志的大量出現。[1]相關信息主要得自筆者在汪籛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西安場）上的見聞，陜西師范大學，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月1日。因此，日后的唐代世族研究面對材料的枯竭，便需要拋開對墓志的過度依賴。[2]孫英剛也提及，墓志并未能夠提供太多關于文化、宗教信仰方面的線索，從而導致作者未能就此過多著墨。參見孫英剛：《書評：Nicolas Tackett，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第530 頁。此外，陳松指出，即使利用墓志，特別是墓志中的世系，也需要注意世系并不是萬能的，其無法解釋所有現象。[3]Song Che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by Nicolas Tackett (review),p.240.

其次，如何看待世族在王黃之亂前后的斷裂和延續問題。這一問題其實由于涉及史料因社會動蕩而缺失，故難以像9世紀那樣通過不間斷的出土墓志來觀察。雖然說墓志出土量的急劇下降可以作為世族社會網絡破碎的直接體現，但破鏡是否就沒辦法重圓了呢？仇鹿鳴對五代崔協夫婦墓志的研究，很好地揭示了王黃之亂后世族之間的通婚情況，認為：“無論面對科舉取士還是晚唐兵亂的沖擊，士族的人際網絡依然在持續而穩定地發揮著作用?！盵4]仇鹿鳴：《新見五代崔協夫婦墓志小考》，載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14 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 頁。類似的情況，應該還有許多內容等待我們發現。雖然仇氏立論所依靠的一個方面依然是幾方墓志材料，顯示出我們其實還是無法離開墓志來還原當時的婚姻網絡，但他所依靠的另一個方面是歷史書寫模式的視角，即針對正史中關于崔協等人的負面記載，認為：“一旦士族壟斷歷史書寫的局面趨向瓦解，加之在晚唐五代的政治動蕩中，習慣于在穩定的官僚體制下平流進取的士族子弟缺乏適應亂世所急需的吏干與軍事才能，其表現出來的舉止乖錯，轉而動搖了整個社會對于士族門第的敬意，在這種情況下五代史中充斥著對于世家大族的負面表述亦不足為奇?！辈⒄J為：“一旦這種社會聲譽受到質疑，整個社會不再以模仿士族為榮，那么其對士族社會的打擊恐怕要更甚于科舉、戰亂這些剛性的沖擊?！盵1]仇鹿鳴：《新見五代崔協夫婦墓志小考》，第243 頁。相比之下，譚書在第五章中所利用的羅隱、韋莊等人的詩詞都是士人所撰，其基于自身的身份立場，對于黃巢這樣的下層民眾所發動的戰爭，不可避免地會渲染其殘酷程度。當然，作者也提出：“為何在肉體消滅了舊時世家大族之后，一種新興的門閥未能在隨后的宋朝出現？”并簡要回答道：“隨著唐朝的滅亡和舊時京城社會網絡的解體，整個舊的文化世界也相應崩潰?！保╬.241）要進一步回答作者的問題，歷史書寫所體現的五代宋初以后士人的思維觀念轉變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在筆者看來，五代宋初所形成的吏治官僚體系對9世紀世族社會抱有一種敵意的態度，并反映在《舊五代史》等史書的歷史書寫上[2]仇鹿鳴觀察到，“《舊五代史》所描述的士族子弟，無論是豆盧革、韋說、盧程還是崔協，幾乎都是徒有虛名的代名詞”。參見仇鹿鳴：《新見五代崔協夫婦墓志小考》，第243 頁。；而宋初以后科舉出身的士人雖然拋棄了吏治官僚體系的偏見，卻也刻意與9世紀世族保持著距離。于是，在肉體消滅的基礎上，文化與思維觀念也進一步遠離了9世紀世族。

總而言之，譚書對于我們理解王黃之亂的影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無論是安史之亂后士族社會的重新凝聚，還是王黃之亂對士族的肉體消滅，都體現出士族和黃巢兩大議題在9世紀的重要性。不過世族社會是否在經歷王黃之亂這一突發性和殘酷性的事件后因肉體被消滅而一蹶不振，尚需更多探討。[1]陳松認為，土地私有市場的發展、南方地區財富的積累，以及印刷術的普及，也是世族社會消亡的重要原因。參見Song Che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by Nicolas Tackett (review), p.239。對于王黃之亂本身的過程和影響，也是本書之后的努力方向。此外，在筆者看來，若要討論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遷，那么如何看待社會動蕩之后一波波往南遷徙的移民在新環境下的生存問題，更是值得繼續探討的。[2]就此而言，前人對于移民史的研究中，已經涉及這方面的大量內容。特別是顧立誠《走向南方：唐宋之際自北向南的移民及其影響》（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4年版）一書，顧氏主要運用了宋人文集和南方地區的各種方志，來考察唐宋之際北方人向南遷徙的類別分布和戶口變化等信息。此外，陳弱水指導的學位論文也專門討論了唐宋之際南方地區新型官僚的形成。參見黃玫茵：《唐宋間長江中下游新興官僚研究（755—960A.D.）》，臺灣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黃庭碩：《唐宋之際的東南士人與政治——以楊吳、南唐為中心》，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這不僅牽涉到北宋時期南方官員的興起，更開啟了后世延續上千年的南方文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