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網絡欺凌的研究述評

〔摘要〕隨著網絡的日益普及，網絡欺凌作為一種新興的網絡攻擊行為，得到學者和公眾的廣泛關注。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網絡欺凌與傳統欺凌的異同、發生率、影響因素及局限與展望幾個方面，對網絡欺凌進行較為系統的梳理，以期為后續研究及實踐干預提供理論依據。

〔關鍵詞〕網絡欺凌；青少年；述評

〔中圖分類號〕G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2684（2017）03-0004-04

第36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調查表明，截至2015年12月，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達到了50.3%，網民規模達到6.88億。毫無疑問，互聯網革新了我們的生活模式。盡管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巨大的便利，但也需要為一系列新生的負面行為買單。隨著網絡的日益普及，人們開始用網絡接受教育、工作、社交，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在網上實施攻擊行為。

近年來，一種新興的網絡攻擊行為得到學者和公眾的廣泛關注，即網絡欺凌（Cyberbullying）。網絡欺凌是指個人或群體通過電腦、手機等互聯網設備，故意、反復地傷害那些無力保護自己的個體的一種攻擊行為[1]。本文旨在較為系統、全面地介紹和分析目前有關網絡欺凌研究的概念、特征、影響因素及其理論解釋，評述目前有關網絡欺凌研究中的不足，并在此基礎上展望未來的研究方向，為制定有效的網絡欺凌行為預防與干預措施提供理論依據。

一、網絡欺凌與傳統欺凌的異同

研究者認為，網絡欺凌是欺凌行為在網絡環境下的延伸，甚至可以用“新瓶裝舊酒”來形容[2]。網絡欺凌與傳統欺凌確實有相似之處：首先，二者都是有意而為之的攻擊行為；其次，二者都發生在力量不平衡的個人或團體之間。就傳統欺凌而言，雙方力量的不平衡性主要體現在身體上的力量懸殊，而雙方力量的不平衡性在網絡欺凌中主要表現在網絡技術的使用技巧上。此外，網絡行為的匿名性也為網絡受欺凌者帶來了無能為力感，也可看作力量不平衡的表現之一[3-5]；再者，二者都有重復發生的特點[5]。

網絡欺凌作為傳統欺凌在網絡環境下的延伸，二者除了有相似之處以外，也有不同。為了把網絡欺凌與傳統欺凌區分開來，研究者描述了網絡欺凌的七個特征：

（1）網絡欺凌行為某種程度上取決于網絡技術知識。

（2）網絡欺凌行為主要是一種間接的欺凌行為，而不是面對面的欺凌，是匿名的，因而很多人在感知到匿名性的情況下會做出許多去個性化行為，即在匿名的環境下說出和做出在傳統人際交往過程中不敢說的話和不敢做的事[6-7]。

（3）在網絡欺凌中，由于時空距離較遠，實施網絡欺凌者不能以直接的方式馬上知曉自己的行為給網絡受欺凌者帶來的傷害，因而減少了對網絡受欺凌者的歉意及移情[8]；而在傳統欺凌行為發生的過程中，欺凌者往往能夠直接觀察到自己的行為給受欺凌者帶來的傷害，并可能會因此停止后續的欺凌行為[5]。

（4）網絡欺凌中旁觀者的角色比傳統欺凌中旁觀者的角色更加復雜。

（5）傳統欺凌者的欺凌動機是通過在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力量來獲得在同伴中的地位，而網絡欺凌則不具有這樣的特征。

（6）由于互聯網的普及，網絡欺凌的潛在觀眾比傳統欺凌要多得多，任何網民上網都有可能會看到網絡欺凌事件，而在傳統欺凌中，可能只有十來個人旁觀欺凌行為[5]。

（7）網絡受欺凌者很難擺脫網絡欺凌，因為網絡行為不受時空和地域的限制，不管他們在哪里，欺凌者都可以給他們的手機或電腦發送消息或者在網上對其進行負面評論。而對傳統欺凌而言，Smith等人稱“哪里有學校哪里就有欺凌”[9]，傳統欺凌一般發生在上學日的學?；蛘咴谏蠈W或放學的路上[10]，而對網絡欺凌而言，由于網絡行為不受時空限制，網絡欺凌行為在一周7天，一天24小時內的任何時間都有可能發生[11]。

