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漢字中的人名避諱

楊瀟瀟

海南師范大學，海南 ?？?57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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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漢字中的人名避諱

楊瀟瀟*

海南師范大學，海南 ?？?571158

人名，很多時候往往只代表著一個符號，一個人的身份代號或稱謂而已。但在中國人看來，名字是具有某種超人力量的符號，認為一個人的靈魂，或者通俗點說是一個人的運勢和精氣神兒，就附在人的名字上。這是早間的關于名字的迷信習俗的遺留。后來中國的名字在原有的迷信基礎上，又蒙上了一層封建禮教色彩，出現了今天我們看到的各式各樣的人名避諱。

一、國諱

種種人名避諱中，國諱是范圍最大而且是最為神圣的一種。所謂國諱，主要是避皇帝及其夫祖之名，有的朝代進而發展到諱皇帝的字號、皇后的名、皇帝的陵名、皇帝的生肖和國朝名稱等等與皇家名號息息相關的字。早在漢代，觸犯國諱就已經被看成是一種犯罪行為。據《漢書·宣帝紀》記載，漢宣帝曾在元康二年下詔：“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盵1]盡管漢宣帝為了體諒百姓的避諱之苦，換了一個少見的詢字為民，且對百姓之前的觸諱赦免之，但其中把觸諱視為犯罪行為的傾向還是十分明顯的。除了避君主諱，還有避后諱，如漢呂后名雉，漢代部分文獻中便把“雉”稱為“野雞”。如《漢書》卷八十五有云：“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盵1]宋代始，國諱作為法變得越來越加嚴厲。朝廷規定的避諱字越來越繁雜：“宋尚文之習大盛，故禮官討論，每欲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字?！盵1]讀書人必須要把這五十個字牢牢記住，一旦在文章里出現這些字，就一輩子做不成官了。宋對于國諱之罪處罰極重，常常施以極刑。

國諱可謂是避諱里的大忌，古時候的文人膽戰心驚地“切記忌諱”是有其根據的，一字不慎就可能會招來牢獄之苦甚至是殺身之禍。在我們今天看來，這種避諱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封建社會下，這是執政者進行維權統治的必要手段之一。

二、家諱

家諱同樣是避諱里很普遍的現象，但范圍相較于國諱來說就小了很多。所謂家諱，就是在日常言談和行文用字之時，要求回避夫祖及所有長輩的名字。中國人有很強烈的尊宗敬祖的概念，除了對于辱及祖宗父母的言行舉動大為禁忌，家諱是親屬內部的一種尊宗敬祖的體現。由于家諱符合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所以很大程度上來說，在當時社會是被認可和接受的。

典型的恐怕就是廣為人知的唐代詩人李賀不舉進士的事了，他因他父親名“晉建”，因為“晉”與“進”同音，李賀在韓愈的苦心勸導之后，仍未參加舉進士。更有甚者，一聽到別人說與父親名字相同的字就痛哭流涕。今天的人，也都不會因為某種食物，某種器物，某種職稱與父親的名字相同，而不去吃它、不去用它、不去任他。

雖然家諱是家族內部的事情，但是對于有聲望的人，人們也會小心翼翼地尊重他們的家諱。如鄂西林相公父名拜，他的子孫和朋友寫書信名帖，只用“頓首”，不用拜字。在封建社會中，無權無勢的人無法要求別人參與他的家族避諱，許多人便采取痛哭或其他消極方式來自行家諱。但廣有名望的人卻可以影響一部分人參與他的家諱，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對于家諱的包容度是具有彈性的，并非強制。歷史上也有過格外受寵或者是立下赫赫戰功的臣子被皇帝尊其家諱之事，但歸根結底，也是統治者為了獲得得力下屬的忠心而做出的舉手之勞而已。

三、圣諱

在封建社會中，有為圣人避諱之事。這就是所謂的圣諱。圣諱有朝廷規定的，也有人們自發的。

如為了避孔子諱，在宋代讀書人讀到“丘”字時，要念成“某”字。到了清代更是規定天下姓“丘”的人，統統加耳字旁改姓“邱”，并且不許發音為“邱”，要讀作“七”字之音。[2]這是很典型的朝廷規定的圣人諱。直到現在，“邱”姓和“丘”姓都還存在著。

也有民間自發的為圣賢避諱。如宋人鄭誠敬仰前代詩圣孟浩然，經過郢州浩然亭時，感慨地說：“對賢者怎么可以直呼其名呢？”于是把浩然亭改為孟亭。

朝廷推崇圣人，避其名諱，無非是想借助他們的學說來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其地位不可與國諱同比肩。圣人諱的影響也多盛行于文人間，百姓目不識丁，又怎么會知其避諱呢？文人自發的為圣賢避諱，不過是在避諱盛行的年代，一些文人雅士的自我封建思想在作怪罷了。

在我國歷史上，避諱語引發的趣事和慘劇是不勝枚舉的。無處不諱的社會環境使人處于尷尬處境，避諱發展到如此程度，是中國人封建思想造成的悲哀，也是漢字的悲哀。因此，在民國之時，這種避諱的規矩被打破，隨之到現代，避諱文化愈發式微。

避諱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首當其沖的一點，便是文字字形上，古人為了避諱而致使古籍中出現大量的錯字、異體字、新造字等造成漢字使用的混亂，嚴重影響了人們閱讀古籍的效率，并且容易使古籍整理者以訛傳訛，曲解文意。除了字形上的改變，古人還經常使用委婉表意的方式來避諱，用含蓄隱晦的語言手段來表其意，這種表達常常包含著說話者的喜怒哀樂、褒揚貶斥的種種情感，更是加大了后人理解古籍的難度。

但是避諱也并非一無是處，不同的朝代對于避諱的規矩如諱法、諱例、諱字有所不同。例如東漢光武帝名秀，時人便諱“秀”為“茂”，將“秀才”改稱為“茂才”；明初忌諱“元”字，凡“元”以“原”代替；宋代極嚴，皇帝除了名號以外，一般還有眾多的嫌字需要避諱，這些嫌字便是考證宋代古籍的重要依據等等。這些不同的朝代忌諱是幫助我們修正年份，辨別真偽的有力證據，如同一個個專屬于各朝代的獨特標記一般。不僅如此，秦漢以后開始避嫌名了，即與所需避諱的字同音或近音的也需連帶避諱。因此，避諱材料可以作為我們研究古音的一個憑據。

古代封建社會把避諱看作不可侵犯的圣令，是時代的愚昧和局限造成的，在我們現在看來是不可想象也是可笑的。但社會的發展就是如此，很多錯誤的、反向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過程，因為人的發展認識就是一點點通過修正然后不斷進步。避諱作為我國漢字文化史上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我們需要用平實的心態去對待它，辯證地認識這種文化現象。

[1]林成滔.字里乾坤[M].中國檔案出版社，2004.

[2]王建.中國文化中的避諱[J].貴州社會科學，1997(3).

[3]陳垣.史諱舉例[M].中華書局，2004.

楊瀟瀟(1996-)，女，黎族，海南人，海南師范大學，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學科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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