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寒難致同心侶—漢學家霍福民與詞學家龍榆生

李雪濤

多年前，有一次碰到當時任職社科院文學所的青年學者張暉，他希望我能寫一篇有關霍福民（Alfred Hoあmann,1911-1997）和龍榆生（1902-1966）的文章，在《文學遺產》上刊出。當時我盡管答應下來了，但一直沒有動手來寫，后來傳來張暉英年早逝的消息，令人扼腕！

去年秋天，我原來在中文學院的同事張霖帶來龍榆生先生的后人和研究者一起到我辦公室拜見顧彬（Wolfgang Kubin,1945-）教授，又談到了龍榆生和霍福民那一代的人與事，再次勾起了我對這兩位中西忘年交的學者之間的興趣。這篇小文也算是對張暉囑托的一個交代吧。

我既沒有見過龍榆生先生，也沒有見過霍福民教授。我對龍先生的印象，是文革期間父親書桌上的一排書，其中有一本《近三百年名家詞選》，這是龍先生一九五六年在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讀本。而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當我去德國跟隨顧彬教授讀書的時候，霍福民教授也已經去世了。記得有一次我曾跟顧彬教授提到有關霍福民的事情，說非常遺憾沒能采訪他，不然的話，他在南京的那一段時間一定會有很多的故事呈現出來的。顧彬教授卻用他那一貫低沉的聲音對我說，霍教授并不一定希望別人采訪他有關南京的往事吧。

一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霍福民六十五周歲生日的時候，他的弟子漢斯·林克（Hans Link）、顧彬以及霍福民的助手彼得·萊姆比科勒（Peter Leimbigler）共同為他出版了一本紀念文集（Festschrift）：《中國：文化、政治和經濟—霍福民65歲志慶文集》?？上У氖?，這本書除了前言（Zum Geleit）和霍福民的成果一覽，并沒有更多介紹他本人的文章。

有關霍福民的生平文獻并不多。下面我以漢學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的回憶錄《為中國著迷》為線索①傅吾康《為中國著迷—一位漢學家的自傳》，歐陽甦譯，李雪濤等審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本下同。，結合馬漢茂（Helmut Martin,1940-1999）一九九八年的一篇相關論文②Helmut Martin u. Peter Merker, ?Der Sinologe Alfred Hoffmann (1911-1997)“, in: cathay skripten, heft 8, 9/1998, S. 7-23.，對霍福民的生平做一個介紹。

一九三四年十月傅吾康從柏林轉到了漢堡，后來成為漢堡大學著名漢學家佛爾克（Alfred Forke,1867-1944）的弟子。在介紹他剛到漢堡的情況時，他也談到了霍福民：

我以前的同學中沒有一個人在漢堡。但我與來自柏林的、有過一面之交的霍福民很快交上了朋友。他比我高兩個學期，先在柏林學習并于一九三一年夏參加了研究生畢業考試，然后到了漢堡。他很有語言天賦，掌握的中文比我多一大截。當時，霍福民對中國當代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很有興趣。他與《東亞評論》（Orientalische Rundschau）編輯部有著緊密的聯系，在那里發表了他的大多數文章。當時，《東亞評論》的許多“小報告”出自霍福民。盡管霍福民具備必要的條件，但無法下決心開始寫博士論文。顏復禮（Fritz J?ger,1886-1957）教授和我都試圖勸說他。在大學以外，我和霍福民待在一起的時間也很多，我經常去他在大學附近的格林德霍夫（Grindelhof）的家里看他。③傅吾康《為中國著迷—一位漢學家的自傳》，第52頁。

查原文，這里的“研究生畢業考試”是Diplomexamen④Wolfgang Franke, Im Bane Chinas: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12-1950. 2., bearb. Au fl. – Dortmund: Projekt-Verl., 1997. S. 47.，意思是畢業文憑考試，因為當時的德國大學并沒有今天所謂的“學士”（Bachelor）學位，只要教授同意，獲得Diplom（大學畢業文憑）的學生可以直接攻讀博士學位。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間霍福民在《東亞評論》上發表了20多篇譯文，包括胡適、魯迅、朱自清、冰心、顧頡剛、蔡元培、阿英等人的文學作品和歷史、政論方面的文章。⑤請參考：?Verzeichnis der Schriften Alfred Hoffmanns“, in: China. Kultur, Politik und Wirtschaft. Festschrift für Alfred Hoffmann zum 65. Geburtstag. Hrsg. V.Hans Link, Peter Leimbigler und Wolfgang Kubin. Tübingen u. Basel: Horst Erdmann Verlag, 1976. S. 10-11.按照傅吾康的說法，霍福民當時對中國當代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很有興趣，并且很有語言天賦，這些在后來都彰顯出來，并得到了證實。不過當時霍福民還沒有決定是否要繼續在漢堡讀博士。

