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探析

謝祥鳳

摘要：自1583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入華以來，具有現代意義的西方科學與文化藝術傳入中國，掀起了一輪西學東漸的高潮。本文通過分析明末清初西學東漸的歷史背景、具體內容以及相關影響探析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

關鍵詞：明末清初；西學東漸

一、歷史背景

16世紀時，歐洲的一部分國家已進入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這一時期，歐洲在科學技術上不斷進步，杰出的科學巨匠相繼產生，偉大的發明和創造不斷涌現，各種生產技術也不斷革新。近代科學文化的晨曦，驅走了中世紀科學文化蒙昧的漫漫長夜。而中國自明代以后，封建制度日漸衰落，文化上停滯不前，科學技術開始明顯落后于西方。這一客觀現實為傳教士進入中國并加強其影響力度提供了有利條件。

另外，由馬丁·路德進行的宗教改革使得天主教的勢力大為減弱，并失去了在西歐、北歐的大部分地盤；天主教為補償宗教改革中所喪失的教務和經濟利益，開始向東發展，尋找新地盤，爭取新教徒，以便恢復中世紀天主教的勢力。同時，“新航路”的開辟也為傳教士大規模進行“海外布道”提供了方便。

二、西學東漸的內容

傳教士主要是通過翻譯和編著介紹西方科學技術、人文、社會學說來傳播西學，其中科技翻譯為此中之重。

在天文歷法學方面，利瑪竇向中國介紹的第一部天文學著作是《乾坤體義》，該書被認為是“西法入中國之始”?！稖喩w通憲圖說》，名為李之藻所著，實為利瑪竇和李之藻共同合作的第二部分介紹西方天文學的著作，……”。[1]在湯若望、羅雅各、龐迪我、熊三拔、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等中外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在崇禎七年（1634年）終于編譯出《崇禎歷書》。后來湯若望根據《崇禎歷法》改編成《西洋新法歷書》，還引入了明確的地球概念，引進了經、緯度及其有關的測定、計算方法，從而使得在日、月食計算和其他天文計算中較中國古代的傳統方法前進了一大步。梁啟超在《中國近二百年學術史》中說：“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歷算學便是第二次?！薄白悦餍旃鈫?、李之藻等廣譯算學、天文、水利諸書，為歐籍入中國之始?！盵2]

傳教士不僅翻譯西方天文學著作，還引進西方天文學儀器，參與中國天文觀測。徐光啟曾借助熊三拔的講解，寫出《簡平儀說》，介紹測量用器簡平儀。

在華耶穌會士在翻譯西方天文學著作的同時也介紹了西方的數學。其影響最大的當屬利瑪竇和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前六卷）。其中的許多名詞，如點、線、直線、曲線、平行線、角、直角、銳角、鈍角、三角形、四邊形等等，都是由徐光啟首次定下來，并一直沿用至今?！稖y量法義》則是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的另一部關于陸地測量方面的數學著作，從此中國有了經緯度的精確概念。

關于幾何學的論著有利瑪竇與李之藻合譯的《圜容較義》，專論圓的內接和外接。其后，李、利還合作編譯了《同文指算》，書中所介紹的筆算技法引起了普遍重視。在物理與機械力學方面，所介紹的大都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機器設備。王徵與鄧玉涵合譯了《奇器圖說》，并為書作序，闡明自己選譯的標準即“關切民生日用”者。[3]徐光啟為了要興修水利，與熊三拔合譯《泰西水法》。徐光啟翻譯時，是在中國原有水利灌溉方法和工具的基礎上，選擇其中對當時具有實用價值，或確實屬于先進方法者，經過制器和試驗，才編譯入此書的。[4]

在其它學科方面，也有許多成果。例如：地理學上，李之藻譯刻過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生理學和醫學上，有鄧玉涵譯述的《泰西人身說概》和羅雅各所編的《人身圖說》引入了解剖學的概念；生物學上，利類思所寫的《獅子論》介紹了西方的動物等等。除了自然科學的傳入，在語言學、文學、哲學等方面也有許多著作。在語言學方面，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始自利瑪竇的《西字奇跡》（1605）。1625年，金尼閣在王徵協助與合作下，在利瑪竇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的基礎上，經修改擴充，金氏完成了《西儒耳目資》一書。[5]該書實則為一部拉丁拼音的漢字字典。在文學方面，則介紹和翻譯過《伊索寓言》。哲學方面，傅泛際、李之藻合譯的《名理探》和南懷仁譯的《窮理學》，輸入了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

三、小結

明末清初這兩百年間西學東漸，不能看作是單向的文化傳播或文化侵略，即由西向東，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東方、向中國的傳播；西方人在這場傳播中是積極主動的，乃至抱有侵略野心；就傳播結果而言，西方文化擴張了自己的勢力，而中國文化受到沖擊，無真正意義上的融合可言。

這是一場中西平等和對話性質的文化交流。西學的傳入使中國學者的視野得到了開闊；給明末清初的中國知識界傳來了新的知識信息，使得中國知識界出現了務實的學風；促進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并對明末清初“經世致用”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綜上所述，此次綿延兩個世紀之久、以西方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為中介、伴有大量翻譯活動產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和平、友好和平等的氣氛中進行的，這是一次雙向互動的文化交流?！拔鲗W東漸”加速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東學西渡”則為歐洲中世紀末期的社會變革提供了重要條件。在明末清初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產生了大量的中外譯作，它們無疑是人類最為珍貴和璀璨的文化遺產。

參考文獻：

[1]張西平.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4.

[2]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269.

[3]陳?？?中國譯學理論史稿[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63.

[4]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282.

[5]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