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導國際管制的先行者
——尼爾斯·玻爾的原子能國際管制思想及其實踐(1943—1944)

劉 京

尼爾斯·玻爾是丹麥籍物理學家，對于20世紀量子力學的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關于玻爾在物理科學上的建樹，以及其在物理學史及哲學方面的貢獻，此前已有多位學者進行了研究。*從搜集到的現有文獻來看，對玻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在物理學以及物理學衍生領域方面的貢獻，其中尤以玻爾文獻館長芬·奧瑟若德以及戈革的成果最為眾多。另可參見戈革：《有關尼爾斯·玻爾的文獻概況》，《物理》1985年第11期，第644—649頁。然而，還很少有學者關注玻爾所提出的原子能國際管制思想，從現有成果來看，只是在討論玻爾“開放的世界”的思想與活動時才會偶爾涉及。*涉及到這一內容的著作有：芬·奧瑟若德：《引言》，載[丹] 尼爾斯·玻爾：《尼爾斯·玻爾集 第11卷，政治論壇：1934—1961》，戈革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美]派斯：《尼爾斯·玻爾傳》，戈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丹麥]尼爾斯·布萊依耳：《和諧與統一》，戈革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張來舉：《尋求和諧的世界——哲人科學家尼爾斯·玻爾》，臺北：業強出版社，1995年。論文有：Barton J. Bernstein, “The Quest for Securit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 1942-1946,”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60, No.4(Mar., 1974), pp.1003-1044；Finn Aaserud, “The Scientist and the Statesmen: Niels Bohr’s Political Crusade during World War II,”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Vol.30, No.1(1999), pp.1-47；李勝凱：《二戰后美國原子能國際控制政策的形成及失敗》，《齊魯學刊》2004年第3期，第70—75頁。其中，《尼爾斯·玻爾集 第11卷，政治論壇：1934—1961》(以下簡稱《玻爾集》第11卷)，匯編了眾多玻爾政治活動的檔案文獻，是本文主要的史料基礎。本文利用已有的文獻史料，探討二戰期間玻爾的原子能國際管制思想及其實踐歷程。之所以將時間范圍限定在二戰時期，主要由于玻爾在這一時期最終確立了其原子能國際管制思想，并加以實踐；而在二戰以后，玻爾只是延續著這種思想與實踐路線。

一

1885年10月7日，尼爾斯·玻爾生于哥本哈根。1903年，他進入哥本哈根大學數學與自然科學系，主修物理學，也由此開啟了在物理學諸多課題領域開疆拓土式的征程，一次又一次取得理論方面的重大突破。玻爾也因此而獲得了很多殊榮，1916年，年僅31歲的他就成了哥本哈根大學物理學的教授，次年當選為丹麥皇家科學院院士，并于1921年創建了哥本哈根理論物理研究所并在此后長期擔任所長。玻爾將青年時代的精力都投注在物理學領域難題的攻關，在中晚年則主要致力于“開放的世界”這一理念的宣傳和推廣。概括說來，“開放的世界”是玻爾在面對核時代的到來，為避免軍備競賽以及由此會對人類社會造成的危害而提出的一套理念的總稱，涉及到軍事、科技、國際關系的方方面面，核心則是通過分享與合作，創建一個和諧的國際社會。*關于玻爾的“開放世界”的內涵，可參看Erik Rüdinger、趙從龍：《尼爾斯·玻爾的開放世界》，《科學對社會的影響》1985年第1期，第22—24頁。而玻爾于二戰期間所提出的原子能國際管制思想則是其“開放世界”理念中最核心的一部分。

玻爾在原子彈研制成功前就率先提出了原子能管制思想，其實質性內容是主張在核技術領域實現信息開放與情報分享，從而達成國家間的合作。實際上，玻爾此時提出的這種理念，既是對時局所做出的一種反應，也是對此前已有思想的一次全方位的整合與概括。開放、分享與合作這些構成他思想的內核，并非短時間內同時迸發出來的，而是以其科學事業為基礎，在廣泛的國際交往互動中不斷累積形成的。玻爾在哥本哈根大學建立起來的理論物理學研究所自成立以來，就因其創辦國際研究所的理念而吸引了世界各國的物理學家們前往，并由此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合作風格。國際研究所成功的創辦經驗增強了玻爾的信心，因此20世紀30年代，當一部分蘇聯籍物理學家的國際交流受到來自蘇聯政府的阻擋時，他便試圖通過疏通與蘇聯的關系，來繼續科學領域的自由交流。1934年在蘇聯召開的國際理論物理學會議促成了玻爾的訪蘇之行。蘇聯國內的科學發展環境令玻爾印象深刻，他在當時接受《消息報》的采訪時一方面呼吁在國際交往層面，科學家們之間的關系應當更加開放，另一方面，他就已經表達出了對于推進國際間合作的想法，認為政府應該加強推動。