傅吾康《中國：文化、政治和經濟—霍福民65歲志慶文集》（左為封面，右為扉頁）

霍福民

關于霍福民被派到北平的中德學會（Das Deutschland-Institut）的消息，一九四〇年六月九日福蘭閣（Otto Franke,1863-1946）在給他的小兒子傅吾康的信中寫道：“霍福民會被作為助理派到北平，他昨天已經來過我這兒，這幾天將去外交部面談?！雹俑滴峥怠稙橹袊浴晃粷h學家的自傳》，第103頁。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霍福民來到了北平，之前他是漢堡大學漢學系的助教。②同上，第105-106頁，以及第198頁。其后傅吾康對霍福民的記載是比較負面的，他寫道：

生于一九一一年的霍福民是我在漢堡學習時期的老朋友，那時候我們就很合得來。我曾經堅決支持他來北京的中德學會，我猜想我們能夠更好地合作，也可以減輕我的壓力，可惜這個愿望并沒有實現。我邀請霍福民十二月十九日抵達北京后先住在我這里?！液芸斓匕l現，霍福民完全變了個人。他加入了政黨，是一位積極的黨內同志—完全不同于福華德—他放棄了從前對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化生活的興趣，只致力于他研究過的傳統詩詞?；舾Ｃ袷冀K沒有寫博士論文，但進行了博士口試—鑒于當時的戰爭，這是可行的—于是他使用博士頭銜。對此我有看法，我覺得他是無資格享有這個頭銜的?；舾Ｃ窈苡幸魳凡拍?，羽管鍵琴彈得很出色。對于中德學會和學會的工作，他提不起多大的興趣，而對德國社區和政黨的活動更感興趣，他負責其中的政治培訓以及希特勒青年團（Hilterjugend）的工作?；舾Ｃ裨谥械聦W會的工作只局限于偶爾一次的報告或者音樂演出、暫時接手德語教學—這是替代性的工作—而且會額外付他報酬。③同上，第119-120頁。

讓傅吾康感到吃驚的是霍福民對政治的熱情：他加入了納粹，同時也不再對現代文學和中國的當代文化生活感興趣了，不過后者確實可以在霍福民當時的出版物中窺見一斑。此外，傅吾康在這里特別強調了霍福民對傳統詩詞的興趣，“他研究過的詩詞”表明這并非霍福民的新的興趣，他早在漢堡時期就已經開始研究詩詞了，一九四五年龍榆生贈給霍福民的《虞美人》中就談到了這一點。此外，當時霍福民并沒有做完自己的博士論文，但由于在戰爭期間，所以他提前進行了博士考試，并開始使用自己的博士頭銜，這在傅吾康看來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除此之外，更令傅吾康吃驚的是，霍福民與當時中德學會的漢學家羅越（Max Loehr,1903-1988）共同編了一本德國詩歌選集，只有原文，沒有中文翻譯和注釋，但結尾處卻刊登了當時在德國走紅的納粹詩人巴爾杜·馮·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 1907-1974）的一首詩，傅吾康認為，“這是在納粹統治面前并無必要的討好屈膝?！雹芡?，第120頁。

