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莫言作品的海外傳播看東西方文化的認同構建

尹洪山

[摘 要]莫言獲得諾貝爾獎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標志。莫言小說所特有的中國文化元素及其表達的人類普遍情感是其獲得國際認同的重要基礎，而海外漢學家的精湛翻譯則為莫言作品在跨文化語境中實現有效傳播消除了語言障礙。莫言的文學創作在書寫中國民間文化的同時，蘊含了世界性的文化理念，對這一文化資源的研究將有利于加強和豐富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支撐體系。

[關鍵詞]莫言；民族性；海外傳播；文化認同

[中圖分類號]I0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17）02-0058-05

Cultural ident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role of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Mo Yans fictions

YIN Hong-sh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Mo Yan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12， which marked the increasing global influ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acceptance of his fictions rests in the characteristic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implicated in these works and the universal human sentiments expressed therein. Besides， the effective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Mo Yans works is attributed to the superb translation by the overseas sinologists. In his literary creation， Mo Yan not only describes the Chinese folk culture， but also suggests some cosmopolitan cultural concepts. The study of these cultural resources will be beneficial for strengthening and enriching the supportive system of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Key words：Mo Yan； nationality； overseas dissemination； cultural identity

莫言是當代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在海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莫言的作品曾被譯成多種語言出版并屢獲國際重要獎項，最終摘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一殊榮。莫言作品以山東高密東北鄉文化為創作源泉，借助精準的翻譯和有效的對外傳播，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國民間文化的獨特魅力。本文將從莫言作品的民族特性出發，研究其作品的翻譯和傳播特點，在此基礎上探討實現東西方文化認同的有效途徑。

一、莫言作品的本土性和民族性

莫言出生于山東高密，并在此生活20多年。走上文學之路的莫言在創作上一直立足于故鄉故土，其作品多以高密為地理空間，文字間散發出濃郁的地域文化氣息。高密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淀和奇異多姿的風土人情成為莫言創作的不竭源泉，其作品中所體現的本土性和民族性成為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莫言的創作中，高密東北鄉是故事發生的主要場景，故事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再現了鄉土文化在莫言早年生活中的印記。莫言筆下的東北鄉，是一個充滿朦朧和神秘色彩的離奇之地，那里有平原、高山、河流、荒野、成片的高粱等，是一個被高度藝術化的文學王國?，F實中的東北鄉則是一馬平川，“莫言正是立足于高密的黑土地，將真實的人物與事件，納入了獨特的藝術結構中，從而寫出了一系列有著獨特的地域歷史氛圍和地域人格色調的佳作?！盵1]

在《紅高粱家族》中，高粱作為高密本地的一種普通植物卻被賦予了激蕩人心的想象，其剛健挺拔的身姿和野性十足的色調極大渲染了故事的凄婉與悲壯。其中“我奶奶”與土匪余占鰲的野合，恰恰發生在充滿原始生命力的高粱地里。從敘述的手法來看，高粱不僅為故事的敘述提供了背景，也與人物的命運息息相關?！拔夷棠獭痹谂c日軍的抗爭中不幸中彈，臨死前躺在高粱地里，望著青天和飛過的白鴿，似乎聽見了身邊的高粱發出的哀鳴。在莫言的小說里，高粱已經不再是一種單純的植物，而是根植于我們民族意識的一種頑強的生命力和抗爭精神。

莫言小說中的很多人物也有很強的現實感?！都t高粱家族》中的縣長曹夢九就有一個真實的人物原型，莫言在小說中直接采用了他的真名。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高密縣長，在匪患猖獗的年代，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就使高密由亂到治，社會秩序井然。曹夢九治理高密往往不按常理出牌，“一陣風，一陣雨，一陣晴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蠻”便是對他的最好寫照。這部小說中的其他人物也或多或少取材于高密當地的民間故事，如土匪頭子“我爺爺”余占鰲，燒酒作坊里兢兢業業的羅漢大叔等。在小說《檀香刑》中，主人公孫丙的原型是清末年間高密當地一個名叫孫文的民族英雄，相傳他曾率領膠濟鐵路沿線的百姓抗擊德國的侵略，后來由于叛徒告密被捕，被害時年僅45歲。孫文抗德阻路的故事在高密家喻戶曉，就像一粒種子深深埋在了莫言的心田，為莫言后來創作《檀香刑》這本充滿深刻記憶的小說提供了鮮活的素材。