作為多年投身于科學事業的資深工作者，玻爾始終認為，不管在任何時候，科學都應是一種國際性的事業。但二戰前夕國際局勢的變化，使得玻爾在推動“開放的世界”理念的實踐中面臨著嚴重的危機，為了擺脫國際科學界所面臨的困境，玻爾進行多方嘗試，以期打破由于納粹橫行而阻斷的科學交流，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玻爾萌生并形成了自己的原子能國際管制思想。1939年9月發端于歐洲中心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火速推進著。1940年4月9日，德國占領了丹麥，戰火由此蔓延到了玻爾的祖國。1941年9月，德國原子彈研制工程項目的負責人沃爾納·海森堡以開會為由，前往哥本哈根。玻爾于海森堡而言亦師亦友，在這次交談中，玻爾第一次得知德國正在進行中的原子彈研發工作，但他當時并不看好原子彈的研制前景。1943年玻爾接到英國政府的邀請于10月6日乘轟炸機到達蘇格蘭，次日到達倫敦，在倫敦短暫停留后于1944年元旦到達了美國的洛斯·阿拉莫斯，并在那里展開了為期三周的活動。而正是這段時間不長的英美之行，直接促成了玻爾原子能管制思想的成型。

玻爾在1943年秋剛到倫敦時，就從英國實驗物理學家查德威克那里了解到了原子彈當時的發展狀況，并很快得到英國原子能工程負責人安德森的接待。而他到美國之后，更是親眼見識了美國浩大的曼哈頓工程，他一方面親身參與解決了曼哈頓工程中的技術問題，更意識到“一種特別的危險也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Margaret Gowing, 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45, London: Macmillan, 1964, p.348.1944年2月16日，玻爾通過致信安德森，首次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原子能國際管制思想。這些思想包括：其一，如果不實現對原子能的管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紤]到科技領域的可能發展，任何常規的手段都無法達到真正安全的目標。其二，要實現管制，就要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達成一項普遍的協議。這種協議，不僅涉及技術和行政問題，而且要求信息交換，要求開放軍備方面的努力，同時要保障各參與國的共同安全。若非如此，就不可能達到共同管制的目標。其三，具體的管制途徑，可以通過聯合國家內部的合作來完成。但對這一點，玻爾說得比較模糊。其四，在這種管制機制建立的過程中，科學家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信的結尾，玻爾還借助英國駐華盛頓大使哈里法克斯，表達出解決此問題需要及早注意，從而不錯失時機。*玻爾致安德森的信，1944年2月16日，[丹]玻爾：《玻爾集》 第11卷，第78—79頁。

二

玻爾2月16日的信中所提及的原子能國際管制的問題，很快就在英國高層政治人物的通信中得到了回應。1944年3月21日，安德森在寫給丘吉爾的信中，針對英國的核研制計劃即“合金管”(Tube Alloys)的政治意義提出了他認為英國可以做出的兩種選擇：一種是“形勢特別兇險的軍事競賽，那時美國或是美國和英國結成的同盟將在一段時間之內在競賽中享受一種脆弱的、不可靠的優勢”；另一種是設計出一種國際控制的形式，“這種國際控制將保證，亞原子能量如果最終能夠應用的話，必須只應用于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不負責任地作為一種軍事的或經濟戰的武器來應用”。對于擺在面前的這兩種選擇，盡管“設計任何一種有效的國際控制方案都將是一件困難性極大的事，”但他確信，英國必須要致力于有效的國際控制，而且任何國際組織的計劃都必須將“合金管”的潛力考慮在內。從這一段內容來看，玻爾通過國際組織來實現原子能國際管制的思想得到了安德森的認同。對于玻爾16日信的結尾所提及的倡導國際管制的時機問題，安德森在如何處理同美國關系的問題上感到犯難，因為他根據同美國打交道的經驗，認為美國可能不愿意通過共享而實現管制?！皼]有他們，我們就不能在這個方向上有任何動作。事實上，甚至只和他們在一起，我們也將很難帶頭行動”。安德森希望前往美國的玻爾能夠發揮他在信中所說的科學家可以起到的一種作用，從而促成原子能的國際管制。

