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倫理：變革時代的倫理探索

賈志雄+宮玉寬

摘要：變革時代存在的諸多難題，尤其是人類生態危機的現狀呼喚人們進行道德層面的深刻反思與探索。責任倫理恰恰是應對變革時代人類社會種種風險和危機的有益嘗試，它既是倫理理論發展的一種需要，也是當今現實對倫理規范提出的新要求的一種回應。在變革時代進行新的倫理探索是人類進行的一場有意識的進化，從而也凸顯出責任倫理的時代意義和特色。

關鍵詞：變革時代；生態危機；全球化；技術理性；責任倫理

中圖分類號：B82-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7）01-0061-03

一、變革時代引發的哲學思考

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類社會發展呈現出的最顯著特征之一就是變革，全球化深刻地推動著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進入前所未有的新階段，世界的“地球村”特征更加明顯。伴隨著技術理性強大而廣泛的延伸進程，全球環境日益惡化的問題在世界范圍內愈發凸顯，人類仿佛在一夜之間步入了新的十字路口。絕望、信仰混亂、靈魂家園失落等問題重新占據了人們的心靈，而對自然資源的無限開采，科學技術的極度膨脹，更導致了人類生存環境的急劇惡化，進而在更大程度上甚至已經危及到整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生態危機的問題也正是在這樣的技術背景和歷史條件下成為一個全球性的課題，利奧波德于1947年發表《沙鄉年鑒》，卡遜女士1962年發表《寂靜的春天》以及羅馬俱樂部1972年發表《增長的極限》，都是這一問題凸顯的集中表現。人們不得不開始重新審視人類的生活價值，從人類的生活、生產方式乃至社會制度層面等諸多視角去尋根溯源，而更多的學者則反思現代技術文明?，F代科學技術的可怕之處，不僅在于它會產生諸如核爆炸、環境污染、生態失衡之類等顯性的危害，更在于它正以自發的強大力量摧毀和替代著天然形成的、在西方人看來由上帝所創造的根本秩序，而這一蘊化萬物的秩序乃是只有在古典世界中才能體會出生活的美滿和人的完整性，才能產生偉大的藝術和人類的根基。因此，未來的人類，即使不毀滅于戰爭、瘟疫、饑饉等災難，也將崩潰于由這一根基的喪失所導致的人的精神的混亂和瘋狂。這一征兆在現代社會已無可遏制地顯現出來，并為許多人所熟悉。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也在一次以《人類的毀滅已經開始》為題的演講中悲嘆到，無論是從現實角度還是從時代的精神看，我們的視野中都會有一系列關于未來的設想的統計，貧困化的加劇，生態災難的日益頻繁與后果的日益嚴重。雖然我們會極力地去淡化這些消極的結果，而祈求時代的發展會有更積極的未來，但那不容爭辯的事實是：由人類以各種方式制造的人類的毀滅已經開始，而且絲毫沒有減緩和停止的跡象。

也正如哲學家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所言：“現代技術已經提高了超越一切所知甚至從前夢想過的人類力量。它是一種超越物質、超越人類生命以及超越人本身的力量，并以加速度的步伐持續增長。這種單項勝利的進步已經開始露出了它的另一副面孔，在人們享受著成功的喜悅與歡快的同時，也伴隨著一如技術的廣受歡迎的成果隨之而來的新奇的威脅與煩惱。我們倒大可不必去思慮原子彈剎那間的毀滅性災難，因為這是可以通過理性的憂患相對容易地避免和克服的。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一種慢性的、長期的、日積月累的隱患，它表面上呈現為一種和平的、緩慢的、建設性的全球技術力量的應用，這種應用使我們通過不斷增加的產品、消費品、人口的絕對增長等作為不可避免的受益者被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然而這種威脅解決起來卻遠為困難。所有這些威脅的要點在于自然的負擔過重，包括環境，也許還有人類。技術可能在某些方面達到了極限，再也沒有回頭路。肇因于人類的技術進步將以它們不可遏止的勢頭遠離我們——奔向災難?！盵1]約納斯關于現代技術作用后果的擔憂與思索深深地觸動了人類內心那根脆弱的神經，已經引來越來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現代技術所產生的對人類的威脅與煎熬，重新估價現代技術之于人類生存、發展之大計的整體價值和意義。變革時代存在的諸多問題，特別是人類生態現狀的危機要求人們進行道德層面的深刻反思與追問?，F有的倫理學如何擔負起這一重任？它們能否提供有效的道德規范與倫理準則，能否保證人類實踐活動的“善”的行為與結果呢？

