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提高人口增長率的我國個人所得稅研究

倪紅艷（湖北三峽職業技術學院，湖北 宜昌 443000）

國家統計局近日發布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1723 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2.43‰，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 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2.95‰，相比2016年，兩項數據均有小幅下降。與此相反的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在不斷加深，2017年達10.64%，較2006年增長進4 個百分點。我國放開二胎政策有兩年多了，但是生育率卻并不太理想，人口并沒有迎來爆發式的增長，反而下降了。針對我國生育率低下，老齡化嚴重的問題，今年兩會中，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全面放開三胎政策的提案。但通過出生率的數據就可以看出，現在青年人的生育意向越來越低，很多青年人連一胎都沒有要?，F在撫養一個小孩的成本非常高，“奶粉貴、入托貴、培訓貴、擇校貴、買房貴”等等經濟問題降低了很多夫婦生育二孩、三孩、甚至一孩的積極性。所以，僅僅放開生育政策是明顯不夠的。如果配套的福利政策沒有跟上，就會導致很多夫婦能生卻不敢生，將很難達到全面二胎新政策預期的效果。

在我國眾多的稅收中，個人所得稅是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一個稅種，二胎政策全面放開后，多生一個小孩的家庭負擔將大大提高，家庭經濟壓力急劇上升，而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在征收模式、稅率結構、費用扣除、稅收征管等方面存在很多弊端，尤其是費用扣除欠合理。我國個人所得稅制稅前扣除主要采取定額和定率相結合的方法。其中工資薪金所得稅采用綜合扣除法，目前工資薪金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是3500 元，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是分項扣除方式，即收入總額減去成本、費用以及損失后的余額為納稅依據。企事業單位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以每一納稅年度的收入總額，減除3 500 元后的余額為納稅依據。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財產租賃所得在4 000 元以下的，按定額800 元扣除；在4 000 元以上的，按20%的比例稅率扣除。財產轉讓所得采用的也是分項扣除的方式，即財產轉讓所得減去財產原值以及合理費用后的余額為應納稅所得額; 股息、利息、紅利所得、偶然所得及其它所得不允許扣除費用。這種做法雖簡便易行，但是沒有考慮納稅人贍養家庭人口結構、人口數量、婚姻狀況、健康狀況、子女和老人等因素，而是采用“一刀切”的費用扣除標準，難以真正按照納稅人的負擔能力體現稅收的公平原則。事實證明單獨二胎及全面二胎政策并沒有使人口增長明顯回升，要使全面二胎政策發揮效果，緩解育齡夫婦的經濟壓力，需要得到個人所得稅的支持。

從全球來看，許多經濟發達國家在上世紀50年代以后人口生育率是下降的，但進入本世紀后，除少數幾個國家外，其他都基本上慢慢開始反彈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國家陸續采取了與個人所得稅相關的人口生育鼓勵措施?？梢钥闯?，不少低生育率的國家“費盡心思”地鼓勵國民生育，一般都考慮孩子數量對家庭經濟負擔的影響，充分考慮家庭的實際，在個人所得稅制度方面體現了稅收的人性化與和諧性。如法國個人所得稅制度在未成年子女撫養、高等教育費用、醫療、健康費用、因公發生的私人費、單位福利、貸款利息等方面明確規定了費用扣除；德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具有“生育友好”的特點，父母會因其生養子女的行為而獲得國家的多項個人所得稅減免優惠。父母只需在每年納稅申報時認真填寫子女的情況即可，財稅部門的工作人員會在認真核對評估后，確定最終的稅收減免數額；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費用扣除允許納稅人自由選擇是標準扣除還是分項扣除、并根據不同州的經濟發展水平、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實行幅度的費用扣除標準、重視兒童的數量，家庭中有沒有孩子，多少個孩子，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稅額相差很大；新加坡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撫養小孩的情況制定了繁多的特殊個人所得稅減免項目，比如學費、保險費、生養費等；日本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定可根據家庭人口數量得到對應的免稅額；韓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養育多名小孩的家庭，給予大量的地方稅方面的優惠；泰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中大大提高3 孩以上家庭的補貼等等。

目前我國政府已經認識到這些問題，把個人所得稅的改革視為下一輪稅收改革的重點環節，個人所得稅改革在二胎政策落實中有不可回避的責任。在新一輪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中，這些國家給我們提供了寶貴經驗。我們也應該充分考慮二胎政策的影響，圍繞個人所得稅的各要素，建立以家庭為納稅單位的個人所得稅征收制度，在個人所得稅扣除費用方面要考慮家庭撫養孩子的數量，對有小孩的家庭提高免征額，增加生育二胎家庭的稅收優惠政策等等，以降低整個社會育兒成本，提高育齡夫婦生育積極性為目標，逐步形成良好的生育機制。這雖然會減少政府的財政收入，加重政府的負擔，但在現今我國日益嚴峻的人口形勢下，這些犧牲是必須的。畢竟低生育老齡化的社會，需要的就是對育兒及育齡人口和兒童的扶持，只有這樣才能促進國民生育積極性，使我國的生育政策真正落到實處，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