綜上，網絡欺凌和傳統欺凌間存在著差異，教育工作者需要有針對性的制定網絡欺凌的干預措施，不可與傳統欺凌混為一談。

二、網絡欺凌的發生率

網絡欺凌的發生率一直是研究者討論的熱點問題，盡管網絡欺凌行為的發生率不及傳統欺凌行為的發生率高，但還是有四分之一的學生參與過網絡欺凌，并且近年來隨著電子產品的普及，網絡欺凌行為也出現不斷上漲的趨勢[12]。

有研究表明，有大約19%的10～17歲的青少年參與過網絡欺凌[13]。以過去兩個月為時間段的研究發現，有4%的青少年實施過網絡欺凌，11%的青少年遭受過來自他人的網絡欺凌，7%的青少年既是網絡欺凌者也是受欺凌者[14] ；在過去6個月內，有24.2%的學生每周至少有一次網絡受欺凌經歷[15] ；在以中國學生為被試的研究中，有34.84%曾是網絡欺凌者，56.88%曾遭受過網絡欺凌，26.84%既是網絡欺凌者也是網絡受欺凌者[16] ；對網絡欺凌的相關研究的元分析表明，網絡欺凌大約有10%～40%的發生率[5]。

值得說明的是，由于研究者們對網絡欺凌的定義不同，被試群體不同，測量問卷的差異及考察時間段不一致，因而網絡欺凌行為在已有的各個研究中的流行率變化幅度較大，但所有研究均表明網絡欺凌確實是現如今青少年群體面臨的一種嚴重的現象，需要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5]。

三、網絡欺凌的影響因素

1.個體因素

與傳統欺凌一樣，個體的年齡與性別也是網絡欺凌行為的重要預測因素，但關于年齡、性別與網絡欺凌的關系的研究結果不盡一致。以五、八和十一年級的學生為被試的研究發現，年齡與網絡欺凌行為之間呈倒U曲線的關系，五年級學生的網絡欺凌行為發生率最低，八年級學生的網絡欺凌行為發生率達到12.9%，到十一年級，網絡欺凌行為發生率又下降為9.9%[17]。

一些研究者發現，男孩和女孩在網絡欺凌和網絡受欺凌角色中不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13-17]。還有一些研究者認為網絡欺凌是間接欺凌的一種形式，因此女孩比男孩更多地參與網絡欺凌[14]。而更多研究者認為與現實欺凌一樣，參與網絡欺凌行為的大多數為男生[18-19]，而女生在網絡欺凌中的角色更多的是網絡受欺凌者[20]。

除了性別和年齡等人口學因素外，人格特征也是影響網絡欺凌的重要因素。研究發現，青少年的移情能力會負向預測其網絡欺凌行為，隨著移情的降低，相應的網絡欺凌行為就會增加[21]。不論是情感移情還是認知移情，對網絡欺凌行為都有顯著的預測作用[22-23]。自戀也是研究者在網絡欺凌的相關研究中廣泛關注的人格特征之一，自戀與網絡欺凌行為顯著正相關[24]。網絡為自戀提供了一個自我呈現的平臺，自戀水平越高的青少年有更多的線上活動，因而也就越容易導致網絡成癮及網絡欺凌行為的產生[25]。此外，道德推脫也是網絡欺凌行為的一個重要預測因素，網絡欺凌者與網絡欺凌/受欺凌者的道德推脫水平顯著高于網絡受欺凌者和未參與網絡欺凌者[26]。另外，個體的自尊、歸因方式等特征也是網絡欺凌的重要預測因素[27-28]。

2.家庭因素

家庭作為人成長發展的重要子系統，對人的身心及行為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與父母情感聯結較強的青少年，即便父母不在身邊，沒有父母的監督，他們也很少會做出與父母的價值觀不一致的行為，因而其參與不良行為的可能性相對較低。反之，與父母情感聯結較弱的青少年，其不良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則相對較高[29]。研究者們認為父母的教養方式與青少年的上網行為直接相關，是青少年風險性上網行為的重要預測因素，權威型父母教養方式下的青少年的風險性上網行為越少[13，30]。還有研究者表示，父母對青少年上網活動的規定越嚴格，對青少年網絡欺凌行為的監督越頻繁，懲罰越嚴厲，則青少年實施網絡欺凌行為的可能性就越小[13，31]。此外，在家中接觸電腦的機會也是網絡欺凌行為的一個預測因素，研究發現，在家中的私人區域上網的機會越大，參與網絡欺凌的可能性越大[31]。

