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作品外譯策略的發展研究

朱鴻祥

（濟南大學外國語學院 山東 濟南 250022）

1 引言

自17世紀譯介中國文學以降，基于外譯策略發展的研究還未形成系統。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的局勢下，更加有必要總結中國文學譯出策略的歷時性規律，這不僅僅關系到中國文學外譯的傳播效果，更重要的是其觸及到中國文學傳播的根本內涵。為了便于探究，本研究將中國文學譯出策略的歷時性研究定位于三段歷史時期：18-19世紀傳教士時期的歐化策略、20世紀新中國成立后、21世紀以來。研究發現，在不同時期，外譯策略展現出不同的傾向和程度，譯者的文化態勢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2 18-19世紀傳教士時期的歐化策略

18世紀明末清初的譯介會士，給予中國文化一定的褒揚與贊譽?！懊髂┣宄跻d會士東來是在相對平等的基礎上輸入文學，以利瑪竇為首的譯介者采取了尊重中國文學和習俗的適應性策略。他們在翻譯和評介儒經時著力尋找本國教義的共同之處，并以本國教義來詮釋儒家思想，以求得東西方的會通”。［1］（P42）18世紀明末清初正值康乾盛世，國力強大，政治清明，來華傳教士譯介中國文學時，存有一種欣賞而積極的狀態，對中國文學充滿了渴望，當時的西方對中國持崇敬與學習的態度，總體上對待中國文學是持平等交流的態勢。19世紀經歷了歐洲國內的改革，西方譯介者帶著自信踏上中國的土地，一時間“歐洲中心觀”促使這批譯介者對中國持有強烈的負面看法?！皝淼骄嚯x遙遠、文學性質迥異的中國，他們習慣性地帶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的一切人和事?！保?］（P13）西方優越感帶來的對東方的傲慢心理導致翻譯所選擇的文本與采取的翻譯策略需要獲得英語讀者的認可，從而獲得西方政府的贊助，翻譯時出現不少挪用和附會現象。

3 20世紀新中國成立后

“建國‘十七年’中國文學外譯活動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發生，是新生的民族國家主動對外翻譯介紹本國文學作品，以響應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訴求和召喚，意圖在國際社會舞臺上實現自我合法形象的塑造”。［3］（P25-26）這一時期領袖著作的譯介獨領風騷，翻譯受到極左思潮的沖擊和影響，直譯為主，意譯為輔，個別地方為求“信”而略顯生硬，源語地發起的譯介行為本著忠實全面推介民族文化的初衷，多傾向于原作意蘊和形式的保留。國家意圖借文學翻譯打破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向世界介紹一個嶄新的中國，樹立新中國的良好形象和面貌。

譯者與翻譯機構身處非常時期，文學翻譯帶著明確的目的，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受制于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文革對翻譯策略的操控比剛建國時要有形得多，以死譯、硬譯為主，譯文佶屈聱牙，譯者與機構身上的政治使命越發增強。文革期間，文藝思想式微，政治色彩強化，死譯、硬譯現象表現出當時翻譯者和機構順應領袖的趨向，為滿足極端的政治化訴求和打造共產主義色彩的形象，過度采取直譯的翻譯策略?！罢卧V求的極端化使得譯者必須順應政治要求加大直譯力度，將之前直譯為主、意譯為輔的策略調整為照抄照轉的死譯、硬譯，如譯經僧侶般‘惴惴然惟恐違背經旨’，以此彰顯對國家利益的竭力維護，遠離‘崇洋媚外’‘反動權威’的政治罪名”。［4］（P50）

直到1976年后，譯者的地位有所提高，外部環境也更加開放和自由，此時超越階級的策略選擇具有了全新的學術的價值定位，中國的文學翻譯在改革開放后進入了一個由文學話語本身所決定的翻譯階段。由于政治訴求的去極端化，死譯、硬譯策略被直譯、意譯相結合的翻譯原則所取代。

4 21世紀以來

隨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和開放，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解讀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漢學家藉此契機登上翻譯中國文學的舞臺，掀起了西方漢學家群體翻譯中國的熱潮，他們既是中國文化的譯者，又是中國文化的研究者，基于對中國文學的獨特見地，在對待“異”的問題上體現出較為辯證的平衡，從多維的角度闡釋了中國的異域風情。翻譯活動融合了當代漢學家與本土元素的綜合策略。

5 結語

縱觀翻譯群體在不同時期的翻譯策略，策略的選擇是不斷變化發展的，文化態勢對群體策略的影響較為突出，“海外的譯介主要是用他者文本燭照本土觀念，以印證本國的文學傳統和價值觀念，是在借‘他者’言說‘自我’。而中國是要通過對本土文化的譯介，塑造積極、正面的中國形象”。［5］在當前“一帶一路”戰略下對外譯策略的發展進行研究將更好地指導翻譯實踐。

［1］ 楊平.評西方傳教士《論語》翻譯的基督教化傾向［J］.人文雜志，2008（2）.

［2］ 賀芳，鄧聯健.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漢英翻譯活動的動機與選本［J］.外語與翻譯，2016（1）.

［3］ 倪秀華.建國十七年外文出版社英譯中國文學作品考察［J］。中國翻譯，2012，（5）：25-26.

［4］ 劉嘉.《中國文學》生存心態引導下的翻譯策略調整［J］。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2016（6）：50.

［5］ 姜智芹.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與中國形象塑造［J］.小說評論，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