1935年《東方輿論》發表霍福民所譯魯迅小說《孔乙己》

墨柯（Peter Merker,1963-）在柏林聯邦檔案館查到德國駐華使館（Deutsche Botschaた China, Bundesarchiv Berlin）的檔案，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納粹對于提拔霍福民的態度：“他（霍福民—引者注）具有對于歐洲人來說超凡出眾的漢語水平，同時還會相當不錯的日語，有音樂天分、圓滑精干的表現和對納粹信仰的明確表白，他的表白以其文雅不俗的方式比占主導地位的平庸宣傳更具有吸引力?！雹倌拢≒eter Merker）《評霍福民1940-1945年在北京中德學會中的作用》，李雙志譯，收入：《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馬漢茂、Helmut Martin等主編，李雪濤等，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488-514頁，此處引文見第501頁。當時霍福民的表白究竟怎樣，今天已經不得而知了，但一定對當時的黨部很有吸引力，認為要重點發展這位年輕有為者。有關霍福民的情況，傅吾康繼續寫道：“霍福民一九四三年底‘調往’南京，伯林（Horst B?hling,1908-1999）也在那里的大使館工作。起初也有人提議我去南京，但我謝絕了?；舾Ｃ裨诋數刈龅囊患率呛蛿z影家赫達·哈曼（Heddar Hammer,1908-1991）（后改名為莫里遜（Morrison））共同出版《南京》一書。戰爭快結束時，這本書在上海印刷，遺憾的是只留下了極少幾冊?！雹谕?，第141頁。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德國政府宣布承認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次日重慶國民政府發表了與德國斷絕外交關系的宣言。一九四一年以后，德國大使館也從北京遷到了南京。傅吾康在這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間霍福民被“調往”南京的德國大使館工作，并且在南京與赫達·哈曼共同編了一本《南京—對這一城市的描述》的攝影集。③Alfred Hoffmann, Nanking. Eine Beschreibung der Stadt. Mit 200 Aufnahmen von Hedda Hammer. Shanghai: Max Noessler, 1945. 254 S.200多幅的照片，其中的文字都是霍福民撰寫的，字里行間流露出他對這些景點和文物的感情。④例如霍福民所撰寫的《玄武湖》（Der Lutussee in Nanking）引經據典，同時不失自己的一些感受，是一篇絕好的德文散文。Alfred Hoffmann, Nanking.Eine Beschreibung der Stadt. S. 197-199.他在本書的前言中寫道：“我們是在一個艱難的時代探訪這些景點的，對我們來講，這些文物對于認識中國首都的過去和現在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雹萃?，Vorwort。正如傅吾康所說，因為這本書當時發行量極少，我試了很多次，可惜都沒能買到。此外，也正是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間，霍福民與龍榆生相識，一九四五年龍榆生贈給霍福民《虞美人》正是在這一時期。

有關霍福民在中國的七年，他在波鴻大學檔案館留下的生平記錄中寫道：

為了加強我的漢學訓練，我在中國待過七年的時間，主要是在北京和南京，也去過東北、蒙古和日本旅行。我的學習除了一些國情知識外，最主要的是研究中國詞曲的歷史，以及與此相關的音樂史和音樂理論。在這些專業方面，我要感謝我的中國老師們給予的指導，他們是：孫楷第教授（北京）、龍沐勛教授（南京），蔡仲勛和孫貫文講師。

從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我在南京和北京的多所大學擔任西方語言和文學的教師（講師和教授）。⑥波鴻大學個人檔案，自傳大綱。轉引自Helmut Martin u. Peter Merker文，第22頁，注6。

孫楷第（1898-1986），字子書，系著名的敦煌學家，一九二八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一九四二年，輔仁大學的儲皖峰（1896-1942）教授去世，校長陳垣（1880-1971）便介紹孫楷第接任了這一教職。由于中德學會與輔仁大學的密切關系，霍福民結識了孫楷第。而蔡仲勛（字五石）是孫楷第先生的門下，寫有多種論述元曲的論文。孫貫文是辛亥革命的功臣孫丹林（1886-1971）的長子，著名的金石學家，他從一九四〇年代未就供職于北京大學國學門及后來的歷史系考古專業。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特別是八月中國抗戰取得勝利之后，當時在華的德國人紛紛回到了北平?！暗?，在華的德國人不再能夠長期享有不受干擾的生活，戰勝國，尤其是美國敦促將他們遣返回德國。一九四六年五月遣返名單出爐：尤其涉及到德國所有官方服務部門的成員、黨員、新聞代表和在德國企業擔任領導職位的人。我緊密的熟人圈子中涉及到……霍福民……?！雹俑滴峥怠稙橹袊浴晃粷h學家的自傳》，第152、172頁。傅吾康如是寫道。也就是說，由于霍福民為德國官方服務過，因此必須被遣返回德國。