二、傳統的倫理維度

在人類的倫理學進程中，伴隨著文明的推進產生了適應時代要求的多姿多彩的倫理思想成果。德性倫理從自律的角度出發，強調行為者本身的德性對于實踐活動的善惡決定作用，而這種以個體的感觸為道德依據的原則，必然囿于個體自身的身心局限，而不可能顧及到大多數人的愿望。但是在當今變革時代，生態危機是全球性的普遍現狀，個體的自律固然重要，但相對忽略了集體和人類整體的規范與道德要求。而且，具有德性與做出符合德性的行為之間并不能完全等同，這兩者之間仍然有漫長的距離需要跨越。這樣，德性倫理由于其指向對象使然，難以有效承擔起變革時代的倫理辯護重任。

功利主義的思維中盡管也提倡利他主義，主張維護社會公正，但其理論的根本立足點卻更多地以行為的實際效用為評判的道德標準。而在變革時代中，技術過度利用造成的后果往往是災難性、致命性的，因此，功利主義在應對科技時代的問題時往往成為“事后諸葛亮”式的話語，很難在事情出現之前就采取有節制的行為與控制。而且功利主義在面對公正問題上所強調的多是同代人之間的公正，而忽視了對未來人公正的考量，更談不上代際公正的可能。

義務論盡管主張行為應該符合理性法則，強調正義與公平原則， 但其將動機作為行為的最終道德判決，卻有失偏頗。在變革時代的快速運行中，盡管個體行為的出發點可能是好的，但由于個體存在自身的有限性以及知識把握的局限性，往往忽視了行為的負效應，動機與后果的分離極有可能造成消極的后果。義務論與功利論都是以具體的實踐行為或者道德原則本身的善惡為道德評判的對象，而德性論則著眼于行為者本身，根據實踐行為的主體本身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來進行道德判斷。那么，通過對變革時代人類活動的現狀以及已有倫理原則的分析，約納斯對傳統倫理原則的維度予以了概括與總結：[1]4-6第一，在時間上的現時性。約納斯運用傳統倫理律令和格言進行了自己的解讀與說明，如，“愛鄰如己”，“對待別人像你希望別人對待你自己一樣”，“教你的孩子忠誠老實”等等，這些對人類活動的直接標準提出了明確的界定，并且活動中的主體和對象是同時存在的，都是在同一個時間維度之內。倫理原則中指向的主體由同時代的人組成，因此它未來的時間極限也是由可以預見的這些人的壽命所限定的。第二，在空間上的相鄰性。倫理原則所覆蓋的地域被限定在特定的范圍之內，倫理原則關涉的主體和對象作為鄰居、朋友或敵人存在并相處，或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弱者與強者以及所有其他人與人相互作用所適用的角色共存。這樣也就使所有的德行對這些相近活動范圍都適用和有效。第三，倫理原則更加關注此時此地，是一種可以被適用于所有具有善良意志的人的知識。約納斯認為在傳統倫理學所確定的倫理原則中，人類善良的一般觀念通常建立在人類天性和狀態不變的假設之上。但是當它轉化為實踐時，就要求一種此時此地的知識，因為這種道德知識總是與現時問題聯系在一起，在它的特定情境中，主體活動自然地發展和終止，活動的善惡完全決定于那種短期的情境。只要出發點是好的，就可以不必考慮對后果的責任。在那時，人類力量的有限性不存在長遠的預測知識，兩者的乏力同樣不存在什么過錯與缺陷。

