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行動黨與戰后新加坡的“血債”記憶

朱大偉 唐夢琪

2017年2月9日，新加坡政府將曾經作為英軍向日本投降之地的福特工廠整修改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紀念館，并將開幕展命名為“昭南展覽館：戰爭與史跡”，在新加坡國內引起熱議與異議。迫于壓力，新加坡當局于2月17日將其更名為“日據中生存：戰爭與史跡”。此次紀念展引發的命名風波，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新加坡人民對日據時期的歷史記憶。究其原因，新加坡人民，尤其是作為主體的華人對二戰日本占領時期這段歷史持有的血債記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2年2月9日，日本占領新加坡后，針對當地華人很快展開了大清洗，實施所謂的“肅清行動”，制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上著名的大屠殺之一，此罪行在戰后被新加坡華人社會稱之為“血債”。當下，國內學術界對新加坡“血債”問題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見*國內關于新加坡”血債”問題的主要研究, 可參見: 陳?。骸缎录悠轮腥A總商會與對日交涉“血債賠償”》，《歷史教學》2014年第8期。，更缺少對人民行動黨面對“血債”問題的態度轉變及其考量的探究。本文主要借助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的網絡出版資料以及《海峽時報》《星洲日報》《聯合早報》等報刊時文，探析“血債”問題在新加坡的緣起、內涵以及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對“血債”問題的態度轉變等，以深化我們對新加坡二戰記憶的理解，同時也為我們的二戰記憶提供些許的參考。

一、“血債”記憶的緣起及內涵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淪陷。因華人為中國抗日做出了巨大貢獻，并在馬來西亞戰場上也積極投入到抗日活動，日本占領新加坡后，遂展開大規模報復行為，在新加坡發動了“檢證運動”，對華人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日本軍部規定所有年齡在18—50歲之間的華人男性需自備一星期干糧，到檢證“營地”報到?！巴ㄟ^了盤查檢證的人會得到一張用中文寫著‘已驗’的良民證；而那些不幸被挑出來的人則被蓋上三角形的章，從營地被帶離，在海邊用機槍掃射致死?！?康斯坦絲·瑪麗·藤布爾：《新加坡史》，歐陽敏譯，上海: 中國出版集團，2016年，第257頁。日本憲兵隊本已對檢證的對象，即反日分子做了明確規定：1.一直從事為中國賑款的活動。2.慷慨資助中國救濟基金的富人。3.陳嘉庚的追隨者。4.海南人(日本人認為這些人是共產主義者)。5.出生于中國，因中日戰爭而來到馬來亞。6.文身的男人(日本人認為這些人是地下黨)。7.自愿加入英軍反對日軍者。8.親英的公務員。9.擾亂公共秩序并擁有武裝者。*Yoji Akashi, “Japanese Policy towards the Malayan Chinese 1941-1945,”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1, No.2(Sept1970), p.68.并且共設置了五個檢證中心，檢證活動理應對華人逐個審問排查，但是下級官員為了在預定期限內完成上級下達的既定目標，檢證過程中存在各種虛假情況，對華人身份隨意定性，這造成了新加坡華人大規模不幸遇難，這些死難者當時還不為人所知，直到1962年大量尸體被挖掘出，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因沒有資料記載，到底有多少華人死于日本的槍擊及刺刀之下是不確定的，從日本官方給出的5000人到華人團體中給出的10萬人，很明顯帶有偏向成分，導致數據的不真實，而可靠數據介于2.5萬—5萬人。*Kevin Blackbur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Sook Ching Massac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ivilian War Memorial of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73, No.2(279), 2000, pp.71-90.

