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澳大利亞的南海戰略目標及政策選擇

馮雷+喻常森

摘要：澳大利亞雖然不是南海爭端的直接當事方，近期卻積極介入南海事務，體現了其深刻的國家利益和戰略目標考慮。一方面，南海是澳大利亞連接與亞洲各國海上貿易的重要運輸通道，同時，南海及其周邊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也與澳大利亞自身的國家安全息息相關；另一方面，作為美國的重要盟友，澳大利亞積極配合后者實現“重返亞太”，鉗制中國的戰略訴求。同時，作為自命不凡的“中等強國”，澳大利亞也希望參與南海多邊機制的建立，掌握地區事務的話語權。本文在深入分析相關研究成果和中外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旨在進一步探討澳大利亞南海戰略目標形成的原因、政策選擇、主要特征及未來走向。

關鍵詞：澳大利亞 南海 戰略目標 政策選擇

澳大利亞是孤懸于南半球的島狀大陸，被太平洋、印度洋及南大洋三洋環繞，歷來重視海洋事務和海洋利益。特別是鑒于其地處太平洋與印度洋的交匯之處，毗鄰印度尼西亞、東帝汶等東南亞國家，因而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就南海事務而言，澳大利亞并非南海主權聲索方，也不是南海沿岸國家，其為南海問題發聲表態也為歷史上鮮見。進入21世紀以來，澳大利亞政府不斷增加對南海事務的關注度，積極呼應并配合盟友美國將南海問題“陣營化”的做法，深度介入南海事務。其極力呼吁南海問題按照國際法要求進行多邊化解決，并頻頻向中國施壓。澳大利亞的種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南海爭端的復雜化。

近年來澳大利亞南海政策的變化，已經引起學術界關注。相關研究成果主要圍繞美澳同盟關系展開。本文試圖從澳大利亞自身戰略目標和國家利益訴求出發來分析其南海政策的深層次原因。具體來說，首先試圖從澳大利亞南海政策的國內基礎出發，結合地緣政治、國家利益和同盟理論等多維視角，探討澳大利亞南海政策的戰略目標和政策選擇，把握其基本政策特征和走向。

一、澳大利亞介入南海事務的基本戰略目標

國家戰略是澳大利亞對外政策的最高層次，相當于一種宏觀政策宣示。而戰略目標主要建立在一定時期內對國家利益判斷的基礎上。所謂國家利益是“指一個民族國家生存和發展的總體利益，包括一切能夠滿足民族國家全體人民物質與精神需要的東西。在物質上，國家需要安全與發展，在精神上，國家需要國際社會尊重與承認?！卑凑绽娴闹匾潭?，可以將國家利益劃分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等。作為南半球的大陸島國，澳大利亞并非南海主權聲索方，也不是南海沿岸國家，其因南海問題而發聲表態也為歷史上鮮見。在澳大利亞總理府有關1940年以來各任總理演說、接受媒體采訪的數據庫中，在霍華德總理之前，并未有就南海問題的發聲表態，但自霍華德總理開始，澳大利亞歷任總理對南海問題表態增多。雖然言辭多為外交辭令，但從霍華德總理11年任期僅談及1次，激增至僅2年任期的阿博特總理18次表態，反映了澳大利亞對南海問題關注度的提升。2011年11月19日，時任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在出訪印尼時明確表示，“（南海）自由航行關乎澳大利亞利益?！卑拇罄麃喒俜皆谀虾栴}方面的態度日趨清晰。之后，澳大利亞政府官員多次作出類似的“南海問題關系澳大利亞國家利益”的表態。而澳大利亞政府領導人越來越密集的就南海事務的表態，除呼應美國的亞洲政策，還有哪些主要戰略目標及國家利益考量呢？

1、澳大利亞雖然是域外國家，但在南海存在直接的經濟利益

澳大利亞農牧業發達，自然資源豐富，素號稱“騎在羊背上的國家”，“坐在礦車上的國家”和“手持麥穗的國家”，是世界第九大能源生產國，經合組織國家中的3個能源凈出口國之一。作為一個貿易立國、產業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其以礦產品、畜牧產品和農產品為主要出口產品，以原油和石油產品、客車及貨車、機械和運輸設備、計算機和辦公設備等為主要進口商品，海運貿易在該國經濟中占據了重要的比重，其近80%的出口和70%以上的進口通過海運。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組織出版的2014年《海運述評》顯示，2013年，澳大利亞鐵礦石出口占全球出口量的49%，主要目的地為中國等東亞國家；煤炭出口量占全球32%，僅次于印尼的34%，中國等東亞國家也是主要目的地。2015年11月，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畢曉普表示：“澳大利亞三分之二的貿易要經由南海，因此現在澳大利亞在南海有著深厚的國家利益”。

