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抑或“問題”：淺議史學碎片化

林勝強

一、前言

在上世紀末的中國，作為問題提出的史學碎片化只有零星的反映。目力所及較早提出此問題的是趙建群，1993年發表在《史學理論研究》上的相關文章認為，歷史的碎化只是西方史學研究中的問題，在中國只是需要被關注、警覺和引以為戒而已[注]趙建群：《論“歷史的碎化”》，《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第121頁。。進入21世紀，對史學研究碎片化的討論日趨增多，特別是2008年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多斯的《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一書的翻譯出版，為論者提供了概念工具和立論武器。2012年發表在《近代史研究》第4、5期的兩組筆談文章更將此問題的討論推向了新高度，儼然成為史學界矚目的焦點。

學界相關討論甚多，但論者大多閃爍其詞。張太原就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疑問：“‘碎片化’是否已成為歷史研究的一個問題，這恐怕需要具體的實證說明。比如，這個問題在中國是由誰提出的？誰在提倡碎片化？誰在反對碎片化？各要達到怎樣的效果？什么樣的研究是碎片化？在近年的研究成果中大致占據怎樣的比例？”[注]張太原：《個體生命與大歷史》，《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28頁。相關問題沒有搞清楚，對史學碎片化的討論難免捕風捉影。因而相關討論面臨向壁虛構的非議不足為奇，雖然討論的聲音不絕于耳，其身影卻含混不清。本文不揣淺陋，就史學碎片化問題略陳管見，以求教于方家。

二、問題的源流

史學研究碎片化的字面含義是研究的題目細小瑣碎，缺乏整體的關聯性和大的問題關懷，因而缺乏意義與價值。這種碎片化傾向在中國近20年興起的區域社會史和新文化史中表現比較突出，這些也是受國外史學理論和方法影響較為深刻的領域，比如社會史的區域研究、田野調查就受現代人類學的影響，而新文化史受西方后現代主義的影響更是不言而喻，史學碎片化某種程度上被歸咎為西方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的引介和實踐。有的學者就總結，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進入這些新興領域，尤其是剛跨入學術門檻的研究生，紛紛選擇具體而微的專題作為初入學術的門徑，群相效仿，使得這種碎片化傾向有愈演愈烈之勢。這一現象引起他們擔憂，他們認為史學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功能將被這種碎片化漸行消解，甚至有導致史學學科空洞化、邊緣化的危險[注]李長莉：《“碎片化”：新興史學與方法論困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20頁。。

其實在西學的刺激之外，史學碎片化在中國自有其源流。賀昌群在1934年就感慨，清末民初《國粹學報》和《中國學報》上的文章，“大多仍能巍然保持著它的價值”，不過只是一種碎片化的價值，“在一門學問或一個問題中，只見零篇斷目，如三五小星在夜天閃爍”，表現出中國“整個學術的內容，步調太不整齊，缺少連鎖性，很難尋出一貫的文化線索來”[注]賀昌群：《一個對比》(1934年)，《賀昌群文集》第3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546頁，轉引自羅志田：《非碎無以立通：簡論以碎片為基礎的史學》，《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0頁。。將此問題的出現上溯至清末民初，當時的學問已經呈現出碎片化的趨向，從中很難尋出一貫的文化線索。章清也認為：“史學研究中所謂的‘碎片化’問題，并非今日才發生，說‘古已有之’，并不為過；晚清以降史學成長為‘現代學科’的過程中，類似的問題更是使史家產生不小的困惑?！盵注]章清：《“碎片化的歷史學”：理解與反省》，《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7頁。將問題歸因于晚清史學作為現代學科的出現和成長。

“碎片化”一詞在語義上是針對整體化而言的，本身即隱含或深或淺的消極涵義。問題討論之前抱持先入為主的成見似不可取，用內涵大體一致的局部化、細節研究、專題研究甚至于小題目來替代，興許沒那么強烈的褒貶色彩。對此問題的認識還可拿其他學科如人類學佐證，“它沒有中國歷史學那種‘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雄心壯志，他們熱衷于小問題，并不認為宏大問題就優于微觀研究”[注]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從社會的最底層看歷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4頁。。本文為敘述的便利以及與學界討論議題的一致性，暫依慣例用“碎片化”一詞，不以其它較為中性的詞匯來替代。

史學研究碎片化的產生與史學研究中“宏大敘事”敘述模式的衰落也不無關聯。宏大敘事一般是指通史寫作，主張“用長遠的、宏大的眼光看問題，要從歷史中找出趨勢性的、規律性的東西。用這種方式寫出的‘通史’，當今歐美學術界通常把它叫做‘宏大敘事’，比如說，我們很熟悉的‘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等等，都屬于‘宏大敘事’的范疇”[注]李劍鳴：《“大”與“小”的關系及其他——現代歷史寫作的挑戰與應對》，《歷史教學》2009年第15期，第6頁。。宏大敘事的好處是提供了一個長時段、整體性的畫面，而且其中或多或少有所謂的歷史規律或趨勢存在。但它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只可遠看，不可近觀，而且往往會犯簡單化和過度概括的毛病。宏大敘事追求的是普遍性，把特殊性置于普遍性之下，以某種主導性的歷史邏輯替代多樣的、偶然的歷史進程。