除此之外，日本人還對華人進行經濟上的勒索，要求馬來半島的華人在一個月內籌5000萬元“奉納金”，作為反日活動的補償。新加坡華人被分配了1000萬，其余將由馬來半島其他各地華人分擔?！靶录悠氯A人決定，向個人財產在3000元以上的人征收8%的財產稅，對公司資產則征收5%的稅?！?康斯坦絲·瑪麗·藤布爾：《新加坡史》，第204頁。即使如此還是很難湊齊，提出該計劃的下級官員高漱也清楚，“這些頭頭們已使盡了渾身解數，華僑的錢財也榨得差不多光了，可以適可而止了，”*黃浪華、宇之：《新加坡大屠殺》，北京：線裝書局，2015年，第226頁。但是在上司面前夸下?？诘乃荒軐毫又T在華人身上。經過多方拼湊及向日本橫濱的正金銀行貸款，華人們才最終湊足了5000萬元。

日軍在新加坡領土上，尤其是針對華人所犯下的罪行，直到1946年，才對其進行審判、清查。1946年3月10日起，新加坡大屠殺審判在維多利亞紀念堂二樓公開進行，對肅清大屠殺中的日本戰犯進行審判。鑒于山下奉文在菲律賓被處以絞刑，審判的對象分別是：西村琢磨中將、河村三郎少將、大石正行中佐、橫田吉隆中佐、城朝龍少佐、大西覺少佐、久松春冶大尉。經過18天的審判，最終宣布：河村三郎、大石正行處以絞刑；其余五人處以無期徒刑。該結果在華人內部引發一片嘩然，各類報刊發文對該結果表示強烈不滿。海外華人救濟委員會主席評論道，“我們對法庭的結果十分不滿，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希望有一個更為嚴厲的判決”。一時間，大量的信件被傳送給《海峽時報》的主編，聲稱其他七位被告也該處以死刑。*Simon C. Smith, “Crimes and Punishment: Local Responces to the Trial of Japnese War Criminals in Malay and Singapore 1946-1948,” Southeast Asia Reaserch,1997, 5(1), p.49.其實除了這七名戰犯以外，還有很多日本兇犯沒有列入戰犯名單。新加坡軍事法庭的審判盡管在程序上是公開公正的，但其審理過程中存在偏頗?！爸鲗录悠麓笸罋⒌膶徟姓呤怯?。不僅僅是新加坡軍事法庭的組成、法官的任命、戰犯名單的確定，均由英國人定奪”，*黃浪華、宇之：《新加坡大屠殺》，第339頁。而由于英美特殊利益關系，加上英國對華人長期歧視政策，他們是不可能在該問題上做到完全公正的。華人婦女聯合會成員李佩春稱：“我們想要活著……如果有5000華人遭遇不幸，我們同樣想用5000條日本人的生命來彌補?！?Singapore Free Press, 5 April,1947.從審判的結果來看，對日本戰犯過于寬容，并且沒有著手解決日本占領期間對華人經濟上的壓榨。該場“華人屠殺審判，顯示的只是個別官員的罪行，華人團體對此并不滿意，直到20世紀60年代華人團體還要求對日本人進行報復”。*Wai Keng Kwok, Justice done? Criminal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Issues in the Chinese MassacresTrail Singapore,1947, New Haven, CT: Yal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2001.

“血債”問題的提出及含義的固化存在著一個動態演變的過程。1958年8月3日，成功在審判中躲過一劫的緒方，曾在“昭南時期”任新加坡警衛隊司令，現搖身一變，成為了日本政府教育部門的要員。他代表日本政府出席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公眾教育會議，回國途徑新加坡并在此停留，引發人民的不滿。在新加坡屠殺救濟委員會成員的領導下，新加坡人民進行抗議，第一次提出“血債”問題，要求日本對華人進行補償。*Lim Tin Seng, Forgotten Promises:Constructing the Civilian War Memorial and Setting the “Blood-Deb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6.但是此時的提出的“補償”并沒有具體化，“我們僅僅希望這位任職東京高等教育部門官員的日本人能意識到日本軍隊在新加坡的殘酷暴行以及新加坡人民的憤慨，希望日本人為此感到懺悔”，*Nanfang Evening Post, 6 August 1958.與后來所提對屠殺中受難者的經濟賠償存在著差異。