3.社會環境因素

除了個體自身的因素和家庭因素外，影響青少年網絡欺凌行為的因素還有社會環境。例如，校園氛圍可能會預測學生之間的網絡欺凌行為，消極冷漠的校園氛圍可能使學生之間的人際關系冷漠，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生很可能會采取網絡欺凌行為來攻擊他人[5]，那些與學校情感聯結緊密，感知到公平、公正、和平、愉快的校園氛圍的青少年參與傳統欺凌與網絡欺凌的可能性都比較低[32]。另外，研究者還認為同伴支持也是影響網絡欺凌的重要社會環境因素，來自同伴的社會支持與青少年的網絡欺凌行為顯著負相關，同伴支持越少的青少年，參與網絡欺凌行為的幾率也越大[32-34]。

因此，在網絡欺凌行為的干預活動中，不僅需要注意個體差異，還不能忽視父母在其中的關鍵作用，還應該探討環境因素對青少年網絡欺凌的影響。

四、研究展望

國內外關于網絡欺凌的研究已取得大量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在未來的研究中，仍可朝以下幾方面努力。

第一，就被試而言，目前大多數關于網絡欺凌的研究都是以青少年為被試群體進行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結論的推廣性。根據CNNIC的調查報告，青少年群體只占網民群體的21.4%，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加大對其他群體的研究以擴大網絡欺凌的研究范圍。

第二，就研究方法而言，大多數研究都是采用被試自我報告的方法來進行收集，可能存在社會期許效應，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采用多種方法相結合的方式，例如教師評定、家長問卷等更客觀的調查方式來對研究結論進行檢驗。另外，在有關網絡欺凌的影響因素的研究中，大多采用的是橫斷研究的方法，很難確立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采用追蹤研究對研究結果進行進一步檢驗。

第三，在數據處理過程中，很多研究未對傳統欺凌進行統計控制，而傳統欺凌和網絡欺凌可能具有協同發生的現象[5]。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在測量網絡欺凌的同時，對被試的傳統欺凌行為進行調查，并在統計分析時對被試的傳統欺凌行為進行統計控制，以考察各因素對網絡欺凌的純凈效應。

第四，就研究內容而言，大多數關于網絡欺凌的研究目前還處于對這一現象的描述階段，較少考慮背后的行為機制。只有深刻地了解了網絡欺凌的影響因素及其中的作用機制，才能更好地“對癥下藥”，有效制定相關網絡欺凌行為的預防和干預計劃，從而減少網絡欺凌帶來的傷害。

參考文獻

[1]何丹.父母教養方式與青少年網絡欺凌：移情與自戀的作用[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6.

[2] Li， Q. （2007）. New bottle but old wine： A Research of Cyberbullying in Schools.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3（4）： 1777-1791.

[3] Vandebosch H， Cleemput K V. Cyberbullying among youngsters： Profiles of bullies and victims[J]. New Media & Society， 2009， 11（8）： 1349-1371.

[4]Dooley J J， Pyalski J， Cross D. Cyberbullying Versus Face-to-Face Bullying A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Review[J]. 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 2009， 217（4）： 182-188.

[5]Kowalski R M， Giumetti G W. Bullying in the digital age： 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yberbullying research among youth[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4， 140（4）： 1073-1137.

[6]Smith P K （2012）. Cyberbullying and cyber aggression. In S R Jimerson， A B Nickerson， M J Mayer， & M J Furlong （Eds.）， Handbook of School Violence and School Safet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pp. 93-103）. New York， NY： Routledge.

[7]Postmes T， Spears R. Deindividuation and antinormative behavior： A meta-analysi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8， 123（3）： 238-259.

[8]Sourander A， Brunstein K A M， Lindroos J， et al.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yber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J].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010， 67（7）： 720-728.