對僵化的“宏大敘事”寫作范式日益不滿，微觀史寫作應運而生，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卡羅·金茲堡的《奶酪與蛆蟲》、納塔莉·澤蒙·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被奉為微觀史寫作的典范，在國內也不乏贊揚和模仿者。微觀史寫作的盛行，帶來了新的負面問題，學界不少人抱怨，那么多人寫論文，多數都在討論小問題，結果我們看到了一大堆零散的東西，對細節了解得不少，但對歷史的大畫面卻沒有什么概念，史學研究的碎片化因而成為問題。

三、問題的內容

史學碎片化談論的人雖多，但并未給出統一明確的定義，其內容面臨著言人人殊的境地。李長莉認為史學碎片化主要表現為三種癥狀：(1)論題小而微，缺乏大關懷與大問題；(2)論題細碎而零散，缺乏大聯系與大序列；(3)問題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論與大闡釋[注]李長莉：《“碎片化”：新興史學與方法論困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21頁。。在王晴佳看來，“所謂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可以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史家眼光朝下，研究原來不為人注意的、無關歷史進化的日常小事或邊緣人物和實踐；二是繁瑣論證，就一些已經為人所熟知的題材，深入發掘，探奧求賾，希望發人所未發之新見”[注]王晴佳：《歷史研究的碎片化與現代史學思潮》，《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13頁。。李長莉針對的更多是論題本身，而王晴佳在論題之外關注到論題論證的方式。

李金錚提出：“史學碎片化的主要特征是：研究題目瑣碎、微觀，雜亂無章；缺乏整體史關懷，缺乏全面聯系和貫通；疏離宏大敘事，輕視理論思考，缺乏共識。它導致以小概全，偏離了歷史發展的主流軌道，喪失了對人類命運關懷的精神境界，對歷史現象不能做出深刻的分析和把握?！彼P注的核心問題是碎片與整體的關系。除此之外他還注意到：“當歷史研究陷于瑣碎、微觀，缺乏整體史觀念時，就是碎片化；反之，如果具有整體史關懷，碎片研究就不是碎片化?！盵注]李金錚：《整體史：歷史研究的“三位一體”》，《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24頁。他還區分了兩個重要概念：碎片與碎片化，認為歷史的碎片研究并不等于碎片化，只有沒有整體關懷，缺乏整體史觀念的研究才是碎片化。

根據學界研究狀況，總括來論史學碎片化在中國的具體表現，大致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研究題目的細碎，宏觀視野的通史性題目大大減少，專題研究日漸盛行，缺乏整體史觀念和大問題關懷，這尤其表現在物質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領域，反對聲中的激烈者直接目為聲色犬馬、吃喝拉撒。

第二，選題論證方式上的繁瑣，對一些已經為人熟知甚至已有定論的題材，依舊深入發掘，多方論證，以探求他人未見的面相。

第三，社會史研究中的“區域轉向”，學者關注一個個具體區域的研究，研究的對象從一個省到一個縣甚或深入一個村，一個個區域簡單的重復與疊加，其價值自然受到質疑。就像有的論者所言：“中國史學研究出現‘區域轉向’后，各種微觀研究大受青睞，但由于研究單位和對象發生變化，中國史研究從整體上似乎缺乏一以貫之的宏大氣勢，故又常被譏之為有趨于‘碎片化’的危險?！盵注]楊念群：《“整體”與“區域”關系之惑——關于中國社會史、文化史研究現狀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28頁。

第四，隨著西方后現代主義理論的傳入，歷史學者對書寫“大歷史”失去了探討的興趣。史學理論中出現“語言學轉向”和“敘事轉向”，新文化史和微觀史等新興史學門類應運而起，它們都以細致的筆觸描寫前人所忽視的事件、人物為中心。史家治史觀念也隨之改變，從原來希求探討、解釋歷史演化到純粹描述歷史事件或人物行為，不再追求史學的宏大敘事。

四、問題的主體

(一)法國年鑒學派及其影響下西方史學界的問題

史學碎片化雖說眾說紛紜，但分清問題的主體似有必要，即問題是誰的。史學的碎片化到底是外來的還是中國的問題？問題和語境的關系人人皆知，但在具體的處理上也易被疏忽?；氐絾栴}的源頭來梳理，或對此問題會有不一樣的認識。