莫言的文學創作根植于高密的歷史文化積淀，特別是茂腔、泥塑、剪紙等民間藝術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為詮釋人物的命運打上了本土印記。茂腔是高密的地方戲，其婉轉凄切的曲調支撐著《檀香刑》這部作品的敘事模式。正如莫言自己所說，在兒時的記憶中，有兩種聲音對其后來的創作影響甚大，一是鏗鏘有力的火車聲，二是家鄉的地方戲茂腔。在《檀香刑》的寫作中，莫言完成了童年記憶中關于火車和茂腔的一次豐美的想象[2]。茂腔雖是地方小戲，但在莫言的心中，其分量遠遠超過了那些尊貴高雅的戲種。借助高密東北鄉所特有的戲文唱詞，莫言將《檀香刑》這蕩氣回腸的悲歌凄楚地敘述出來。在這部作品中，莫言恰恰是從故鄉高密的原始經驗出發，抵達了具有中國人民族氣質的精神王國。

莫言作品中的故事多發生在高密東北鄉這個經過藝術再造的場景中，小說中的人物也多取材于民間故事和傳說。莫言能把熟悉的故鄉場景轉變為想象的景象，并且在新領土上創造出獨一無二的價值體系[3]。作品中，莫言敘述的是中國人特有的生活，表現了中國人特有的頑強和生命力，這種頗具泥土氣息和本土性的敘事風格將歷史與當代融合在一起，使中國文學走向了世界。因此，“莫言的寫作是從超越個人經驗出發，沾染了濃烈的地方色彩和民族性格，最終為世界所接受的”[4]。隨著莫言作品在國際上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作品中所描述的中國地域文化元素也自然成為世界文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莫言作品的海外傳播

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能夠走向世界并獲得諾貝爾獎這一殊榮，不僅與其所特有的本土性和民族性有關，也得益于有效的海外傳播在東西方文化認同中所起的作用。1988年，改編自莫言小說的影片《紅高粱》獲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故事片金熊獎，這是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獲得的首個大獎，不僅成就了當時的導演張藝謀，也極大提高了莫言在海外的知名度。電影作為一種不同于小說的藝術形式，能夠超越語言的障礙，通過聲音和畫面傳遞作品的意義，更容易激發海外受眾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從而產生進一步閱讀莫言小說譯本的需求。與同時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莫言本人比較注重與海外翻譯家的交流，美國漢學家、翻譯家葛浩文，瑞典翻譯家陳安娜等都不遺余力地向海外讀者推介莫言的作品。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莫言小說已經被譯成了英語、法語、德語、日語、瑞典語、越南語等多種版本。

葛浩文教授是莫言作品英譯本的主要翻譯者，截止到2012年底，葛浩文已經翻譯了莫言的7部小說，1本小說集和1部回憶錄，為莫言作品在英語世界樹立國際聲譽做出了巨大貢獻[5]。在葛浩文眼中，莫言是最具歷史感的中國當代作家，“我真心喜歡莫言的所有小說，并對翻譯它們樂在其中?！盵6]葛浩文喜歡莫言作品的原因各式各樣，在他看來，《酒國》在創作手法方面最具想象力且最為豐富復雜，《生死疲勞》堪稱才華橫溢的長篇寓言，《檀香刑》則極富音樂之美。

葛浩文在翻譯莫言作品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他不僅通曉自己的母語，而且對中國文化有著深刻的理解。國內雖然不乏外語水平出眾的譯者，但與海外的著名漢學家相比，在準確把握譯入語國家讀者的語言習慣、文字偏好和審美品位方面仍存在不小的差距[7]。鑒于中西方文化之間所固有的交流障礙，文學作品的翻譯不僅要關注文字轉換問題，還要關注譯作的傳播與接受等問題。莫言作品中涉及許多中國本土文化元素，其語言風格“土得掉渣”，葛浩文采取了“求異求同”的翻譯策略，不僅巧妙地保留了原著的地域文化特色，而且積極應對譯作接受和原作藝術性再現問題，因此其譯作在西方世界贏得了大量讀者的青睞[8]。

在歐洲，法國是莫言作品譯介最多的國家，迄今已經有18 部小說（集）被翻譯成法語[9]。早在1990年，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便被譯成了法文，目前共有18部莫言的譯作在法國出版發行。莫言作品在法國讀者中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先后于2001年和2004年獲得法國“盧爾·巴泰雍外國文學獎”和“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法國翻譯家諾埃爾·杜特萊教授高度評價莫言的文學成就，同時坦言翻譯中遇到的一些困難，特別是莫言在作品中使用的大量高密方言。莫言非常理解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做的貢獻，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夠獲得諾貝爾獎，離不開各國翻譯家的創造性工作。

