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宋詩歌中的諸葛亮形象及其文化意蘊

張鄧同 李佳文

摘要：諸葛亮以其文治武功的智慧才能、高風亮節的道德品質和死而后已的人格精神為唐宋文人所景仰，但由于個人遭遇與時代風向等差異使得唐宋文人對諸葛亮形象的解讀有所不同。本文歸納唐宋詩歌中諸葛亮的形象特征，探討其文化意蘊，并通過對歷史動因和文化淵源的比較來分析唐宋吟詠諸葛亮詩歌中的歧異以及原因。

關鍵詞：唐宋詩歌；諸葛亮形象；文化意蘊

中國俗稱詩的國度，唐詩和宋詩自古在中國詩歌史上被稱為“并峙之雙峰”，在唐宋期間關于三國的詩歌不少，其中又以歌詠諸葛亮的數量為最①，其中不乏李白、杜甫、陸游等名家所作。不同時期的創作會因文化淵源和社會狀況的不同體現一定的差異性，如唐因尚武之風興盛而對諸葛亮的軍事才能多加嘆詠，宋卻因抑武崇文的政治政策而多欽贊其賢相風采……從中亦折射出唐宋文人不同的人生價值取向和時代精神。

一、唐宋詩歌中的諸葛亮形象

（一）唐宋詩歌中共有的諸葛亮形象

作為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諸葛亮，唐宋文人對其推崇備至，并以詩歌作為媒介表達對其才智的贊美，如“諸葛才雄已號龍，公孫躍馬輕稱帝”（《疇昔篇》），駱賓王認為劉備父子之所以能夠建立蜀漢政權是因為有諸葛亮這樣的賢能之士相助；再如“十倍奇才安用書，此臺昔日之有光”（《孔明書臺》宋祁）、“公才與曹丕，豈止十倍加”（《懷賢閣》蘇軾）等。另外，有通過吟詠八陣圖以表達對諸葛亮智慧的仰慕，如“指畫二州收漢燼，安排八陣與天期”（《忠武侯》李覯）、“木牛零落陣圖殘，山姥燒錢古柏寒”（《諸葛武侯廟》章孝標）；也有直接贊揚諸葛亮的計策謀略，如李白與杜甫分別在《贈友人三首》和《謁先主廟》中說到“立產如廣費，匡君懷長策”、“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從字里行間我們可以看出詩人們對諸葛亮的智者形象流露出的敬畏之情。

作為古往今來最為理想的君臣關系的楷模之一，詩人們對諸葛亮與劉備之間魚水情深的交往著墨頗多。如岑參的《先主武侯廟》，此詩贊揚了劉備和諸葛亮之間君臣遇合的和諧關系，“魚水之情”成為了兩人關系的標榜。除此之外還有李白《君道曲》中的“劉葛魚水本無二，土扶可成墻，積德為厚地?！?；元稹《哭呂衡州六首》中的“我投冰瑩眼，君報水憐魚?！?；趙孟若《書<漢丞相諸葛武侯傳>后》中的“魚水相歡分最深，肯因生死負初心？”等等。

《論語·八佾》中有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倫理觀順理成章地使諸葛亮與劉備親密無間的君臣關系直接衍化成諸葛亮本身忠君愛國的品質，并引起了唐宋文人的情感共鳴，于是詩人們感慨“惟有葛公心未死，夜深寒月照孤忠”（項安世《讀三國志》）、“歲久化為墟，白日聚狐兔，惟有忠臣心，風雨不可破”（鄭吾民《諸葛廬》）、“躍馬孤城憐倔強，臥龍八陣想英雄”（郭明復《題三峽堂》），以此表達自身的一片錚錚誠心。

（二）唐宋詩歌中相異的諸葛亮形象

1.唐極力渲染諸葛亮的軍事才能，宋則側重贊美其賢相風采

唐朝時期積極的拓邊政策滋長了整個國家的尚武風氣，唐人對諸葛亮才能的吟詠也多傾向于軍事方面。在《三國志》中，陳壽評價他為“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于將略”②，但從《新唐書·禮樂五》所記載的“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尊太公為武成王”③可看出唐代已經承認了諸葛亮的軍事才能。杜甫《八陣圖》僅用“功蓋三分國，名高八陣圖”十個字就將諸葛亮的功績表現得淋漓盡致，另外還有“八陣有圖留漢沔，天韜萬地斬奸雄”（《臥龍岡謁武侯祠》李翰）、“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觀八陣圖》劉禹錫）、“因機定蜀延衰漢，以計連吳振弱孫”（《諸葛丞相廟》武少儀）等詩歌也贊揚了諸葛亮超凡的軍事智慧，詩人們前赴后繼地用一種夸張而富有想象力的手法將諸葛亮的軍事才能拔高到一個新的層次，從而成為大唐帝國全民尚武國風下的一個群體縮影。