法國年鑒學派及其倡導的新史學當屬20世紀最重要的史學現象之一，它們不僅在法國長期占據主導地位，而且對全世界歷史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法國史學家弗朗索瓦·多斯1987年出版《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一書，對此問題有很好的總結。年鑒學派的歷史表明了一個史學流派從興旺到逐漸衰落的全過程，從第一代的布洛赫、費弗爾，第二代的布羅代爾，到第三代的勒華拉杜里、勒高夫，三代年鑒學派之間有連續也有斷裂，論者所謂的史學碎片化出現在第三代對其第一、二代前輩史學家的揚棄上。就像該書中文版譯者所言：“《碎片化的歷史學》一書則以大量事實向我們揭示出年鑒學派和新史學的發展過程、內部分歧、優勢劣勢，以及該派史學家們的政治經歷、思想傾向和相互關系?！盵注]馬勝利：《年鑒學派和“新史學”的墓志銘——評介〈碎片化的歷史學〉》，《世界歷史》2009年第6期，第144頁。

作者在該書中言到，第三代年鑒學派史學家與其前輩之間“最重要的斷裂表現是對歷史知識的解構，對整體觀念的放棄，從而使歷史從單數變成了復數”，而且“歷史學從社會科學中汲取養料后便拋棄了自身的特性。隨著研究對象的支離破碎和大量增加，歷史學將逐漸失去自我”[注]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馬勝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34-235頁。，顯然這是法國語境下年鑒學派主導的歷史學科的危機。該書言說的對象明確為法國史學界的年鑒學派，史學碎片化是由其第三代史學家的所為造成的，法國年鑒學派的脈絡自有其發展的內在理路。因為法國年鑒學派在西方史學界的強勢地位和巨大影響，該問題進而擴散至整個西方史學界。

(二)中國史學界的問題

在中國類似的現象是也是史學的碎片化嗎？我們要靠總體史[注]所謂的總體史、宏觀史、整體史，它們在內涵上有相當的重合，特別是在論及史學碎片化這一語境之下，研究者對這些詞匯的選擇也因人而異，辨析其中的異同并非本文主旨，本文采大而化之的態度，取寬泛意義上的理解，將這些概念等同視之，讀者諒之。來拯救史學碎片化嗎？王笛就質疑：“但在中國史學界，我懷疑‘碎片化’真的成為了一個問題，即使有了問題的苗頭，也不是現階段值得我們擔憂的問題?！彼此际穼W的往事：“整體化研究是近代中國史學的傳統，史家希望他們的研究為執政者提供歷史借鑒，猶如司馬遷所說的，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1949年以后的中國歷史學界，更是把這種抱負發展到了極致，史家們或熱衷于發現歷史規律，或實現指點江山的抱負，結果復雜的、豐富多彩的歷史，被簡單地總結成了幾朵金花、幾次戰爭、幾次革命高潮等等，眾多的學者擁擠在若干重大課題的狹窄道路上?！贬槍κ穼W的現狀他明言：“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現存的中國史學研究的成果，我們會發現其實我們對歷史的‘整體’了解得多，而‘碎片’或細節了解得少。而缺乏細節或‘碎片’的整體史，經常是一種有偏差甚至謬誤的整體史。因此，我更傾向于對整體研究持挑剔的眼光，因為我們可以發現更多的研究是整體旗幟下的空洞化、重復研究，人云亦云，了無新意?！彼詈笃鞄悯r明地提出：“中國學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還遠遠不夠?！盵注]王笛：《不必擔憂“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31-32頁。這些言論可謂振聾發聵，發人深省。

另一方面，在目前中國史學研究中運用新興的史學理論、工具遠遠不夠，而不是太多。作為抨擊對象的微觀史、區域社會史、新文化史等更是處于發展的初期，此階段出現偏差和問題在所難免?？偠灾?，中國和西方史學承繼的歷史語境不同，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面臨的主要問題也不同，不能把西方針對自身問題的批判也原樣照搬，否則難免張冠李戴。關于此問題論者已有發現，鄭師渠就認為：“當下近代史研究的所謂‘碎片化’，與多斯面對的年鑒學派史學的‘碎片化’，不是同一個問題?！盵注]鄭師渠：《近代史研究中所謂“碎片化”問題之我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8頁。同時也不該將中國史學研究中的碎片化歸咎于后現代主義的引進，據前文所述類似問題在晚清時已有人慨嘆，而當時后現代主義理論尚未產生。后現代主義傳入中國時日不多，在歷史學上的實踐更沒有全面展開，碎片化即使是有，至多也只是個案而已，無須大張旗鼓地撻伐。

(三)在中國史學碎片化是誰提出的？說的對象又是誰？

最近20年來，由于區域社會史研究的盛行，新文化史和微觀史研究的發展，宏觀性的通史性題目越來越少，專而小的專題研究日漸增多。這種傾向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擔憂，他們開始對史學碎片化進行批評。在王笛看來：“這些批評主要是針對青年學者和研究生，因為老一輩歷史學家基本上是不研究‘碎片’的?！盵注]王笛：《不必擔憂“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31頁。言下之意提出問題的大多為學有所成或在學界頗有地位的學者，而他們批評的對象以青年學者為主。但是對這些初來者一味強求所謂重大的課題、宏觀的研究，得到的恐怕更多是強人所難，結果言之無物、低水平重復等現象不可避免。與其強求不切實際的理想，不如持更多的包容，選題可大可小，只要論述由虛入實，把小的問題講清楚了，收以小見大之功即可。