霍福民從中國被遣返回德國之后，于一九四七年八至十二月被拘禁在路德維希堡（Ludwigsburg）的臨時住所，接受美國占領軍的審查。由于柏林大學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和傅吾康的幫助，使霍福民免除了當時去納粹化的常規程序，很快被放回他的老家—北萊茵地區的艾施韋勒（Eschweiler）。之后，霍福民于一九四九年在漢堡他的老師顏復禮那里以“優秀”的成績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考試，這是有關李煜詞的德語翻譯和研究，實際上在中國的七年間他也一直不斷地完善這部論文。后來他去了黑森州的馬堡大學（Philipps-Universit?t Marburg）。傅吾康寫道：“同年秋（確切的日期為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引者注），馬堡大學請我參加霍福民的大學執教資格考試?！@篇論文也作為大學執教資格而獲得認可，這的確合乎情理。我十分了解霍福民在漢學領域的強項，在專題討論會上也和他談過，所以這個資格考試很順利?！雹谕?，第218頁。因此，霍福民的博士論文是同樣作為他的教授資格論文（Habilitation）而被通過的?！赌咸坪笾骼铎希?37-978）詞》這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譯作和闡釋，于一九五〇年由科隆的Greven Verlag出版。胡適專門為這本書題寫了“李煜”的書名，科隆藝術博物館的施維耐（Werner Speiser,1908-1965）為本書選擇了四幅能反映李煜生活時代的繪畫作品，并作了詳細的解釋。這也是一九五六年龍榆生所看到的書訊中所涉及到的那本“李后主詞德文本”。這部著作的影響很大，幾年前我去參觀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奧登堡的私人藏書圖書館的時候，還看到他購買的此書，并且上面畫得密密麻麻。一九八二年香港的商務印書館重又按照原來的樣式對此書進行了影印出版。

戰后的德國缺乏漢學教授，因此霍福民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也在科隆大學教授漢學課程。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七年，霍福民依然在馬堡的漢學系做“無薪講師”（Privatdozent），一九五七年他被任命為編外教授，③同上，第227、245、272、279-281頁。除了教授與中國相關的課程外，他也教日語。當時澳大利亞堪培拉大學希望聘請他為該校的高級講師（Senior Lecturer），但被他拒絕了。④Helmut Martin u. Peter Merker, ?Der Sinologe Alfred Hoffmann (1911-1997)“, in: cathay skripten, heft 8, 9/1998, S. 11.據傅吾康的看法，這一段時間霍福民感到自己懷才不遇，很難融入到當時西德漢學研究的整體中去。一九五七年九月，在馬堡召開了題為“中國文化的傳統與創新”（Tradition und Neuerungen in der Kultur Chinas）的第十屆青年漢學家會議，對此傅吾康寫道：“霍福民，以無薪講師的身份在馬堡大學講授漢學，但與會議保持著明顯的距離。他通過學生請他愿與之交談的幾個同行到旁邊的咖啡館，這種做法既給別人造成不便，更給他自己帶來了麻煩?！雹莞滴峥怠稙橹袊浴晃粷h學家的自傳》，第287頁。

以前曾在北平與霍福民共事過的?？怂梗ǜＨA，Walter Fuchs,1902-1979）回到德國之后曾于一九五六年起任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t Berlin）的漢學系教授，一九六〇年他退休后，位置空了出來。一九六一年霍福民前往柏林，接替了?？怂沟倪@一職位。

基于“區域研究”（Area Studies）而建立起來的波鴻魯爾大學東亞學專業，霍福民認為這是德國漢學的一個新的發展趨勢。一九六四年四月他順利地成為了該大學東亞學院語言與文學專業的教授，并建立了該大學的東亞圖書館，他在這個位置一直工作到他一九七六年退休為止。⑥魏思齊（Zbigniew Weso?owski）《德國漢學研究的現狀》，收入：《“位格和個人概念在中國與西方：Rolf Trauzettel教授周圍的波恩漢學學派”》，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59-386頁，此處請參考第286頁。以及Helmut Martin u. Peter Merker, ?Der Sinologe Alfred Hoffmann (1911-1997)“, in: cathay skripten, heft 8, 9/1998, S. 13.期間他于一九六八年在東京大學做了一年的學術訪問?；舾Ｃ衽囵B了包括顧彬等著名漢學家在內的一批學者。