安德森的認同更讓玻爾信心倍增。玻爾從美國返回后，4月29日在與蘇聯科學家卡皮察的通信中，對達成國際合作的前景非常樂觀。玻爾在信中說：“當我在英國和美國旅行時，我曾見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的對國際科學合作的熱情，這是對我最大的鼓舞；你知道，我一直在這種合作中看到一種真實的普遍理解的最光明的希望?！倍也栒J為，由于蘇聯在二戰中抗擊德國方面的重大貢獻，這種合作會更為順利地達成。*玻爾致卡皮察的信，1944年4月29日，《玻爾集》第11卷，第194頁。

5月9日，玻爾致信安德森，希望能在返回美國前見到丘吉爾，并轉達美國總統的信息。*玻爾致安德森的信，1944年5月9日，《玻爾集》第11卷，第195—196頁。玻爾的請求很快得到了滿足。16日，玻爾在唐寧街10號得到丘吉爾的接待。由于丘吉爾當時正忙于諾曼底登陸的準備工作，而且會談的大部分時間丘吉爾都在和他的私人科學顧問徹韋爾爵士談論“合金管”方面的英美關系，玻爾陳述觀點的時間并不多。在玻爾半小時的發言中，丘吉爾一直沉默不語，而后突然站起來并打斷玻爾的講話。他轉過身對徹韋爾搖了搖頭，問道：“他究竟說了些什么？是關于政治還是關于物理？”丘吉爾強烈反對告訴斯大林原子彈的事。他告訴玻爾，原子彈不會改變戰爭的原則，戰后問題可以由他自己和羅斯福來處理。當玻爾問是否以后可以給丘吉爾寫信時，丘吉爾答復說，收到玻爾教授的信他“永遠會感到榮幸，但他希望那不是談政治的信”。*[德]羅伯特·容克：《比一千個太陽還亮：原子科學家的故事》，鐘毅等譯，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1年，第121頁；Davi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56,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18-119；芬·奧瑟若德：《引言》，《玻爾集》 第11卷，第26—27頁。

盡管如此，玻爾還是在5月22日給丘吉爾寫了一封“談政治”的信。在信中，他再次強調了原子知識的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可能造成的軍備競賽，以及政治家在實現原子能國際管制中的作用。*玻爾致丘吉爾的信，1944年5月22日，《玻爾集》第11卷，第86—87頁。但是，丘吉爾批示說：信沒有什么新意。玻爾勸說英國高層接受其國際管制思想的路徑就這樣中斷了。

但是玻爾繼續為其管制計劃而努力著，他把目光轉向了當時核研制最先進的美國。7月3日，他撰寫了一份內容涉及眾多方面的備忘錄，其重點在于強調要通過原子彈的管制計劃來實現國家間的互信。他稱，在戰爭的這種特殊時刻，要進行管制計劃似乎不合時宜，但如仔細考慮，這種計劃作為鼓勵互相信任的手段卻很重要，如果等待戰爭的發展、新武器的完善，對這種信任只能造成破壞；要預防原子武器的可怕競賽，就要倡議強國之間的合作；如果聯合國家認真考慮這個問題，大國要在合適的管制安排方面做出一定的妥協。*備忘錄，1944年7月3日，《玻爾集》第11卷，第94—95頁。玻爾把這封備忘錄給了他的密友、羅斯福的私人顧問同時也是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的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7月5—6日，玻爾在給法蘭克福特的信中說，希望聽取后者的建議。*玻爾致法蘭克福特的信，1944年7月5日，《玻爾集》第11卷，第201頁；玻爾致法蘭克福特的信，1944年7月6日，《玻爾集》第11卷，第201—202頁。

7月10日，法蘭克福特回信說，玻爾的備忘錄非常妥當，“準確地適應于它所應適應的目的?！辈坏绱?，法蘭克福特還不無夸贊地說：“我不禁要說，你正在用一種不負事業之所望的精細和智慧引導著對人類至關重要的一些事情。我確實希望事態會漸入佳境?！?法蘭克福特致玻爾的信，1944年7月10日，《玻爾集》第11卷，第202頁。在與玻爾多次長談后，法蘭克福特也開始相信，美國的核事業無法向蘇聯保密。理由有三個：1.蘇聯有非常杰出的科學家，尤其是像卡皮察，通過此前的經驗，他們對這些問題完全熟悉；2.即便不是結果或者方法方面的泄露，知識一定也不可避免地會慢慢滲透進俄國；3.德國人也開展了的積極研究，很快他們的知識就會向俄國人開放。法蘭克福特認為，恰當的坦白不會有任何風險，相反，保守秘密或許會造成嚴重的后果。他的建議是，在確保有效的保護措施和制裁建立前，不泄露根本性的知識，在此話題上對俄國公開，將不會讓他們得到任何他們尚沒有準備好或短時間也不可能準備好得到的實質性東西。*Letter from Felix Frankfurter to President, September 8, 1944,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cy, Vol.43, pp.295-297.而玻爾的備忘錄，經法蘭克福特也轉到的羅斯福手中。