當然，批評史學碎片化學者的初衷是擔心青年學者迷失在瑣碎的細節之中，特別使他們憂慮的是，這些年輕學者不能把小問題聯系到大問題，不能從更宏大的理論高度來進行概括分析。批評史學碎片化的學者，或許是對史學研究要求太高，雄心太大，他們不滿足對碎片的認識，似乎任何研究課題，都要提供對國家民族等大問題的深刻認識，才算是有意義的研究。羅志田就進而追問：“我只希望那些擔憂近代史研究已呈‘碎片化’的學者，不妨想想自己究竟期望一種什么樣的學術氛圍？任何一項具體的課題，研究者都不能不對中國近代史的框架、主線或基本傾向等有自己的認識，否則便難以推進；但我們似不必要求所有學人，特別是初入道的年輕學人，都來辯論什么是中國近代史的主線和特性?！盵注]羅志田：《非碎無以立通：簡論以碎片為基礎的史學》，《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8頁。此言針砭時弊，可謂中肯。

況且所謂的問題大小，本就是人為的判斷，一時的大小并不代表永遠的大小。就像論者所說：“‘碎片’研究的重要性還在于，方法論、史學觀等的不同，我們的歷史認識和眼光都有相當的局限，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我們還不能認識到這些‘碎片’的意義，但是，當更多的‘碎片’得到研究，隨著方法和史學觀點的變化，我們可能發現過去看起來似乎沒有意義的‘碎片’，其中卻蘊含了非常有意義的玄機?！盵注]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從社會的最底層看歷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4頁。彭小瑜也從自己的研究領域——西方中世紀史舉例為證，以小題目為對象的微觀歷史研究自有其理論意義所在[注]彭小瑜：《微觀歷史研究的理論意義》，《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32-33頁。。

追根究底，問題的產生也許不是由史學選題本身的碎片化，而更多是由操作者個人學養不夠、知識儲備不足或者個人操作不熟練所致，不是不想做好，而是沒能力做好。李金錚亦有同感：“一些論著出現碎片化特征，與作者自身的意識、能力、史德低下有關?，F在最應該治理的，恐怕是大量沒有學術味道的‘垃圾’?！盵注]李金錚：《整體史：歷史研究的“三位一體”》，《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28頁。換言之，他認為并不存在史學研究碎片化問題，研究碎片并不等于碎片化，碎片化現象的出現與史學研究者自身的意識、能力、史德問題相關，而不在史學研究碎片本身。

五、問題是否存在

對目前史學研究是否存在碎片化的問題，學界意見截然兩分，有肯定的，有否定的，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但其中又以肯定的聲音居多。

(一)肯定的一方

王學典認為存在史學碎片化，大有痛心疾首之勢，主張要走出碎片化[注]王學典：《走出史學的“碎片化”》，《歷史學家茶座》2012年第2輯總第28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第3頁。，重建基于中國歷史的宏大敘事[注]王學典、郭震旦：《重建史學的宏大敘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4-7頁。。行龍也認為問題存在，并以自己所在的領域社會史研究為例，建議以總體史來克服碎片化，進行多學科的交流對話。具體要求是三點：一是要有鮮明的問題意識，二是重視“長時段”，三是以歷史學為本位的多學科交叉[注]行龍：《克服“碎片化”回歸總體史》，《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8-22頁。。

章清同樣認為存在史學的碎片化，但是他強調首先要理解問題的由來，并對此抱以同情的態度，更多地將反省的矛頭對準現行史學的學科制度[注]章清：《“碎片化的歷史學”：理解與反省》，《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7-12頁。。李長莉認為問題也存在，將之歸因于新興史學的方法論困境，因為社會史和文化史領域學者運用的“微觀實證”的研究方法，會導致研究論題意義微弱甚至缺乏意義，這是造成碎片化的根本癥結所在[注]李長莉：《“碎片化”：新興史學與方法論困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20-24頁。。

(二)否定的一方

對史學碎片化存在與否，持肯定態度的學者雖多，但持否定態度的也不少。鄭師渠注意到中西語境的不同，認為多斯所講的碎片化問題在中國近代史學界并不存在，因為學界依然堅持追求總體史的傳統，并主張慎重使用碎片化的提法[注]鄭師渠：《近代史研究中所謂“碎片化”問題之我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5-10頁。。羅志田不認為現在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呈現出碎片化的狀況，并論證說一是史料本身有斷裂和片段的特性，史學是一門以碎片為基礎的學問；二是即使斷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體。他還提到一個導致文科研究碎片化的關鍵因素，那就是很多刊物的字數限制，對有多少不破碎的論題能在萬字以內完成，在萬字以內能達成上述要求的能夠是多大的題目，提出了自己的質疑[注]羅志田：《非碎無以立通：簡論以碎片為基礎的史學》，《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0-28頁。。