霍福民一生的學術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他來中國之前的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他的興趣主要在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學術。這一階段他在《東亞評論》和其他的一些德文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的相關譯文，其中包括他于一九三六年翻譯的魯迅的《孔乙己》⑦Lu Hsün , ?Kun I-gi“, Novelle. Aus dem Chinesischen übersetzt von Alfred Hoffmann. In: Orientalische Rundschau 16 (1935). S. 324-326.，這在西方語言中也稱得上是先驅者的工作了。第二階段是一九四〇年他來到中國之后，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有關詞學的研究和翻譯上，這期間的成果便是他一九五〇年出版的《南唐后主李煜（937-978）詞》一書。一九四〇年代同在北平的美國漢學家海陶瑋（James Robert Hightower,1915-2006）對此書的評價非常之高，認為霍福民在中國詞的西方語言翻譯方面有開創之功，“他開創了一種新的翻譯技巧，使得中國詩詞翻譯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薄白鳛閷W習中國詞方面的教科書，這本書可謂無出其右者?！雹賀eviewed Work(s): Poems of Lee Hou-chu by Liu Yih-ling and Shahid Suhrawardy; Die Lieder des Li Yü 937-978, Herrschers der südlichen T'ang-Dynastie by Alfred Hoffmann; Frühlingsblüten und Herbstmond by Alfred Hoffmann Review by: J. R. Hightower.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5, No. 1/2 (Jun., 1952), pp. 204-213. Here p.208 a. 211.第三個階段是他晚年的時候，編寫了《中國鳥名詞匯表》（Glossar der chinesischen Vogelnamen,1975），②Glossar der heute gültigen chinesischen Vogelnamen. Ein lexikographischer Beitrag zur modernen chinesischen Sprache.Chinesisch-deutsch und deutsch-chinesisch, mit einer systematischen übersicht über die V?gel Chinas. Wiesbaden 1975. (=Ver?ffentlichungen des Ostasien-Instituts der Ruhr-Universit?t Bochum. Bd. 13.) 366 S.編寫這樣的詞典既是他的興趣所在，同時也顯現出他的博學。

雅斯貝爾斯藏書《南唐后主李煜（937-978）詞》（封面“李煜”為胡適題，文中劃線部分為雅斯貝爾斯手跡）

有關一九四〇年以后霍福民的漢學研究的“轉向”，與他當時服務的德國政權有關，如果說他之前還跟新文化運動的左派作家如魯迅等有關的話，那么之后由于他在北平和南京的德國使館的身份，他只能傾心于遠離政治的詞學研究了。包括他的《南京》一書，盡管他在前言中也提到了那是一個“艱難的時代”，但是他的書中所描寫的完全是一個世外桃源的歷史、文化的南京，對于不久前發生的大屠殺只字未提，這也令人極為驚訝。③Helmut Martin u. Peter Merker, ?Der Sinologe Alfred Hoffmann (1911-1997)“, in: cathay skripten, heft 8, 9/1998, S. 15-16.霍福民之后的研究，完全是躲進象牙塔的純學術興趣而已。

二

一九四〇年龍榆生離開了上?！疤孜膶W院”，他辭去了國文系主任和教授一職，來到了南京，任汪偽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和南京中央大學教授。在汪精衛（1883-1944）的資助下，龍榆生創辦了《同聲月刊》，為一九三三年所創辦的《詞學季刊》之繼?！对~學季刊》出版至一九三六年九月份的三卷三號，共出版了十一期?！对~學季刊》在當時屬于曲高和寡的專業性刊物，它在詞學的研究和詩詞傳統的延續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這也是為什么當時漢堡大學漢學系會訂閱這本刊物的緣故。

一九四三年霍福民從北平的德國使館到了南京的德國使館，根據他自己撰寫的簡歷，這一時期他也在中央大學擔任德文系的教授。④根據當時德國大使館的要求，霍福民當時在南京的工作包括：“與中國學者取得聯系，在中央大學講授德語，在文化工作上助大使館一臂之力?！币娚辖夷隆对u霍福民1940-1945年在北京中德學會中的作用》，第511-512頁。實際上，早在一九四二年的二月，霍福民就曾在中央大學的六百多名學生前做過題為“德國文學中的中國”的演講。由于他對詞學的情有獨鐘，在工作之馀他也去中央大學聽了龍榆生的詞學課程。一九八二年七月霍福民在給當時在漢堡訪問的龍榆生的四女龍雅宜寫的中文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三十多年后他對自己的這位老師依然保持著欽佩之情：