1962年2月19日，新加坡《海峽時報》報道，“在離實豈納不遠的洗沙工程中發現了‘被遺棄的尸骨’。中華總商會相信，這就是日本占領期間大屠殺中受害的平民，經過勘探，在這附近也發現了大量尸骨，實豈納地區也被稱為‘死亡之谷’”。*The Straits Times, 24 February 1962.中華總商會還領導華人團體對其他肅清中受害者的墳墓進行調查挖掘。幾天之后，新加坡其他地區，如樟宜、勿洛、五吉知馬、楊厝港等地，也紛紛發現了尸骨。*轉引自：Sin Chew Jit Poh, 19, 20, 21, 23, 28 February 1962, 2 March 1962.大量尸骨浮出水面后，原先在審判中暗藏的憤慨又一次被激發。華人社團內各類報紙紛紛獻言，要求日本對此做出經濟賠償，3月3日，《星洲日報》發表評論，“如果中華總商會沒有承擔處理這個問題，該問題永遠也得不到解決。然而，總商會承擔起了這份責任，理應受到所有新加坡人民的支持”，并希望人民行動黨也參與到“血債”運動中來，“在這種境況下，解決‘血債’問題是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的責任。新加坡政府也應毫無條件地提供幫助，確定墳墓的位置、挖掘并重埋受害者，使得受害者親屬得到心靈上的撫慰。至于賠償問題，日本外交部聲稱1951年的“舊金山協定”已解決了該問題。但事實上，英國所談之條件并沒有包括對大屠殺受害者的賠償。如果能得到新加坡政府的支持，英國和日本政府就不會對賠償提出質疑”。*轉引自：Sin Chew Jit Poh, 3 March 1962.

60年代，中華總商會以及華人輿論界經常使用“血債”一詞，該含義也被固化?！把边@個字透射出兩層含義：1. 尋求日本人向華人勒索的5000萬元的補償，這也正和1962年中華總商會一開始要求日本5000萬元經濟賠償的回應相呼應。2. 涉及在肅清屠殺中大量新加坡華人被害的“血”的事實。華人認為：日本并沒有充分意識到，日本占領期間給新加坡人民帶來的不幸，并為此而懺悔。 “血債”本質上要求的只是日本經濟賠償，但也應使日本人承認1942—1945年給新加坡人民帶來的痛苦與不幸。*Jung Yun Kwok, Voices of the Fallen: Singapore and Australian Memories of the fall of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Thesis Collections, 2010, p.232.“血債”二字，突出在這場戰債中“血”的成分，即使做不到血債血償，至少使日本做出應有的補償。

二、人民行動黨的態度：由漠然到主動參與

正當華人團體如火如荼地開展為受害者建立紀念碑以及向日本索求賠償之時，新加坡政府并沒有公開對此做出積極反應，反而設置幾道障礙。在建立人民紀念碑問題上，政府一開始僅僅是給出一塊偏遠低洼郊區之地，這使得建立紀念碑出師不利?！堵摵显鐖蟆吩u論道：“對于日本在新加坡犯下的戰爭罪行，新加坡政府采取的立場是：不會忘卻歷史，也不會讓歷史阻礙新加坡跟日本關系的發展。所以，當年新加坡既要建個紀念碑，讓后世子孫‘勿忘歷史’，又不要這座紀念碑讓日本難堪。而當初日本也曾希望這座紀念碑不要在市區出現，而是建立在偏遠郊區的某個角落?！敝腥A總商會領導下的人民對受難尸骨的挖掘工作，也遲遲沒有得到衛生部的許可。反對黨利用時機向人民行動黨發難，社會主義陣線成員質疑李光耀：何以不批準中華總商會提出的對肅清屠殺中受難者尸骨的挖掘工作，李光耀無奈中只是以存在技術難題為推脫，*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3rd Session of the first Legislative Assembly, Part Ⅳ, Vol.18, 29 June, 1962(Singapore: Lim Bian Han, 1964), pp.288-289.這使得挖掘工作不得不推遲進行。李光耀訪問日本期間，也只是個人對“血債”問題進行了有限的探討。*Lim Tim Seng, Forgotten Promises:Constructing the Civilian War Memorial and Setting the “Blood-Debt”, p.72.起初人民行動黨對重申賠償問題甚冷淡，直到1963年態度才陡然發生轉變。

