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生眼里的考古學

曾舒敏 潘碧華

摘要：本次調查主要關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考古學在中學生眼中的形象，二是中學生對考古學的認知程度。調查結果表明，當代中學生對考古學的認知還存在比較大偏差，深度也相當有限。本文在此基礎之上，對這一現狀的成因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改進建議，以期能對公眾考古工作在中學生群體中深入開展提供思路。

關鍵詞：中學生；考古學；公眾考古

大概每個考古人在成長的道路上都難免會遇到一些令人感到尷尬的問題，諸如：“你們挖出死人的時候不害怕嗎？”或者：“天天接觸古董你們是不是很有錢呀？”更有甚者：“你們這樣和盜墓有什么區別??？”提問者中既有早已熟稔的親朋好友，也有初次見面的陌生人，其中不乏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社會精英。對于任何一個學科來說，普羅大眾長期以來對其構建出的想象，和學科本身的現實情況之間，多少都會存在一些偏差?？脊艑W不僅不是例外，還是表現得最為典型的一個。在我國的教育體系中，考古學屬于大學專業教育的范疇。從小學到高中的教科書中盡管會出現一些與考古學相關的內容，但都是重要考古發現和成果.至于“考古學是什么”幾乎沒有涉及。因此，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可能終其一生都不會接觸到考古學的專業教育，他們對考古學的認知主要來自于日常接觸到的一些零散的、片段的，甚至是錯誤的信息。

本次調查的對象限定為中學生，從最終獲得的數據來看，主要為高中生，尤其是高三畢業班的學生占到了絕大多數。選擇中學生作為調查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年齡段的青少年有極強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如果這些孩子對考古產生了興趣，將來很有可能選擇深造和從事這一學科和行業的。另一方面，哪怕他們終生都是考古的門外漢，如果能培養這一年齡段的青少年對這一學科擁有合理的、科學的認識，那么對考古學在整個社會上的傳播和推廣，都將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調查以問卷的形式進行。問卷設計主要分為三部分。一是調查對象的自評，即受訪者自認為對考古學的了解程度。二是客觀評價，通過對考古學家形象的理解、對考古發現的了解程度等指標，試圖還原受訪者對考古學認識的真實情況。第三部分著眼于對現狀的改進，通過調查了解何種方式可以幫助中學生更好地認知考古學。根據所處組別的不同，受訪者會被要求回答12至13道題.問卷的設計和撰寫也使用了中學生較為熟悉和容易接受的，比較輕松詼諧的語言。

本次調查在2017年6月進行，總共發放問卷105份，回收有效問卷100份整。所得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下上海中學生對考古學的認知程度，也為日后公眾考古工作的努力方向提供了一些思路。

一、受訪對象自評：中學生對考古學的了解程度

在全部的受訪者之中，認為自己“對考古學有一定了解”的人數占43%，“對考古學只聞其名”的占44%，兩者構成了受訪群體的絕大多數。有4%的同學表示從未聽聞考古學這一學科.另有9%的同學表示有投身這一學科的意向（圖一）。整體結果基本呈現正態分布。據此可將受訪者分為四組：A組，有意投身考古學；B組，對考古學有一定了解；C組，對考古學只聞其名；D組，對考古學一無所知。

針對A、B組，問卷進一步調查了他們獲取考古學知識的信息渠道，該題為多選題，有“大眾媒體”、“影視作品”、“文學作品”、“課外實踐”、“學校教育”、“親友中的考古業內人士”和“其他”七個選項（圖二）。結果表明：大眾媒體（如報章雜志、電視節目）是其中最主要的渠道.該組受訪者中有55.77%選擇此項；另外兩個主要信息來源是影視和文學作品，分別為38.46%和26.92%；此外各有19.23%和26.92%的該組受訪者表示學校教育和課外實踐也是他們了解考古學的渠道。這組數據反映了大眾媒體和文學影視作品在中學生中的影響力。但是，大眾媒體往往以娛樂性為重，以話題性和曝光度為第一要義，所做的宣傳報道在很多時候并不一定保真；而且大眾媒體的熱點更新迭代極快，往往剛剛引起人們注意，就被信息的海洋所淹沒，內容的深度得不到保證。文學影視作品則出于銷量和票房的考慮，往往會對人物和事件進行虛構或藝術加工，它們所反映的考古學往往是扭曲的、不真實的。而信息質量有保證的學校教育和課外實踐，從中發揮的作用還相當有限。因此，這些自認為對考古學有一定了解的同學是否建立起了對考古學正確而深入的認識，尚可存疑。