我多少次想到你們一家，想到你們的父親，我最佩服的老師，想到你們母親，想到你們那個時候的情況的一切！說不出來的感情，叫我心里又有快樂，又有感謝的感情。而先生去世讓我心里有最難受的感情?？墒恰耙簧鸷藓文苊?？”（李煜）①霍福民，1982年7月26日致龍雅宜信。

方君璧女士為龍榆生造像

龍榆生《忍寒詞》（右為封面，左為扉頁）

可惜的是，不論龍榆生還是霍福民都沒有留下當時交往的日記，后來也都沒有再提及這段往事。值得慶幸的是，一九四五年和一九五六年龍榆生有兩首詞留下，可以看出他對霍福民的感情之深。從兩人留下的零星文字可以感受到兩位亦師亦友、既為同事又是師徒之間的惺惺相惜。

一九五八年六月龍榆生被劃成右派，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病逝于上海，享年僅六十五歲。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三月其骨灰才被安葬在北京香山萬安公墓。

馬約翰先生在體育教學中開展“體育療法”，對體型發展不正常的同學進行矯正(o型腿、脊柱倒彎等)，后來還專門組織了體格矯正班。1927年，馬先生進一步提出了體育可以輔助醫學，1952年辦了體療班，對于有病的學生，結合醫生的治療和采用科學的體育鍛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二日（甲申除夕）龍榆生寫下了《虞美人》，贈給當時在中央大學跟他學詞學的霍福民：

虞美人·甲申除夕德國霍福民博士來飲寓齋乞作疏篁并綴小詞為贈

歲寒難致同心侶，春意生芳醑。任他兵火尚連天，且喜團共話一燈前。 酒闌按曲聯聲氣，?？颓橛戎?。

博士在漢堡大學專攻中國詩詞，云在彼邦讀予所輯詞學季刊，神交已久也。洗兵看到挽銀河，翠玉森森相倚和高歌。②龍榆生《忍寒詩詞歌詞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94-95頁。

這首《虞美人》描寫了“?？汀被舾Ｃ窦咨瓿εc龍榆生一家共度新年的歡樂場景。上片的四句，描寫與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度春節的歡慶時刻，盡管當時中國戰場正經歷著艱苦的抗戰，烽火四起。下片描寫霍福民的來訪，以及對戰爭結束后的暢想：“洗兵看到挽銀河，翠玉森森相倚和高歌”。這最后一句也留給人們無限想象的空間，詞人與讀者一起期盼著未來的和平。從其中的小注我們可以知道，盡管他們相識于南京，但實際上早在霍福民在漢堡大學漢學系做學生和助教的時候，他們就通過《詞學季刊》結交上了。事實上，一九三七年霍福民就將胡適的《詞的起源》一文翻譯成了德語，刊載在法蘭克福中國學院的《漢學特刊》（Sinica-Sonderausgabe）上。③Hu Sch?, ?Ursprung und Entstehung der Ts?-Dichtung. Aus dem Chinesischen übersetzt und mit Anmerkungen versehen von Alfred Hoffmann."In: Sinica-Sonderausgabe, Forke-Festschrift, Frankfurt 1937,Heft I,S. 88-107.因此，最遲此時，他已經開始對詞產生了興趣。由于是贈給霍福民的，龍榆生的這首詞并沒有使用華麗的辭藻和深奧的典故，只是通過對除夕歡樂場面的描寫，用淺近而真摯的語言，述說與知己一起共度除夕的歡樂之情。由于當時的形勢，詞中也體現了無法擺脫的對時事的傷感。龍榆生與霍福民相差九歲，作為異國他鄉對詞學情之惟系的霍福民，龍榆生將他看作難得的知音（同心侶）。這首詞寫的深沉委婉，真實誠摯！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由于參與了汪偽政權的活動，龍榆生被監禁。一九四八年二月由友人出面將他保釋出獄。一九四九年以后，龍榆生任上海市博物館研究員，一九五六年八月又任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正是在這一年，他在日本京都大學的《中國文學報》（1955年4月）上看到了有關霍福民的李煜詞德譯本的書評。①村上哲見：[書評] ホフマン「李煜の詞 :中國歌詩の藝術性についての手引きとして」 「春花秋月 : 宋代の詞を附せる木版畫集」，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編集『中國文學報』第二冊（1955.04），第132-140。龍榆生在上?？吹搅耸拍陙龛脽o音訊的弟子出版這本書的消息，興奮之至，寫下來了下面一首催人淚下的《浪淘沙》。浪淘沙·于日本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見霍福民教授所譯李后主詞德文本出版喜拈小調寄之