莫言作品在德國、瑞典、俄羅斯等國也有不同程度的譯介。特別是在瑞典，著名翻譯家陳安娜對莫言作品的傳播做出了不同尋常的貢獻。她的出色翻譯不僅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其譯作還曾獲得瑞典文學院的翻譯獎。雖然莫言的小說已有多種語言的譯本，但陳安娜翻譯的瑞典語譯本更加貼近瑞典文學院的諾獎評委們，莫言作品的藝術水準也更容易獲得諾獎評委的肯定。不過，陳安娜本人并沒有把莫言獲得諾獎歸功于自己，她更加推崇葛浩文在莫言作品海外傳播中的作用，認為如果沒有葛浩文出色的翻譯，莫言的作品難以進入西方讀者的視野。實際上，正是各國翻譯家的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為莫言的作品走向世界鋪平了道路。

緣于相似的文化背景，莫言作品在一些亞洲國家獲得了高度認可。在日本，莫言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了日文版本，最主要的翻譯者為吉田富夫和藤井省三。吉田富夫的生活經歷與莫言相似，都出身于農民家庭，莫言作品中描述的農村生活引起了吉田富夫的強烈共鳴。吉田認為，莫言的創作手法巧妙，其天馬行空式的敘述風格抒發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欲望。在他看來，莫言獲得諾貝爾獎恰恰證明了文化可以超越國界，觸及人內心本質的東西能夠獲得廣泛的認同。藤井省三是日本東京大學的教授，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關注并翻譯莫言的文學作品，至今已出版十余部莫言譯作。除了翻譯莫言的文學作品外，藤井還發表了有關莫言的研究、評論、介紹等文章。藤井同樣高度評價莫言作品的藝術價值，并第一個提出莫言作品的獨特之處在于魔幻現實主義的寫作風格[10]。

從以上可以看出，莫言小說之所以能夠為世界所接受，既與作品本身的優秀特質有關，也離不開有效的海外傳播與推介。一方面，從文學地理學的角度來看，莫言筆下發生在高密東北鄉的故事已經超越了其個人經驗，沾染了濃烈的中國氣息和民族性格。莫言作品特有的民族性與現實性的融合，成為海外讀者透視中國人心靈的一把鑰匙[11]。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認同離不開翻譯所起的作用。在這方面，莫言是幸運的，遇到了葛浩文、陳安娜等著名的漢學家；同時，莫言也是開放的，他從不給予翻譯家的工作任何限制，非常敬重翻譯家的勞動。正如莫言本人所說：“有時候，翻譯比原創還要艱苦。我寫《生死疲勞》，初稿只用了43天。瑞典漢學家陳安娜，整整翻譯了6年?！盵12]

總之，莫言長期扎根于鄉土文化的現實土壤中，憑借作品本身的藝術魅力和有效的海外傳播贏得了國際聲譽，他的個人成功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標志，也為如何增進東西方的文化認同這一問題給出了一個很好的答案。

三、東西方文化的認同構建

文化認同與文化傳播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一方面，文化認同是文化傳播的基礎，另一方面，文化傳播會進一步增強不同文化之間的認同感[13]。莫言作品所展現出的獨特的民族文化魅力是其獲得世界認可的根本所在，而成功的譯介和海外傳播則有助于沖破固有的文化隔閡。

在東西方文化的傳播過程中，意識形態差異、價值觀差異和審美差異等都會導致文化之間的認同障礙。莫言小說能夠超越這些差異而為世界所接受，從內心深處打動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說明其作品表達出了人類的一些普遍情懷。那么，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如何借助文學作品這一蘊含文化軟實力的載體，提高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力呢？

首先，文學創作應當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通過對民族命運的書寫表達人類的普遍感情，這也是文學作品的生命力所在。東西方國家之間雖然有著迥然各異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但普通人的命運卻有著極為相似的軌跡。文學的使命在于把不同民族個體的人生體驗表達出來，從而引發人們對生命意義的共同思考。莫言的成功帶給我們的啟示是，文化認同的基礎恰恰就是作品所傳遞的人性關懷和民族關懷。一方面，優秀的文學作品能夠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傳播中國聲音，并通過對個人命運和民族命運的雙重敘事重構中國的國家形象，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鋪就了希望之路。另一方面，莫言作品受到世界關注恰恰體現了中國崛起背景下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同發展的重要性。隨著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中國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經濟大國。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必然會引發世人對“中國故事”的興趣，而這則是莫言作品能夠在海外獲得廣泛傳播和接受的時代背景。需要指出的是，相對于中國目前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我們需要更多像莫言這樣能夠有效傳播中國聲音的文化使者，以中國式的書寫展現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繼而引發海內外讀者的情感和文化共鳴。