同時，在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石化產品方面，雖然澳大利亞擁有較為豐富的石油及天然氣儲藏量，但其煉制能力不足。且煉制企業主要分布在該國東部及東南部，西北地區嚴重依賴自新加坡、日本、韓國的成品油，以及馬來西亞、沙特阿拉伯等國的原油。21世紀以來，澳大利亞成品油年均進口量以2%以上速度持續增長，進口石油依存度在2008年達到44%，近年來仍不斷增加。因此，參與南海資源深度開發是澳大利亞在南海地區的又一重要經濟利益。南海地區蘊藏著各種豐富的戰略資源，其中石油和天然氣的已探明儲量可觀。如果能夠參與南海地區的石油開發，澳大利亞就可以降低對海外石化產品進口的依賴度，且可以有效調整澳大利亞國內石化行業的不平衡發展。目前，澳大利亞的必和必拓集團（BHP Biliton）已經獲得在南沙群島附近的一個爭議海區進行勘探的權利。

2、澳大利亞借助南海議題擬實現的三大戰略目標

作為域外國家，澳大利亞希望借助南海問題，實現以下三大國家戰略目標。

第一，澳大利亞視美國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并預判其將繼續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優勢地位，因而澳大利亞歡迎美國重返亞太（印太）的戰略調整以及關注在此調整中凸顯出的南海爭端問題，并在南海議題中保持與美國的陣營化立場，以此強化美澳同盟作為拱衛其安全利益之基石的作用。

在美國落實“重返亞洲”戰略的過程中，因為本土距離亞洲遙遠，其在該地區缺乏類似歐洲“北約”的多邊同盟來支持其戰略實施，面對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的崛起中中國，“在霸權優勢下降時，美國更期望牢牢抓住同盟體系這項冷戰紅利”，通過強調同盟義務，約束同盟行為，一致“抑制潛在崛起國家的戰略空間”。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中坦言：“我們的盟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以及泰國，是我們重返亞太戰略的支點（Fulcrum）”。美國開始其戰略調整后，高調介入南海問題，并將同盟國就南海問題的表態與行動作為驗證與其同盟關系性質、程度的“試紙”，推動南海問題的國際化和陣營化，構建美澳日菲等一致對華的“陣線”。除了澳大利亞的美國同盟身份，其得天獨厚的鉗制東亞的“南鉗”戰略位置，以及在南海事務中“雖有利益，但無糾紛”的相對超然身份，都使其成為美國落實戰略不可或缺的支點選項。一方面，美國以強化同盟安全承諾，提供軍事援助，以及共享價值觀、文化等共同點游說澳大利亞與其統一立場，參與南海事務；另一方面，美國以“中國威脅論”向澳大利亞施壓，宣稱中國在南海呈進攻態勢，遲早會威脅澳大利亞。因此，一個大肆擴張的中國將逼迫堪培拉與華盛頓聯手對其實施遏制。因此，澳大利亞參與南海事務是基于對美國實力的分析預測，冀望配合美國戰略調整并插手南海事務，借此進一步強化美澳同盟的利益期待。

澳大利亞政府與美國政府的戰略調整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在2013年的國防白皮書中，澳大利亞追隨美國“印太（Indo-Pacific）”戰略，對接提出“印太是亞太概念的邏輯延伸，澳大利亞的戰略優先調整、聚焦于印度經東南亞直至東北亞之弧，包括該區域的戰略航道方面”，“印太正在形成體系，……澳大利亞的安全環境將深受印太體系發展影響”。澳大利亞也強調自身在“印太戰略?。↖ndo-Pacific Arc）”所處的特殊戰略地位，即扼守印度洋與太平洋的交匯處，既可控制東南亞南海戰略通道，又可以配合應對東北亞突發局勢?！叭绻绹跂|北亞卷入大戰，澳大利亞可以阻斷東南亞航路，發揮重要作用”。這反映出澳大利亞借配合美國插手南海事務，冀望參與美試圖主導構建的印太體系和印太秩序，并在該體系中發揮一定作用，而不是被新構建的體系邊緣化。

