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四愛圖”梅瓶紋飾芻議

童秋利 TONE Qiuli 喻仲文 YU Zhongwen

武漢理工大學，武漢 430070（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430070 Wuhan）

設計歷史（Classic Design）

元青花“四愛圖”梅瓶紋飾芻議

童秋利 TONE Qiuli 喻仲文 YU Zhongwen

武漢理工大學，武漢 430070（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430070 Wuhan）

元青花“四愛圖”梅瓶是元代青花瓷器中，少量以人物紋飾為主題紋飾的代表作品。對于該瓷器的人物紋飾所繪的具體人物所指，至今仍有一定爭議，且在兩件器型和紋飾都高度相似的“四愛圖”梅瓶之間存在的細微差別，是探討該紋飾意義不可回避的部分。結合元代文集《四愛題詠》，探尋“四愛”文化背景，嘗試分析“四愛”文化的內容與接受人群，從而推測“四愛圖”梅瓶的誕生契機，并對其紋飾意義進行討論。同時，通過對元青花瓷器的紋飾繪制過程和技法的探索，分析兩件梅瓶的紋飾差異，并解釋其形成原因。

元代；青花梅瓶；四愛；紋飾

一、現存元代梅瓶紋飾之比較

現今存世且為人所知的元代青花“四愛圖”梅瓶共有兩件，一件由原武漢市文物商店武勝路門市部于1987年10月31日從民間購得，后藏于武漢市博物館，口徑6.2c m、底徑13c m、高37.6c m（見圖1）。另一件出土于湖北鐘祥郢靖王墓，現藏于湖北省博物館，口徑6.4c m、底徑13c m、高38.7c m（見圖2）。兩者皆具有明顯的元代的梅瓶樣式：小口、圓唇、短頸、豐肩、瘦底、圈足，瓶體皆施白釉，釉色有些微泛青現象，釉面細膩光潔，青花發色鮮艷青翠。其中，武漢市博物館所藏梅瓶因面世時間較久，釉面有氧化現象，發色較湖北省博物館所藏梅瓶發色更青更黃。梅瓶通身繪滿紋飾，瓶肩的帶狀雙葉紋和瓶腹云氣紋作為全瓶紋飾的分界，將紋飾分為上、中、下3層：肩部的花紋為漢族傳統吉祥圖案“鳳穿牡丹”。器腹部分布著4個海棠形開光，內繪“四愛圖”；在4個海棠形開光之間以三瓣式的卷草紋填充。武漢市博物館與湖北省博物館所藏梅瓶在“四愛圖”這一部分，紋飾有細微區別。

圖 1 武漢市博物館藏元青花“四愛圖”梅瓶①

圖 2 湖北省博物館藏元青花“四愛圖”梅瓶②

梅瓶的下腹部繪典型元代青花瓷瓶常見的裝飾紋樣組合，即覆蓮紋蓮瓣中繪垂針狀卷草紋。從紋飾整體來看，最大面積的留白，放在了梅瓶的下腹部，與簡潔無飾的瓶口相互呼應，以緩解梅瓶頭重腳輕之感，并突出梅瓶上腹部的“四愛圖”這一部分紋飾的中心地位。

“四愛圖”這一部分的紋飾構成很統一，都是高士形象居中，其所愛植物居側，其余山石、花草、散列周圍，皆是體現自然閑適的人物畫。

但是，比起其他同期元青花瓷瓶中點綴式的山石繪畫，這里的諸多輔助形象明顯得到了畫師更多的筆墨。

這種現象并不難理解，場景的安排和選擇對于準確傳達故事性圖案的含義有很大的影響。故此處的“四愛”紋飾，不同于其他元青花瓷器中的單一人物紋飾，而必須要足夠強調其周圍植物，同時保持整體畫面的協調。

二、“四愛圖”紋飾之植物賦義

若探究“四愛圖”紋飾之原型，須研究“四愛”文化的來歷與影響?，F存最靠近梅瓶創作時代的有關文獻，是一部名為《皇元風雅》的元詩集，共30卷，《四愛題詠》收于《皇元風雅》后集卷 4。