王笛的答案是史學碎片化在目前中國歷史研究的語境中不是一個明顯的問題，甚至本身可能就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中國研究小問題，研究碎片的歷史，不過僅僅才開始，等十幾、二十年以后碎片的研究發展到相當高的程度了，再來糾正不遲[注]王笛：《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從社會的最底層看歷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4頁。。王玉貴、王衛平也以自己的例子說明，盡管史學碎片化問題其來有自，并且似乎言之有據，但細細推敲起來，卻很難經得起嚴格的學術考究和深層次的學術反思[注]王玉貴、王衛平：《碎片化是個問題嗎？》，《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16-20頁。。

六、“現象”抑或“問題”

依據上文的梳理和分析，以筆者管見，目前中國史學界中的碎片化至多可歸類于現象層面，尚構不成實質性的問題，更談不上以總體史來拯救。要尋求答案勢必追問歷史的本質、目的這些屬于歷史哲學層面的問題，以及史學碎片化與史學多元化、史學碎片化與總體史的關系等問題，下文將一一述及。

(一)歷史學是什么？

歷史學是什么？對此問題，已有不少思想家和歷史學者嘗試給出回答。從根本上說歷史學針對的是過去，它是通過痕跡得來的認識。在年鑒學派大師馬克·布洛赫看來，歷史學首先是一門技藝，而歷史學家是一門職業，一門行當。歷史學的目的是求真求解，其中的“真”是以痕跡為起點，遵循考證準則推理出來的結果；其中的“解”是保持或恢復過去之于未來的不確定性，即歷史在發生之時的或然，它更接近于解釋而不是解答。要求歷史學家給出答案，無疑是一種奢求。在歷史學是否屬于科學這個層面，學界已有基本的共識，“歷史學不是一門科學，它只是一種認識方法”[注]夏爾·瑟諾博司：《應用于社會科學的歷史學方法》，見安托萬·普洛斯特：《歷史學十二講》，王春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9頁。。

從歷史學的認識方法而言，歷史學不是直接觀察事實，而是對史料進行間接的考證推理。在推理過程中歷史學家遵循基于證據的考證規則，論述要有依據，引文要標明出處，這是歷史學家這份職業區別于業余愛好者、文學家的基本特征，也是歷史學家誠實、道德的基本職業操守。在此點上歷史學接近科學，但也僅此而已。

張太原就說：“作為歷史研究者的任務在于追問‘歷史到底是怎樣的’，然后進而追問‘歷史為何會這樣’。解決了這兩個問題，歷史研究者的任務基本上就算完成了。至于歷史能否資治或有益于現實，那一般是讀者的事情，是實踐家通過閱讀歷史作品獲得的感受，研究者至多可以通過材料和表述把它作為隱藏在背后的意圖?！盵注]張太原：《個體生命與大歷史》，《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31頁。如此除魅之后的歷史學才能回歸其在現代社會應有的位置，歷史學不能承受之重的責任才不用背負，歷史學家身上的重擔亦有卸下的可能，與社會保持適當的距離，謹守自身的角色與擔當。

(二)歷史學有什么用？

在中國傳統社會，唐朝以后歷史就變成了官修，正史以帝王將相為中心，視歷史為資治的工具。中國傳統史學的目標是雙重的，一個是道德政治的理想目標，另一個是政治權力操作的實用技術，史學為執政者的統治提供政治借鑒和行政經驗，其肩上的責任可謂重大。進入20世紀，人們對傳統史學日益不滿，梁啟超起而揭橥“新史學”。他言道：“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然則但患其國之無茲學耳；茍其有之，則國民安有不團結，群治安有不進化者！”[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31頁。最后總結說：“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薄皢韬?！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37頁。他提倡的“新史學”意欲為中國傳統史學突破原有格局，轉向國家、群體和平民，將史學定位在國家和國民意識的啟蒙，把史學革命與救亡使命相勾連。

不獨中國如此，在法國歷史學也被賦予建立國家和民族認同的任務，密特朗總統說：“一個民族不教授自己的歷史就喪失了自己的認同?！盵注]轉引自安托萬·普洛斯特：《歷史學十二講》，王春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9頁。而且“法國人一致認為，他們的民族認同，甚至民族之存在都要通過歷史教學來獲得，‘一個社會若是逐漸在學校里取消歷史課，便等于在自殺’”[注]安托萬·普洛斯特：《歷史學十二講》，王春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9頁。，可見歷史學在法國地位之隆，作用之重。