1963年4月21日，紀念基金委員會會議在維多利亞劇場舉行，委員會1000名代表中有609名提議解決建設紀念碑資金的問題，核算后統計還需要10萬馬來幣。這很自然地又一次引發新加坡人民向日本索要經濟補償。李光耀也是在該會議中第一次公開發表關于建立紀念碑及對“血債”問題的看法，并譴責日本以“舊金山協定”已解決“血債”問題進行推脫。在闡述該問題時，李光耀一再強調的是“各種族人民都在戰爭期間遭遇了不幸”，*Text of Speech by The Prime Minister, Mr. Lee Kuan Yew, at a Meeting of the Memorial Fund Committee at the Victoria theatre on Sunday, 21 April 1963, at 10 A.M., in PM’s Speeches.人民行動黨已經開始承擔解決該問題的責任，并將之轉向為“整個新加坡人民的不幸”，該問題由一開始只是華人團體下層輿論界的訴求轉為一個政治問題。1963年8月，在中華總商會的領導下，新加坡人民在巴東進行了大規模的“血債”集會，使得該問題更加擴大化，共有12萬人加入，如此箭在弦上之際，人民行動黨也不得不參與進來。此時李光耀發表演講：“在巴東，僅僅有過一次如此大規模人群的集合。上一次是在1959年6月3日，是我們向自由邁進關鍵性的一步。這是個莊嚴的場合，政府決定支持今天的集會?！?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Statement: Text of speech by the Prime Minister, Mr.Lee Kuan Yew, at Malyasia Solidarity Day Mass Rally and March-Past on the Padang on Sunday, 25 August 1963, 1ky/1963/1ky0825.doc.這也就意味著政府公開支持“血債”運動。此后，政府從中華總商會的手中承接解決“血債”問題的領導權，但李光耀領導下的人民行動黨首先堅持該問題是新加坡整個民族的問題，而不僅僅是華人問題，對肅清屠殺的歷史記憶很明顯偏向于為當時新加坡民族整合服務。

關于新加坡人民對二戰的歷史記憶，國家有意地將其作為加強新加坡民族國家認同建設的一部分。二戰一結束，陳嘉庚最初提出的為肅清大屠殺中華人受害者建立紀念碑的想法，實踐的最終結果是：在市政廳附近的公園建立了以四根柱子為標志的死難人民紀念碑，其紀念的對象是四類不同民族融合成的整個新加坡民族的不幸，這種象征物的塑造是人民行動黨思想的外在呈現，1967年李光耀在紀念碑揭幕儀式上的演講中說道：“該紀念碑主要是紀念二戰的遭遇，盡管它是可怕的經歷，但是它服務于年輕國家的建立及多元移民社團的融合。我們共同的遭遇，告訴我們擁有共同的命運，這種共享的經歷讓我們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Prime Minister’s Speech at the Unveiling Ceremony of Memorial to Civilian Victims of Japanese Occupation 15th February, 1967, 1ky/1967/1ky0215.doc.此后歷屆新加坡政府的行為都是對該思想的延伸，2015年，二戰70周年紀念日的儀式中開篇就寫道：“這是新加坡歷史中最黑暗的篇章。所有的新加坡人民，無論其什么種族、語言、宗教都在二戰中遭遇了不幸。這使得我們凝成一個整體，我們在這艱難的歲月中幸存下來了，并實現了國家的獨立?！?About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Battle for Singapore 1941-1942,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nhb.gov.sg.另一方面，人民行動黨有技巧地控制住了國內人民的情緒，依舊在涉及國家根本利益方面力求維持和日本之間的經濟聯系，李光耀談道：“我們承擔著保護在新加坡的日本人民的生命財產的責任。我們希望日本的投資能推動我國工業的發展，如果人民相信我的話，就該對我們的工業計劃而感到自豪?！?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Statement: Text of Speech by The Prime Minister, Mr.Lee Kuan Yew, at Malyasia Solidarity Day Mass Rally and March-Past a on the Padang on Sunday, 25 August 1963, 1ky/1963/1ky0825.doc.