第二，東南亞地區一貫是澳大利亞的戰略關注重點，澳大利亞借南海議題迎合了部分東南亞有關國家“大國平衡”的需要，進一步扭轉東盟國家對其的顧忌和排斥，提升其作為“中等強國”在地區事務中的話語權。

東南亞是澳大利亞的近鄰，是澳大利亞西北安全的藩籬所在，澳大利亞西北部到東南亞有些國家的首都距離甚至短于到堪培拉的距離。澳大利亞在歷史上就對東南亞，特別是印尼存在忌憚防范，尤其擔心大國借助東南亞對其本土構成威脅。在澳大利亞提出“面向亞洲”政策后，澳大利亞加大與東南亞的經濟合作，以及對東盟事務的參與。1974年，澳大利亞即與東盟建立對話關系，參與東盟內部政治事務，積極斡旋柬埔寨問題，提高了其在該地區的話語權。但東南亞國家對于澳大利亞在該地區的角色保持著警惕和謹慎的態度，尤其是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與新加坡已故領導人李光耀均多次發表批評澳大利亞地區政策的激烈言辭，吁請東盟及東南亞國家予以防范?！?·11事件”后，澳大利亞積極激活《澳新美安全條約》，追隨美國全球反恐政策。在印尼巴厘島發生恐怖事件后，其更是提出“先發制人（Pre-emptive）”的反恐政策，激起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的強烈反對。作為最早與東盟建立對話關系的域外國家，面對東盟對其發出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邀請，澳大利亞霍華德政府多次予以拒絕，直至2005年為獲得首屆東亞峰會（EAS）的參會資格，并在當年美澳領導人會晤時，霍華德得到時任美國布什總統的支持，才轉變態度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美國盟友和利益代表的身份獲得東亞峰會與會權。

伴隨美國“重返亞太”，東盟有意借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實現“大國平衡”，菲律賓、越南等南海主權聲索國以及美國盟友新加坡更是歡迎美國、澳大利亞介入南海爭端，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扭轉在爭議中的“弱勢地位”。澳大利亞也提升了對東南亞的重視度，對南太平洋地區與東南亞的關注，僅次于其對于保護本土免遭武力襲擊。澳大利亞既有主動介入南海問題的動機，又受到部分東南亞國家的歡迎，因而澳大利亞認為與東盟及有關聲索國協調立場，共同應對中國，有助于其穩固西北海防，有利于其提升其在東南亞地區的話語權，扮演地區事務領導者的角色。再者，澳大利亞雖然不是南海主權聲索國，但其與印尼、東帝汶這兩個東南亞國家還存在尚待解決的海界問題。其與印尼1997年簽署《珀斯條約》，迄今尚未批準生效；其與東帝汶尚未徹底解決海界劃界。澳大利亞借南海問題與東盟及東南亞國家深化關系，有利于其在與印尼及東帝汶的海界劃界問題中獲得理解，尤其是遏止東帝汶借助中國香山論壇等平臺向中國求援，在東（帝汶）澳海洋劃界中向其施壓。

澳大利亞也并非被挾裹而被迫卷入南海事務，其“中等強國”身份注定其在國際事務中作用的有限性，但其不甘心在國際事務中難有作為。曾擔任澳大利亞國防部負責情報工作的副部長，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學教授保羅·迪博（Paul Dibb）表示，像澳大利亞這樣的國家必須依賴外來援助才能實現所有國家的基本目標——生存，誠然，也有類似國家可以選擇中立或者不結盟，但這從來不是澳大利亞的選項，這會造成澳大利亞喪失對國際事務的話語權。

第三，借助中美就南海議題的競爭進行精妙平衡，提升自己在中澳關系中的“議價地位”，延長兩國經濟合作的機遇期。

中澳兩國間本無結構性矛盾沖突。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后，中澳經貿關系得到長足發展。中國的迅速發展，為世界各國源源不斷地輸送著大量經濟紅利，中國已經成為包括澳大利亞和美國在內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最大的經濟貿易伙伴。正是由于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旺盛需求，刺激了澳大利亞資源出口的持續增長，拉動了國內就業率，避免了類似歐美國家的經濟下滑。從2010年起，中國取代日本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中澳貿易額首次突破1000億澳元大關。2014年11月，兩國締結了自由貿易協定，進一步加深了經濟上的相互依賴關系。2015年6月29日，澳大利亞與其它56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在北京參加《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儀式。然而，與中國經濟上的這種密切關系，卻成為澳大利亞的一種極大的心理負擔，并給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造成了空前的困境。因為在澳大利亞看來，該國歷史上最大的貿易伙伴分別是英國、美國和日本這些所謂的“民主國家”或者“盟國”，而中國明顯不屬于這些國家之列。特別是從安全戰略上看，由于中國與美國存在著結構性競爭矛盾，一旦中美爆發沖突，澳大利亞將不得不選邊站。