[9] Smith P K， Morita Y E， Junger J E. The Nature of School Bullying： A Cross National Perspective[J]. Tas， 1999.

[10] Nansel T R， Overpeck M， Pilla R S， et al. Bullying behaviors among US youth： prevalence and association with psychosocial adjustment[J]. Jama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01， 285（16）： 2094-2100.

[11]許路. 暴力視頻游戲使用、道德推脫對初中生網絡欺凌行為的影響[D]. 華中師范大學， 2015.

[12]Hinduja S， Patchin J W. Bullying， cyberbullying， and suicide[J]. Archives of Suicide Research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Suicide Research， 2010， 14（3）： 206-221.

[13]Ybarra M L， Mitchell K J. Online aggressor/targets， aggressors， and targets： a comparison of associated youth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 Psychiatry， 2004， 45（7）： 1308-1316.

[14]Kowalski R M， Limber S P. Electronic bullying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J].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08， 41（6 Suppl 1）： S22-30.

[15]Navarro R， Yubero S， Larraaga E， et al. Childrens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ssociations with Social Anxiety and Social Competence in a Spanish Sample[J].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2012， 5（2）： 281-295.

[16]Zhou Z， Tang H， Tian Y， et al. Cyberbullying and Its Risk Factors amo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J].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013， 34（6）： 630-647.

[17]Williams K R， Guerra N G.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Internet Bullying[J].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Adolescent Medicine， 2007， 41（1）： 14-21.

[18] Festl R， Quandt T. Social Relations and Cyberbullying：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and Structural Attributes on Victimization and Perpetration via the Internet[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3， 39（1）： 101-236.

[19] Calvete E， Orue I， Estévez A， et al. Cyberbullying in adolescents： Modalities and aggressors profile[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0， 26（5）： 1128-1135.

[20] Sourander A， Brunstein K A M， Lindroos J， et al.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yber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J].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010， 67（7）： 720-728.

[21] Brewer G， Kerslake J. Cyberbullying， self-esteem， empathy and lonelines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 48（C）： 255-260.

[22] Topcu C， Erdur-Baker O.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empathy as mediator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cyber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J].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012， 33（5）： 550-561.

[23] Casas J A， Rey R D， Ortega-Ruiz R.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predictor variable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 29（3）： 580-587.

[24] Pabian S， Backer C J S D， Vandebosch H. Dark Tria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adolescent cyber-aggression[J].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4， 75： 41-46.

[25] Eksi F. Examination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Traits＼' Predicting Level of Internet Addiction and Cyber Bullying through Path Analysis[J]. Educational Sciences Theory & Practice， 2012， 12（3）： 1694-1706.

[26] Renati R， Berrone C， Zanetti M A. Morally disengaged and unempathic： do cyberbullies fit these definitions？ An exploratory study.[J].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 Social Networking， 2012， 15（8）： 391-8.

[27]Kowalski R M， Limber S P. Psychological， Physical， and Academic Correlates of Cyberbullying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J].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13， 53（1 Suppl）： S13-20.

[28]Pornari C D， Wood J. Peer and cyber aggression i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and outcome expectancies[J]. Aggressive Behavior， 2010， 36（2）： 81–94.

[29]Hinduja S， Patchin J W. Social Influences on Cyberbullying Behaviors Among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J]. Journal of Youth & Adolescence， 2013， 42（5）： 711-722.

[30]Leung L， Lee P S N. The influence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ternet addiction and parenting styles on internet risks[J]. New Media & Society， 2012， 14（1）： 117-136.

[31]Zhou Z， Tang H， Tian Y， et al. Cyberbullying and Its Risk Factors amo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J].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013， 34（6）： 630-647.

[32]Williams K R， Guerra N G.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Internet Bullying[J].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Adolescent Medicine， 2007， 41（1）： 14-21.

[33]Calvete E， Orue I， Estévez A， et al. Cyberbullying in adolescents： Modalities and aggressors profile[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0， 26（5）： 1128-1135.

[34]胡陽， 范翠英. 青少年網絡欺凌行為研究述評與展望[J]. 中國特殊教育， 2013（5）.

（作者單位：西華師范大學，南充，637000）

編輯/劉 芳 終校/高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