8月26日，在法蘭克福特引薦下，玻爾與羅斯福有過一次短暫的交談。出于安全的原因，也為了避開新聞界，玻爾從后門進入了白宮。他督促羅斯福，美英應告訴世界關于原子彈的情況，以便努力達成一項國際管制計劃，停止致命的武器競賽。*Richard G. Hewlett and Oscar E. Anderson,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Volume Ⅰ1939-1946: The New Worl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1990, p.326.羅斯福當時的反應如何，檔案未詳細記載，據《比一千個太陽還亮》一書推測，他顯然是不同意玻爾的，因為羅斯福覺得現在談這個問題還為時過早，而且因談話時間太短，玻爾也未把問題展開。*[德]羅伯特·容克：《比一千個太陽還亮：原子科學家的故事》，第121頁。不過，也有一些資料表明，羅斯福對玻爾的陳述很感興趣。羅斯福說他已經閱讀了玻爾之前的備忘，他給玻爾解釋觀點的機會，對玻爾的觀點充分賞識。他甚至同意，早日同蘇聯接觸不會有什么損失，反而會有很多收獲，同俄國人的諒解可以達成。在羅斯?？磥?，斯大林是“現實主義的思想者和有理性的人”。玻爾自己總結，會晤“在每一方面都十分令人滿意”，羅斯福愿意再接見玻爾。*玻爾致安德孫的信，1944年9月12日，《玻爾集》第11卷，第209—210頁。實踐證明，玻爾的這些想法未免過于樂觀。

不論此前在會談是通信中的溝通進行的有多么熱火朝天，中肯地說，玻爾的活動并未有很多收效，不僅如此，對于玻爾來說，一份備忘錄的簽署讓情勢急轉直下。在1944年9月11日至16日召開的第二次魁北克會議上，美英名義上是討論軍事問題，實際上是協調戰后的歐洲政策，主要是如何抑制蘇聯擴張的問題。這次會議進一步定下了嚴防蘇聯的調子。緊隨其后，9月18日，羅斯福和丘吉爾簽署了《海德公園備忘錄》，該備忘錄內容短小精悍，總計達成了三項內容。*Hyde Park Memorandum, September 18, 1944,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cy, Vol.43, p.298.針對玻爾此前主張的“公開”，備忘錄的第一項內容就針鋒相對指出不接受向世界公布“合金管”情況的建議；而第三項更是明確將矛頭直指玻爾，規定對玻爾的行動進行調查，采取措施保證他不泄露任何情報，尤其是不能將消息泄露給俄國人。這份兩國最高首腦簽署的備忘錄，正式明確了英美反對在核問題上信息“公開”、反對與蘇聯進行合作的立場。因而，《海德公園備忘錄》的簽署能夠被視為官方意義上宣布了玻爾將近一年的多方奔走活動的失敗。

可以想象玻爾對此結果的錯愕，因為就在幾個月前，他還對盟國能夠達成合作感到信心滿滿。10月6日，玻爾也以一份備忘錄的形式，對《海德公園備忘錄》針對自己的第三項內容進行了辯駁，“關于我有欠忠誠的整個問題，依據的一定是美國政府這邊的一種誤解。這種誤解起源于我的一種責任，即把我在僅和英國政府及美國政府有關的一些微妙問題上的那些活動，和我在計劃的技術工作中的參與完全分開。事實上，我曾用最大的謹慎在我的機密關系方面保持忠誠，從而當美國組織的官員們用我不知道的方法來了解我的活動時，他們就可能得到了錯誤的印象，認為我可能違反了‘安全規則’，因為我和一些人士談到了計劃，而他們認為那些人是無權知道這一計劃的?！?玻爾的備忘錄，1944年10月6日，《玻爾集》第11卷，第214頁。無論玻爾感到如何不公，如何憤懣，他推動英美兩國政府實踐原子能國際管制的實踐，到此不得不畫上一個句號。

