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定勢》之“勢”義新辯

豐曉瑜

摘 要：《定勢》篇是《文心雕龍》“剖情析采”部分講文章創作的重要篇章。對“定勢”所定之“勢”含義的爭議長期存在于龍學研究中，并形成了紛繁復雜的各家說法。本文通過借鑒幾種主要的有影響的說法，同時從《定勢》篇文本及《文心雕龍》全書出發，得出了“定勢”實為“定正”，即內在基調這樣一個更有包蘊性的結論。

關鍵詞：《文心雕龍》 勢 定正 內在基調

一、各家論“勢”之義

明清之際已有注家論“勢”，如明代曹學講“勢主風，為激水曲湍自然之態”。清代紀昀認為文各有自然之勢，“行乎其不得不行，轉也；止乎其不得不止，安也?！钡呔鶠楦形蛑?，并沒有對“勢”做具體定義。

從文字溯源上論“勢”，有黃侃和詹兩家。黃侃首先從文字考證角度出發，認為據《考工記》所言“勢當為，者臬之假借”。而臬在《說文解字》中釋為“臬，射的也。其字通作藝?！薄渡狭仲x》中又講“弦矢分，藝殪仆”，所以“本為射的，以其端正有法度，則引申為凡法度之稱”。因而逐步論證出“勢”的含義即為“法度”。范文瀾贊同黃侃之說并進一步闡述為“勢者，標準也，審察題旨，知當用何種體制作標準?！闭餐ㄟ^考察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廣泛使用“勢”的其他領域的典籍，諸如書畫、哲學、軍事等方面，發現《定勢》篇與《孫子兵法》中有不少譬喻相類似，于是認為“《定勢》的用語和觀點都來源于《孫子兵法》”，并提出“《定勢》的‘勢，原意是靈活機動而自然的趨勢”的觀點。

對以上兩種說法，寇效信在肯定的同時，提出了更為合理的辨析。他認為，黃侃首先從《考工記》中尋“勢”之本源的途徑是對的，但《考工記》講“審曲面勢”是指“工匠做工時要審度材料之‘勢”，所以這里的“勢”應當包括三種表面義：形勢，趨勢與勢力，是為“勢”的本義。而《孫子兵法》與《定勢》雖然在“‘勢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和趨勢”上具有一致性，但劉勰并非照搬《孫子兵法》。孫子講：“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劉勰講：“勢者，乘利而為制也?！笨梢妼O子在于控制權變，劉勰在于形成體制。孫子“勢”中所包含的“力”“權”的含義恰恰是劉勰所避免和沒有的。因此論“勢”除了要理清表面源頭之外，更需要探究其作為文學術語的深層內涵。以下學者的觀點則涉獵到這一方面：

劉永濟在《文心雕龍校釋》中說：“統觀此篇，論勢必因體而異，勢備剛柔奇正，又須悅澤，是則所謂勢者，姿也。姿勢為聯語，或稱姿態體勢，猶言體態也?！睂ⅰ皠荨贬尀樽藨B。他認為《定勢》中“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激水不漪，槁木無陰”，即是譬喻文之姿態，且體態雖多，也可大致分為“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后文又舉例講“離騷九章之體，以抒怨悱之思，故文勢纏綿而往復；遠游九歌之體，托情神怪之事，故文勢恢麗而詭譎”。由此可見，劉永濟的“姿態”說實際上涉及文體的外在形態之美，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后來“風格”說的發端。陸侃如、牟世金參考黃侃、范文瀾和劉永濟之說，認為“這里的‘勢指作品的氣勢，局勢，‘定勢就是如何適當確定文章的氣勢，局勢”，后在校釋“勢實須澤”時又講：“這是對‘尚勢而不取悅澤之說的糾正?！畡荼仨殱欙?，說明劉勰的體勢論側重于表現形式方面?！蓖瑒⒂罎粯?，所論為文體外在形式。

更多學者則將“勢”釋為“文體風格”。如王元化講“劉勰提出體勢這一概念，正是與體性相對。體性指的是風格的主觀因素，體勢則指的是風格的客觀因素?！笨苄Ｐ旁凇夺岓w勢》中說：“對文章來說，‘勢則含有風格的意思，不是作家的個人風格，而是文體風格?！辟澩陨嫌^點的同時還有王運熙、楊明、周振甫、繆俊杰、陳書良、張長青等人。

持“風格說”者之所以眾多或在于這一說法更大程度上來源于劉勰《定勢》篇本身。劉勰在《定勢》篇中多處涉及描述文體風格的語句，如：

是以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艷逸之華。

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于明斷；史論序注，則師范于核要；箴銘碑誄，則體制于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于巧艷。

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核，或美眾多而不見要約。

典雅、艷逸、清麗、明斷、宏深、浮華、要約等詞均是對文體特色的描繪。因而將“勢”釋為“文體風格”似是有據可循并且符合《定勢》的文本語境。

總括上述，各家均從一定的角度對“勢”做出了相應的定義。然而《定勢》中的“勢”并非只有單個的含義，它包含多方面內容。它既具有“勢”的普通含義，也具備其作為文學術語的深層內涵；它既包含外在表現形式，也應該包含內在基調；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文體風格，但又不等同于文體風格。對于“勢”的理解，我們應當從更為宏觀的角度著眼，同時不忽略它在細節上的體現。