日本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1955年4月）

村上哲見“《南唐后主李煜（937-978）詞》書評”

誰似李重光，個樣悲涼。酸嘶咽自九回腸。念得家山真破了，怎不思量。 沈醉總成傷，譯事曾商。六朝舊夢墮迷茫。試向海霞看曙色，紅滿東方。

可見他內心交織著欣慰、傷感和悲涼。這首詞的上片借李煜亡國的比喻，追溯到“家山真破”相識、相交的時代。讓人倍覺山河破碎，往事堪哀，真切動人。下片所描述的相互切磋李后主詞的場景，其中的真情可能只有他們兩人才能深深體會得到?！吧蜃怼眱勺肿屓顺两谌绨V如呆的回憶之中。如今盡管身處窮，依然為弟子的成就感到欣慰。這些真摯的詞句，最能表明作者對友情的珍重。追憶當年在南京（六朝古都）交往的情景，霍福民常常向龍榆生請教翻譯的問題，正是從朋友、師生之間的相互關懷磨礪和真誠的交往中，龍榆生獲得了政治永遠無法給予的精神慰藉。對昔日友情的懷念，吟嘆時代的變換，表現了濃厚的傷感情緒。詞情意切，可想見龍、霍兩人之深摯情誼。詞的末尾兩句使用了當時慣用的比喻，但正是在這樣的話語背后蘊藏著詞人深深的隱痛，尤顯冷雋。盡管這首詞可以歸為念舊、寄遠的“應酬”之作，但其中卻很少有陳詞浮調，全篇灌注著充沛的真情實感。

龍榆生在小序中說“喜拈小調寄之”，實際上，這里的“寄之”只是送給他的意思。因為當時是不可能以書信或其他的方式寄到德國去的。所以當時在馬堡的霍福民可能從未看到過這首詞。不過霍福民之前在《南唐后主李煜（937-978）詞》的前言中，特別感謝了他的老師“龍沐勛（Lung Mou-hsün）”：“我在南京的兩年中，多次與龍教授暢談詞的根本，以及如何有見地地去闡釋一首詞，這些都讓我終生難忘。龍教授是詞曲方面的行家里手，同時也是這一極難的文學形式的少數健在的一代宗匠?！雹贒ie Lieder des Li Yü (937-978). Herrschers der Südlichen T’ang-Dynastie. Als Einführung in die Kunst der chinesischen Lieddichtung aus dem Urtext vorst?ndig übertragen und erl?utert von Alfred Hoffmann. K?ln:Greven Verlag, 1950. S. XI.生活的蹉跌不僅沒有泯滅龍榆生的個性，也使他晚年的詞作盡管滿懷苦情，卻以圓潤秀雅之筆抒寫。

從龍榆生一生所寫的歌詠友誼的眾多詩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視情誼。他一生愛惜人才，廣于交往，朋友眾多。他為人坦蕩，與友人坦誠相待，并且樂于助人。他只是一介書生，根本無法應付政治的各種漩渦，但在以文會友的翰墨交誼中，卻深深體驗到朋友相得的歡樂、純真友誼的可貴。

四

我跟顧彬談到他的老師霍福民的次數有限。有一次我跟顧彬在京西大覺寺散步，我們談到了當時福蘭閣作為德國公使館的外交官，常常在大覺寺度假的感受。后來談話的主題轉到了上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北平，顧彬說他不太相信傅吾康的說法，霍福民從來就不是一個熱衷于政治的人，他有的是一顆文心。

“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在他的課上，他還總是感慨，有朝一日他還能到北京他住的四合院取回他那么多的書和一架羽管鍵琴！他在課上一再談到四十年代的中國是多么浪漫，好像當時的戰爭、苦難不是他所關心的事情，他會談到在汪精衛家的院子里舉辦羽管鍵琴的晚會?！鳖櫛蛘f到此處舒展了一下他一直緊皺的眉頭，“也可能是因為他曾經給汪精衛政府做過中-日語翻譯的緣故，后來他也進入了被遣送的名單?！痹陬櫛蚩磥?，霍福民完全不懂政治，也對政治不感興趣。

對他的博士導師（Doktorvater）霍福民，顧彬寫道：

在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的冬季學期，當時要成為我博士導師的波鴻魯爾大學的霍福民向我建議，寫有關女詩人魚玄機（844-868）的博士論文?！俏以诓欁隽肆硗獾倪x擇：我對杜牧（803-852）情有獨鐘，于是將我最初翻譯的魚玄機的詩放進了文件夾中，一直到今天也還沒有去動。①Wolfgang Kubin, ?Furor Sinensis“, in: Ulrich Bergmann u. Doris Distelmaier-Haas, Meine Hand malt Worte. Schiedlberg: Bacopa, 2015. S. 7.