對歷史學被賦予如此任務的反思并不缺乏，杜贊奇就主張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即從民族主義建構的一元歷史敘事的話語系統之外去發現歷史性，倡導“復線的歷史”[注]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王憲明，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頁。，這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不無指導意義。他的主張極具啟發性，在中國學者中也有回應，羅新的《超越民族主義的國家史觀》一文，就更加深刻地提出了要走出民族主義史學。他說：“民族主義與近代民族國家在起源意義上是互為因果的，而近代制度化和專業化的歷史學，也與近代民族國家幾乎同時發生和發展起來，這就注定了歷史學不僅以民族國家為中心來構建其基本骨架，而且也主動服務于民族國家體系下的國際國內社會發展與政治建設。民族主義史學是近代民族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忠誠于民族主義，以本民族為中心，是民族主義史學的基本立場?！盵注]羅新：《超越民族主義的國家史觀》，《文化縱橫》2015年第4期，第43頁。對民族主義史學與民族國家建設兩者的伴生關系做了很好的說明。

雖說民族主義史學在民族國家建構和追求獨立富強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它助長的民族主義情緒也產生了頗多負面效應。直至今天歷史學與民族主義依然糾纏不清，對民族主義史學的反思成了當務之急。羅新言道：“我們現在明確提出要走出民族主義史學，不是因為告別的條件越來越成熟了，事實上民族—國家的國際秩序仍將維持很多很多年，而是因為告別的必要性越來越強烈、越來越緊迫了。與現實社會的深刻關聯，使歷史學負有過于沉重的責任，而任何一個歷史學家都沒有理由把這些責任推給其他同行?！盵注]羅新：《超越民族主義的國家史觀》，《文化縱橫》2015年第4期，第49頁。對民族主義史學提出了沉痛的反思，對歷史學家這個群體也提出了難以回避的問題。

鄧曉芒就認為：“柯林武德在其《歷史的觀念》中所提出的歷史學的四個問題或四個方面的特點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最后一個問題，即‘歷史學是為了人類的自我認識……因而歷史學的價值就在于，它告訴我們人已經做過什么，因此就告訴我們人是什么’?！盵注]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38頁，見鄧曉芒：《論歷史的本質》，《社會科學論壇》2012年第5期，第86頁。從哲學的層面為歷史學的功用做了回答。張仲民的答復更加簡要：“的確，作為一門經驗的學科，歷史學的主要意義在于‘再現’過去，揭示未知，補充已知，讓讀者從中感受智慧與獲得啟示，而非得出規律性的結論或預言?！盵注]張仲民：《理論、邊界與碎片化檢討——新文化史研究的再思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第18頁。樸素的答案，道出了歷史學在現代社會應有的功用。在現代社會歷史學家如果想要做到不偏不倚，就必須抵制住誘惑，不讓歷史學服務于除它本身之外的其他任何東西和目的。歷史學和歷史學家的角色復歸原位，歷史學即使出現碎片化的現象也不是多大的問題，甚或根本就不是問題。安托萬·普洛斯特在《歷史學十二講》中引用科澤勒克的名言：“人們曾給歷史學賦予的使命是審判過去，教導當代人以服務于未來的歲月；我們的嘗試沒有這樣高遠的使命，而只是想要說明，過去的真實情況是怎樣的?！盵注]科澤勒克：《過去的未來》，轉引自安托萬·普洛斯特：《歷史學十二講》，王春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58頁。這才是歷史學和歷史學家該有的屬性和定位。

(三)史學碎片化與史學多元化

史學碎片化現象的出現與史學發展的多元化密不可分，彭剛分析了歷史學出現多元化的原因。首先，他認為“史學的多元化發展首先是現代社會多元化的反映和寫照”；其次，“各個學科及其學科內部的多元的影響，對于造就歷史學的多元化局面，也功不可沒”；最后，“歷史學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也有很現實的原因。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和職業化史學的發展，有一種說法是，正在寫作的歷史學家比從希羅多德到湯因比加起來還要多。歷史學從業者的增多，也是歷史學日益走向多元的重要因素”[注]彭剛：《當代歐美史學中的多元化、碎片化與歷史綜合》，《光明日報》2016年1月23日，第011版。。歷史學多元化在某些學者眼里卻變成了史學碎片化，殊不知歷史學的多元化是社會多元化和歷史學家個人選擇多元化的自然反映，本無須大驚小怪。

不僅如此，在張仲民看來，“此種史學研究中的碎片化情況，或者更廣泛地說知識碎片化的情況，在其他學科亦普遍存在，甚或更形嚴重，這或許正反映了人文學科專業化、標準化的進一步擴張與知識分科的密度加深，乃至研究社群的大規模增長，‘知識本身必然孤立碎片化而非導向在學科內部或學科之間的統一’，此乃人文學科包括歷史學發展所付出的必需代價”[注]張仲民：《理論、邊界與碎片化檢討——新文化史研究的再思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第17頁。。這和彭剛的見解異曲同工，他還指出碎片化在其他學科中也存在，是學科發展過程中的必然。