針對C、D組，問卷進一步調查了是什么阻礙了他們去了解和認識考古學，也是多選題（圖三）。在六個選項中，“離日常生活太遠，平時涉獵不到相關題材”成為了最主要的原因，這兩組有近80%的受訪者勾選了這一選項。除此之外，考古學似乎也面臨著和其它文科基礎學科一樣的質疑——“學這個有什么用？”約四分之一的受訪同學表達了這樣的疑惑。這種“凡事必須有用”的急功近利思維，一定程度上可能是近幾十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即便不談考古學對于重建歷史、幫助現代人認識過去的學術價值，考古學對于我們保護傳承人類文化遺產、服務當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現實意義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造成這種疑惑的主要原因還是由于這些受訪者對考古學知之甚少，僅有的一點認識也是膚淺而片面的。此外，還有12.5%的受訪者表示有了解的意愿，但沒有合適的渠道。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當前公眾考古工作尚有盲點，需要我們做更多努力。

二、客觀評價：中學生對考古學家和考古發現的認識

除了讓調查對象進行自我評價以外，問卷中還設計了兩道問題.用以了解中學生眼中考古學家的形象，和他們對于重大考古發現的認識情況。由此直接考察中學生所認為的“考古學”，與真實的考古學之間是否存在偏差。

問卷中對于考古學家的形象給出了一系列的關鍵詞，既有像“挖土的”、“渾身臟兮兮的”這樣較為符合實際的選項，也有“刨墳的”、“尋寶的”這樣的傳統偏見項目；另外還結合最近的熱點，給出了“在故宮修文物的”這樣的迷惑性選項。

從得到的結果來看（圖四），“挖土的”是得票最高的選項，算是基本符合考古學中最基本、最核心的田野考古工作。緊隨其后的是“圍著骷髏轉的”，雖然研究古人骸骨不是考古學研究的全部，但也屬于考古學所關心的內容。以上兩個的數據，反映出同學們對考古學的認識，還算勉強把握住了正確的方向。然而.有過半的受訪同學選擇了“在故宮修文物的”這一選項，顯然是混淆了考古學家和文物修復師的概念。此外，勾選“刨墳的”和“尋寶的”這樣的經典錯誤答案的同學依舊不少。

在對重大考古發現的認識上，將近七成的同學對一年一度的“考古界的奧斯卡”——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一無所知，僅有兩位表示“知道，每年都會關心”（圖五）。而對于具體的考古發現的認知，情況更不容樂觀，絕大部分業內耳熟能詳的重大考古發現，中學生對其所知微乎其微（圖六）。

如果按照對考古學的了解程度（至少是受訪者自認為的對考古學的了解程度）對受訪者進行分組，那么統計所得的數據就呈現出明顯的分層。

C、D組對考古學家的印象失真很嚴重，而且明顯受到傳統偏見的影響。A、B組表現就相對較好。A、B組共52名同學對考古學家的印象關鍵詞的選擇更為集中于“挖土的”和“圍著骷髏轉的”兩個選項。然而非常值得關注的是，盡管考古學家們已經持續多年反復宣傳、再三強調“考古不是挖寶”，但勾選“尋寶的”這一選項的比例，卻和對考古的了解程度呈現了明顯的正相關。仿佛越是對考古感興趣的人，越是關注發掘中究竟出土了什么“寶貝”。這或許是“考古挖寶”的印象過于深入人心，也或許是由于整個社會對考古工作的評價體系還是建立在對出土文物的價值判斷之上。無論如何，這樣略帶諷刺意味的結果應當引起考古學界的思考和重視。

此外，從對一些著名考古發現的認識調查中可以看到更為清晰明顯的分層。對這題的選項使用賦值的方法，“根本沒聽說過”為0分，“僅僅知道名字”為1分，“了解具體情況”為2分。表一至表五為各考古發現的得分情況，表中數據格式為“得分（選擇該項的人數）”；“水平分”由各項考古發現總得分除以樣本數量計算而得，反映了受訪者對該考古發現的認知水平；將水平分求和取平均值，分值越高說明全體或該組別受訪者對考古發現的了解程度越高；其中表一為基于全體受訪者的得分，表二至表五分別為基于各個組別的得分。