三、態度轉變的政治考量

從“血債”問題的提出到在整個社會下層團體掀起集會運動，中華總商會是承擔并為此奔走呼號的領導組織，而人民行動黨游走于邊緣地帶，對此態度不明朗，表現出一種漠然。原因如下：

(一)意圖加入馬來西亞聯邦

1958年新加坡取得英聯邦內的自治后，人民行動黨在1959年開始執政。戰后的新加坡面臨的最大的困境主要是解決生存問題。新加坡地理位置優越，又是良好的轉口貿易港口，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處于外圍勢力包圍之下，時常有受到外來勢力顛覆的危機；新加坡是個彈丸之地，國土面積狹小，國內資源缺乏，經濟發展后勁不足。在此種情勢之下，人民行動黨尋求的出路是加入馬來西亞聯邦，實現和馬來亞的政治合并，建立共同的市場，馬來西亞聯邦對新加坡而言是個理想的腹地和產品銷售市場。同時，也期望獲得馬來亞軍隊的庇護，維護國家安全。李光耀在1959年演講中說道：“殖民主義并沒有完全消除，它已經轉變了其統治形式。但是，人民最終會從國外的統治中解放出來。我們的目標是追求聯邦的合并，建立獨立民主的馬來西亞?！?Prime Minister’s Speech for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Reception to be held on 8th August 1959, 1ky/1959/1ky0808.doc, 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e/pdfdoc/lky19590808.pdf.1962年，新加坡向聯合國呈遞了一份有關殖民主義的官方備忘錄，其中堅稱：“新加坡……在淡水供應、貿易和生存方面都依賴于馬來西亞聯邦，它要獨立生存下去不太可能?！?康斯坦絲·瑪麗·藤布爾：《新加坡史》，第403頁。李光耀也多次表示加入馬來西亞聯邦的愿望，在關于馬來西亞協議的合法集會上，李光耀的演講中談道：“新加坡在很多方面都依賴于馬來西亞聯邦，只要保持在聯邦中友好的政府身份，它就能無限期地維持半獨立的軍事基地?！?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Statement:Text of Speech by the Prime Minister, Mr. Lee Kuan Yew, on his Motion on Malaysia Agreement in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Tuesday, July 30 1963, 1ky/1963/1ky0730.doc.同時，他也將加入馬來亞聯邦作為反共的橋頭堡，“從1959—1961年的兩年中，英國也相信了以下觀點：如果新加坡不屬于馬來西亞，新加坡和馬來亞最終會敗于共產主義者?！?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Statement:Text of Speech by the Prime Minister,Mr. Lee Kuan Yew, on his Motion on Malaysia Agreement in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Tuesday, July 30 1963, 1ky/1963/1ky0730.doc.

新加坡意圖加入馬來亞聯邦，但是一直受到馬來亞政府的質疑，“新加坡超過了百分之七十五是華人，人民行動黨盡管在表面上是代表多元種族的利益訴求，但展現出來的確實是華人政黨的面貌”，*Micheal Leifer, “Singapore in Malaysia:the Politics of Federation,” Journal of Southest Asian History,Vol.6, 1965, pp.54-70.這與在馬來人占據主導地位的馬來亞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阿卜杜勒·拉赫曼本人也極不贊成新加坡加入聯邦，他擔憂“如果華人占據主導地位的新加坡加入聯邦，這會使得華人(而不是馬來人)成為最大的種族群體”，“1960年，聯邦中的馬來人是310萬，華人是230萬，如果新加坡加入，則華人達到360萬，這將在數量上超過馬來人?！?Albert Lau, A Moment of Anguist:Singapore in Malaysia and the Politics on Disagreement, 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 1998, pp.10-11.它會使得華人的議席位置增加，這可能會危及馬來人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因而加入到馬來西亞聯邦已經是步履維艱。而此時，本該是僅僅涉及華人問題的“血債”再一次提出很明顯會使得雙方關系更加僵化，加重已不平衡天平的砝碼，勢必造成傾斜。李光耀也為此感到為難，“合并的日子越來越迫近，中華總商會的領導人這時不斷催促我同日本解決“血債”問題……于是以當時外交事務還由英國人掌管為由，便要求英國人向日本提出“血債”問題”。*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Chinese Student Edition):Memoirs of Lee Kuan Yew,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Straits Times Press Pte Ltd, 2015.為了維持與馬來亞政府的關系，人民行動黨于情于理都不愿意使得“血債”問題擴大為政治問題。