霍福民并非那種冥頑不化的老學究，他欣然接受了顧彬的決定。一九七三年顧彬在霍福民那里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論杜牧的抒情詩：一種闡釋的嘗試》（Das Lyrische Werk des Tu Mu (803-852): Versuch einer Deutung. Ver?ffentlichungen des Ostasien-Instituts der Ruhr-Universit?t Bochum, Bd. 19. Wiesbaden: Harrassowitz,1976），一九七六年正式列入“波鴻魯爾大學東亞學院叢書”第十九種得以出版。這一切都是與霍福民的幫助分不開的?！案匾氖?，我從他那里學會了中國人解釋詩詞的一種方法：起承轉合四個步驟。我在分析杜牧詩的時候，基本上是用的這四個步驟，因為論文是用德文寫的，所以大部分歐美的學者都不太理解我的闡釋方式，我的路數！”顧彬如是解釋道。

“是霍福民鼓勵我，除了掌握古代漢語之外，一定要學好現代漢語。這也是我為什么在一九七四年就到了中國學習現代漢語的緣故。我們這一代的漢學家對現代漢語的掌握，永遠也不會像霍福民那樣流暢，他甚至能把握漢語中很多說法的細微差別！”當時在西德漢學界，由于與當代中國的阻隔，基本上所有的大學漢學系都只教授古代漢語?；舾Ｃ袷菫閿禈O少的漢學家，一直重視現代漢語的作用，并積極鼓勵他的學生們學習現代漢語。

霍福民去世后，他的弟子顧彬寫下了如下的文字：

如果有誰將霍福民僅僅看作是中國詩詞的專家，漢語語言的大師，中國鳥禽、植物方面的杰出學者的話，那么真的與曾經真實的霍福民擦肩而過，其實他更是一個既無情又卓越的老師?！麑ψ约旱膶W生，除了要求勤奮之外，還要學生們不斷嚴格要求自己。要上他的課的學生，不僅要證明自己擁有古代漢語或現代漢語的知識，同時也理所當然地要求具備日語知識?！赪olfgang Kubin, ?Nachruf auf Alfred Hoffmann“, in: Deutsche China-Gesellschaft e.V. (K?ln), Mitteilungsblatt 2, 1.2.1997, S. 134-15.

霍福民常常會急躁，只有在他身旁的人才會認識到這點，他對學生的要求，同樣用在自己身上。他的嚴厲歸功于對中國的深深敬意，甚至說是一種愛。在六八級學生運動的年代，他是唯一的一位將中國不僅僅看作是巨大的政治變革之地的人，他將中國看作是高度文化與文明的精神中心，他會通過特別實際的方式將中國精神之彪炳千秋展示給大家：他上課的時候通常會帶一個箱子，會向驚訝不已的學生解釋任一題目，介紹其中的知識，讓他們自己做選擇，激起他們以后的人生對“中國的熱愛”，或者干脆要求一些人離開這個行當?！舾Ｃ袷莻€急躁的人，他的急躁對跟他讀書的人來說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不斷敦促他們盡快完成他們的學業。

盡管一九七二年聯邦德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系，但由于大陸的特殊情況，后來霍福民沒有再去過大陸。即便他這個時候來到中國，也再見不到他鐘愛的老師沐勛先生了。北京抑或南京，一定都是他的傷心處—“六朝舊夢墮迷?！?。不論是龍榆生還是霍福民都是一介書生，卻處在了政治和學術的復雜張力的漩渦之中。盡管今天我們可以找出一些記錄他們當時政治活動的原始檔案文獻，但不可能對他們當時出于真正信仰，還是實用主義的“投靠”做出清楚區分。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他們對詞曲的喜愛和執著。一九九七年一月八十五周歲的霍福民病逝，他被安葬在老家艾施韋勒尤利歇大街（Jülicherstrae）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