傳統倫理過多的關注此時此地的實踐活動，缺乏廣闊深遠的視域，在應對變革時代的道德問題時難免顯得力不從心，也被稱之為“近距離的倫理學”。而在傳統倫理學之后興起的科技倫理、生態倫理、生命倫理、基因倫理、大地倫理、深層生態學等理論，雖然已經開始重視變革時代的社會現實問題，將其他物種的責任與權利納入到倫理學的視野之內，對人與自然的關系也進行了深度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對傳統倫理學進行了“糾偏”與修正；但其共同的缺陷是，在批判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之后，又倒向了自然主義的立場，缺乏整體性視野，其核心倫理理念大多局限于“平等、公平、正義”等范疇，缺乏充分有力的本體論證明與哲學闡釋，在社會生態現狀日益凸現危機之際也不能提供有效的倫理關護與道德導向。

三、責任倫理的新視域與新維度

傳統倫理原則無法涵蓋和應對現代科學與技術活動中出現的倫理問題，歷史需要一種新的能夠讓人類擺脫現行價值沖突困境的技術時代的倫理理論。責任倫理產生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它從全新的倫理維度對當今時代做出了恰當的詮釋與解讀。[2]53

第一，責任倫理是一種整體性倫理。約納斯主要從剖析責任的關系入手，認為父母責任無論從時間還是本質上都應該是所有責任的原型。父母養育子女，為其提供教育、成長等諸方面的守護，直至成人，方方面面的責任都要盡到。約納斯認為，第一位是要保證孩子的純粹存在，然后才有他存在的良好狀態。而這與政治家責任有十分相近之處：首先保證有人類的基本現實存在，然后人類才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能。人類存在、人類的幸福生活才是政治家的真正目的?！罢渭乙獙λ墓竦奈镔|存在到最高利益負責，從安全到豐富生活，從善行到幸福負責?！盵1]101-102這是從責任倫理的內容來講。而從責任主體來說，在西方傳統法則中，倫理論證的類型以及普遍的道德規則幾乎都是與個體的行為和生活相關：談善良、義務都是指個體的。而現代社會是一個越來越復雜的由設計與創新、生產與服務、交換與消費等領域與過程構成的巨大系統，其中個人的行為空間越來越窄。責任倫理認為我們每個人所做的，與整個社會的行為整體相比非常有限，誰也無法對事物的變化發展起本質性的作用。當代世界出現的大量問題從嚴格意義上講，是個體性的倫理所無法把握的，“我”將被“我們”、整體及作為整體的高級行為主體所取代，決策與行為將“成為集體政治的事情”。約納斯借用霍布斯的“利維坦”來形容這一整體行為者：利維坦是當今時代最重要的責任承擔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責任原則試圖揭示的義務種類，是并非作為個體而是作為我們政治社會整體的那種行為主管的責任。既然如此，約納斯就必然要追問作為個人的我們究竟還能夠做些什么，從而使未來人類的生存不致成為問題。在約納斯看來，整體性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講畢竟是由無數個體行為集合而成的，利維坦并非是一個站在我們對面的龐然大物，“我們本身就是其中的因素”，我們完全可以一起發揮作用，通過選舉行為也好，通過單純的消費行為也好，或者通過拒絕去做某種事情也好。約納斯進而提出了兩點具體的提示：一是要加大正確觀點的影響，而正確的觀點一般是在個人手里；二是要靠正確的合適的個人去貫徹執行正確的愿望、意志、方案和戰略。