(二)奉行多元民族政策

有著“世界人種博覽館”之稱的新加坡，是個多元民族國家。人民行動黨一直謹小慎微地維持著不同民族之間的平衡，加強民族間的融合?！霸?962年3月，中華總商會要求對肅清屠殺中的受害者進行經濟賠償來解決‘血債’”*Kevin Blackur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Sook Ching Massac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ivilian War Memorial of Singapore,”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73, Part 2, No.279(December 2000), pp.71-79.，而肅清屠殺中涉及的對象主要是華人，因而“血債”的賠償本應該僅僅是華人的利益訴求，這也是中華總商會一開始提出來的口號，但這會在無形之中觸動其他民族的情感。相比于華人，盡管其他民族在日本占領期間的境遇要好，但也直接或間接地經歷了日本占領時帶來的不幸。若政府出面僅僅是以華人利益為導向，則很可能會觸碰其他民族敏感的神經線，不利于國內民族融合，更和人民行動黨一直將建立多元民族國家奉為圭臬的精神不相吻合。更為重要的是，一旦獲得經濟賠償，該筆資金該如何分配？政府出面解決問題勢必要衡量各民族間的利益。稍微處理不當便會出現各種族之間的利益失衡，進而導致族群沖突，新加坡內部民族認同建設便會步履維艱?！叭嗣裥袆狱h想讓新加坡建設成為以‘道德和知識’為標榜的‘精英社會’，而不是以種族身份和宗教作為社會象征和評判的標準”*Zhang Wei-Bin, Singapore’s Modernization Westernization and Modernizing Confucian Manifestations,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2, pp.63-65.。亞歷克斯·喬西也認為，“‘血債’問題存在著一定的危險性，可能會使得本和諧的華人‘資本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反對已經當選的政府”*Alex Josey, Lee Kuan Yew: the Crucial Years, Singapore: Times, 1980.。故而該問題一經提出，即使官方層面沒有反應，李光耀卻多次表示，整個新加坡人民在屠殺中遭遇了不幸，“血債”問題不只是華人問題，而且是整個新加坡人民的問題，意圖將問題引向另一個發展軌道。

(三)牽制中華總商會，吸引日本投資

繼承殖民時期發展的經濟模式，新加坡經濟發展主要依靠轉口貿易，但這種發展模式無法為不斷增加的人口提供充分就業，其結果便是“新加坡高失業率及普遍的貧困”。*Ian Patrick Austin, Goh keng swee and Southeast Asian Governmence,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2004, pp.71-72.針對這種困境，荷蘭經濟學家阿爾伯特·溫斯米厄斯提出一些方案，解決之路在于實現新加坡的工業化，擴大工業部門；吸引外資，鼓勵地方和國外的企業聯合投資。溫斯米厄斯進一步呼吁，“需要政府在某種程度上的干預，而不能僅僅依靠地方商人和投資方單獨發展”。*John Drysdale, Singapore:Struggle for Success,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Pte Ltd, 2010, pp.250-252.根據他的報告，人民行動黨在1961年建立經濟發展局，并實行工業五年發展計劃。*John Drysdale, Singapore:Struggle for Success,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1984, pp.252-253.

