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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國家要樹立的基本法治意識

2017-05-19 07:16侯英明
新西部·中旬刊 2017年1期
關鍵詞:法治意識

【摘 要】 文章認為法治國家要樹立起基本的法治意識,在法的價值取向方面,要樹立權利本位意識,在法的地位方面,必須樹立起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權威的意識:一是樹立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意識;二是樹立嚴格執法、司法意識;三是培養全社會的守法意識。

【關鍵詞】 法治國家;法治意識;權利本位;法律至上

法律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人們對于法律這種社會現象所形成的思想、觀點、知識和心理的總稱。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社會背景下,我們必須在全社會逐步樹立起一種全新的法律意識。這種適應建設法治國家需要的新的法律意識就叫做法治意識。法治意識是法律意識在當今中國的新發展。筆者認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全民就必須樹立起法治意識。

一、在法的價值取向方面,要樹立權利本位意識

法是具有價值取向的。早在傳說中的蚩尤造法時代,原始法的價值取向就表現了出來。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古“法”字構成時,對其中的“氵”解釋為“平之如水,從水”,就是說在早期的人們看來,法是公平、正義的化身,均平、公正、不偏不倚是原始法的古老的價值目標。遺憾的是進入奴隸制、封建制社會以后,隨著等級制度的確立,法的公平性、平等性便蕩然無存了。今天,我們的法治之法除了仍然要追求公平、正義、維護秩序、增進效益之外,尤其應該注重維護人的權益這一價值取向。樹立權利本位意識是維護人權的時代需要,是當今立法者首先應當樹立的法治意識之一。

權利本位,是和奴隸制、封建制時代的義務本位相對而言的。我國古代社會的法律制度在我們民族的觀念上打下了深深的義務本位的烙印。我國封建正統的法律制度堪稱是“倫理法”,封建倫理道德是立法的指導方針,法維護道德的色彩極其濃厚,而道德本身是只偏重人們履行義務卻不大講究什么權利的,因此,“論理法”的存在,恐怕是古代義務本位意識形成的一個直接原因。新中國成立以來,由于我們長期搞的是計劃經濟,整個社會關注的是計劃指標的完成情況如何,偏重強調的是每個人、每個企業對國家、對社會、對集體應盡多少義務,而不是首先考慮賦予你多少權利。在這種體制之下,人們的義務至上意識沒有多少改觀,這種意識格局已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我們知道,市場經濟是平等經濟,是法制經濟,同時又是權利型經濟。發展市場經濟,其市場主體必然要求法律關注自己的權利,維護自己的利益,可以說權利意識的強化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因此整個社會都將會形成濃厚的權利維護、權利至上意識。與之相適應,作為國家的立法者就要樹立起權利本位意識。在立法的指導思想上要以維護人們的權利為首要出發點。而不是首先去考慮要為公民和企業規定多少義務。盡管說權利與義務相一致,權利的實現有賴于義務的履行,立法必然要規定義務而且還可能規定得非常具體、細致,但是,立法機關分配這些義務也是為了保障他人權利,因而義務是服從于權利的,是第二位的因素。只有立法者樹立起權利本位意識并將其滲透到了立法當中,整個社會才能逐步形成濃厚的依法行使權利的意識,人們發展市場經濟的積極性才能充分發揮出來,法治國家的建設進程才能進一步加快。

二、在法的地位方面,必須樹立起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權威意識

一個社會不能沒有權威。在一個法治國家,盡管各行各業、各個領域都可以有自己的權威,但是總的、最高的權威應該是法,而不是別的。要確立法律的最高權威地位,應樹立起以下意識:

一是樹立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意識。這是針對立法工作提出的法治意識要求。我國現行的立法體制,不但中央可以立法,地方上也可以立法;不但權力機關可以立法,一部分行政機關也可以立法。另外,各級各類行政機關還可以制定不屬于嚴格立法意義上的其他一些規范性文件。我們說法治之法,它是反映、維護民主政治制度的良法,而這樣的良法必須遵循民主立法程序才能制定出來。立法只有遵循民主程序,多聽取各方意見,才能集思廣益,制定出真正反映大多數人意志的民主之法。這方面的典型范例當推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即1954年憲法,據統計當時有一億五千萬人參加了立法討論,因此對它的立法成就評價是相當高的。當前,受到批評較多的是一些部門立法和地方立法,在上述兩類立法的過程中,時常暴露出以法謀私的現象,立法只偏重本部門、本行業、本地區的利益,而不顧及社會整體利益的平衡,其直接原因在于立法缺乏民主性和透明度。此外,目前立法方面還時常發生部委立法相互沖突、地方立法同中央立法相抵觸的現象,主要原因就是有的部門沒依法立法,在立法上也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也搞地方主義和部門主義,這些現象的存在怎能不損害法的權威形象?這樣的立法群眾怎么能信任怎么愿去遵守呢?因此樹立依法立法意識是制定法治之法的必要保障。

二是樹立嚴格執法、司法意識。執法、司法是體現法律實效的關鍵運轉環節,然而由于思想上、體制上等方方面面的原因,這兩者都是相對薄弱的環節。在現實生活當中,嚴格執法、司法常常被理解成為嚴厲執法、司法,偏重強調法的制裁性,一提起“嚴格”二字,許多執法、司法人員馬上就會想到要如何加大處罰力度、打擊力度。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這種意識還殘留著法律工具主義、專政工具主義的遺毒。在法的實際運行過程中,無論司法機關還是執法部門都比較熱衷于搞集中突擊行動,表現出運動式執法的跡象。對于集中突擊行動,我們應予客觀分析,單從實效來看,集中突擊往往成效比較顯著,只要集中行動本身依法從事本也無可指責。但問題是實際工作當中,一旦突擊行動結束,執法、司法人員尤其是執法人員的那股敢于碰硬、認真執法、嚴格依法辦事的熱情很快就消退了,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重又隨處可見,前后對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這種建立在平時松散執法基礎上的集中行動實際上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反而不利于樹立法律的權威形象。只有執法、司法人員樹立起持之以恒地嚴格依法辦事的意識,與之相應的集中突擊行動才會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

三是培養全社會的守法意識。法治社會必須培養起全社會的守法意識。然而,迄今為止,我國公眾的守法意識仍然比較淡漠,作為群眾運動直接副產物之一的“法不治眾”、“罰不責眾”意識仍在人們的觀念當中存在著。就“法輪功”聚眾圍攻中南海這一事件而言,難道眾人都不知道非法集會、示威、游行于法不容嗎?恐怕很多人不是不懂,而是存有“罰不責眾”的心理。這種不良意識的殘存,將對全社會守法意識的樹立形成極大的障礙。董必武同志早在黨的八大上就已經指出:“必須在人民群眾中廣泛地進行法律宣傳教育工作,在社會上培養守法的風尚?!编囆∑酵疽苍赋觯骸凹訌姺ㄖ浦匾氖且M行教育,根本問題是教育人?!保ā多囆∑轿倪x》第3卷,第163頁)因此,大力加強法律的宣傳教育工作,對于提高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培養全民的依法享受權利和履行義務的習慣,強化法治觀念,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四是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法治意識和能力。各級領導干部作為執掌國家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等公權力的特殊群體,作為運用法治方式治國理政的執政主體,必須具有較高的法治思維水平和能力。就是各級領導干部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必須時刻牢記人民授權和職權法定,必須嚴格遵循法律規則和法定程序,必須切實保護人民權利和尊重保障人權,必須自覺接受監督和承擔法律責任。

【參考文獻】

[1] 莊曉波.弘揚法治精神 建設法治社會.辦公室業務,2016.2.

【作者簡介】

侯英明,任職于中共煙臺市委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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