面對困境，澳大利亞正在積極尋求破解良方。選擇之一，可能是采取政經分離，“兩面下注”的戰略，即在經濟上維護與中國密切的互利互惠關系，而在政治和安全上，繼續保持與美國的同盟關系，并時刻不忘作為西方民主價值衛道士的身份。而這種政策最終會遭到中國的抵制，并影響到兩國要建立中澳戰略伙伴關系的目標。另一政策選項看起來更具誘惑力，但是實施的難度更大，那就是盡量推遲中美正面沖突的時間，為中澳經濟合作延長戰略機遇期。在新的歷史時期，澳大利亞將繼續致力于維護美國主導下，以規則為基礎的穩定的地區和全球秩序，并希望敦促崛起的中國能夠成為規則遵守者。

二、澳大利亞的南海政策選擇

在借助南海議題追隨美國構建新型地區戰略格局、迎合東南亞有關國家訴求、在中美關系中左右逢源的三大戰略利益驅動下，澳大利亞從以下四個方面推行其南海政策。

（一）自我定位為南海事務攸關方，借助美澳聯盟以外交及軍事手段插手南海事務

澳大利亞逐漸將南海問題與澳大利亞的核心安全與戰略利益掛鉤，不再將自己視為南海爭端的局外人，而是定位為南海事務攸關方。在美國戰略調整背景下，美國“綜合利用美國的外交、軍事和運用國際法的優勢，推動南海局勢朝著對美國有利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澳大利亞政府內部及智庫均出現澳大利亞政府南海問題上的“緘默”或者無用的“口頭抗議”是在擔心得罪中國，是對美澳同盟承諾失信的批評聲音。此后，美澳同盟在南海事務上朝更具進攻性的態勢轉向。2011年11月，奧巴馬于訪問澳大利亞期間宣布，美國將從2012年開始在澳北部的達爾文港部署200-250名海軍陸戰隊員，并計劃在5年內使其規模達到2500人。2014年8月，美澳在悉尼舉行的第29屆年度美澳部長級磋商會議（AUSMIN）上簽署《美澳軍力態勢協議》（Australia-U.S.Force PostureAgreement）。2015年5月，澳大利亞國防部高官、澳大利亞《2015年國防白皮書》起草委員會起草者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提出，“澳大利亞應該做好準備向南海派出軍艦和戰機，以阻止中國控制海上戰略通道”。2015年10月27日，美國海軍拉森號宙斯盾艦未經中國批準，擅自闖入中國南海南沙群島的渚碧礁和美濟礁附近水域進行巡航。2015年9月接任總理的特恩布爾政府無視中國政府的警告，高調配合美國在南海的挑釁行為。2015年11月25日至12月4日，澳大利亞一架軍機在南海上空進行所謂的“航行自由”任務飛行。2016年1月，特恩布爾總理訪問美國，與奧巴馬磋商涉及南海議題，并考慮針對中國在南海的造島行為共同開展“航行自由”軍事演習。2016年2月25日，澳大利亞2016年《國防白皮書》發布，雖然繼續表示澳大利亞不在南海爭端中選邊，但是“關注聲索國填礁造島建設行為強化地區緊張局勢”，并“反對人工建筑被用于軍事目的”，公開表態介入南海爭端，公開或者隱秘地抨擊中國立場及在南海采取的舉措。