雖然并不是直接記敘或者研究瓷器上的“四愛圖”，但是從中可以直觀地看出元代時“四愛”這一概念的背景與意義。

該文集的主人名為葉凱翁，在虞集所作的《題贈葉梅野》序中，可知此人是一位江西樂平的鏈師（道士）?！皹菲芥湈熑~凱翁，舊號野梅，予曰以野標梅未足盡梅之趣，以梅名野庶乎廣莫之風，請更曰梅野而以丹丘之畫冠之，永作證據，使錢唐臨江二君聞予此論，猶當俛首嘆服也?！盵1]。此人得一處新居，名為“四愛堂”，便邀請文墨來往的故交為其新居賦作。

詩即為受邀所作，自然不免奉承客套的詞句。但是，多以“四愛”中的4種植物比喻“四愛堂”主人之高潔、尚友。

詩作中雖然沒有揚名天下的篇目，但是都對“四愛”文化進行了靈活而詳細的運用。

元儒四家中，揭傒斯和虞集都為“四愛堂”賦寫了詩文，由此可見“四愛”文化在這一時期就已經形成較完善的形態且為一定人群特別是有一定文化修養的道僧群體和仕人階層所追崇。

《四愛題詠》的詩文中多有“君子、隱逸、遠世俗、絕世累”等詞匯。而且根據虞集所作的詩文，可以析出“四愛”文化中的所愛之物本身并不是愛的重點，重點的是所愛之物所蘊含的象征意義。

三、“四愛圖”紋飾之人物辨析

也就是說，“四愛”的文化意義在于，通過4位具有高尚情懷的文人，對4種賦予文化內涵的花卉的喜愛，來表現一種清高、隱逸的思想感情。

1．黃庭堅愛蘭

目前，很多學者對“四愛”的主人公的認定比較統一。但在現實應用之中，對于“四愛”中愛蘭的人物（見圖 3、圖 4）所指，仍有一定的爭議。比如，武漢市博物館在對元青花“四愛圖”梅瓶的描述中，至今仍采用“王羲之愛蘭”的說法。

圖 3 湖北省博物館藏元青花“四愛圖”梅瓶之蘭①

《晉書》中對于王羲之愛好的敘述為：好酒，中年去官后，與東方人士游玩山水，漁獵取樂；生性愛鵝。故筆者推斷，若在當時王羲之愛蘭是件有名的軼事的話，按《晉書》的寫作方式應當對其事有所描述，但至今并沒有有效文獻可以充分證明王羲之對蘭的追崇。

王羲之有過“坦腹東床”的典故[2]，但與此處紋飾場景、內涵都不符。僅因其書寫了《蘭亭集序》便有了后人所傳的王羲之愛蘭，故王羲之愛蘭之說是欠缺考證的。

而黃庭堅之愛蘭說則確鑿得多，黃庭堅的名篇《書幽芳亭記》中對蘭花做出了一番贊詠，是一篇與周敦頤的《愛蓮說》相比肩的借物喻人之作。他在文中對蘭和蕙的區分簡潔而有效：“一千一花而香有余者蘭，一千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盵3]由此，黃庭堅被認為是中國蘭、蕙區分的第一人。

在關于黃庭堅的畫像和文獻中，并沒有找到其裸腹的形象，從黃庭堅兩千多首詩文中也并沒有發現關于其裸腹賞花的描寫。

黃庭堅吟詩行文都以注重用字著稱，其《鷓鴣天·黃菊枝頭生曉寒》中，“風前橫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之類醉中狂態，常出現于黃庭堅的作品之中。

其實，在《四愛題詠》中，虞集所作的序便明確出現了對“四愛”的解釋：“所謂四愛者，陶淵明愛菊，周茂叔愛蓮，又附益以林逋仙之梅，黃魯直之蘭者也”（見圖 5）[4]。

圖 4 武漢市博物館藏元青花“四愛圖”梅瓶之蘭②

圖 5 《四愛題詠》虞集序[4]

2．陶淵明愛菊

陶淵明的愛好為飲酒，蕭統在《陶潛傳》中這樣描寫陶淵明：“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盵5]260-261

