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談理論運用于電視問政的實踐模式探討

陳慶華

[摘要]電視問政作為協商民主政治的一種全新實踐，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民主協商通過電視傳媒出現在公共傳播領域，是技術進步的便利性和大眾意識覺醒共振產生的自然產物。文章認為，這種新型協商形式，為社會公眾直接參與行政決策提供了機會，但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模式，在維護公平正義方面依然存在較多問題。新生事物的不成熟性，傳統倫理觀念的影響，使電視問政面臨平等協商理念缺失的問題。文章通過探討商談理論的運用，旨在發揮電視問政主體的平等話語權，在規范機制與事實之間事構建一種理想的商談狀態。

[關鍵詞]電視問政；公共領域；協商程序

電視問政作為一種公共領域，雖然在興起根源上和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存在出入，但是在當今現代化治理的背景下，卻發揮著和哈貝馬斯公共領域同樣的政治功能。從電視問政的社會功能來看，可以稱為是一種民主政治實踐模式。電視問政作為新媒體時代的新型問題解決模式，多年來對于解決社會中的一些頑疾起到了較好的作用，但是電視問政在發展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問題。電視問政節目自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了矛盾的多重屬性，想要明確電視問政這一檔民生節目的根源，首先得對電視節目的價值進行準確的定位，是娛樂性節目，還是社會問題解決的一種手段。

一、我國電視問政運行的現狀

隨著媒體技術的發展，社會公眾可以通過多種傳播媒介自由地表達政治意見，并且對政府的行政行為進行多方位的監督。電視問政給社會公眾參政議政提供了更加直接的平臺，使社會公眾議事論事更加條理化，規范化。在信息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應該大力發展多元治理方式，積極地發掘社會力量，進一步提高社會公眾的民主意識，從而構建新型多元國家治理體系。有學者認為“電視問政雖然也強調公民的積極參與和討論，但他不是由記者而是由政府發起的，所以，電視問政被稱為中國式新聞”。電視問政作為一種新聞模式，在進行民主意識傳播的同時，也能夠匯聚社會輿論的力量對行政權力形成沖擊。

（一）電視問政運行模式

以湖南電視臺的問政節目為例。在湖南電視問政的節目歷史上，曾有市長拍板撤掉林業站長的事件發生，這體現了政府人員在電視問政節目中高效率處理問題的態度，但也反映出任用干部的不規范。干部的任用與辭退，是否應通過正常程序而非個別領導的一句話？

“電視問政實現了政府、媒體和公眾的共聚一堂，參政議政，構筑了一個面向公眾的公共對話空間。政府公共關系在創新電視問政主體多元化、公共議題多樣化、溝通表達理性化等方面彰顯了智慧策略，成為推進政府施政的有效手段”。但是，大多數的電視問政節目會以“官員臉紅、流汗、尷尬、無聲”作為電視成效予以展現，這對于民主政治的建設并無太大意義。

另外，有些電視問政節目把電視問政當成了“第二辦公室”。以濟南電視臺新聞頻道的電視問政節目為例。該欄目以12345民生熱線為依托，社會公眾現場連線，相關部門現場辦公、現場問責，完全是通過電話來處理行政問題。這類節目雖然是政府機關、媒體、社會公眾三方形成一種鏈接，但是問題處理沒有明確性和目的性，并不能起到明顯的監督效果，也并非社會問題解決模式的發展常態。

（二）節目參與人員的職責

“‘電視問政節目播出后，參加‘電視問政的政府官員表示，在臺上很緊張，直冒汗，但有的網友卻不買賬，認為問政‘溫和。正確有效地面對媒體，提高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是新的形勢發展對領導干部提出的新要求”。電視問政節目的發起者一般是當地的政府部門，這是這類民生節目可以持續存在的重要原因。

問政的過程就是一場權力的博弈，各方參與人讓出自身的權利形成第三方公共權力區域。電視媒介作為一個傳播平臺，不僅受電視演播室這一場域的控制，同時受主持人自身的專業素養的限制。在電視問政節目中，主持人是社會公眾的話語代表，也是電視問政節目的控制者。電視問政是主持人在問，還是社會公民在問，這是一個首先要明確的問題。因為電視問政要解決的問題，并非某個個人的事情，大多涉及到某個人群，甚至整個區域社會公眾的利益。電視問政作為一檔電視節目，現場參加的社會公眾是社會群體的代表，他們參政問政，直接與政府對話，代表的不僅僅是個人利益，更是整個群體和社會公眾的利益，在問政的現場，以主人公身份平等面對政府。專家學者參與到其中必須發揮自身的專業素養的價值，應該是中立的身份，是社會公眾的話語幫助者。