其次，需要分外重視翻譯所起的獨特作用。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學語言的翻譯歷來是文化交流最主要的形式之一。莫言的作品能夠被譯成多國文字并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離不開翻譯家的功勞，然而，對于如何翻譯文學作品人們卻有著不同的看法。葛浩文等漢學家在翻譯莫言的作品時并未采用逐字逐句的翻譯，而是根據譯入語國家的讀者習慣進行了一定的刪改，這種翻譯方法對贏得西方的出版市場大有裨益，也為莫言作品的海外傳播鋪平了道路。不過，這種過于本土化的翻譯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評。例如，葛浩文在翻譯莫言的作品《天堂蒜薹之歌》時將故事結尾做了較大修改，雖然莫言本人對此沒有提出異議，但翻譯界的許多人士認為這是對原作的一種背叛。那么，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呢？

從時代背景來看，西方漢學家對莫言作品采取的翻譯策略有一定的合理性。20世紀80年代，中國作家在西方的知名度還不算高，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學還比較陌生，翻譯家面對尚未培育起來的出版市場，首先關心的是如何讓讀者能夠跨越文化障礙接受來自中國的文學作品，對原著進行一定的改譯也就不足為奇了。否則，就像葛浩文自己所說的，逐字翻譯不但讓人讀不下去，更會對不起原著和作者本人。從莫言作品獲得諾貝爾獎這個角度來說，西方漢學家的翻譯是值得肯定的。不過，隨著中國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逐漸增強，西方讀者對中國作家的敘事風格會更加熟悉，譯者的翻譯策略自然也會發生變化，會更多地保持原作的風貌，從而可以在文化平等的立場上傳遞中國聲音。

再次，多樣化的傳播渠道是中國文化獲得世界認同的必由之路。文學作品對外傳播的主要方式是圖書的出版和發行，但單一的傳播方式未必能夠起到良好的效果。從國外文化產品的傳播來看，往往伴隨著圖書的出版發行，影視劇的上映和熱播也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以《哈利·波特》為例，小說出版后不僅在英語國家引發了一股閱讀狂潮，而且被譯成了55種文字在全球發行；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則通過跨媒體的傳播方式引發了海外讀者的再閱讀，進一步推動了圖書的全球銷售量。英美國家的文化產品輸出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規范的機制，通過借助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的優勢地位，不僅在文化產品的對外傳播中取得了媒體整合帶來的立體化規模效應，而且在文化價值觀的輸出方面占得了先機。相對而言，我國的文化產品輸出還沒有形成有效的渠道，與歐美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根據鮑曉英的一項調查顯示，我國進出口圖書存在著10：1的貿易逆差，對外輸出的圖書版權中有70%面向的是港臺及東南亞華人市場，而引進的書籍大部分來自歐美國家[14]。因此，如何在對外文化傳播中及時推進國家戰略，通過媒體資源整合拓寬傳播渠道，使我國的文學精品成功進入西方國家的主流閱讀語境，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目前，我國已經從戰略高度意識到了對外文化傳播的重要性，并啟動了一批文化經典外譯項目，如“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等，雖然為中國文化走出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由于缺少整體的協調和規劃，總體效果并不理想[15]。這說明，我國的對外文化傳播還需要反思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從莫言作品在國際上取得盛譽并廣泛傳播的經驗可以看出，僅靠圖書這一單一的媒介形式難以完成對外推介中華文化的重任。莫言的作品在海外獲得高度關注一方面得益于作品改編為電影在國際上產生的巨大影響力，也與莫言自身注重與國外閱讀市場的接觸和互動有關。莫言本人廣泛結識海外的著名翻譯家，并與這些譯者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和個人友誼。同時，莫言還經常出席海外的作品推介會和讀者見面會，并與很多普通讀者接觸。在中國當代文壇，與莫言創作實力相當的作家不乏其人，如余華、蘇童、賈平凹、王安憶等，但就作品的海外傳播效果來看，莫言毫無爭議地當屬第一人。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作家本人是否具有國際化的視野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作品的傳播范圍。因此，只有遵循文學傳播的內在規律，借助多樣化的傳播媒介和渠道，文學才能走出本民族的閱讀群體，進入一個更為廣泛的閱讀語境，從而真正實現民族間的文化認同。

四、結語

隨著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國內外對其作品的研究日趨增多，研究的范圍也越來越廣泛。莫言作品的海外傳播成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契機，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鄉土文化將會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認同。這與作品本身所特有的文化語境和民間色彩有關，也離不開成功的翻譯技巧和傳播策略。莫言作品的多語種譯本跨越了中西方文化心理的隱形門檻，成功地進入了譯入語國家的主流閱讀語境，為中國民間文化獲得國際認同提供了有利條件。這既有利于促進我國地方文化的對外開放和交流，也為建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支撐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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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