從人類社會科學發展的普遍規則來看亦是如此，趙建群就言道：“科學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人類對客觀事物認識的形式之一，就是分門別類地把握客觀事物，由此而形成的科學分化趨勢，表現為原來的一門學科在更深入的層次上發展為若干相互聯系的分支學科。這就是所謂的科學的分化。歷史學的發展當然也不例外?！盵注]趙建群：《論歷史的碎化》，《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第122頁。在此點上中西皆同，學科門類越分越細，越分越豐富。具體到歷史學而言，如楊念群所說：“近30年來的中國史學研究，一直尋求打破由政治意識形態主導的單一詮釋路徑，在方法論探索上呈現多元競進的局面。此局面的形成既是改革開放的時勢推動使然，也有史學方法受各種思潮影響而發生內在理路變遷的復雜原因?！盵注]楊念群：《“整體”與“區域”關系之惑——關于中國社會史、文化史研究現狀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23頁。史學多元化是社會發展多元化和歷史學科自身發展的必然表現，不必擔憂其中出現的個別所謂碎片化問題。

(四)史學碎片化與總體史

回顧一下年鑒學派的發展歷程，對理解史學碎片化與總體史的關系不無助益。最初年鑒學派的產生是作為蘭克史學的對立面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針對蘭克實證史學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傾向，年鑒學派的開創者之一布洛赫聲稱：“唯有總體的歷史才是真的歷史?！辈悸搴仗岢龅目傮w史思想，經第二代年鑒學派史學家的發揚光大，大大拓寬了史學的領域。但是到了第三代年鑒學派，他們對宗師的思想提出質疑，“總體史顯然是沒有意義的，它是一種愿望，標志著一種方向”，只是“一種不明智的雄心”[注]馬克·布洛赫：《為歷史學辯護》，張和聲、程郁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8-9頁。。顯而易見，某種程度上第三代年鑒學派被詬病的史學碎片化是對其前輩總體史的“反動”而出現的，是對前者的揚棄。

以中國史學發展的進程而言，楊念群說：“過去史界所熱衷討論的諸如歷史發展趨勢之演變、走向、規律等等‘大問題’漸遭冷遇，由主流退居邊緣。由于日益從眼光向下的視角觀察民眾日常社會的經驗邏輯，對之進行詮釋辨析的手段也漸趨細致多元，遂導致對歷史發展總體趨向的判斷日益模糊不同。同時，這些新的探索路徑亦不斷招致缺乏整體視野和研究方法日益‘碎片化’的批評。與之相呼應，史界中回歸‘整體史’傳統的呼聲亦時有所聞?！盵注]楊念群：《“整體”與“區域”關系之惑——關于中國社會史、文化史研究現狀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23頁。但是對“整體史”卻并無明確而一致的定義。他進而言道：“也許在‘什么是整體’這個問題無法厘清之前，把‘區域史’與‘整體史’對立起來，且抬高‘整體史’地位，并以‘整體史’研究作為史學最高境界和終極目的的想法在具體的歷史敘述中根本無法實現?！盵注]楊念群：《“整體”與“區域”關系之惑——關于中國社會史、文化史研究現狀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29頁。對以整體史來克服史學碎片化的藥方，楊念群提出了自己的質疑。在閻步克看來：“不同層面、風格、論題各有價值，不必只把某一路數看成正途。歷史學是個非常廣闊的領域，只要在某事象的考辨上顯示了高超技巧和獨到見識，甚至只是栩栩如生地‘講故事’，那都跟‘探討規律’具有同等的認識價值?！盵注]閻步克：《斷想：王朝體制的延續性與周期性》，《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30頁。作者言語的對象雖說是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但拿來針對史學碎片化與否的討論，同樣切題。

被質疑為史學碎片化典型的華南學派，對加諸自身的指責也有答辯。他們辯解自己并非是為了研究華南而研究華南，研究華南的目的是更好地了解中國的歷史和人類的歷史。他們的區域社會史研究本身就是重寫中國通史努力的一部分，提出“作為方法論的區域社會史研究”的范式革命[注]趙世瑜、鄧慶平：《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167-168頁。。饒有興味的是，他們認為自己社會史研究方法的特征，正是“長時段”和“整體史”[注]張小也：《官、民與法：明清國家與基層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3-24頁。。楊念群認為：“‘區域社會史’研究從剖析各個微觀地域特質的角度出發理解中國歷史作為一種變通選擇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據的，不應該被譏為‘碎片化’傾向的源頭，或簡單評定其研究價值就一定低于‘整體史’一等?！盵注]楊念群：《“整體”與“區域”關系之惑——關于中國社會史、文化史研究現狀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29頁。為社會史領域的區域社會史研究正名。王笛也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所寫的歷史，無論我們有多么深邃的眼光，多么遠大的抱負，多么宏偉的敘事，也不過是提供了一個歷史的碎片，至多有的碎片要稍微大一些而已?！盵注]王笛：《不必擔憂“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33頁。對碎片研究與總體史的關系做了極具說服力的辯證說明。