（二）利用東盟框架等多邊平臺及多邊機制，以國際法及國際秩序捍衛者姿態操控話語權

在某些公開場合，澳大利亞曾在一段時期內在南海問題方面保持三點基本態度，即對南海爭端保持中立，不選邊站；強調依據國際法和平解決爭端，維護航行自由；支持東盟的南海行為準則及建立多方安全和協商機制。但澳大利亞的態度近年來有所調整，明顯倒向菲律賓等東南亞聲索國一邊。前總理阿博特2015年6月在新加坡明確表示，“澳大利亞政府在南海爭端中保持中立，不會選邊站（Take No Side），但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舉措”。澳大利亞學者麥克·韋斯利（Michael Wesley）隱晦地批評中國在南海的行為是以“受目的支配的秩序”（Teleocratic Norms）對“受規則支配的秩序”（Nomocratic Norms）的挑戰，是對國際法、國際制度及東南亞區域機制的不尊重，將澳大利亞這個對“受規則支配的秩序”的堅定維護者置于艱難境地。澳大利亞以維護國際法及國際準則的姿態，支持菲律賓、越南等主權聲索國在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等東盟框架下的多邊場合討論南海問題，支持東盟積極推動與中國磋商有約束力的《南海各方行為準則》。菲律賓單方面向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提出仲裁后，多方尋求域內外國家支持，雖然并未得到東盟內部的普遍支持，但澳大利亞卻表示出積極態度。2016年2月，中澳外交與戰略對話舉行前夕，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表示，“澳大利亞認可菲律賓尋求通過仲裁解決爭端的權利，督促各方不要威逼和恫嚇?！狈坡少e認為“在仲裁進展的關鍵時刻，（菲律賓）得到澳大利亞在仲裁案方面的支持，可以抵制中國的領土擴張和蠶食以及對武力弱小鄰國的威嚇”。7月12日仲裁結果出臺后，澳大利亞力挺菲律賓，外長畢曉普表示，“請中菲雙方共同遵守國際仲裁庭的終審和有約束力的仲裁結果”，“無視裁決將嚴重違反國際法，付出巨大聲譽成本”，引發中國政府的嚴正抗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對此回應“殷鑒不遠”。

（三）深化與東南亞國家的安全、軍事關系，加強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

澳大利亞積極參加美國主導的地區軍事演習。2001年，美國借反恐名義“重返”菲律賓，美菲舉行年度性“肩并肩”雙邊軍事演習。澳大利亞積極作為唯一第三方加人年度性軍事演習。2015年4月6日至30日，美國、菲律賓和澳大利亞三國在菲律賓毗鄰中菲爭議海域的巴拉望地區舉行了“肩并肩15”聯合軍演。2015年7月5日，美澳在澳北部舉行兩年一次的“護身軍刀（Talisman Sabre 2015）”大型軍演，假想場景為在澳大利亞北部海域登島，并首次邀請日本自衛隊參加。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有意激活《五國聯防條約》，加強與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安全合作。1971年11月，英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馬來西亞、新加坡共同簽訂《五國防務協定（Five-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s）》，成立了五國聯防組織。冷戰后，該組織基本喪失功能?！?·11事件”后，該組織重啟以“反恐”為目標的海上軍事演練。2015年1月30日，英國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Hammond）在新加坡發表演講，強調英國對南海問題的立場態度，表示《五國聯防條約》依然有效，而且是該地區唯一的多邊安全協定。英國隨時有能力支持地區伙伴。澳大利亞充分使用《五國聯防條約》締約國的身份，加強與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安全合作，并為其參與南海事務獲取到“合法性”。2015年11-12月，澳大利亞在南海執行“航行自由”飛行任務，其既體現了對美國在南海開展軍事化舉措的支持，又解釋了“該行動是五國聯防組織自冷戰便建立，至今依然有效的‘門戶行動（Operation Gateway）的組成部分，這是澳大利亞對《五國聯防條約》規定的保障東南亞海事安全的承諾”。2015年11月22日，澳大利亞與馬來西亞在吉隆坡發表將兩國關系提升到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強調通過《五國聯防條約》及澳馬共同防衛方計劃（MalaysiaAustralia Joint DefenceProgram）推動兩國防衛合作。