現階段的電視問政的程序還是未逃脫傳統倫理道德的框架。傳統倫理的短板就是缺乏程序機制的運行?！皞鹘y倫理之所以不具有程序倫理的特征，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它側重于研究個體的道德選擇問題：當下電視問政節目，程序基本上是延續了我國固有的程序價值觀，這種程序觀念的產物，必定是符合傳統價值效果的。一場問政節目的運行同時也折射出整個社會的一種意識形態。在電視問政這一公共空間，更多體現的依然是官民之間的對話。

二、商談理論適用電視問政節目的可行性分析

電視問政進行新型的場域設置，首先必須打破傳統的倫理觀念，進而建立起以程序倫理為基礎的“場域”。

（一）傳統倫理與程序倫理的價值比較

程序機制設置主要目的在于對抗不理性的道德倫理。對于道德倫理和法律規范之間的博弈，可以在哈貝馬斯理論視角的轉變中發現。哈貝馬斯所進行的現代性診斷與開出的處方，是在交往理性原則的基礎上使“商談理論”更具體化并加以運用，這一點從《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與民族法治國的商談理論》這本書的副標題就可以看出。在當今復雜的社會中，關于法律與民主治國的政治實踐中，哈貝馬斯加進了“商談理論”的方案?！罢螜嗬刖哂泻戏ㄐ?，至少必須與道德的基本原則一致起來，而道德的基本原則要求超越一定的法律共同體，具有普遍有效性。對于哈貝馬斯曾把商談倫理學的基本原則成為“普遍化原則”。只要一切有關的人能以參加一種實踐的商談，每個有效的規范將會得到他們的贊成。民主的基礎在于協商，這就是區別其他治理方式的原因。endprint

（二）協商程序機制對電視問政的意義

我國的傳統倫理觀念主要是關注人的道德理念，對美好結果的期許一般都寄托于明君、忠臣、俠士。這種思想觀念浪漫主義色彩比較濃厚，而對理性的分析卻是不夠的。程序倫理對于社會治理的價值，是超越人治的局限，民主政治的方式可以在一定區域、一定時間內正常運行的主要原因在于，組織程序不會因人的改變而改變，它是社會契約的產物。但這個程序倫理對于社會治理價值實現的背景是在大家對商談倫理充分認識的基礎之上的。如果沒有理念和意識，規則和機制不能完美和長遠地運行。程序倫理學與傳統倫理學對關注個體的道德選擇上的不同主要在于程序倫理更關注集體的道德決策。程序倫理對于社會問題解決的價值主要在于其突破了個人道德決策的判斷，是以具有商談理念的集體決策來進行判斷。這是在權利妥協的狀態下去實現社會治理過程中的民主性，完美的機制還需要具有強商談理論意識的社會公眾參與人員才是整個糾紛解決的本質要求。

三、新型政治公共領域的構建

參與電視問政節目的專家提出“在新的形式下，如何運用民主程序搭建一個政治舞臺，促使媒體、政府、民眾的良性互動，還有媒體、政府、民眾怎樣互動，政府官員如何提高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特別是面對電視媒體如何有效表達，都是一些新的課題?！?/p>

（一）公共領域的價值屬性

“所謂的公共領域，我們首先意指我們的社會生活的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像公共意見這樣的事物能夠形成。公共領域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當這個公眾達到較大規模時，這種交往需要一定的傳播和影響手段；今天，報紙和期刊、廣播和電視就是公眾領域的媒介?！惫差I域的最重要的價值屬性就是其本身具有的公共屬性，這是不同于私人領域的最大特征。公共領域具有開放性、多元性、傳播性的特點，同時公共領域中的意識傳播具有發散性的特征，這種意識和價值可以進行多元互換。電視問政節目中的價值表述，可以通過網絡傳播到各個公共領域。公共領域價值觀念之所以能夠得到控制和長久表達，內在的場域構建是其保障意識原有性的必備條件。場域的構建是否妥當，直接決定公共領域構架的效果。公共領域的框架形成，主要是發揮社會主體之間的商談理念，在其一定的領域內適用程序規范。