可見陶淵明愛菊、愛酒。在陶淵明自己流傳下來的詩句中，也多展現其對菊花的喜愛。比如，著名的《飲酒》其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6]；《 歸 去 來 兮 詞》：“ 三 徑 就 荒， 松 菊 猶存”[5]203-204。同 時， 還 另有 詠 菊 詩 五首。在 周 敦頤的《愛蓮說》中，也有說到“晉陶淵明獨愛菊”[7]。

故陶淵明愛菊這一說是十分可信的。兩個梅瓶上的陶淵明形象（見圖 6、圖 7）相似度較高，皆身著圓領長袍，腰系以絳，衣服顏色不同，持手杖。

圖 6 湖北省博物館藏元青花“四愛圖”梅瓶之菊②

圖 7 武漢市博物館藏元青花“四愛圖”梅瓶之菊①

3．周敦頤愛蓮

《宋史》中沒有記載周敦頤的愛好，但周作為宋代名儒，其所著《愛蓮說》足以讓世人得知其愛蓮之趣。

周敦頤的形象（見圖 8、圖 9），在兩個梅瓶上也大致相同。

圖 8 湖北省博物館藏元青花四愛圖梅瓶之蓮②

圖 9 武漢市博物館藏元青花“四愛圖”梅瓶之蓮①

兩個梅瓶的主人公頭戴東坡巾，這種巾幘并不是周敦頤所處年代應有的形制，故畫師在繪制紋飾時選用的摹本也許并不是嚴謹的史料，而是在瓷器創作的年代和地域內比較普及的形象資料，很有可能是普及程度較高的帶版畫插圖的文學作品。并且畫師在繪制過程中加入了自己對主人公形象的理解。

4．林和靖愛梅

《宋史》中并未明確記載林和靖喜梅愛鶴，但他在世之時就常與高官名仕往來，雖隱匿布衣卻聲名顯赫，彰顯其高潔傲骨之軼聞頗多。

林和靖流傳下來的詩作書信中也常出現與梅鶴相關的詩句，如膾炙人口的名詩《山間小梅》。因此，說其愛梅鶴是有理有據的。

林和靖垂足坐在巨石之上，長衫長巾，頭戴風帽，持手杖，兩個梅瓶上的林和靖形象幾乎一樣，除去衣服顏色及坐姿稍微不同。其服裝為宋時儒士裝束形制，頭戴浩然巾、持手杖（見圖 10、圖11）。

圖 10 湖北省博物館藏元青花“四愛圖”梅瓶之梅鶴②

圖 11 武漢市博物館藏元青花“四愛圖”梅瓶之梅鶴①

另外，梅瓶上的林和靖的形象特征，與他的其他畫像或文學作品所描繪的形象都高度符合。比如，南宋袁韶的《題林和靖像》提煉了林和靖形象的標志：“避影林壑，清畏人知。爾梅多事，漏吾天機。長風孤騫，秋鶴與飛。山高水深，無成無虧?！盵8]

通過聯系《四愛題詠》和其他歷史文獻中的記載，筆者認為至少在元代中后期，人們所認為元青花“四愛”題材的主人公，應當為“黃庭堅愛蘭；陶淵明愛菊；周敦頤愛蓮；林和靖愛梅”。

四、現存元代梅瓶紋飾之差異

通過研究“四愛圖”主人公時代的人物裝束，筆者發現梅瓶上的人物形象是并不是完全符合其時代和身份特征的。同時觀察兩個梅瓶，我們仍可以明顯看出二者在紋飾上的諸多差異。

比如，“愛蘭”的這一組形象，兩個梅瓶的刻畫相差較大，暫先不議主人公究竟是黃庭堅還是王羲之。武漢市博物館所藏梅瓶刻畫的主人公高額深目，大腹便便，神態豪放隨性。而湖北省博物館所藏梅瓶刻畫的主人公則挑眉細目，姿態清秀儒雅?！皭凵彙钡倪@一組形象中，湖北省博物館所藏梅瓶中的周敦頤手持書卷，人物衣著和蓮花瓣數與武漢市博物館所藏梅瓶的刻畫又有差別。

