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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型時期社會問題的民族志實踐與回應

2017-10-17 10:18王柯
卷宗 2017年26期
關鍵詞:民族志

摘 要: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本和市場的引進促使社會發生急速的變遷和轉型。在社會變遷下產生的社會現象與社會問題,成為人類學研究的話題,反映在民族志文本的生產中。本文以社會流動為主題,討論民族志對此社會問題的實踐與回應。

關鍵詞:社會流動;民族志;實踐與回應

1 社會流動范圍

(一)國內自由流動

現代化使科技與物質水平都大大提高,特別是科技的發展使交通更加便捷,通訊方式多樣化,這一物質基礎使人口遠距離流動成為可能。市場化改革后,個體利益作為與集體相對的存在被更加強調,使人建立起對財富、社會流動和現代生活的渴望。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走出農村來到城市謀求財富與市場,這一大規??鐓^域的社會流動,使作為流動人口輸入地的城市和輸出地的鄉村在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受到了巨大的沖擊和變化。

1、作為人口流入地的城市

對城市區域的關注體現在項飚的《跨越邊界的社區》一書中,他描述了北京的一個由外來人口聚居而產生的村莊——“浙江村”。與傳統封閉的社區不同,“浙江村”可以不斷的向外擴張而沒有固定的邊界?!罢憬濉痹趲斫洕l展的同時,也造成了社會秩序混亂、生活環境惡劣等問題,政府短暫、非制度化的治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浙江村”儼然一副城中村的姿態。浙江村作為新的“非國家”的社會空間,是改革開放社會變遷的產物,他形成和發展有其自己的一套體系,卻從未得到政策、制度和法律的明確認可。同樣研究浙江村的民族志還有張鸝的《城市里的陌生人》,本書更加關注空間與權力的私有化過程,流動人口內部權力生產和空間實踐的辯證關系。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和博弈對流動人口形象話語權的爭奪,社會網絡的構建與重塑,政府與私人網絡對各種資源的爭奪,以至犯罪、暴力和拆遷的使用,集中體現在北京城郊浙江村這一空間和空間邊界的變動中。

在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情形中,城中村是相對穩定的一部分,而打工者這一相當數量的人群在城與鄉的來回遷徙中形成,狀態極不穩定。潘奕的《中國女工》關注了打工妹這一新興主體的形成。這群來自全國各地偏遠農村的女性奔向廣州深圳經濟特區,也引發一股巨大的社會流動。在代表資本主義的工廠中,打工妹被壓榨剝削勞動剩余價值,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無法留在城市,到了適婚的年齡必須回到鄉村,她們的命運從結構上與農村聯系在一起。打工妹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全球經濟接軌下產生的新興打工者主體,是特殊的文化—象征產物。背井離鄉的打工妹并不是父權制家庭中的“消極客體”,而有著自己的參與和爭取。

2、作為人口流出地的農村

年輕的男女離開鄉村在城市成為打工者,但他們并沒有脫離鄉村的紐帶,打工所得的財富仍流回鄉村,他們在城市所接受的資本主義思想觀念也對鄉村文化也產生巨大的影響。在市場經濟中,人們更加追求財富的積累,“個體主義”的地位上升。閻云翔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中突破傳統研究只關注公共領域的層面,轉而更加關注私人生活以及當代家庭情感生活。提出在當代農村家庭生活中,個人的情感、欲望、自由變得越來越重要,新的家庭觀念與家庭結構正在產生。但新時期的青年人在追求個人權利的同時,卻忽視他們所應承擔的社會與道德責任。農村金錢崇拜現象普遍化,傳統道德觀念對人的約束力減弱。張慧的《羨慕嫉妒恨》記錄了一個北方鄉村由于少數個人財富快速積累而引發不公平使人們心生嫉妒的現象。她把“羨慕”“嫉妒”“恨”作為理解“暴富”、“財富不平等”與“開礦糾紛”等社會現象的切入點,分析這些現象背后的道德文化機制。這些民族志所涉及的社會問題均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市場削弱了傳統的約束力量所帶來的。