在初步穩定政權后，人民行動黨開始將日本作為主要的外資來源地。在李光耀看來，“日本相比于世界其他的國家，能提供最廉價的技術和管理經驗”*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Statement: Text of speech by the Prime Minister, Mr. Lee Kuan Yew, at Malyasia Solidarity Day Mass Rally and March-Past on the Padang on Sunday, 25 August 1963, 1ky/1963/1ky0825.doc. Micheal Leifer, Singapore’s Foreign Policy: Coping with Vulnerability, Psychology Press, 2000, p.124.，并且人民行動黨還對日本工業組織極其感興趣。此種情形之下，日本公司在新加坡發展各類項目，如房屋建設以及出售消費品都享有優先權，這在一定程度上打壓了中華總商會的經濟地位，一時之間，日本也就成為了中華總商會的眾矢之的。中華總商會意圖利用“血債”問題對其進行回擊。有意識地組織對肅清屠殺中受難者的尸骨進行挖掘，并煽動華人團體要求日本對此賠償，以擴大其影響力。并進一步激發華人反日情緒，打擊日本對新加坡的投資，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這種意圖在1963年9月24日，中華總商會發動對日的抵抗運動中可側面反映出，“該場運動直接指向日本向新加坡輸入的商品，而并沒有反對日本向新加坡提供服務”。人民行動黨認清了中華總商會的意圖，同時為了維持和日本經濟上的聯系，推動國家工業化的進展，當然不樂意將該問題擴大化。

直到1963年人民行動黨態度開始明了，公開表明支持并參與“血債”集會。人民行動黨態度轉變之因主要是：基于維護政治的穩定，鞏固政權的領導地位。就在國內華人團體、報刊一浪高過一浪呼吁人民行動黨應該承接該責任之際，恰好趕在李光耀為1963年大選策劃之時，人民行動黨只有將該問題從中華總商會承接過來，并將之引向良性的方向發展，才能維護國內的政局穩定，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同時，凱文·布萊克伯恩也談到，“李光耀加入到群眾運動中來，并不是為了報復日本沒有即刻解決‘血債’問題，而是為了接管并控制該行動，避免其政治敵人利用并使其勢力發展起來”，*Kevin Blackburn, Forgotten Promises:Constructing the Civilian War Memorial and Setting the “Blood-Debt”, p.121.以鞏固自身政權。此處的政治敵人暗指聯合人民黨和親共的社會主義陣線，它們被學者稱之為“新加坡歷史上最有力量的反對勢力”。*Hussin Mutaib, Parties and Politics:A Study of Opposition Parties and the PAP in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4, p.73.社會主義陣線將中華總商會提出的“血債”運動視為代表新加坡多數種族華人的利益，因而它們能更好地被用來反對人民行動黨。*Jung Yun Kwok, Voices of the Fallen: Singapore and Australian Memories of the Fall of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Thesis Collections, 2010, p.236.早在1962年2月15日，社會主義陣線已經宣告支持中華總商會的要求：呼吁日本政府對肅清屠殺中受害者的家屬做出經濟賠償。中華總商會公開地向政府施壓，希望政府“不要逃避向日本索求經濟賠償的責任”。當中華總商會進一步提出發起“血債”的群眾集會時，人民行動黨的情報機構發文稱：“社會主義陣線親共分子正試圖利用此次群眾集會來進一步抵抗馬來西亞聯邦并造成政治上的動蕩……并利用中華總商會來激發人民的情感、引發社會事件……他們希望國家處于騷亂和平民混亂的情景之下”。*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Statement: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Mass Rally of Japanese Reparations, 22 August 1963.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Statement, Pro-communist Trade Union and other Anti-Malaysia Elements Preparing to Creat Disturbances, 24 August 1963.李光耀也將其視為社會主義陣線反政府的一個契機， “社會主義陣線及共產主義分子將‘血債’集會視為增強勢力的機遇”，如此箭在弦上之際，人民行動黨承接“血債”問題的領導權，并使得該問題政治化，很好地控制了該問題發展的態勢。

1966年，李光耀在對中華總商會發表的政論中談到對“血債問題”的看法：“但是我認為這些尸骨和所有過去的悲傷應該讓我們思考比“血債”更為重要的事情：你能確保，這種事情(肅清大屠殺)不會再發生嗎？上一次有多少人死亡？1萬？2萬？可能達到了5萬吧。世上如果存在著某種錯誤，我想那就是某些人只顧著去收拾尸骨，沉浸在悲痛中所導致的吧！南部越南發生的事就給了我們一些教訓。希望中華總商會代表的華人能忘卻傷痛，面向未來?！?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Statement: Transcript of a Speech by the Prime Minister, Mr. Lee Kuan Yew, at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n 4th July, 1966, 1ky/1966/1ky0704.pdf.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人提倡務實主義，在選擇性的記憶中，盡量過濾掉傷痛，期望在保持和日本經濟聯系的框架下，維護國家的穩定。