又如，“愛梅鶴”的這組形象中，武漢市博物館所藏梅瓶的林和靖身后有一侍童，手杖所指方向也與湖北省博物館所藏梅瓶相反，且在畫面下方多繪四柱植物。

紋飾上的這些差別，并沒有影響紋飾的表達效果。筆者認為，這些細微差別的存在，應歸于畫家在安排畫面布局上的考量，且因青花瓷瓶的繪制原理較特殊，青料一旦上瓶很難涂改修正，從兩個梅瓶的繪制內容和人物造型都高度相似來看，構圖上的差距，應該是由于繪制過程中畫師對圖案的大小控制有出入所致。且從衣褶、羽毛等多處體現筆法的部分來看，如果兩個梅瓶并不是出于同一位畫師之手，那么這種差異，或許便在情理之中了。

在“愛菊”的這組形象中，武漢市博物館所藏梅瓶繪制的主要背景植物是梧桐樹，而湖北省博物館所藏梅瓶繪制的為柳樹。十分有趣的是，在“愛蘭”的這一組畫面中，武漢市博物館所藏梅瓶繪制的主要背景植物成了柳樹，而湖北省博物館所藏梅瓶繪制的植物為梧桐樹。

從黃庭堅和陶淵明二人的文獻資料來看，二人都曾創作過與梧桐樹或柳樹有關的詩句，在此處作為非主要植物出現的梧桐樹和柳樹，都是可行的，或許這是畫師為此而對瓷瓶所故意做出的區分。

在元朝的許多成對出現的瓷器中，這種情況并不少見。比如，江西高安原江西第二電機廠出土的元代窖藏一對荷葉蓋罐（見圖 12）。

圖 12 高安市博物館館藏元青花荷葉蓋罐[9]

二者花紋形制高度相似，但僅在蓋碗處的花紋作了區分，其中一個單以荷葉葉脈為裝飾，另外一只蓋面的四向分別繪有鱖魚、青魚、鯰魚及螃蟹一只，穿戲葉脈之中。

江西高安博物館館長劉金成則認為，元代青花瓷的制作和繪制普遍存在多樣性、差異性[9]。

但對于具體圖案的置換和區別，筆者更傾向于認為這是畫師的有意區分。

“四愛”文化通過對4種被賦予文化內涵的花卉的喜愛，來表現文人所追崇清正高潔之意趣，結合當時時代背景來看，元代的漢族文人的政治境遇明顯低于漢人當政的朝代，文人有報國之意而上升道路狹窄，多數底層文人被迫流于半隱半俗之境地。

事實上，將植物賦予意義的文化現象在先秦時期就存在。比如，屈原的《橘頌》，句句頌橘，句句又非頌橘，具有明顯托物言志文學作品性質。

在專制的政治統治加強的社會背景下，植物賦更可以其借物喻興之特性，成為文人們紓解志氣的工具。

宋之前的諸多植物賦，大都側重于對植物外在姿態的描繪，這其間當然也不乏有所寄托者。但是，明顯帶上理性思辨色彩對植物進行全方位吟頌的，則是在入宋以后，特別是理學奠基人周敦頤的《愛蓮說》和黃庭堅的《書幽芳亭記》。

元朝文人是否會通過賞玩青花瓷瓶來體現自己的高潔意趣呢？筆者認為，“四愛”文化在元代至少是有一定文化素養的仕官和道僧推崇的，而“四愛圖”梅瓶是“四愛”文化流傳的見證。

而在元代要燒造一件大件青花需要耗費大量財力，絕非一般文人所能承受。大件青花瓷使用進口蘇麻泥青繪制紋飾，發色鮮艷，有暈染現象，主要用于外銷。小件器物則使用國產青料，紋飾紋樣出現了前期沒有的人物紋飾，且構圖繁密，井然有序。

有學者認為，在元代，青花瓷在國內市場上的價格比國外價格低很多。這不僅是由進出口貿易規則決定的，而且也是因為在元朝文人眼中，有綺麗繁復裝飾的青花瓷瓶仍然是俗物。

對于“四愛”這種充分體現文人意趣與精神追求的題材出現在青花瓷瓶上，筆者認為，這種現象仍要歸于消費者的要求。至正型青花瓷的受眾面不僅集中于海外還有皇室，而且富有的官僚階層也是這種華貴瓷器的擁有者之一。