將微觀史和總體史涇渭兩分，在價值上相對而立，不無偏頗。以片段、零碎史料為基礎的史學表現出來的碎片化史學，是史學的本相，而且微觀史完全可以表現出總體史的意義，前文所述彭小瑜文章中的例證就是很好的說明。將歷史賦予傳統社會“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神圣使命，無論如何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雄心。斷定中國史學研究的學術生態存在“碎片化”，將中國史學在重大問題上表現出來的失重和失語歸咎于史學的“碎片化”，假如那些所謂的“重大問題”，是屬于史學范疇的話，倒也是分內之事；但如果是其他的話，史學家的立言發聲則是溢出本分之外。

總而言之，歷史學只是一門技藝，而歷史學家只是一門行當?，F代社會和思想狀況的多元、歷史學科自身的發展以及日益增多的其他學科的影響，都導致史學多元化的出現。史學的多元化并不等于史學的碎片化，這恰是學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最好證明。史學碎片化只是史學發展過程中的正?，F象，而非某些論者所詬病的問題。問題既不存在，以總體史來克服碎片化自然難以做到有的放矢。

七、結語

德里克在《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中言明，在塑造中國人的歷史意識上，傳統儒家史觀[注]儒家史觀大意指，“史學并不被視為一個自主的領域，而是一個被置于指導人類行為踐履其命運的永恒原則之下的領域”，“將歷史視為有關終極原則‘道’的命運的時間記錄”，“對于歷史的評價是由對秩序與和諧的追求和對混亂與沖突的厭惡所指導的”，歷史編纂和歷史解釋服務于政治和道德的目標。參見阿里夫·德里克：《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翁賀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7頁。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前后相繼。唯物史觀對儒家史觀的替代在德里克看來就是一場史學范式的革命，“使唯物史觀凸顯為一種范式的，是它對闡明歷史形成的社會學要素的相對意義的大膽定義，以及由此而來的對于‘什么構成一個重大的歷史問題’的觀點。歷史唯物主義，比其時任何一種歷史理論程度更甚地將社會置于歷史研究的中心，并斷定那些與經濟活動最直接相關的社會要素的邏輯優先性”[注]阿里夫·德里克：《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翁賀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6頁。。產生于20世紀20～40年代的唯物史觀及其伴生的“革命敘事”，表達了左翼革命主義的世界觀，為人們認識這個紛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來源，提供了一個不可取代的視角[注]高華：《敘事視角的多樣新與當代史研究——以50年代歷史研究為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第83頁。。在革命戰爭年代，它自身具有的強烈思想動員色彩，吸引了無數熱血青年，為中國革命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50年代中后期開始逐漸走向僵化和教條，其負面效應有目共睹。改革開放以后，多元化的敘述被重新發掘、引入史學領域，開始更多地繼承中國史學中私人著述的傳統以及強調作者自主性的西方史學理論。目前學界對史學碎片化的討論和抨擊，和史觀的多元不無關聯。

具體而言，眼下某些念念不忘、孜孜以求的“大問題”，不少是由后來僵化和教條化的唯物史觀所派生的，而他們所抨擊、痛心的史學碎片化恰是史觀多元化的產物。碎片化如果指的是史學對象的局部、史學方法的微觀、史學成果的多元，這恰是史學研究的本相。多元本身就代表著學界的繁榮和進步，我們有什么理由痛心疾首？社會的多元，思想不再定于一尊，學術才能與時俱進，碎片化正是學科多元化的正常表現。羅志田就主張：“一、凡是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往昔的取向，都是可以嘗試的；二、史學界存在多種不同的取向，而不是一種眾皆認可的取向，才是最正常也最理想的狀態?！盵注]羅志田：《非碎無以立通：簡論以碎片為基礎的史學》，《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7-18頁。

在此還可拿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的關系為證，根據哈耶克的自生自發秩序理論，自由同樣可以達至秩序，而非想象中的散漫、混亂。表現在經濟學領域是對人作為“理性人”的假設，個體獨立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作用下，結果卻是整個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在他看來，“自生自發的秩序不僅可以在物理領域中發現，而且也可以在社會領域中發現，后者就是所謂自生自發的社會秩序”，而前述的“‘市場’秩序，是哈耶克自發社會秩序的一個范型”[注]鄧正來：《哈耶克的社會理論——〈自由秩序原理〉(代譯序)》，見弗里德里?！ゑT·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鄧正來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第22頁。。作為社會秩序一部分的歷史學研究自然應該如此，歷史學中個體看似碎片、孤立的研究，結果卻是學術整體上的豐富和繁榮。

歷史本身雖說是整體的，但歷史的當事人所知必定是局部的，甚至是碎片的；歷史據以研究的史料即過去的痕跡也是碎片的，因此史學研究的碎片化現象或難以避免。將個人禁錮在意識形態建構的宏大敘事之下，窒息學術活力，史學界在此方面的教訓可謂慘痛。碎片化的史學恰是史學研究多元繁榮的表現，是歷史學研究應有的面貌和正常的現象，史學碎片化原本就不是什么“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