1966年10月25日，日本外相椎名悅三郎訪問新加坡，作為阻礙新日關系的一大癥結——“血債”再一次被提上了議程。26日，雙方就宣告，該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協商的結果是：日本向新加坡提供2500萬馬來幣的補助金及在“特殊項目上”提供2500萬元馬來幣的貸款。人民行動黨對于如此迅速達成協定給出的解釋是：希望新加坡能進一步加深和日本的友好合作關系。而中華總商會為人民行動黨在達成協定之時并沒有征求其建議，且與原先提出的日方賠款5000萬元馬來幣的要求不相吻合而感到不滿，并提出批評。*轉引自：Sin Chew Jit Poh 27 and 30 October 1966.針對于此，李光耀向中華總商會新任主席黃祖耀做出解釋，呼吁其應考慮現實的需要，“我們理應把國家的工業化放在第一位，不應認為錢就能彌補人民的損失，必須讓過去的就此過去，因為無論如何我們都改變不了歷史事實。我們必須接受日本為彌補而做出的姿態，新加坡的生存并不是僅僅依靠日本給予的5000萬”。*轉引自：Sin Chew Jit Poh 1 December 1966.木已成舟，中華總商會也不得不接受了這個事實。值得稱贊的是，“血債”問題的解決并沒有在華人團體引發任何形式的抗議，《星洲日報》的主編甚至認為，即使5000萬并不是一大筆金錢，但是日本在解決該問題的真誠值得我們贊賞。人民行動黨在處理該問題上是成功的，出于對現實的考量，選擇“淡忘”歷史，強調和日本間的合作關系。李光耀在東京的一次采訪中被問及對“血債”賠償的看法時，他坦言道：“首先，我認為金錢不可能完全彌補日本占領時對新加坡人民帶來的傷痛。盡管很多東西不可能用金錢來衡量，但是日本已對此有所表示，而且我們也已經接受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倡導面向未來，雙方建立和平合作的關系，這也有益于世界和平?！?The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 Mr. Lee Kuan Yew, Interviewed by Professor Shinkichi eto of Tokyo University at nhk Television Studio, Tokyo, on 16th October, 1968, lky/1968/1ky1016c.doc.這就是當時人民行動黨對“血債” 問題的基本立場，強調不忘歷史，卻也不會因歷史而阻礙國家的經濟發展。

結 語

人民行動黨在面對來自民眾感情與呼聲的挑戰中，采取了兩方面的措施：1.向民眾說明“血債”問題是代表新加坡人民的呼聲，而不僅僅是華人的訴求，以此表示政府是與整個新加坡人民站在一起的。這凸顯了政府的意圖：加強新加坡的民族認同建設，這為新加坡的國家發展打下了基礎。在其發展的歷程中，政府的每一項政策都極力體現民族融合的理念，也使得新加坡國家成為民族認同建設極為成功的典范。在此層面上，人民行動黨對肅清大屠殺記憶的構筑具有選擇性，突出各民族生死與共的共識。2.日本方面，人民行動黨聲明政府依舊會盡責任保護日本在新加坡人民的人身財產安全，希望“血債”問題的解決和日本的投資不會受到影響，這是十分理智的行為。在此層面，人民行動黨對肅清大屠殺的歷史記憶是立足于當下，具有歷史現實性，適應了新加坡當時經濟發展的需要。

新加坡政府做出的回應是有效的。雖然沒有完全達到中華總商會當初提出的目標，但政府把“血債”引入到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來，使得該問題良性發展并最終得以解決。一方面，政府傾聽民眾的呼聲并卓有成效地解決了他們所關心的問題。另一方面，根據國際通用的戰爭法規與道義原則，把日本成功地拉上談判桌并促使問題得以化解。國家的根本在于人，政府有責任引導人們共同實現公平正義，這就要求避免與民眾對立，避免事態升級，把事態的發展引入到民主與法制的理性軌道上來解決。新加坡政府面對“血債”的“挑戰”與“應戰”的方式，值得我們反思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