（二）傳統倫理意識下的政治公共領域

電視問政作為電視媒介中具體的一種，具有公共領域的屬性。作為一種具有較強傳播力的媒介，電視問政節目開播以來，本身的場域設立在傳統的倫理秩序基礎上。這種由傳統倫理構建的場域是有自身的缺陷的。首先在這種場域下的糾紛解決機制是以人為本，并沒有體現出規則的價值所在。目前的電視問政節目，主要有質問型、商談型、報告型等類型，這些形式的糾紛解決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部分行政問題，但是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弊端。比如質問型，雖然可以帶動社會公眾的關注度，但是這種關注度卻是以損害政府部門的公信力為代價。

（三）新型政治公共領域的構建思路

商談理論是公共領域可以長期存在并且發揮其作用的根本保障。羅伯特規則作為公認的議事規則，它的價值就是為了維護公共領域的程序正義。新型的公共領域必須突破傳統的場域設置，轉而去依靠秩序倫理。新型的場域應該是以規則為尊，從而在電視問政這樣一檔民生節目，政府工作人員在參加這類節目時要突破官本位的思想，用一種平和的心態，在電視問政這種公共領域中與社會公眾、民眾代表進行協商探討。公共領域體現的權力博弈應該是群體與組織、組織與組織之間的較量。

電視問政作為第三方權力平臺，應發揮自身的建構作用，促進雙方的互信。在電視問政這一場域下進行社會治理的過程之所以出現各種矛盾，主要原因是雙方互信度不高。政府作為權力的實施者，應該主動取得社會公眾的信任，發揮自身的主動權，擺正自身的在社會公共治理中擔任的角色，努力建構與社會公眾的溝通渠道。電視問政作為一種實現社會公眾參與社會政治的渠道，應該明確自身角色的轉變，電視問政節目是公共權力分化的第三方權力。在這個權力的運行過程，第三方公共權力的價值主要是在于監督其中另外兩方的力量運行情況。公共政府權力的價值是實現其監督作用。電視問政的現階段任務應該是通過話語協商的方式，構建政府機關與社會公眾的交流渠道，并且電視問政的另外一個作用在于監督雙方溝通的渠道是否暢通。四、電視問政節目程序機制的重塑

（一）電視問政在于“問”

電視問政價值不應僅僅解決社會公眾提出的行政問題，而應該是提高政府的危機意識，疏通社會公眾與政府工作人員的溝通渠道?，F有電視問政的最大誤區，就是電視問政用來解決行政問題，這是違背社會治理初衷的。電視問政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范圍是有限的，問政不能代替政府治理的職能?？浯箅娨晢栒闹卫硇Ч?，并不能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行政效率。電視問政可以作為一個商談平臺，在這個平臺可以監督工作人員的作風，監督政府的治理方式。所以必須要明確的是電視問政的目的在于問政。問的應該是作風，問的是工作疏漏，問的是政府與公眾溝通的渠道是否暢通。運用話語民主的商討方式，達到社會治理的共識。通過話語民主的方式進行政治批判才應該是電視問政的主要目的。

（二）平等對話機制在電視問政節目中的運用

電視問政是民主政治的程序設置，是公眾在第三方的引導下，以話語的方式形成意見和意愿，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公眾對公平的要求。平等對話機制在于堅持政治權力的信仰，并通過追求這種公平表達權力達成自己本應有的社會權利。社會公眾在電視問政這一公共領域表達自身觀點的時候，應該明確自身所擔任的角色，必須把自己的道德語言轉化成平等對話，只有公平對話，才能更好地參與到依法治國的合力中。平等對話機制的價值主要在于能夠參與民主政治的過程中表達自己的設想，而這種對話機制的實現需要在一定的規范基礎上形成。

（三）提高問政主體的范圍與問政能力

社會公眾的問政能力是問政效果實現的關鍵，提高社會公眾的問政能力的方式有三種，第一種通過對社會公眾的宣傳教育甚至培訓，在整體上提高社會公眾的問政能力和商談意識。第二種是通過篩選具有問政能力的社會公眾，參加電視節目，作為社會公眾的代表進入演播室。第三種是選出具有代表性的社會公眾，同時在節目中的問政問題應該與其自身的利益有關。電視問政不是情緒的宣泄，更不是一場娛樂參與，電視問政這類民生節目設置的作用在于社會治理。社會公眾在進行參與問政的同時，更應該學習程序的價值，這是對媒介輿論形成一種社會力量后對社會公眾的要求。同時還要加強政府工作人員面對媒體和社會公眾質問的回應能力，打破原有辦公室辦公、文件辦公、會議辦公的局限性。

[責任編輯：農媛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