從總體情況來看，平均水平分僅為0.67（表一），說明大部分受訪者對于具體的考古發現都存在認識盲區。分組來看，D組平均水平分為0.43（表二），C組平均水平分均為0.48（表三），兩者均遠低于總體平均水平分.但也說明自認為“一無所知”的D組受訪者也并非真的一無所知，他們對考古學的認知其實與“僅聞其名”的C組處在一個相近的水平線上；而對考古學有一定了解的B組和有投身考古事業意愿的A組，平均水平分分別為0.8和1.19（表四、表五）。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A組的得分比其他各組高出許多，但1.19的平均水平分在絕對值上依舊稱不上高，僅僅是勉強落人“僅僅知道名字”這一檔次；而加上B組，總共52人之中有28人（53.85%）對“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一無所知，超過半數。雖然相較于在全體受訪者中得到的68%的數據來說少了兩成，但依舊不是一個理想的結果。甚至，在A組的9名學生中也有2人不知道這一評選的存在，另有1人表示知曉但并沒有興趣關心?！叭珖罂脊判掳l現”之于考古人，宛若奧斯卡之于電影界，普利茨之于新聞界。對于年度全國十大新考古發現評選漠不關心者，可以說尚未踏入學術意義上的考古學大門?？梢韵胍?，中學生對于“考古”所關心的角度和方向，和作為學術的考古學.二者之間還是隔著深深的鴻溝。

綜合以上的各項調查數據可以看出，中學生眼里的考古學還是一個模糊的、扭曲的影子。哪怕是自認為對考古學有所了解的同學，他們眼里的考古學形象，也是和盜墓、挖寶等驚險刺激的冒險旅程糾纏在一起，存在種種認知誤區。他們看待考古學的目光，多多少少帶著獵奇的色彩。是拿著各種辟邪法器“下斗”的吳邪和張起靈（小說《盜墓筆記》中的人物），還是一本正經的李濟和柴爾德，中學生眼中的考古學和考古學家，無疑更偏向前者。批評《盜墓筆記》、《鬼吹燈》等虛構作品誤導受眾，對于現狀的改進沒有任何意義，教育普及和推廣本就不是它們的義務。但區分想象和現實，對中學生進行正確的引導，樹立貼合實際的考古學形象，實乃當下公眾考古的當務之急。

三、關于現狀改進方式的討論

從上述的調查數據可以看出，哪怕是樂于接受新事物、新觀念的中學生，對于考古學的認識也存在很多固有的誤區。消除社會大眾對考古學和考古學家的錯誤認識，還“路漫漫其修遠兮”。

我國目前公眾考古的各種實踐形式，目前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四種渠道：一是以圖書、報刊、影視與新媒體為代表的考古傳媒；二是以通識考古教育、社會講座、考古遺址博物館教育為代表的考古教育；三是以考古夏令營、考古探險和考古體驗等活動為代表的考古活動；四是以考古專題展覽、遺址博物館和遺址公園為代表的考古展示。本次調查將這四種渠道化解為多選題的七個選項，就中學生所期望的了解考古學的方式進行了調查。下面就結果分別討論這四種渠道的可行性和優劣。

1、考古傳媒

回到本文第一部分A、B兩組受訪者對考古學認識來源的調查，勾選“影視作品”和“文學作品”的各占38.46%和26.92%。當進一步詢問當初“啟蒙”他們的具體作品時，《盜墓筆記》和《鬼吹燈》毫不意外的占據多數。哪怕是A組的9位同學之中，也有2位表示引起自己對考古學興趣的影視和文學作品是《盜墓筆記》這樣和真正的考古毫無瓜葛的純虛構作品。這些作品在青少年中影響巨大，通常披著考古的外衣.但其中描繪的人物形象卻和真正的考古學家相去甚遠，其所作所為也和作為科學的考古學背道而馳。如果這樣錯誤的印象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糾正，任由青少年抱著這樣的錯誤認識，不僅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對考古學本身建構自己的正確形象也毫無益處。

但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大眾文化中的流行作品在年輕人中的影響力無疑是巨大的，年輕人的認知和觀念也很容易受到潮流的影響而改變.如果能夠加以正確利用反而會產生正面的積極效果。事實上，在過去幾年之中考古人已經在這一方面做出了許多努力。首先是《考古不是挖寶》、《考古好玩》、《少兒考古入門》等一系列公眾考古書籍出版，為樹立和推廣考古學的正確形象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隨著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平臺的迅速推廣，考古人也搭上了這班“順風車”，借由新技術手段宣傳普及考古知識。如“考古匯”一類的考古公眾號持續輸出著高質量的考古資訊，在社會上也激起了不錯的反響。