元朝的海外市場主要是指國土以西的諸伊斯蘭國家，這些國家由于宗教教義反對偶像崇拜，故器皿上甚少有人物紋飾，即便有也是作為純裝飾紋樣而存在的，這顯然不符合“四愛”紋飾的內涵。所以，應當是緩慢接受漢族文化的皇室或官僚階層對“四愛”文化的興趣激發了這類瓷器的出現，生產者再基于消費者的要求進行制作。

綜上所言，“四愛”文化的典故構成應是“黃庭堅愛蘭”、“周敦頤愛蓮”、“林和靖愛梅”、“陶淵明愛菊”[10]?！八膼邸蔽幕窃苇h境下文人出現的一種特殊心態催成的，以4位高隱先賢的典故來慰藉自身，以抒發自己的高潔、隱逸的志趣。

故“四愛”文化的接受群體，至少包括有一定文化修養的仕官階層和道僧群體。元青花瓷器上繪制“四愛圖”題材，是基于這種文化背景之下產生的，而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又加入了自己對“四愛”文化的理解，有意或無意地使這對青花瓷梅瓶保有差別以示區分。

注釋

① 數字武漢博物館.元青花“四愛圖”梅瓶[EB/OL].（上載日期不詳）[2017-03-13].http://www.dwhmuseum.com.cn/wb_cpdain.aspx?id=2.

② 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元青花四愛圖梅瓶瓶[EB/OL].（上載日期不詳）[2017-03-13].http://www.hbww.org/Views/ArtGoodsDetail.aspx?PN o=Collection&No=TCQ&Guid=972d2e9c-e276-4939-a8fd-05296bf200a9&Type=Detail.參見：院文清.青花四愛圖梅瓶的四愛圖漫語[J].收藏家，20079（9）：13-18.

[1]虞集.題贈葉梅野序.道園遺稿：卷5[EB/OL].（2017-02-10）[2017-03-13].http//ctext.org/wiki.pl?if= gb&chapter=85786&remap=gb.

[2] 劉義慶.世說新語?雅量[M].沈陽：萬卷出版公司，2008：151.

[3] 潘文國，鄧喬彬，龔斌.文三百篇[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204-205.

[4] 傅習，孫存吾，虞集.皇元風雅[M].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高麗翻元本，1911-1949間：76.

[5] 張彥.陶詩今說[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6] 張榮，周海彬，文小妮.大學語文[M].長沙：中南大學出版社，2008：42.

[7] 羅新璋.古文大略[M].修訂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141.

[8] 吳文江.忠義鄉志：1-2[M].臺北：成文出版社， 1983：758-759.

[9] 劉金成.元青花瓷制作中的差異現象研究：由高安館藏元青花荷葉蓋罐談起[J].東南文化，2012（2）：96-104.

[10] 崔鵬，周浩.元青花四愛圖梅瓶紋飾研究[J].江漢考古，2016（3）：95-101.

（責任編輯 孫玉萍）

On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on Yuan Blue and White Plum Vase

Yuan blue and white plum vase is a representative piece of work of the very rare porcelain works decorated with patterns of historical fi gures emerged in Yuan dynasty.What those fi gures reference for still remains a controversial issue so far.To explore the true meaning of these patterns, a comparative study upon two similar vases that both have almost the same types and patterns is necessary to conduct.In this study, it explor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lture by reading Yuan’s collective literature entitled Eulogies on Four Historical Figures and Their Favorites, and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the culture and its receivers, thus to deduct the situations when the vase was produced and discuss the referential meaning of the patterns.Furthermore, the paper studies the process of techniques of pattern painting, and analyzes and explains the two vases’ differences in pattern formation.

Yuan Dynasty；blue and white plum vase；four-favorites；decorative patterns

J5

A

10.3963/j.issn.2095-0705.2017.03.019（0104-07）

2017-04-10

童秋利，武漢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本科生；喻仲文，武漢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