與之相反，宋朝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的措施，宋人對諸葛亮軍事上的稱贊寥寥無幾，轉而將吟詠的重點放在其賢臣形象上。一方面詩人們有意無意忽略其軍事上的建樹。陳慥在《詠諸葛孔明》中說“白帝敗舊思孝直，端知難抗魏玄成”，用戰爭的失敗直接否定了諸葛亮的用兵謀略，蘇軾蘇轍則是以“至人心已悟，后世徒妄說”（《八陣磧》）、“中原竟不到，置陣狹無所”（《八陣磧》）來對諸葛亮的軍事才能表示質疑；但另一方面，書生士子們又以諸葛亮為精神上的寄托，爭先稱頌諸葛亮賢臣形象。如胡安國《赤壁》中“片語能令孫仲謀，氣如山涌劍橫秋”可謂是將孔明的賢相風采描繪得生動而傳神，其中欽佩之情溢于言表。在宋代正值國家破碎、生民涂炭而乏濟世賢才之秋，詩人們在時代的推涌之下頌揚諸葛亮的豐功偉績，流露出對賢才的渴望，同時也是在表達匡君拯民、興復社稷的理想。

2.唐多將其失敗歸結于天命，宋則理性分析

諸葛亮并非完人，但他的形象卻在唐人的筆下被不斷“神化”。詩人們將北伐的失敗歸結于天運，“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籌筆驛》），羅隱直白評述諸葛亮的勝與敗是由于運勢的浮沉；溫庭筠在《過五丈原》中把諸葛亮比作治軍有方的周亞夫，筆挾風云，氣勢悲愴，毫不掩飾其仰慕之意，并通過“天清殺氣屯關有，夜半妖星照渭濱”以強烈的情感和神化的手法來表白對諸葛亮赍志以歿的無比痛惜；胡曾也將諸葛亮的死歸咎于長星隕落，早逝而不得全其志，“長星不為英雄住，半夜流光落九垓”（《五丈原》）。這些詩歌皆是遺憾其氣運不足，從而給諸葛亮覆上一層神秘的色彩。

宋代文人普遍以一種理智而平穩的心態來表達對諸葛亮的敬仰及嘆惋之情，甚至有時還提出否定意見。如陳古在《過武侯廟》中肯定諸葛亮的才能并對諸葛亮的悲劇性結局表示同情，詩人并未將諸葛亮形象加以神化或者貶低，而是以一種冷靜的目光來審視這個歷史人物；黃庭堅想到諸葛亮晚年事業與原先志向差距甚大，盡管才能卓越，但“似覆輸籌一局棋”（《夜觀<蜀志>》），一腔熱血遂付東流；甚至于蘇轍直白斥責“孔明不料敵”才“一世空馳驅”（《讀史》其一），對其徒勞無功進行批判，并在《八陣磧》中對其軍事才能提出非議。宋人普遍以旁觀者理性的角度來切入蜀漢時局，給予諸葛亮客觀的評價。

二、唐宋詩歌中諸葛亮形象所代表的文化意蘊

（一）諸葛亮形象代表著封建士人的人生理想與價值追求

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就有著“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拯救蒼生、護眾衛道的使命感，而諸葛亮是為人臣子的典范，亦是中國道德體系下的政治象征。

唐代科舉取仕調動人們治國平天下的強烈愿望，國力的強盛也滋養著士人們恢弘的氣度和非凡的自信以及強烈的進取精神。當匡時濟世的愿望與積極進取的精神在詩人內心不斷激蕩時，諸葛亮這位“三不朽”的代表人物就成為詠史明志的對象。李白在《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中表達對諸葛亮從“隴畝躬自耕”到“壯志吞咸京”功業的欽慕，并發出“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的感嘆，情不自禁將自己比作功成身就的諸葛亮，渴望經世濟民的心情溢于言表。而在《留別王司馬嵩》中，更是直白表達自己的愿望：“愿一佐明主，功成還舊林”，在完成自己使命之后功成身退，這是李白一生奮斗的目標。

宋代士大夫們地位的空前提高使得他們始終對國家和社會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士人們以國之棟梁自居，“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歐陽修《鎮陽侯書》），但他們特有的內心體驗及性格特征很容易受到官場的排擠，政治上的失意是隨著文人的入仕熱情而衍生的，那么由自身的失意聯想到諸葛亮的豐功偉績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兩者之間鮮明的對比在詩人心中醞釀成一首首吟詠諸葛亮的詩篇，成為他們內心深處壯烈的呼喊。

（二）諸葛亮形象體現著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

在面對文化傳統時，飽經詩書的讀書人儼然以繼承者自居。文人想要憑借自己的文化優勢來發揚他們的精神，通過教化帝王，借統治者的權勢以達到宣揚道義的目的，這種“為王者師”的士人心態是中國知識分子以道自任的責任意識的體現。在諸葛亮與劉備、劉禪兩父子的交往過程當中，我們不難發現諸葛亮的身份已然超脫臣子這個范圍之外，這種亦師亦友的關系使得“為王者師”和“士為知己者死”這兩種文化心態在諸葛亮身上達到了和諧統一。而歷史上像劉備與諸葛亮這種君臣遇合實屬罕見，多的是“英俊沉下僚”的不公現象，如杜甫目睹唐王朝由盛轉衰，懷有兼濟蒼生的理想抱負，卻苦于沒有發揮才能的空間，遲暮之年的他無處發泄只能將一腔孤憤寄之于詩，通過“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古柏行》）、“武侯祠屋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詠懷古跡五首》）等詩句來表達內心仕途失意、渴望明君的情感。