二、定勢目的實為定正

要確定“勢”的含義，其實可以做反向論證，從“定勢”這個整體著眼，分析劉勰《定勢》篇的主旨所在，即“定勢”是要定什么，則可推敲出“勢”的內涵。

《定勢》開篇即講：“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彼浴岸▌荨笔侵付ú煌捏w之勢。然而劉勰作此篇的根本目的何在呢？筆者以為可從末尾兩段得出結論。劉勰在文末批判“近代辭人，率好詭巧”，究其原因，是“訛勢所變”。所謂“訛勢”，就是放棄正統的，追求詭異奇巧的東西，將正字反寫，正話反說，以使自己的文章迎合世俗，呈現新奇之意。這種趨勢長此以往，只會使文章創作逐步脫離正軌，走上奇曲偏狹的小路，文體用途也會產生混亂。劉勰認為要改變這種狀況，就要學習經驗豐富的作者“執正以馭奇”，即確立文體正的“勢”的同時駕馭其他新奇的創作手法。否則“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

這種“執正馭奇”的思想并非《定勢》獨創，而是貫穿于整部《文心雕龍》中?！拔闹畼屑~”部分明確而細致地論述了這一統攝全書的思想?！对馈贰墩魇ァ贰蹲诮洝啡咭惑w。首篇《原道》闡明文與天地并生，源于自然之道。自然之道客觀存在，為正，文的內在也為正?！暗姥厥ヒ源刮?，圣因文而明道”，圣人將“自然之道”表達于其著作中，以正的思想使后人“陶鑄性情”，故“論文必征于圣，窺圣必宗于經”，要寫好文章就要以《易》《書》《詩》《禮》《春秋》此五經為典范，此為“執正”。及至《正緯》《辨騷》兩篇，劉勰雖然大力批判了緯書中有害于經的虛偽荒誕的現象，不滿《離騷》中有異于經典的奇詭臆說，但同時也指出緯書和《楚辭》“事豐奇偉”“驚采絕艷”“有助于文章”。所以劉勰所論整體的為文原則可概括為“倚靠經典著作的雅正文風，吸取緯書、楚辭的奇辭異彩”來形成自己的寫作風格。

由此聯系《定勢》篇與全文宗旨可見，“執正馭奇”便是劉勰作《定勢》篇的根本目的所在，定勢實是要定正。而這種“正”的思想反映到文體中，則是指不同文體的內在基調。

《宗經》篇講“《易》惟談天……《書》實記言……《詩》主言志……《禮》以立體……《春秋》辨理”，此五經在其各自思想領域里均為最偉大的著作，正統的代表。因此劉勰認為后世產生的新的文體，均來自于五經：“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盟、檄，則《春秋》為根?！边@些文體都應該繼承其所宗之經的“正”的基調，即“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之“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边@與《定勢》篇不謀而合，《定勢》講“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于明斷；史論序注，則師范于核要；箴銘碑誄，則體制于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于巧艷”。情深、風清、事信、體約、義貞、文麗與弘深、清麗、明斷、核要、典雅、巧艷是相對應的，雖然一者是為文體樹立相應的典之范式，一者是為不同文體“定勢”，但既然不同文體均來源于經典，典雅、清麗、明斷等“勢”也必統歸于體之六義，二者旨歸實為一致。

典雅、清麗、明斷等同時是不同文體的內在基調呈現出的外部風格特點。這種文章風格特點的形成與創作者自身主觀因素密切相關，離不開作者性格、才氣、能力的影響。這在《體性》篇中得到了很好的論述：“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深淺，習有雅鄭，并性情所爍，陶染所凝，是以筆區云譎，文苑波詭者矣?！蔽恼嘛L格的多種多樣，是由于作者才、氣、學、習等主觀因素各不相同。

綜上所述，劉勰作《定勢》篇是想要指出并改變當時文壇上由“訛勢”導致的“率好詭巧”的不良文風。要消滅“訛勢”自然要確立“正勢”，所以“定勢”實為“定正”，是要為文體確定“正”的內在基調。這種內在基調包括多方面內涵：一、創作不同文體所應遵循的正統的標準和原則；二、文章的外在風格特點；三、造成不同風格特點的作者的“才、氣、學、習”。

參考文獻：

[1] 紀曉嵐.紀曉嵐評文心雕龍[M].江蘇：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

[2]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C].周勛初導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4] 詹瑛.《文心雕龍》的定勢論[J].文學評論叢刊，1980（5）.

[5] 寇效信.文心雕龍之“勢”的辨析與探源[J].陜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

[6] 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M].華正書局，1981.

[7] 陸侃如，牟世金.劉勰和《文心雕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 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譯注下[M].齊魯書社，1982.

[9] 王元化.文心雕龍的創作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0] 寇效信.釋體勢[J].陜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1）.

[11] 劉勰.文心雕龍[M].王志斌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