(二)國內強制性流動

除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拉動的自然的社會流動,還有一種由國家強制的移民。例如三峽工程的推行使無數村莊被淹沒,政府將當地人安置到新的居住地。在這種強制性移民大潮當中,涌現出了抗議和不滿,例如應星所著的《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關注了中國西南一個水庫移民區長達20多年的集體上訪的故事。書中所說的大河電站于1970年建成蓄水后,由于前期測量時未考慮淤泥、電站蓄水等因素,造成河床增高,上游淹沒面積超標,下游更是發生了工程設計時未曾預料到的大規模土地沖刷。庫區居民的移民方式主要為“就地后靠”,只得到了微薄的補償。大量耕地的毀壞使庫區移民的生活相當艱難,要求追加更多的補償。書中以講故事的方式,描述了庫區移民如何為了“討個說法”而展開多種方式的抗爭,基層政府為了“擺平理順”而采取了各種手段的應對,以及民眾和政府之間的復雜互動。

(三)跨國流動

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回應了跨國社會流動的現象,講述了來自印尼、菲律賓和越南的女性離開家鄉,跨??鐕鴣淼脚_灣從事家務勞動成為傭人的故事。性別不平等是雇傭女性從事家務勞動的源頭,當臺灣的女性進入職場后,無法顧全家務勞動,但在父權制的傳統下,家務被認為主要由女性來承擔,因此女性面臨著工作與家務的雙重負擔。而全球化使家務勞動產生了國際分工,優勢國家(臺灣)的女性購買其他群體(東南亞國家女家女性幫傭)以減輕負擔成為可能。這些來到臺灣的東南亞女性幫傭并不是被動的,她們逃離家鄉的貧窮與壓迫,渴望來到更加現代的異國拓展自己的視野,追求財富最終提高自己在母國的地位。有少數人最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結果,但大多數人在資本主義與國家的控制中深陷,難以實現自己的愿景。這些家務移工的生命故事,呈現了種族、階級、性別和公民身份的界限如何被文化建構。

2 社會流動產生的問題

人口流動使得疾病的傳染與傳播幾率大增。在追求現代性的全球化浪潮下,疾病的傳播緊密伴隨著現代化而發生,如艾滋病的傳播并不僅僅是自然的現象,而且參與了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原因。劉紹華所著的《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一書中所提到的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利姆地區,雖地理位置極為偏遠,卻在90年代末成為舉世聞名的海洛因和艾滋病雙重流行病地區,籠罩在巨大的污名之中。為了說明造成該地區出現毒品與艾滋病雙重流行的復雜原因,作者將此現象放在中國現代性發展進程中加以分析。利姆青年作為具有能動性的主體,在市場經濟利益的驅動下,追求金錢和物質消費,離開山地來到漢人的城鎮里“冒險”,為了在男子氣概的文化定義下完成自己的“成年禮”,繼而遭遇了海洛因與艾滋病的雙重襲擊。作者寫作目的是為了讓人們了解涼山,去除涼山污名化,但無形之中卻使涼山成為世人皆知的危險地帶。

3 總結

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流動現象成為人類學家關注的問題,他們著就許多民族志進行回應。學者們不僅關注新自由主義經濟下的人口自發性流動,也關注到因國家建設而發生的強制性人口流動。不僅關注當代中國的社會流動,也發現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國勞工。種種社會現象與社會問題在現代化的背景下涌現出來,成為社會轉型時期的熱門議題。這些社會現象是以往未曾出現的,民族志這一紀實性和批判性的學術實踐活動,從某種程度上是社會變遷的同步記錄,體現了人類學者“與時代同呼吸”的歷史使命與社會責任感,也成為留給后人一筆可貴的財富。

參考文獻

[1]項飚.跨越邊界的社區[M].北京:三聯書店,2000

[2]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毒品、艾滋與流動青年[M].上海:群學,2013

[3]閻云翔.私人生活的變革[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4]張慧.羨慕嫉妒恨[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5]藍佩嘉.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

王柯(1994-),女,回族,安徽省滁州市人,上海大學社會學院人類學專業2016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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