第二，責任倫理是一種超越時空界限的倫理。責任倫理大大拓寬了倫理學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的距離，約納斯認為“以前從未有一種倫理學曾考慮過人類生存的全球性條件及長遠的未來，更不用說物種的生存了”。[3]28而這是有深刻的歷史原因的，由于當時的倫理學還遠遠不需要，也根本就沒有機會去考慮。因此之前的西方倫理學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都只能是近距離的倫理學（或近愛之倫理）。它所涉及的也均為人與人之間的直接關系，具體而言，是指當代人之間的關系，更確切地講，是同一種族、同一文化圈內的當代人之間的關系。在當今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經濟生活相互依賴日益明顯、生態環境呈現危機的時代，舊的近愛倫理所指的范圍已經力所不能及了，所以在義務的目錄或要素中要“新加東西”，即除了人與人之間關系意義上的義務之外，還要有對人類的義務，特別是對未來人類的尊重、責任與義務。從時間上看，不僅目前活著的人是道德的對象，而且那些還沒有出生、當然也不可能提出出生之要求的未來的人也是道德的對象；充分考慮到自己的行為對未來人類和整個大自然可能產生的影響，不可拿人類和地球的命運作賭注去嘗試。這樣，責任倫理就把傳統倫理學的時間維度從過去拓展到現在和將來。從空間上看，她強調人類不僅要對自身負責，還要對動物、植物甚至所有的生命體負責，對我們賴以生存的整個自然環境負責，并且這種負責與保護并不是為了我們人類自己，而是為了自然本身。這樣，責任倫理就實現了責任倫理學在空間上從人類向整個生態圈的拓展與延伸。于是借助于責任倫理的視力所及，在我們的眼前就浮現出了體現在未來人身上的時間和體現在大自然身上的空間這兩個倫理學上以前未曾有人論及和關注過的新的維度。責任倫理把自己的道德對象延伸到那些尚未出生的未來的人身上，突破了康德道德關系的局限與窠臼。因為現代社會的實踐已經清楚地表明，今天科技對自然的侵害已造成全球性的后果，人類對自然的掠奪肯定會導致我們后代的生存基礎的毀滅，而且人類的生存一刻也不能脫離自然的呵護，所以我們必須在自己的需求與未來人的生存之間把握一個適當的尺度，從而避免對自然的掠奪毀滅了我們以至于后代的生存基礎。當代人有義務為后人留下一個可以生存、居住的安寧環境。

第三，責任倫理是一種連續性倫理。在約納斯的思維中，父母和政府都應該使責任得到不斷的延續與推進，因為責任所關注對象的生命是持續不斷的，人類的存在是由不同年齡段的個體構成的，每時每刻都存在由小到大的序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我們每時每刻都與未來部分地聯系在一起，我們感受到未來與我們同存，與我們一起慢慢成長。責任倫理認為誰也不會一味地去追問一千年以后是否還有人類存在這樣的問題，因為只要看到母親懷抱孩子、父親站在身邊這樣的情形，人們自然就會感受到自己對未來的責任。所以對未來的責任也就是對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與未來同在。而且責任倫理會根據現實的需要而提出新的要求與期待，在我們這個日益全球化的時代，現代社會越來越成為一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巨大系統，個人作用的發揮只會成為某個系統運行中的環節和交錯點，而且個人的成長是以未來目標為指向的，是一個不斷調試、平衡與調整的過程。這樣由于關注責任的連續性，倫理學就連接了過去、現在和未來，使得責任主體不僅對過去和現在所做之事負責，而且要對未來負責，因而責任倫理學也可以說是一種全程倫理學。

結語

綜上所述，責任倫理在變革時代對人類生存具有重要意義，為變革時代的發展打開了一扇新的倫理視窗，以此為準則來構筑新時代的倫理關系，能夠為人類的和諧生存造就溫馨的環境。當然，面對一種新思想的出現而形成各種各樣的回應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但從這些激烈的爭論中我們依然能感受到人類對這一問題的關注與焦慮，因為歸根結底它關涉到人類自身及其子孫后代的生存問題，也是人類的責任和道德底線之所在?？梢哉f，責任倫理在哲學上似乎并沒有提供多少玄妙深邃的思想，然而它向我們昭示了我們當前肩負的巨大責任，向我們提示了或許只有重新召喚對神圣事物的敬畏、恐懼才能有效阻止人們的越軌行為。最珍貴的是，它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原則：決不要被所謂的我們只能無助地聽命于“客觀必然性”的說教所誘導；一定要明辨在“人們是如何思考的、人們在思考些什么、人們在說什么、人們在相互的交往中是如何傳播觀念的”與自然事物的進程之間存在著的差別。因為人類本身已經具備了摧毀未來的力量，如果我們不去努力、放棄作為就一定會造成災難，雖然這種努力的結果無法擔保，而這本來是我們能夠預見并且應當阻止的。[2]59同時今天的應用倫理學也正在積極探索道德的機制化、結構化和法規化的問題，正如霍曼所言：“沒有監控與制裁，道德起不了作用?！蓖ㄟ^我們對責任倫理學的不斷完善和改進以及使其更加實用化、可操作化，這種對人類寄予無限厚望的責任準則一定會散發出智慧的光彩，照亮人類生存、發展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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