（四）向中方表達在南海問題的關切態度，同時也靈活地與中國開展安全合作

一方面，澳大利亞追隨美國的南海政策，在南海問題上向中國施加影響，但是另一方面，其與中國并無深刻的政治、經濟矛盾。1972年以來，兩國保持和發展了較好的雙邊關系，2014年，雙邊關系提升到“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層面，中澳建立了總理年度定期會晤機制、外交與戰略對話、戰略經濟對話等30多對政府間磋商機制。在發展與中國經貿關系的同時，澳大利亞也深化與中國的軍事交流與合作。2015年12月1日，中澳在堪培拉舉行第18次防務戰略磋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房峰輝與澳國防軍司令賓斯金、國防部秘書長理查森舉行會談，并會見了澳大利亞國防部長佩恩。2015年10月，中國海軍和平方舟醫院船首次訪問澳大利亞。10月31日，澳大利亞皇家海軍“阿蘭塔”、“斯圖爾特”號護衛艦，在中國海軍導彈護衛艦運城艦引導下，抵達中國湛江，開展為期3天的友好訪問。2016年1月2日，參加亞丁灣護航的中國海軍152艦艇編隊抵達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與澳大利亞海軍進行2016年首次聯合軍事演練。即便是在南海仲裁庭裁決結果出臺，美日澳公開表示支持菲律賓的背景下，中國國防部仍于8月25日發布消息，稱“中澳美三方于8月24日至9月11日在澳大利亞達爾文港舉行‘科瓦里-2016陸軍技能聯合訓練，此外，中澳陸軍將于9月14日至23日在澳大利亞悉尼舉行‘熊貓袋鼠2016聯合訓練”。中澳關系的這種既競爭又合作的局面，充分說明兩國關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三、澳大利亞南海政策的特點及其啟示

澳大利亞并無獨立成熟的南海戰略，或者說澳大利亞的南海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從表面上看，其南海政策具有很強的對美附屬性，以及隨政府換屆而出現振幅較大的波動性。澳大利亞的南海政策仍將長期受到美國外交政策（南海政策）的主導。澳大利亞將自身重新定位為南海事務攸關方，作為美澳同盟的一方積極配合美國地區戰略調整，強化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存在和影響力。

但是，我們必須同時高度關注澳大利亞南海政策自身的國家利益考慮，特別是保持經濟繁榮，追求作為中等強國之首的外交政策，以及積極參與區域合作等多重因素的綜合考慮。在這方面，中澳關系的健康發展也有助于緩和澳大利亞對南海事務的極端態度。近年來，中澳經貿關系發展迅猛，雙邊自貿協定新近正式生效。2015年9月在澳大利亞北領地的戴利里弗首次舉行的中美澳“科瓦里”演習（Exercise Kowafi），以及中澳在南海、南太平洋舉行的多次軍事演習也有助于增強互信；中澳在印度洋亞丁灣共同參與護航行動，擴大了中澳軍事合作的視域，有利于維護共同的安全利益。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于2016年4月中旬順利訪華，中澳兩國領導人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方面”進一步達成共識。尤其是特恩布爾還受邀參加9月在中國杭州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同年7月，澳大利亞舉行大選，特恩布爾領導的聯盟執政黨獲勝，現任政府的南海政策繼續延續。但如何打好“中澳經濟牌”，這是在野黨工黨和執政黨自由黨一國家黨聯盟都要考慮的問題?！案傔x靠口號，執政靠經濟”，續任政府勢必會將發展本國經濟作為優先考慮。這些因素都有益于緩和澳大利亞在南海的強硬立場，增進其對中國在南海核心利益的理解。

澳大利亞雖然不是南海主權聲索國，但其出于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及自身利益考量而插手南海事務，客觀上使中國與菲律賓、越南等南海主權聲索國之間的爭議日益多邊化、國際化，造成中國一貫以來希望與爭議方雙邊解決爭端的努力成效受到沖擊，南海爭端的解決前景趨于復雜。

在美國強化遏制中國崛起的亞太大戰略的背景下，澳大利亞渴望繼續扮演南海地區“副警長”的角色。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的價值觀因素，也促使它繼續加強自身的西方國家身份認同。這些都是不變的。中美競爭關系有利于澳大利亞在中美之間獲益最大化，正如澳大利亞現任特恩布爾總理曾經表示的，“我們的國家利益要求我們，確實同時做到（而不是說說而已）華盛頓的盟友和北京的好朋友實現國家利益”。但澳大利亞歡迎適度競爭的中美關系，而不是使其被迫卷入戰爭選擇的中美對抗，過于對抗的中美關系會收縮澳大利亞的靈活外交空間，并不符合其戰略利益。中美如能順利推進“新型大國關系”，有助于約束澳大利亞的南海舉措。同時，更加重要的是，由于中澳經濟的高度相互依賴，迫使澳大利亞在它的安全盟友和經濟伙伴之間保持適當的平衡關系，以最大程度地維護其自身的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