正如王齊洲先生所說：“只有當人們感到完全具備或根本缺乏的與其生存和發展相關的物品條件限制或妨礙了他們的生存和發展時，才會產生一種現實的要求，從而成為價值評價的前提和基礎?！睂⒏鹁记檎x不斷地頌揚，實際上體現的是詩人們渴望明君以成就自我的人生理想。在詩人們的眼中，諸葛亮已不僅僅是一個得到明君賞識的功臣，更多的是成為文人對“為王者師”和“士為知己者死”的文化精神追求。

（三）諸葛亮形象反映出文人的悲劇情懷

《無咎詩三百序》中言“詩者，感其況而述其心，發乎情而施乎藝也”④。在安史之亂的戰火蔓延大半個唐王朝以及宋代外患不斷的這段時間里，詩人們自覺將動蕩的局勢聯系到三國時期，“能均漢祚三分業，不負荊州六尺孤”（徐夤《蜀》），詩人評價諸葛亮為開國賢臣，通過諸葛亮對蜀國的建樹來反映詩人自身對諸葛亮的追崇以及對現實生活中需要這樣一個英雄的渴望；“出師功自著，治國志誰銘”（石延年《籌筆驛》）在諸葛亮的辛勤治理之下，蜀國蒸蒸日上，反觀現實，宋朝仍舊沒有一個能力挽狂瀾的人，想到這里，詩人們唯有吁嗟嘆息，“祠下淚沾袍”（馮山《武侯廟》）了。

唐宋文人因國家的淪亡而對諸葛亮抱有別樣的情感寄托，詩人們為他感慨可惜，“惜哉淪中路，怨者為悲傷”（《諸葛武侯》王安石）、“惜哉功不遂，英雄為唏噓”（《夢觀<八陣圖>》王十朋），諸葛亮壯志難酬的悲劇命運與頑強不息的意志力相互交融，成為詩人們緬懷與悲嘆的情感動力，并積極思考自身命運。如陸游詩歌，一方面，他以極為虔誠的口吻表達了自身對諸葛亮的景仰：“壯氣河潼外，雄名管樂間。登堂拜遺像，千載愧吾顏”（《感舊》）、“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書憤》）；另一方面，當理想與現實的沖突無法調和時，陸游將對國事的憂憤化為一首又一首鏗鏘的詩歌，在詩中感慨諸葛亮的悲劇性結局。他感嘆“論高常近迂，才大本難用”（《謁漢昭烈惠陵及諸葛公祠宇》），也在暗自期許“丈夫結發志功名，大事真當以死爭”（《排悶》），在陸游的身上清晰地體現了文人的悲劇情懷。

三、總結

縱觀整個唐宋時期，詩人們對諸葛亮的吟詠絕大多數是持贊揚、肯定態度的，他們詠嘆諸葛亮的智慧才能，歌頌諸葛亮人格的高尚，甚至一步步將他推近神壇。但也有少量詩人用批判的眼光來看待諸葛亮這個人物，如薛能晚年所寫的“焚卻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余身”（《早春書事》）、“流運有功終是擾，陰符多術得非奸”（《籌筆驛》）等，從另一角度說明了諸葛亮并非神人，這些帶有主觀情緒的詩歌不斷地豐滿諸葛亮這個歷史人物，將他塑造為一個有血有肉的文化形象。另外，唐代詩人對其軍事才能甚是推崇，而宋人則偏重于對其扶政治民的賢相形象的歌詠，不同時代的聲音總是與不同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緊密聯系，唐宋文人對諸葛亮吟詠的偏頗從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唐宋時期“尚武”到“崇文”的社會風向，反映了唐宋文人們不同的價值取向。

注釋：

①注：以唐代為例，現存歌詠三國內容的唐詩136首，涉及三國人物30余人，其中以歌詠諸葛亮者居首位，達40首之多，占了近三分之一。（參見關四平《三國歷史的詩意化》）

②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2011.

③歐陽修.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④趙缺，中信出版社[M].中信出版社，2016.

參考文獻：

[1]（晉）陳壽著.（宋）裴松之注.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2011.

[2]王瑞功.諸葛亮集成研究[M].山東：齊魯書社，1997.

[3]王齊洲.論諸葛亮形象的文化意義[J].湖北：荊州師專學報，1992，（4）.

[4]關四平.三國歷史的詩意化——唐代詠三國詩與士人心態[J].天津大學學報，2002.03，4（1）.

[5]董文雅.論諸葛亮形象的演變[D].遼寧：渤海大學，2015.06.

（作者單位：江西科技師范大學）

（指導老師：王文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