三

玻爾的原子能國際管制實踐在1944年之所以會遭遇失敗，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要因素來源于社會制度的差異。自十月革命以來，以英美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將社會主義制度的蘇聯看成是洪水猛獸，兩種意識形態的對立已經確立。二戰中，也只有到了十分危急、別無選擇的時刻，西方才會考慮與蘇聯進行合作，即便如此，西方國家與蘇聯之間的猜疑與防范仍隨處可見。丘吉爾曾向美國進言，“威脅來自東方”，*[美]麥喬治·邦迪：《美國核戰略》，褚廣友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第146頁?！奥D工程”的軍事負責人格羅夫斯的說法則為“東方”做了注腳：“俄國是我們的敵人……曼哈頓工程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開展的”。*Barton J. Bernstein, “The Quest for Securit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 1942-1946,”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60, No.4(Mar., 1974), p.1004.臨近二戰結束時的國際局勢，大到外交戰略的部署，小到具體事件的處理，基于社會制度的分野而形成的分歧逐步顯露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想讓英美資本主義國家在核問題上向當時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共享資料，那無疑是天方夜譚。

其次，源自于原子彈之于保障大國地位的意義。當時美國舉全國之力，從事耗資巨大的“曼哈頓工程”，英國也參與了美國的原子彈研發工程，貢獻了大量的腦力資源，即便如此，英美兩國之間在情報分享一事上都齟齬不斷，更不用說是與蘇聯談合作。更重要的是，臨近戰爭尾聲，美國越來越意識到原子彈在保障大國地位和增加對蘇心理優勢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意義。然而，玻爾的想法與英美政治家們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馳。玻爾始終強調，無論英美奉行何種保密政策，蘇聯人遲早都會研制出來，既然不存在秘密可言，不如早些進行公開和分享，還可以借此來增進國家間的信任。在二戰末期，原子彈是用于將來政治談判重量級的砝碼，因而玻爾原子能國際管制思想中的分享一說也無從實現。

再次，從玻爾的管制思想構成來看，他沒有給出一個切實可行的執行方案。從始至終，玻爾的原子能管制思想只是提議要尋求彼此的信任以及在情報方面的交換，建立起管制的程序，但是并沒有提出具體的實施步驟。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思想中缺乏可用于實際執行的內容。另外，玻爾在宣傳管制思想的策略上也存在一些問題。他過于倚重了私交所發揮的作用，過高地估計了這種非正式的私人關系在國際政治中所能發揮的作用。玻爾始終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他的建言獻策對政治決策者的影響。

玻爾的實踐在這時遭遇失敗，還與其提出的時機不無關系。玻爾提出原子能國際管制思想時，主要國家還在全力研制原子彈。正如高英所說，當時參與戰時工程的科學家們還在與時間賽跑，將精力全部投入在他們正在解決的技術問題上。*Margaret Gowing, 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45, pp.95-98.而各國政治家們則把關注點放在了原子彈研制成功所能夠帶來的軍事效果和國際影響力。在原子彈還尚未研制成功之前就提出要進行管制，這一思想盡管具有前瞻性，但想讓政治家們去接受，不免有些為時過早。

即便如此，玻爾在1944年所提出的原子能國際管制思想及其實踐依舊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他使得政治家們第一次注意到了東西方之間信息開放的必要性，以及開放對政治世界的穩定性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元素。盡管當時的政治家們不愿聽取，也沒有真心接受，但在后續的歷史進程中，我們會看到這種偉大的思想在實踐中為不同的人所接受、延續和改進。

在之后的1945年，其他科學家也陸續提出類似問題，但他們面臨著同樣的困境。無論是政府外的科學家，如匈牙利籍科學家利奧·齊拉特等向政府請愿不對日使用原子彈，*U.S.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77, Records of the Chief of Engineers, 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 Harrison-Bundy File, folder #76. http://www.dannen.com/decision/pet-gif.html.還是政府內的科學家如羅斯福的科技顧問萬尼瓦爾·布什以及化學家、哈佛大學校長詹姆斯·B·柯南特向政府做的國際管制建議，最終都歸于失敗?？茖W家群體對科學本身的透徹了解，讓他們深切地知道技術和工具理性具有的局限性甚至可能帶來的危害，他們通過呼吁，希望帶動整個社會去了解，也試圖通過政府決策以及政策實施的渠道來更好地解決這種困境，但這通常只是科學家們的一廂情愿。玻爾所面對的制度對立、大國利益考量、方案的具體化以及時機、策略等因素，也是導致這些科學家失敗的重要原因。

正如日后實踐中所表現的那樣，只有原子彈研制成功并用于對日作戰，只有在公眾的關注、科學的反思及整個國際社會的壓力下，各國尤其是美國的政治家才不得不正視這一問題，玻爾及其他科學家有關原子能的國際管制思想才真正為人所重視，并帶動著原子能國際管制機制的初期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