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與中國古代文學

張瑜（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海南 ?？?571127）

一、中國文學中的民族特色

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中,歷史與文學始終有著不解之緣。無論哪種形式的文學,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說起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文學,我們也總是習慣于按朝代或時代來對其進行劃分,如先秦文學、兩漢文學、唐宋文學、近代文學等等。中國人早就認識到了文學的發展和時代變化之間的關系,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篇》中說得好:“時運交移,質文代變”,自“昔在陶唐”到“皇齊馭寶”,“蔚映十代,辭采九變”,于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說法,就不僅僅是人們描述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常用話語,同時也成為對其進行研究的重要思想指導。

二、中國文學中的民族文化歷史淵源

要說起中國文學與歷史的關系,還遠遠不是如此簡單。文學的產生與發展不但受制于歷史的變化,其內容和形式有時竟也與史學不分,亦文亦史,亦史亦文。在中國的上古時期亦即先秦時期,以《春秋》、《左傳》等為代表的中國早期的歷史著作,同時也被我們稱之為“歷史散文”或曰“史傳文學”;反過來,像《詩經》這樣的文學作品,也被歷史研究者視為最珍貴最可靠的上古歷史文獻,其中有些作品就直接被后世稱之為“史詩”,正所謂“六經皆史”、“六經皆文”。到了漢代以后,雖然隨著學術的分化而使中國的正統史學與文學的關系越來越遠,但是用文學來演繹歷史或者把歷史作為文學題材的現象并沒有消失。從遠在先秦的《穆天子傳》、《晏子春秋》開始而形成的雜史雜傳傳統,到漢代以后蔚為大觀,出現了袁康、吳平的《越絕書》、趙曄的《吳越春秋》、佚名的《漢武帝故事》、劉向的《列女傳》等一系列著作。由此而往,魏晉南北朝有軼事類小說;隋唐以后有歷史人物傳奇;宋代有講史話本;元代有歷史戲劇;明代有歷史演義小說;清代有歷史題材的說唱;現當代有歷史回憶錄、歷史題材的電影和電視劇等等。它們的內容是“歷史”的,形式是“文學”的,“文”與“史”在它們身上如水乳交融一般,永遠也不可能分開,這無疑是一種重要的中國文化現象。

三、歷史融合與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

多年來我們雖然在斷代文學史和分體文學史的研究中不斷地涉及這種現象,其中一些作品,也是傳統文學研究的重要對象,可是我們并沒有把它們當成一種特殊的中國文化現象來認識,自然也沒有人來揭示它的藝術特質,對它的發生發展過程進行詳細的考察。這對于全面地認識中國文學傳統來講,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楊樹增教授以其敏銳的學術眼光,看到了這一文學現象的重要性,并率先對它展開了系統的研究。他把這一類型的文學統稱為“歷史文學”,第一次對它的特質進行了具有科學意義的界定,對其發生發展的歷史進行了粗線條的描述,并寫出了第一部《中國歷史文學史》(先秦兩漢卷),這無疑是一項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工作?！爸袊鴼v史文學”是中國歷史與文學的完美結合,它既是以文學的筆法書寫的歷史,又是以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它在先秦時期就達到了相當的高度,這正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征:由于自夏商周三代以來中國就逐步進入了“理性社會”,原本十分豐富的中國神話傳說被過早地湮滅;而史官文化的發達則使中國人很早就形成了重史的傳統。這使先秦時期的中國沒有產生像古希臘那樣長篇的史詩,可是卻產生了希臘人無法企及的歷史著作。如果說,正因為古希臘的神話與史詩的出現才會給西方文學提供了“豐富的土壤和武庫”,從而奠定了西方文學的文化傳統,那么在中國,也正因為史官文化的發達,才使得先秦的歷史文學成為中國后世小說、戲曲等的重要文化源頭,甚至使其成為中國后世詩詞曲唱等文學樣式的“豐富的土壤和武庫”。我以為,楊樹增教授以此為切入點來研究中國文學,其意義是相當重要的。他不僅為中國歷史文學的本質給予定性,寫出了第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中國歷史文學史,而且還從一個新的角度揭示了中國文學獨特的發生過程、發展規律,有利于從世界文化的范圍內來更好地認識中國文學的內容形式及其鮮明的民族特色,確立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獨特地位。

四、結論

“歷史文學”這一概念的提出之所以有意義,就因為它符合我們的民族文學傳統,是在民族文學傳統實際中概括出來的。他從民族文化的大背景方面著眼,從中國文化特征的早期探源開始,從文學與史學以及其它意識形態的網狀聯系中理出頭緒,從紛繁復雜的中國文化現象中去把握其發展脈絡。楊樹增教授指出:“中國歷史文學發展的內在脈絡是中國歷史文學特質的形成及其演化,只有把握了這一點,才能清理出一條清晰的中國歷史文學自身發展的軌跡,這條軌跡要合乎中國歷史文學內在的發展邏輯。當我們將中國歷史文學特質的形成、演化置于中國社會歷史進程中去加以觀照時,便會發現:中國歷史文學特質的形成不僅與社會的發展相聯系,也與中國文學文體的演進相聯系?！庇辛诉@樣的理論指導和史的框架,楊樹增教授自然就把過去文學研究中難以涉及到、或者雖有涉及卻因為難以納入傳統的文學系統因而不可能進行深入研究的一些著作,如《山海經》、《穆天子傳》、《晏子春秋》、《燕丹子》等納入了一個完整的中國歷史文學的范疇,并給它們設定了一個準確的文學史位置,同時得出了一些前人所未發的結論。由此推而廣之,我們不僅可以揭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歷史文學”的發展規律,也可以揭示詩歌、小說、戲曲、散文等中國其它文學樣式的獨特性及其發展規律?；叵虢粋€世紀的中國文學研究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民族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沒有從中國文學的實踐中來研究它,而是用一套從西方引進來的文學概念來規范中國古代文學。本來,在中國古代,“文學”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它不僅僅包含現代學科意義上的狹義的文學,如詩歌、戲曲、小說等,還包含策論、章表、書記等其它在今天看來屬于非文學的文體形式。中國古代的文學概念,用章太炎的話說,那就是:“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