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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文化誤讀與翻譯改寫的關系

2017-05-22 15:35任宋莎
北方文學·中旬 2017年5期
關鍵詞:詩學譯者文學

任宋莎

摘要:文化誤讀被認為是文化過濾的一種形式,而翻譯改寫是出于某種目的對源語文本進行某種程度的操控。本文分析了文化誤讀和翻譯改寫的關系,認為如改寫和刪減等操控動作都被視為是一種誤讀行為,通過對源語文本的改寫,有意地對異文化的誤讀,進行本體文化的建構。

關鍵詞:文化誤讀;改寫

一、關于文化誤讀

誤讀通常被認為是正讀的反面,是錯誤性的閱讀或解釋,因此誤讀被認為是錯誤的闡釋行為,這是一種植根于邏各斯中心主義的二元范式的看法。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首次把“誤讀”用作一種文學批評概念,最初其僅局限于“詩學誤讀”領域,此后此概念通過理論延伸,擴展到包括翻譯研究的其他學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文化研究的興起和發展,學者們注意到文學和翻譯并非發正在“真空”中,所以其中的非語言因素被廣泛關注,出現了“文化轉向”,因此有了關于“文化誤讀”的研究。

古人有言:“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所以不同的文化自然也存在著差異,而且它們之間也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不可通約性,特別是當異質文化之間互動時,文化誤讀便不可避免,這些都被諸如歷史環境和風俗習慣等文化因素所制約著,因為文化是“由社會成員共有的信仰信念、價值取向、風俗習慣、行為模式組成的一個體系……通過社會成員的學習一代代傳承下去”(Bates and Plog, 1990),狹義上主要指“生活方式、價值觀、知識”(辜正坤, 2007)。由此可見,從縱向上看,文化具有傳承性;從橫向上看,文化具有相對穩定性。同時,生存在特定的時段的人的理解具有歷時性和局限性,傾向于根據自我的視野和前見去理解(Gadamer, 1989)。這些因素都會導致文化誤讀的產生。在樂黛云和勒·比松所編書《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1995)中,一些中國學者闡釋了自己關于“文化誤讀”的見解。其中,樂黛云認為誤讀是“按照自身的文化傳統,思維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讀另一種文化……他原有的視域決定了他的‘不見與‘洞見” ;孟華認為誤讀是“文化過濾的一種形式……改造異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吸收異文化中有用且能與自身傳統相結合的部分”;陳躍紅認為誤讀“在實踐意義上是主體對于對象的有目的的選擇,是以‘他者的‘存有來補充自己的‘匱乏,是借助一個未必可靠的鏡中影像來肯定和確立自身”。根據文化主體的意識來看以上的文段,誤讀便可分為無意誤讀和有意誤讀。 無意誤讀與樂黛云所定義的內容相似,即人們自動根據他們的本土文化傳統和其文化所模塑的思維模式去解釋異文化,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誤讀“他者”文化中富有文化特性的具體問題和概念。只要文化間的異質因素勝過其同質因素,這種誤讀的不可避免性將會存在。有意誤讀呼應了孟華和陳躍紅所定義的內容,即是人們有意地“誤解”他者文化,有意地忽視他所不理解的或不需要的,只吸取迎合他本土文化傳統的東西。從“他者”的視角來看,這也是一種幫助建構自身文化的方式。

二、 翻譯改寫及其與文化誤讀的關系

文化誤讀的現象不可避免地與文化多樣性相關聯,多樣性便意味著“差異”,這種文化差異性又是由于不同的語言文字誘導而成的。而擁有不同語言文字的文化是如何進行交流和互動的,其中最重要的媒介便是翻譯(translation per se)。翻譯絕不僅僅是兩種孤立語言系統之間靜態機械的對等,其實質上是一種改寫或文化順應,并且是基于譯者自身的文化經驗,如歷史背景、意識形態、思維模式和審美能力等。翻譯亦被認為是“文化制約之下的形變”(culturally regulated transformation)(Derrida, 1988)。翻譯實踐者們都有意或無意地受到這些文化因素的影響,并無不體現在其文化滲透的譯作中,正如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所言:“……翻譯……如今被視為文本和文化之間的談判一個過程,其中所有的交易行為都是由譯者去協調的”(Bassnett, 2013)。

同樣,翻譯在塑造文化上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過歸化翻譯,大量信息被引介到接受語文化,開闊了接受語文化的眼界;另一方面,通過異化翻譯,一些全新的概念和思想,甚至一些語言結構被引入到接受語文化,接受語的讀者可獲得一種審美快感,這些都極大地滋養和豐富著接受語文化。通過翻譯,“年輕”文化會從“年老”的文化中尋求久已存在的文化模式;處于“邊緣”或“軟弱”地位的文化會引入其缺乏的文化類型;本土文化處于轉折時期、危險時期或出現真空時期,異文化便會占據主導地位 (Even-Zohar, 1978)。

因此,翻譯為譯入語文化提供了一個“他者”視角,以供后者比較,反思,借鑒和改善。正如上文所述,通過翻譯,譯入語文化在不時地“誤讀”著源語文化,這實質上是文化過濾,是文化主體的一種有目的性的選擇。就此而言,赫曼斯(Theo Hermans)曾一言以蔽之,指出: “所有的翻譯都意味著出于某種目的對源語文本進行某種程度的操控”(Hermans, 1985),其不但是受語言思維的影響無意的結果,同時也受其他因素制約有意操控的產物。這種“操控”被勒弗菲爾(André Lefevere)認為是由“權力”、“意識形態”和“機構建制”三個方面制約下的“改寫”,其包括“翻譯、編史、選集、評論和編輯”,而翻譯是最易辨、最具影響力的一種改寫類型 (Lefevere, 2004),改寫者們(或譯者們)自己創造了某個作家、某部作品、某個時期或某種題材的種種形象,有時甚至關于整個文學系統的;其所處社會文化環境都在在目標文本中得以體現 (Lefevere, 2004)。翻譯中的改寫過程主要受到3個因素的制約:首先是文學系統內的“專業人士”,包括文學批評家和評論家,他們的點評將影響一個作品的接受程度;其次是文學系統外的“贊助人”,包括特定歷史時期影響力和權力大的個人,出版商、媒體或政黨等團體,以及掌控文學分布的機構;最后是“主流詩學”,包括文學修辭手法和文學在社會中所扮演角色 (同上)。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譯者的意識形態,或“贊助人”施加給譯者的意識形態,它和目標語文本中所體現的主流詩學共同決定了譯者的翻譯策略和解決具體翻譯問題的方法。此處的“意識形態”是指在特定時間的特定社會中可接受的種種觀點和態度組成的觀念網格,讀者和譯者通過這樣的網格處理文本 (Bassnett and Lefevere, 2002)。那么,“詩學”由2個部分組成:一是文學手段、類型、主題等文學要素;另一個是關于文學在整個社會系統中起什么作用的觀念 (Lefevere, 2004)。簡言之,它包括要素部分和功能部分,后者是由文學系統環境中的意識形態勢力所生成的 (同上)。譯者受譯入語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和主流詩學所制約,其翻譯活動實質上就是一種被“操控”的改寫,譯文中的改寫部分亦是對原文一種有意誤讀行為。

因此,如改寫和刪減等操控動作都被視為是一種誤讀行為,通過對源語文本的改寫,有意地對異文化的誤讀,進行本體文化的建構,其積極影響便是可以促進譯入語文化的文學和社會系統的改革 (Lefevere, 1992)。從“改寫”到“改革”, 從翻譯“文本” 到“文化”,這個動態的演變過程絕不僅僅是兩種語言的轉換,它涉及兩種文化里“語境、歷史和習俗等更宏觀因素”(同上)。

三、結論

本文分析認為文化誤讀和翻譯改寫聯系十分緊密,如改寫和刪減等操控動作都被視為是一種誤讀行為。這種文化誤讀行為可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如譯入語文化在特殊歷史時期或社會政治背景下,可通過對源語文本的改寫,有意地對異文化的誤讀,進行本體文化的建構。

注釋:

①出自《孟子·滕文公上》。

②此文為《文化差異與文化誤讀》。

③此文為《“移花接木”的奇效——從儒學在17、18世紀歐洲的流傳看誤讀的積極作用》。

④此文為《文化壁壘、文化傳統、文化闡釋——關于跨文化交流中的誤讀及其出路問題》。

參考文獻:

[1]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較導論[M].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樂黛云、勒·比松 .獨角獸與龍: 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3]Bassnett,S. Translation Studies [M].London&New York: Routledge,2013.

[4]Bates,D.G.& Plog,F. Cultural Anthropology [M], New York:McGraw-Hill,1990.

[5]Derrida,J. The Ear of the Other:Otobiography, Transference,Translation [M].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8.

[6]Even-Zohar,I. 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 [M]. Tel Aviv:Tel Aviv University,1978.

[7]Gadamer,H.G. Truth and Method [M]. New York:Continuum, 1989.

[8]Hermans,T.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London&Sydney:Croom Helm,1985.

[9]Lefevere,A.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M]. 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

[10]Lefevere,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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